南平市图书馆

今年是游酢诞辰960周年，游酢、杨时“程门立雪”920周年，我特撰此文以纪念。
  游酢、杨时“程门立雪”的典故，在历史上树起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典范而名扬天下，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游酢作为一代理学家，其“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也是不容歪曲的。游酢不仅是北宋末的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教育家。游酢的教育思想内涵极其丰富，影响也深远，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也极具借鉴价值。
  一、“程门立雪”，尊师重道、尊师重教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宋代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号豸山先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游酢受理学大师程颢之聘，赴河南扶沟县任县学教职，跟随程颢学习理学，成为程门入室弟子，时年20岁。九年后，游酢29岁，携杨时在颍昌（今河南许昌）向程颢行正式拜师礼。名师出高徒，拜师程颢后，游酢问学更是日益精进，并录有《明道先生语》（明道先生，即程颢），深得程颢、程颐兄弟的赏识。程颢每每与其弟子谈及游酢时，总称道他禀性醇厚、理解力强、勤思笃学，对洛学理喻最为透彻，视之为弟子中佼佼者；程颐也称赞他“灵利高才”。因此，时人及后人都称誉他为“程门四杰之首”。程颢得游、杨之高徒，甚是欣慰并曰：“吾明道遇汝等南方之高足，道南有望矣，吾心甚慰！”因此，当游酢与杨时归闽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后因程颢兄弟陷入党争之祸，程颢被罢去扶沟知县之职，程颐也倍受打压。眼看刚建立不久的新儒学——洛学就要被废，在这紧急关头，游酢挺身而出，接受师托，主持扶沟县学和扶沟书院的工作，亲自为学子主讲，传授师学（即洛学），并坚持3年之久，使洛学的传播没有因老师的遭难而停止。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游酢30岁，登状元黄裳榜进士，调越州萧山（今浙江萧山）尉，而官萧山。元丰八年（1085年），游酢33岁，用侍臣荐，召为太学录。后“闻明道先生讣，设灵位哭于寝门，作行状”①。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游酢41岁，“官博士。偕友中立（即杨时）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即程颐）先生于洛，录有伊川先生语”②。亦是说，游酢41岁时，又携杨时去洛阳拜程颐为师，继续攻读洛学。
  游酢携杨时拜程颐为师，有个千古传诵的典故，即“程门立雪”。何谓“程门立雪”？据朱熹编纂的《河南程氏外书》记载：“……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右三事《二程语录·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师圣，二先生之内弟。”③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知“程门立雪”典故最早的出处是侯仲良的《二程语录·侯子雅言》。侯子，即侯仲良，字师圣，“二程”的表弟，“二程子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④。侯仲良不仅是“二程”的表弟，也是师从“二程”，与游酢、杨时是同窗。因此，他的这一记载，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因为有侯仲良的真实准确的记载和朱熹的编载，所以“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也就留传下来了。在古代社会，中国士子普遍追求的人生道路是“学而优则仕”，而游酢在科举的道路上已经功成名就，但在不惑之年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潜心向学、醉心问道。因此，游酢携杨时“程门立雪”，拜程颐为师，充分地体现了游酢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游酢的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随着“程门立雪”典故的流传也得到传扬。
  游酢、杨时“程门立雪”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三传弟子——朱熹。朱熹也曾于进士及第后，从崇安（今武夷山）五夫徒步至邵武向游酢外甥及一传弟子黄中问学，又徒步至延平拜李侗为师，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志道，终成大器。游酢后裔游以仁、游以义等为弘扬圣祖游酢“程门立雪”精神，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以兴学重道重教为本，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在家乡凤池村（今属南平市延平区）创建“御史定夫游公祠”，次年创建“游定夫（豸山）书院”，聘请名儒讲授理学，并于至治元年（1321年）设义田，立奖学金制度，资助族中贫困学子入学学习，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则奖励耕地，其子孙享有继承权。莘莘学子的向儒志道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从而贤才辈出。仅明、清两朝书院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仁人志士、贤才达官，凤池村不到百户人家，学子就有218名，其中文武秀才144名、举人67名、进士7名。任官职的64人，其中不乏尚书、侍郎、御史、奏差（巡按）、知府、将军、知县等。最拔萃的明朝理学家、尚书游居敬的“五世宦仕”，朝廷为其一家荣立6个牌坊。清代游昌莘家教严谨，子孙三代官至五品以上将军有6人“荟萃于家”。凤池村在游酢“程门立雪”精神的激励下也成为闻名于世的“文臣武将村”、“理学之乡”①。
  二、兴教办学，开创“道南”之先
  游酢不仅一生潜心钻研理学，而且还善于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后人。作为学连洛闽的“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游酢，首先是通过兴教办学，传道南方，开创“道南”之先。《游酢年谱》指出：宋元符元年（1098年），游酢筑草堂于豸山之麓，著《论语·孟子杂解》、《中庸义》；元符二年（1099年），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游酢兴建豸山草堂、水云寮，撰著理学著作，讲论授徒，孜孜不倦地首次把洛学南传，传播到武夷山，为武夷山成为“道南理窟”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游酢是“程门四杰”之首，深得“二程”洛学真传，理学造诣尤深，特别是他将理学教育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理学与书院发展的新道路，功绩卓越，泽被后人。自游酢“道南”，兴建豸山草堂、水云寮，办学重教之后，武夷山才渐渐有胡安国的文定书堂、刘子翬的屏山书院、江贽的叔圭精舍、刘珙的仰高堂、胡宪的兴贤书院、朱熹的武夷精舍（紫阳书院）和沧洲精舍（考亭书院）及同文书院、刘瀹的云庄山房、蔡发蔡元定的南山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确实是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武夷山这块沃土上破土而出，大批理学家云集武夷山聚徒讲学，理学风气大盛，武夷地区遂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落脚地，成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可见，游酢“见道之速，传道之正，造道之远”，最早在武夷山兴学重教，开八闽理学之先，实是朱子学（即闽学）最早的渊源之所在，游酢“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之称誉，理所应当。
  游酢道南，朱熹撰联称颂：“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①宋理宗《赐赞》（赠游酢）：“皇天眷命，泰运南旋。祈我邦国，亿万斯年。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②明人刘童赞：“挺生哲人，春煦秋厉。学宗伊洛，中立狂逝。崛起东南，诸儒斯继。豸山巍巍，道统攸系……师事伊洛，道传南闽。泽沾天下，足觉斯人。”③游酢第二十世孙、清朝人游端柏撰文记载：“公（游酢）载道南来，创建州理学之始，其时接迹而兴者，若胡（胡安国）、刘（刘子翚、刘勉之）、朱（朱熹）、蔡（蔡发、蔡元定）诸贤后先相继，是吾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中并称者首推建郡，实自文肃公（游酢）开其先也。”④《游廌山先生之遗》也载：“游酢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之始。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并称者，首推建郡，实游定夫开其先也。”⑤
  游酢载道南来，在武夷山传道，他的门徒胡安国、黄中、吕本中、江锜、陈侁、曾开等都得到理学真传，且各有成就，尤其是胡安国成就更大。李清馥说：“胡文定（胡安国）为游氏门人，二程兄弟称游（游酢）、杨（杨时）、吕（吕大临）、谢（谢良佐），学者谓朱文公（朱熹）得统于程。由杨中立（杨时）传罗豫章（罗从彦），豫章传李愿中（李侗），愿中以授文公是固然矣！不知游定夫传胡文定，文定传之于籍溪（胡宪），籍溪亦以其学授文公，盖兼承游、杨之统者也。”李清馥还说：“公（胡安国）传道伊洛，志在《春秋》，著书立言，格君垂后，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名。”⑥胡安国理学造诣极深，后来传道湖湘，开湖湘学派，成为洛学南传的另一支派。因此，完全可以说，宋名儒辈出，几以百计，鼓扬正学，羽翼圣经，上传孔孟之学，下接濂洛周程理学，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而破荒开辟，实自游酢始。另《建阳县志》（清道光版）“舆地志·风俗”也有记载“建宁……至有宋游、蔡诸君子出，遂彬彬焉为道义之乡。然时异世殊，习尚因之”、“民皆勤身乐业，而秀之者狎于文，家有诗书，户有法律，尚气而有节”、“风俗正，人才出……潭阳夙称望邑……国初风俗淳朴，都人士斤斤自好，后进遇长者辄退让，不敢以贤智自多，知耻少干谒，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晦庵、西山二先生过化之乡，流风余韵，宛然犹存”。这一优良风气的形成，固然是游酢、杨时门人及后学，尤其是游酢、杨时三传弟子朱熹及其门生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作为“程门四杰之首”、“道南首”、“道南儒宗”、“闽学鼻祖”的游酢，其兴教办学、开创道南之先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教育思想，丰富多彩
  1．教育宗旨
  游酢的教育宗旨，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他在《易说》、《中庸义》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是强调仁和义是做人的根本，仁义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宗旨，并说“修道之谓教也”②，修养道德就是教育。修道就是教育，教育就是修道。道是根本，是事物的本质，是天理。教育就是让人懂得根本，抓住本质，明白天理。什么是人的根本？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天理？游酢说：“仁者，人也。仁为众善之首，故足以长人。”③“知孝悌为仁之根本，则本立而道生。”④“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则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则仁与人泯矣。此其所以为道也。”⑤游酢明确指出：仁是人的根本，而孝悌又是仁的根本，教育就必须要抓住这个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就能够制定出做人的道德准则，从而建立起人的道。
  游酢为了突出以德育为先的教育宗旨，并在教育中建立起人的道来，特别对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思想予以深刻的阐述。游酢说：“‘志于道者’，念念不忘于道也。念念不忘，则将有以宅心矣。宅心于道者，无思也，惟精也，无为也，惟一也。惟精则无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则无变，此道之大常。尧授舜，舜授禹，至于允执厥中，则志于道之效也。‘据于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于己，无待于外，则有以胜物，而其固万物莫足以倾之，独立不懼而其守，举世莫得以易之，则所据之地，可谓之悠且久矣。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据于德之效也。据于德，所以体道也。‘依于仁’，出入、起居、视听、食息，无时而违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间，以其仁而已，不然，则皇皇然无所依矣。犹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违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为中庸之不可须臾离也。依者，违之反也。颜子三月不违仁，则依于仁之效也。依于仁，所以成德也。义，宜此者也；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故君子依于仁而足矣，非谓倚一偏也。孰谓三月不违仁，而又不足于义乎？道者，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据；仁者，人也，故言依。至于‘游于艺’则所以闲邪也。蓋士志于道，苟未至于纵心，则必有息游之学焉。《传》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夫博弈固恶矣，而其恶止于博弈；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心之放逸，热焦火而寒凝水，何所不至哉，是以圣人宁取于博弈也，况六艺之正乎？故游于礼，所以防其躁也；游于乐，所以导其和也；游于射，所以正内志而直外体也。御也，书也，数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术也。先王之时，自幼子常示无诳，六岁学方名，十年学幼仪，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于洒扫应对进退，无非学者。庸讵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缘是而得乎？故游于艺，所以守仁也。本末内外，交进而不遗，则于宅心而执厥中，亦何患于弗克哉！”①在这里，游酢将道、德、仁、艺联起来，并且认为“游于艺”是为了守仁，“依于仁”是为了成德，“据于德”是为了体道，最后都归之于道德。
  志于道。“道者，天也，故言志。”道是天，所以说向往。游酢将道当成是宅心，即心的安顿处。心要安顿在道上，安顿在本上，安顿在仁上，也就是志要向往在道上、立在道上、立在根本上。“知孝悌为仁之本，则本立而道生。”只有心安顿在道上，志立在仁上，才能做到念念不忘道，念念不忘仁，念念不忘孝悌，于是就能“入孝而出悌，身谨而言信，处众而讯爱，交友而亲仁”。②把心寄托在道上，把志立在仁上，一心一意致力于根本，那么就会无杂念无他为，而只有精纯和专一。无杂念有精纯，无他为只专一，就会不偏颇、不动摇、不改变。这样，执道就会掌握中志就会高尚坚定，从而就达到了“志于道”的效果了。
  据于德。“德者，地也，故言据。”德是地，所以说依靠。游酢在《论语杂解》里说：“天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天下必须依靠的、遵守的道德标准有五个，这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交往的道德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游酢接着上面的话说：“先王之时，在上者舍是无以教，在下者舍是无以学，故孟子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①游酢明确地指出：古代贤君在位时，在上位的除讲这五种道德准则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教育，在下位的除这以外的也再没有别的东西值得学习，所以孟子说“这五类人际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现在，据于德，还是要讲这五种人际关系，这样侍奉父母就能尽力，侍奉君主就能忠心，对妻子儿女就能爱护，对朋友就能守信，人际间的道德关系就会亲厚。因此，据于德，就是要达到明人伦、识天理、人心仁的目的。据于德，德者得也。游酢认为，这得，这体会，要得于自己，要从自己内心深处获得而不是从外部，因为只有自己内在力量强大了，即德行粹然，那么坚固的外物也就无法使它倾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据于德”的效果。
  依于仁。游酢认为，“依于仁”就是要时时、处处都不违仁，因为仁就是人。人是万物之首，人“依于仁”，人就会有“仁爱”之心，就会学圣人做圣人，对万物施仁，而促使万物发育生长，促使人类蓬勃发展。人若离开了仁，就不是人了。仁、义、礼、智“四端”，仁为源头和目的，义为宜仁，礼为体仁，智为知仁。“四端”都归于仁。因此说，人只有“依于仁”，才会有爱，才能去讲爱、施仁、做善事。仁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为人的标志。有了仁，才有爱，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能和平。“仁者，人也，故言依”，“依于仁，所以成德也”②。
  游于艺。游酢认为，“至于游于艺则所以闲邪也”，即“游于艺”的目的是防止人有邪念而走入歧途。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学习这些技艺，就是为了“仁”这个目的。游酢说：“蓋士志于道，苟未至于纵心，则必有息游之学焉。”③士人志向于道，如果不放荡心思，那么就一定有休闲旅游娱乐的学问。士人通过这些学问来稳定情绪，把心思集中于道上，加强道德修养，“治气养心，行己接物”而进入圣域。游酢认为：六艺中的礼，是防止浮躁；乐，是引导柔和；射，是使内心方正而外体正直；御、书、数，也是这样，都是“操心之术”。游酢进一步指出，学到稳定情绪，把心思集中于道上，那就是“至诚”、“诚身”的地步了，这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游酢说：“至诚之道，精一无间。心合于气，气合于神，无声无臭，而天地之间物莫得以遁其形矣。”①这是说，至诚这一道理，精微专一到没有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心和气合，气和神合，无声音无味道，然而在诚的面前世间万物都无法逃脱它的原形。游酢又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得君，以下则可以得民。此舜之充塞，所以克从也。”②这是说，搞不清什么是善，就做不到诚心实意。学习到了能够诚心实意，就是到达了圣人的境界。这样，内可以孝顺父母，外可以信任朋友，上可以得到君主的宠信，下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戴。这就是舜遵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准则而成功的原因。至诚，精微专一；自身，诚心实意。游于艺，还是为了成德。
  游酢这样把孔子的道、德、仁、艺紧密连串起来作深刻的阐述，从而更加强调和突出了他的教育宗旨：德育为先。这说明游酢的教育思想的最核心最本质之处，是以人为本，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但同时，游酢在对“游于艺”的阐述中，也明确地表示学子还应有“息游之学”，还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陶冶人的情操，以强壮人的身体，以增强人的美感，以增进人的智慧，促使人能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因此，游酢的教育宗旨，亦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
  2．教育教学内容与教材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宋明理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典。《宋史》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指《中庸》），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指《大学》），融会贯通，无复余蕴。”③《宋史·程颐传》又载：“（程颐）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这说明，“二程”把“四书”并行提高到与“六经”相同的地位，作为他们创建新儒学即理学的主要经典之依据。自“二程”始，“四书”就成为理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典。
  游酢师承“二程”，同样推重“四书”，认为“四书”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只要对“四书”融会贯通，就能找到圣人传心之旨，所以他强调“四书”是新儒学——理学经典的基础，以“四书”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教材，是最能体现从儒学到理学的现实的需要、时代的特征和书院理学教育教学的实质。游酢认为，“二程”正是因为推重“四书”，把“四书”作为理学教育教学的重要的启蒙教科书，而形成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有着教化成俗的重大作用，而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游酢在《书明道先生行状后》里说：“先生（指程颢）之教，事系天下之重，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本于诚意正心，所学皆心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寒，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谨细者裕，强者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①
  《大学》。从“四书”的内容上看，《大学》提出修身治人的要求，“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儒家区别于释、老的主要标志；同时阐述为学的“三纲”“八目”，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儒说它是“古人为学之大方”，“为学纲目”教人“先须通此，方可读书”。“二程”说：“《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②“二程”明确地指出：《大学》是孔子的遗言，学子要认真地学习，入德之门就不会走错。游酢在《中庸义》里说：“《大学》自诚意正心至治国、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也。”这是说，《大学》从诚意、正心说到治国、平天下，只是一个理，这就是《中庸》里说的将“内圣外王”的道合起来。“合内外之道”，“内道”就是“内圣”，就是诚意、正心，就是修身；“外道”，就是“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就是治人。如何“合内外之道”？游酢认为，要按照《大学》里讲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和步骤去做。这就是，要平天下，就须先治国；要治国，就须先齐家；要齐家，就须先修身；要修身，就须先正心；要正心，就须先诚意；要诚意，就须先致知；要致知，就须先格物。做学问，就要遵循“八目”的步骤和方法，一步一步地去做，自然就能够达到“三纲”的目标。达到了“三纲”之目标，也就做到了既修身又治人，实现了“合内外之道”。因此，游酢强调《大学》乃入德入门之书，是圣人之门户，是取道之至径，书院理学教育教学必须从《大学》入手，如果忽视了《大学》的教育教学，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获得修身治人之要领，而进不了道德之门，入不了圣人的门户。《大学》应该是书院理学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
  《中庸》。《中庸》是阐述精妙的心性学说，非常有利于对抗佛教的心性思想。“二程”曾经指出：“《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①二程认为，《中庸》是子思害怕圣人之学失传而著的一部纯粹的传播圣学的书，是孔门传授心法的大书；学子拥有一卷《中庸》并能善于学习，那是终身用不尽的。程颐还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命题中发挥出“性即理”的思想。天命是性，遵循性是道，性又是理，理是天地人之本。所以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②可见，“二程”所讲的圣人之学、圣人之道，就是性，就是天理，即人的本然之性、天的自然之理，也就是人性本善、生生之仁，也就是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的学说。
  游酢为了追述“二程”的遗训，而著《中庸义》，阐发《中庸》大义，使学子明确“天命之谓性”的意义，而能通过学圣人之道，做到“正其心，养其性”，入德成圣，成为道德高尚的大圣人。游酢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则天命也。若遁天背情，则非性矣。天之所以命万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将与天下共之，故修礼以示之中，修乐以道之和，此修道之谓教也。或蔽于天，或蔽于人，为我至于无君，兼爱至于无父，则非教矣。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或曰性恶，或曰善恶混，或曰有二品，皆非知天命者也。”③游酢的这段话有六层意思：一是上天的旨意是天命，不违背天命、不违背人情是性；二是上天驾御万物的规律、事理是道，性是依着道而生的；三是顺性无私心，道就在，有私心道就不在，因此道是不可以独占的，而是和天下人共有的；四是修道就是教育，教育就是要让人懂得天命、人情，懂得君臣、父子；五是懂得天命就是性，就会懂得孟子的性善说；六是性是善的，性恶、性善恶混、性有三品都是不懂得天命。显然，游酢是号召学子要接受教育，加强修养，去除私心，顺性行道，做个懂天命明人伦的道德高尚的君子。游酢在《中庸义》里还说：“《中庸》以人伦为主，故以孝德言之。”这是说，《中庸》是以人伦为主要内容，所以谈的都是孝德。孝德乃圣学之本源，入德之根本，“孝悌乃为仁之本”，所以《中庸》为传圣贤之道之大书。推崇《中庸》，就是要把《中庸》作为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学子要尽心学习。
  《论语》、《孟子》。《论语》记录孔子的言论，表现出圣人注重日用常行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孟子》则提出并阐明性善论，解决儒家道德论的根源。“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学者先须读《论语》、《孟子》。穷得《论语》、《孟子》，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①这是“二程”对孟子发展孔子学说的贡献的肯定和彰扬，并且主张理学教育教学和学子穷经要从《论语》、《孟子》开始，因为它们是必读的入门读物。
  游酢同样把《论语》、《孟子》作为进德穷经入门之要，作为书院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他认为，《论语》是孔子传道立言、教人求仁进德的圣学，最能准确体现孔子的思想。于是，他也和他的老师“二程”一样，强调“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要求学子读孔子之书、学孔子之道。游酢说：“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心所同然者也”、“人之志在于善。”②天理、正义，这是圣人的人道之学，是人心所共同向往的。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追求人心所共同向往的圣学。人的志向就是在于追求善德（即仁德）。游酢又在《论语杂解》里说：“君子之道亦务本而已矣。孝悌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仁此者为仁，履此者为礼，宜此者为义，信此者为信，顺此者为乐，兹非仁之本与？知孝悌为仁之本，则本立而道生之说见矣。”《论语》里，处处都体现着孔子的仁德思想和人们求仁进德的路径。这就是要致力于根本，人人都讲孝悌，仁义礼智信处处都得到体现，这样本立而道生。至于《孟子》，游酢将它视为进入圣学门户之阶梯，学子只要凭借孟子的言论就可以求其理，凭借孟子的行动就可以一步步迈进圣域，找到儒家道德论的根源。因此，《论语》、《孟子》自然地成为他办教育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
  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都承载了儒家道统，以及“二程”对儒家道统和孔孟之道的认识。在游酢看来，“四书”记载了圣人之言，体现了天地之理。也就是说，圣人之言就是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就是天下之理。所以，游酢认为，学子必须先读懂圣人言语所表达的意思，然后更应体会超越言语之外的“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游酢对“四书”的讲解有其独到之处。这体现在他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和早已亡佚无存的《中庸解义》、《论语解》、《孟子解义》等著作里。
  从游酢把“四书”作为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以及他独到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到游酢在治学和教育教学实践中已形成了他的以“四书”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体系。这对南宋理学各派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朱熹就用毕生之力系统训解、论述“四书”，在宋淳熙九年（1182年）首次把“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这“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①。“四书”合刻后，朱熹对《四书章句集注》作过数次修改，直到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不仅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建立了“四书学”，还意味着中国儒家经典诠释从此由诠释“五经”为主迈进了诠释“四书”为主的时代。
  此外，游酢也重视“五经”的教育教学，尤其是重视《易经》和《诗经》的教育教学。他为帮助学子理解和掌握《易经》、《诗经》的思想，著了《易说》和《诗二南义》。
  3．教育教学方法与特点
  游酢是教育家，深懂教育教学方法。因此，宋哲宗皇帝在元祐元年（1086年）任命他为太学正录，主持太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宋哲宗对游酢说：“古之教学之法，肄习以时，而难易先后，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则不能以成其业。具官某事朕初载，以直谅闻。凡有职于成，均皆士之秀。今学者言尔讲说训导，可以为师。朕欲观汝之道，至于有成。欲假尔大邑之佐，使禄足以充，然后安然克终其业。可不勉哉！”②宋哲宗称赞他是士人中的俊杰，又深懂教学之法，说他的讲说训导可以为师，所以任命他为太学的正录，给他丰厚的俸禄，勉励他安心办教育并做出成绩。
  游酢的治学和教育教学方法极具特色，为“二程”洛学的南传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对南宋理学教育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教育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仅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一是修道明道，狠抓根本。道，是事理、规律，是事物的本质、根本。游酢说“学之为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体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则能圆能方，能柔能刚，非执方者所与也”①。意思是说，学习是为了穷理，而修道穷理是学子重要的治学方法。什么是道？什么是修道穷理？游酢认为，形器（感官所感知的具体事物的形体）之上的叫做道，有形体的具体事物叫做器。君子能体验到器之上的道，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就不会在具体事物上纠缠不清，而是能圆能方，能柔能刚，不被具体事物的形体所限制。这是教人看问题不要纠缠在枝节上，而是要抓住本质和主要问题，纲举目张，具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修道穷理，当然也是要抓住根本问题、本质问题。什么是修道穷理的本质问题或根本问题？游酢说：“修道之谓教也。或蔽于天，或蔽于人，为我至于无君，兼爱至于无父，则非教矣。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②道的修养就是教育，而道的修养，要抓住人性这个根本，懂得天命就是性，孟子的性善说也就清楚了。很明显，游酢强调要抓住人性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教育。修道穷理，就是抓道德的修养，穷人性之理。坚持道德修养、人性修养，从根本上提高道德意识、人性意识，立志向善，立志为仁，立志做圣人，而不是在于看其一件一件的善事。这样，做起事来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处处从大局、从全局、从整体出发，既能把事情做好、把问题解决好，也能处理好左右前后各种各样的关系。游酢的这种教育教学观点，是极深刻的。
  二是注意难易程序，循序渐进。游酢办教育坚持古代传统教育制度和分难易程序、循序渐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学制上分小学和大学。在小学（包括童蒙教育），主要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和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能，以培养学子的德行和智慧，但更主要的是道德教育，教之如何做人，使其长大后始终能具有诚信朴实的品德，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大学（包括书院教育），则是教之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在“四书”、“五经”的教育教学上，游酢也注意分难易程序，做到循序渐进。这些，游酢都做得非常完美。如对“四书”的教育教学上，游酢牢记老师“二程”的教导，“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①，将《论语》、《孟子》先于其他经书，即先《论语》，后《孟子》，再后《大学》，最后《中庸》。在“五经”上，游酢是先《诗经》，后《尚书》，后《易经》，再后其他经书；而在《诗经》上，游酢选择宣扬礼义伦常、促进修身齐家、充满道德意蕴的诗篇进行教育教学，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由“内圣”而“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如《鹿鸣》中的《四牡》、《皇皇者华》等篇。游酢说：“有德以道之，则尊君亲上之心笃；有政事以道之，则劝功乐事之意纯。”②这是说，有道德的修养，尊敬君主亲爱长辈的心就会厚实；有政事的治理，劝勉功业喜欢做事的想法就会纯正。
  游酢的这一教育教学方法对朱熹也有直接影响，但朱熹难易程序与游酢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在教育教学与治学中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进行。朱熹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并认为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宜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着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③朱熹说的“定其规模”，就是定“三纲”、“八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理解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那个古圣人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这说明朱熹既继承了游酢“分难易程序，循序渐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而且又有了超越。
  三是熟读、温故、积累、体验、知新。游酢办教育还坚持让学子对“四书”等经典要熟读，要温故。熟读了，才能常记在心头；常记在心头，才能反复寻思；反复寻思，才能有得；温故了才能知新。孔子教人，也只是“学而时习之”。游酢说：“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学而详说之也。”④温习旧知获取新知，才能博学，才能详细解说。“时习之则时有得矣。”时时温习，则时时有得，时时积累，时时知新。只是熟读、温故必须字，“改”为“为”之误，所录“改（为）礼部侍郎……时人与杜范称为‘李、杜’”实为“嘉熙二年召”之下文而错入虚无的“五年”；因为是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李韶为礼部侍郎”，李韶至京师必在“明年”，故“明年，上疏乞寝召命”并不误，其“乞寝”之“召命”乃“礼部侍郎”。
  如上所述，李韶在闽职任依次为：添差通判泉州、提举福建市舶、知泉州兼市舶、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以下分述之。
  李韶“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宋史》谓“淳祐二年（1242），疏言……三上疏乞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淳祐五年（1245），韶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闽书》卷一百三十四《裔派》亦谓“李弥逊（1089—1153）……曾孙韶，韶字元善……淳祐二年，又及济王、国本、宫媪，三上疏乞辞，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淳祐五年，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同于《宋史》，然而其《文莅》泉州知州事却依然列“李韶（见连江裔派）”为“端平中任”三任之第三任。《八闽通志·历官》泉州知州事则列“李韶”为“端平间任”三任之首任，卷六十二《名宦》谓“李韶字元善……迁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召权礼部尚书。累乞畀祠，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泉州知州直谓“李韶：连江进士，端平元年任”。《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列李韶为绍定六年（1233）当年任的赵必愿后一任，依据《宋史》本传与民国《泉州府志》而列李韶于绍定六年任至端平元年。按《宋史》与《闽书·裔派》可知，“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的任命是下达了，但是李韶并未就任而是“仍旧职提举鸿庆宫”；至于《八闽通志·名宦》将“淳祐五年”的“召权礼部尚书”置于“累乞畀祠”之前，难免制造李韶此时就任泉州知州的误会。诸志之实列李韶知泉州以及《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之确认李韶于“淳祐二年（1242）以宝章阁直学士再知泉州”，皆有误。
  李韶“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宋史》谓“端平元年召，明年（1235）转太府寺丞……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辞新命，不许……凡三辞不获……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闽书·裔派》谓李韶于“端平中，为殿中侍御史……权工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应于事而不安也。”①什么是学？什么是思？学与思的关系怎样？游酢认为，多见识前人的言行，并且考察其在古代的情况来验证当今，这就是学。耳目不与客观世界接触（不靠外力），而全心意地靠自己去寻求，这就是思。要知“道”并“考古以验今”，不“学”不行，不“思”也不行，而且“学”要学得透彻，“思”要思得深刻。“学”之透，“思”之深，胸中就有主见，对外就有主张。学了不思，那么所学的东西就不能成为自己的，因而就成虚妄；只思不学，所思的东西不能用来处理事情，所以就会懒散。在深思过程中，不必拘泥于陈言师说，而当有所疑，在解疑中增长见识，增长才干。游酢强调学思要结合。
  游酢认为，“思”不能没有研究和比较，只有研究和比较的“思”，“思”才能深透，也才会有得。如他的儒、佛之辨。在《文集》中有2篇是游酢儒、佛之辨的文章。一篇是《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易》书非佛书并也。佛自立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②胡康侯向游酢借佛书《周易》，游酢回信说：《易》书不属于佛书的范畴。佛教自立一说，要人和亲属割断，独立在一切皆空的境界之中。易书中所说的各种卦象都是现实社会的事情，何尝没有人伦呢？某要去拜谒孔子庙，就不应当把佛书的定义强加给《易》书。另一篇是《答吕居仁辟佛说》：“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若是哉！敢以管见陈白。”③儒家守着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各尽自己的本分，没有不合于道理的。佛家说人世间一切皆空，要人们违反常情和道理，宗旨不同作用不一样，一听到声音，心灵就可相通。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我们的学说哪里是这样呀！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游酢对儒、佛教义的区别是很清楚的，而且指出了佛教的反常合道，旨殊用异的谬妄所在。这说明他对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和对比剖析，否则是难以对儒、佛作出这样深入的辨析。
  又如，他在《静可书室记》里对周敦颐、程颢的“静”和程颐的“敬”的研究、比较、辨析，而选择了程颐的“敬”，主张“主敬穷理”。游酢说：“学者之于道，能于其性之所近，以求从入之门，于道可至。子性静有志于学，谁曰不可？彼夫利欲斗进、躁竞驱逐者，去道日远，苟能收敛此心，鞭逼向里，勿为外物所动，则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静者，以敬贯动静，该体用。若只用静，恐都无事了，又失大本当先之意。故曰：‘敬则自虚静。’又曰：‘静中须有物始得，必如是乃可言静。’……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圣人之于天道吻合无间然也。《大学》之经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古昔圣贤进学相传之要旨，请以主敬穷理为吾子勉。”①在此，游酢先说“静”在学习上的作用。他认为，学子如果性情沉静，有志于学，是会学到东西的，但那些利欲熏心、逐名追利之人，就必然离道日远。那些收心向内之人，不为外物所动，就会把大本建立起来。所以周、程二先生提出沉静是治学的根本。接着，游酢分析说，“静”是与“敬”不同的，程颐先生用“敬”不用“静。敬，本指外貌端方周正，举止合乎规矩，现在程颐先生把“敬”的这种外在含义推向内在，成为内心修养的主要规范，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②用“敬”并不否认“静”，因为“敬则虚静”，“敬”含“静”。所以，游酢赞同程颐“主敬说”，“以主敬穷理为吾子勉”。
  游酢还认为，“思”不能脱离现实，而且要建立在“力行”之上，要求学子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试以吾平居之学验之”，以探索真知，培养能力。他甚至说：“以言则必行，以事则必成，以行则无悔”、“能知好学，力行知耻，则可以入德矣。”③这就是说，说了，就一定要力行；力行了，就一定会成功；力行了，就不会后悔。能知道求知，喜欢学习，力行做事，知道羞耻，就可以进入道德之门。
  游酢学思结合，深于思，精于研究，勤于比较，重在力行，主敬穷理，也是他专心追求真知的重要的治学和教育教学的一种方法和特点。
  五是德智体美结合，充分发挥教育的教化功能。游酢在教育中把德育放在首位，但也注意与智体美育结合，具体就是把礼、乐、射、御、书、数结合起来。“游于礼，所以防其躁也；游于乐，所以导其和也；游于射，所以正内志而直外体也。御也，书也，数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术也。”礼，是德育；乐，是美育；射、御，是体育；书、数，是智育。游酢的这种教育安排，就是在德育为首的情况下，不放弃智体美的教育，实际上是充分发挥教育的教化作用，因为智体美也都是“操心之术”，发挥智体美的教化功能，就能陶冶人的情操，促进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游酢在教育教学中，以至诚之心从文化和教育的意义上向学子阐述开设“四书”等理学经典课程和礼乐射御书数课程的作用，阐述理学与孔孟儒学的渊源关系，显示出理学的根源和教化功能。游酢说：“圣人从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盖天下之化非有资于号令之鼓舞也，刑赏之惩劝也，一于诚而已。诚至则天下徯其志而从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先王之化民，岂能拂其所有而与之以所无哉！亦曰顺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顺其性而入之，则将沦肌肤而浃骨髓矣。下观而化，自然之理也。”①游酢认为，圣王顺从于理，天下风俗就因之而成。天下风俗的形成，不是靠传布命令来鼓舞人心，也不是靠刑罚奖赏来劝勉，而是靠诚心而已。精诚所至，天下的人都会等待跟着他的志向走，好像只怕来不及了。所以说是因观盛礼而受教化。古代贤明君王教化百姓，都是顺着百姓的本性将中正之性灌输进去的，并深入到肌肉骨髓里去，让人感受极深。向下观察而受到了教化，这是自然之理。其实，就是说，天下风俗是靠人们的精诚，将圣人之道顺着百姓性本善的人性灌输进去，使其起到教化的作用，而深入人心。因此，“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在天覆地载的人世间，各自担负起教化的职责，使理学充分发挥教化的功能，就能获取成功。这样的教育不会枯燥无味，陷入空谈之陋习，而能结合生活实际、社会实际，而显得活泼有趣、生气勃勃。
  四、当代价值
  游酢的教育教学思想是其长期治学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他的目的是培养、塑造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圣贤”，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却蕴含着许多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然具有其现实价值。
  一是尊师重道、尊师重教。游酢、杨时“程门立雪”这千年传颂的佳话，不仅作为典故为后世所熟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但更是作为一种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为世人广为传颂，代代相传，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积极的影响。“程门立雪”之举，重的是道统，立的是学统，传承延续的是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德统，理所当然地受到南宋及以后历代乃至今日所有学人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重视与推崇。温家宝同志曾说：“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和启迪，都凝结了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教育和老师的培养。”因而他呼吁：全社会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一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首先要看教师的社会地位。”①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强调：要让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职业，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他说：“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尊重教师是重视教育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具体体现。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为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环境。必须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鼓励有志青年到农村、到边远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建功立业。必须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让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职业，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②
  当前，我国仍大力倡导“科教兴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梦”。在这样的背景下，游酢“程门立雪”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精神尤其更值得加以弘扬。温家宝同志、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正说明了这点。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二是教师以身垂范。游酢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他就是一位教书育人、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勤学苦练，奋斗不息，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蹡礼乐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罗网百家，驰骋千古。进宪台以率僚属，推圣学以明大义。士风疏奏，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书，足以开来学以启后世。”③他强调做老师的就应严格要求，应是高素质，即“达才成德”，对道要明。如果当教师的对自己要求不严，素质不高，对道不明，不能“达才成德”，那么即使学子才智再高，也难以成德成才。游酢说：“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才’）者，不患器质之不美，而患师学之不明。人才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师学不明，虽有受道之质，孰与成之？”①这说明，游酢在教育中，是极重视教师自身的素质。游酢重视教师自身的素质的这一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只有教师自身不断加强修养，不断完善人格系统和知识结构，不断修道明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以其“达才成德”的人格魅力和以身垂范的作风，对学生形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建康的发展，成为国家栋梁。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就明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鼓励有志青年到农村、到边远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从教，就是为了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以影响学生、培养学生，使学生能成为道德高尚、知识渊博、身体强壮的国家栋梁。
  三是把德育作为教育宗旨，强调以人为本和人的健康发展。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不仅是教人以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学生具备健康、高尚的品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或者是技术教育、业余教育，都打破了那种以政治冲击文化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局面，即以政治冲击一切的局面。人的精神在挣脱“左”的思想的束缚之后，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解放，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随着发生了变化，校园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况，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倾向，以及文化世俗化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一些青少年学生信仰、理想模糊，正义感、责任心缺失，是非观、荣辱观混淆，公德心、爱心缺乏，个人行为失范，以及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按照一定的理念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定规格的为社会所需的“特殊产品”。这种“特殊产品”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而且更应具有健康高尚的品德、真善美的心灵、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人格。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这样的“特殊产品”，就必须办好教育，狠抓德育。游酢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就始终把德育作为教育宗旨，把德育放在首位。他的教学内容和教材的安排、教育教学方法的选择，都是围绕德育是教育宗旨来进行的。他强调教育教学要以人为本，要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使受教育者懂义理、“明人伦”、行孝悌，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务本”，即是受教育者的内在品格的提升、素质的提高。总之一句话，就是学做人、会做人。游酢的这一教育思想是极深的，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养成教育、素质教育的发展都是有借鉴价值的。
  四是教育教学要有方。要使教育教学取得明显效果，就必须要有符合教育教学的科学方法。上述所举游酢的教育教学方法，都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对我们当今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或借鉴意义。
  如：修道明道，狠抓根本。游酢教育学子学习要先从根本上出发，先从修道开始，即抓住人性这个根本来修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明白了大本之道，其他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我们现在教育教学也要修道明道，狠抓根本，即让学生明确教育的目的，抓住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这个根本，从而使学生各方面的素质能在受教育中得到全面提高，并且坚定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不息。
  又如：拜师求道，接受教育要心诚，至诚不息，“主敬穷理”。游酢教育学子，拜师求道必须心诚，至诚不息，才能学到真学。游酢说：“至诚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纯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强也。若颜子之三月不违仁是也。其为物不贰，天地之得一也。一则不已，故载万物、雕刻众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测。”①君子要自强不息，像颜渊三个月不离开仁那样，至诚之心、专一不贰，才能成功。同时，还要“主敬勤理”，“请以主敬勤理为吾子勉”。游酢的这一方法对我们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求学如果心不诚，没有敬畏之心，没有钉子精神，没有专心致志的穷理精神，那绝对是学不到真学的，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才实学”、“博学多才”的人。
  又如：学思结合。游酢强调学与思要紧密结合。学，要学知识，更要知道理。要知道理，就得要思。思要“思之宜深”，在思中要注意研究、比较、分析，还要“当有所疑”，不必拘泥于陈言师说。在研究、比较、分析、解疑过程中增长见识、增长才干。游酢鼓励学子学思结合，并具备研究、比较、分析、找疑、解疑的能力和精神，这在当今培养塑造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是极具借鉴价值的。
  又如：德智体美结合，充分发挥教育教学的教化功能。游酢办教育以德育为首，礼、乐、射、御、书、数同开设相结合，即德、智、体、美结合，全面发展。游酢的这一教育主张，与我们所实行的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十分相似，但却早了近一千年。游酢认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有利于发挥教育的教化功能，从而更好地陶冶学子的情操，提升学子的人格，强壮学子的身体，有利于学子的健康成长。但是当今，有不少地方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只重视知识的教育，如学生除了上好校内开设的课程外，还要上校外的各种课外补习课程或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课程，并且热衷于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刷榜排名，而忽视对学生的体育教育、品德教育、做人教育。如有的学校就曾因为校运动会出现学生猝死现象，而就不敢开设体育课，取消校运动会；有些小学还取消学生的春游、秋游等活动；有些学校老师在讲台上讲课，而学生在下面吃点心、玩手机、睡觉，甚至出教室打电话、接电话，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走回座位，而老师不敢管理等等。这些，都违背了教育规律，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我们要办好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游酢的这一教育思想，对我们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
  总之，游酢（包括教育教学和治学方法在内）的教育思想，在当今都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我们应该认真挖掘、整理、总结和学习、借鉴。
  （作者系原南平师专〈今武夷学院〉副教授）

①《年谱》，《宋·游酢文集》第11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宋·游酢文集》第12页。 ③朱熹：《河南程氏外书》卷12，《传闻杂记·侯子雅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游恒派：《立雪精神须弘扬与时俱进树新风》，《游酢新论》第361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①《朱子文集》第334页，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 ②《赐赞》，《宋·游酢文集》第6页。 ③《豸山游先生像赞》，《宋·游酢文集》第9页。 ④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乾隆十一年（1746年）建阳廌山书院重刊《游廌山先生集》8卷。 ⑤见《福建文化》第4卷第24期。 ⑥四库全书本：《闽中理学渊源考》卷2。 ①《易说》，《宋·游酢文集》第71页。 ②《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24页。 ③《易说》，《宋·游酢文集》第19页。 ④《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79页。 ⑤《孟子杂解》，《宋·游酢文集》第123页。 ①《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103—104页。 ②《宋·游酢文集》第83页。 ①《宋·游酢文集》第85页。 ②《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103页。 ③《宋·游酢文集》第104页。 ①《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41页。 ②《宋·游酢文集》第139页。 ③《宋史·道学传·序论》。 ①引游恒派：《游定夫与扶沟大程书院》，《游酢研究》第二辑第127—128页；《宋·游酢文集》第180页。 ②《程氏粹言》卷1。 ①同上。 ②引自陈志良、加润国著：《中国儒家》第11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③《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24页。 ①《遗书》卷18。 ②《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76页、80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转引自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25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诏诰·除游酢太学正录制词》，《宋·游酢文集》第3页。 ①《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85页、89页。 ②《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24页。 ①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 ②《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82页。 ③《朱子语类》卷14。 ④《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44页。 ①《论语杂解》，《宋·游酢文集》第89页。 ②《文集》，《宋·游酢文集》第175页。 ③同上。 ①《宋·游酢文集》第176页。 ②《二程集》第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38页、136页。 ①《易说》，《宋·游酢文集》第50页。 ①温家宝：《在北京市第35中学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9年9月7日。 ②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7年8月31日。 ③《宋追谥故朝奉大夫赠大中大夫游酢谥文肃敕》，《宋·游酢文集》第7页。 ①《二程语录》，《宋·游酢文集》第149页。 ①《中庸义》，《宋·游酢文集》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