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厦门大学哲学系高令印教授撰写的、北京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继愈教授作序的《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于2002年11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通史》列出专门章节，阐述了游酢与杨时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功绩，并对他们的理学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这在我国哲学史界是一重大学术成果，它结束了中国哲学文化史不提游酢的历史，开创了游酢写进中国哲学史的先例。
《通史》作者及撰写缘由
作者高令印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他研究朱子学已有30余年，出版过《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闽学概论》、《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游酢评传》、《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文化纲要》、《中国禅学史》、《厦门宗教》、《王廷相评传》等数本学术专著，曾10多次应邀到海外出席学术会议和讲学，发表论文2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成韩文，获韩国“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高教授“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从事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得到同行的重视”（见《通史·序》）。他在《通史·自序》中说：“我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在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哲学史’30多年，讲义印过数十次。……随着教研的深入和年岁的增长，不仅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自己对人生和生命追求的体认也逐渐提高境界，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和充实的。同时，20世纪最后30年的国内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学术会议我大多有出席，也参与了一些较大学术专题的研讨，对国内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专题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曾发表过200多篇文章和出版过10本书。现在，已至耆年，很想把一生的研究和体会系统地整理出来。”《通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通史》中论游酢的内容
《通史》全书538页43.3万字，内容有四大部分。高教授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从远古夏商西周至元明清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过去的中国哲学史著，只讲中国本土的哲学自身的传承流变，没把毛泽东思想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让它自成体系。高令印先生新著的《简明中国哲学通史》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史序列，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创举、一次意义重大的变革。不包括毛泽东哲学的中国哲学史是不完整的。”（《通史·序》）
《通史》在第三部分第三章节第四节《理学》中单列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与游酢、杨时”专题。该专题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1、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与游酢、杨时；2、游酢、杨时的生平和著述；3、游酢、杨时是洛学首要正宗传人；4、游酢思想；5、杨时思想。高教授用相当数量的文字和篇幅，详细论述了游酢与杨时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功绩。他说：“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到了南宋末年，特别是到元朝，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以及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一国际性的极其深刻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道南’为源头活水的。……游酢、杨时等人把新儒学（理学）移植到南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机，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以至东亚近古的文化昌盛，应该是由他们首先奠基的。”（《通史》第329、330页）
《通史》论游酢的现实意义
高教授以严谨治学著称，他与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0多年来，无论是寒冬或是酷暑，他不辞辛劳，经常往返于武夷山、建阳、南平、闽西南、福州、厦门之间，考察游酢历史古迹，查阅各地游氏族谱，核实有关史料，与同仁切磋，寻求游酢后裔的大力支持。他多次参加并指导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为《宋·游酢文集》作序，为《游酢文化研究》撰写论文等，还专门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游酢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游酢评传》（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蔡仁厚教授为之作《序》，于2002年2月由中国翰林出版公司出版）。他实地考察、勤奋笔耕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为之动容；而《游酢评传》则是海峡两岸研究游酢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游酢后裔期盼已久的学术专著，是闽台两岸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喜事。
高教授在游酢文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见地颇深。他特别对北宋末年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中“游（酢）杨（时）等‘道南’是源头活水，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很有感受，“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历来却未予肯定。南宋、元、明、清时代的学者暂且不说。近代以来出版的50万字的理学大著，如《闽学源流》等，几乎只字未提游酢。这就难以梳理出新儒学（理学）的发展规律”，他“有感于此，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这一课题”（见《游酢评传·后记》），在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同仁的鼓励和支持下，出于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他主持公道，为游酢鸣不平，恢复游酢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还游酢历史本来面目，于是撰写了《游酢评传》。这不能不说是高教授为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及游裔做了一件大好事，正如蔡仁厚教授《序》中所指出的“既有功于学术，亦还先贤以公道”（《游酢评传》第4页）
《通史》中游酢部分，一反过去认为游酢在学术上无大贡献的观点，对游酢的易学、理学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作者指出，游酢关于“天下之道至《易》而尽，故曰《易》其至矣”的说法，是把人与社会、自然界的种种学问都归根于《易》，是非常深刻的。游酢通过易演三才的道理，得出“天地人交助”的结论，很有现实意义。对于历代訾议游酢嗜禅，作者指出，那是以儒融佛（禅）的宋学思维方式，这方面游酢作得突出不仅无可非议，还应加以肯定。理学家要复兴儒学，必须吸取释道之学中的合力成分以充实自己，像吃营养强身一样。游酢明明说：“此事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异同，不然难以口舌也。”作者强调，纵观游酢现存所有著述，找不到一句话是赞扬佛教禅学的；相反地，激烈排佛的语言倒是有多处。由作者的论述充分的说明了，历来说游酢嗜禅，是旧说相因，未有深考。（以上所引见《通史》第333、337、342页）
高教授治学勤奋、尊重历史、博采众长、实事求是。可以说，他是目前我国文化学术界第一位对游酢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的权威学者。他在《通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游酢、杨时是中国宋代卓越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通史》第331页）
高教授首次正式将游酢载入中国哲学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个重大学术成果。它结束了哲学界、文化界无人或很少有人提及游酢的历史，开创了游酢写进中国哲学史的先例，填补了我国学界游酢研究的空白。《通史》是高等院校教科书，成为大学生们必读的课本。从此，游酢必将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占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享其应有的盛名。
毫无疑义，《通史》和《游酢评传》的出版，连同“首届闽台游酢文化研讨会”的召开，都是游酢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必将在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游裔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载《游酢新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通史》作者及撰写缘由
作者高令印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他研究朱子学已有30余年，出版过《福建朱子学》、《朱熹事迹考》、《闽学概论》、《李退溪与东方文化》、《游酢评传》、《简明中国哲学通史》、《中国文化纲要》、《中国禅学史》、《厦门宗教》、《王廷相评传》等数本学术专著，曾10多次应邀到海外出席学术会议和讲学，发表论文2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成韩文，获韩国“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高教授“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从事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得到同行的重视”（见《通史·序》）。他在《通史·自序》中说：“我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在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哲学史’30多年，讲义印过数十次。……随着教研的深入和年岁的增长，不仅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自己对人生和生命追求的体认也逐渐提高境界，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和充实的。同时，20世纪最后30年的国内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学术会议我大多有出席，也参与了一些较大学术专题的研讨，对国内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专题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曾发表过200多篇文章和出版过10本书。现在，已至耆年，很想把一生的研究和体会系统地整理出来。”《通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通史》中论游酢的内容
《通史》全书538页43.3万字，内容有四大部分。高教授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从远古夏商西周至元明清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过去的中国哲学史著，只讲中国本土的哲学自身的传承流变，没把毛泽东思想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让它自成体系。高令印先生新著的《简明中国哲学通史》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史序列，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创举、一次意义重大的变革。不包括毛泽东哲学的中国哲学史是不完整的。”（《通史·序》）
《通史》在第三部分第三章节第四节《理学》中单列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与游酢、杨时”专题。该专题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1、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与游酢、杨时；2、游酢、杨时的生平和著述；3、游酢、杨时是洛学首要正宗传人；4、游酢思想；5、杨时思想。高教授用相当数量的文字和篇幅，详细论述了游酢与杨时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功绩。他说：“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到了南宋末年，特别是到元朝，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以及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一国际性的极其深刻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道南’为源头活水的。……游酢、杨时等人把新儒学（理学）移植到南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机，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以至东亚近古的文化昌盛，应该是由他们首先奠基的。”（《通史》第329、330页）
《通史》论游酢的现实意义
高教授以严谨治学著称，他与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0多年来，无论是寒冬或是酷暑，他不辞辛劳，经常往返于武夷山、建阳、南平、闽西南、福州、厦门之间，考察游酢历史古迹，查阅各地游氏族谱，核实有关史料，与同仁切磋，寻求游酢后裔的大力支持。他多次参加并指导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为《宋·游酢文集》作序，为《游酢文化研究》撰写论文等，还专门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游酢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游酢评传》（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蔡仁厚教授为之作《序》，于2002年2月由中国翰林出版公司出版）。他实地考察、勤奋笔耕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为之动容；而《游酢评传》则是海峡两岸研究游酢的专家、学者及广大游酢后裔期盼已久的学术专著，是闽台两岸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喜事。
高教授在游酢文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见地颇深。他特别对北宋末年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中“游（酢）杨（时）等‘道南’是源头活水，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很有感受，“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历来却未予肯定。南宋、元、明、清时代的学者暂且不说。近代以来出版的50万字的理学大著，如《闽学源流》等，几乎只字未提游酢。这就难以梳理出新儒学（理学）的发展规律”，他“有感于此，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这一课题”（见《游酢评传·后记》），在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同仁的鼓励和支持下，出于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他主持公道，为游酢鸣不平，恢复游酢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还游酢历史本来面目，于是撰写了《游酢评传》。这不能不说是高教授为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及游裔做了一件大好事，正如蔡仁厚教授《序》中所指出的“既有功于学术，亦还先贤以公道”（《游酢评传》第4页）
《通史》中游酢部分，一反过去认为游酢在学术上无大贡献的观点，对游酢的易学、理学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作者指出，游酢关于“天下之道至《易》而尽，故曰《易》其至矣”的说法，是把人与社会、自然界的种种学问都归根于《易》，是非常深刻的。游酢通过易演三才的道理，得出“天地人交助”的结论，很有现实意义。对于历代訾议游酢嗜禅，作者指出，那是以儒融佛（禅）的宋学思维方式，这方面游酢作得突出不仅无可非议，还应加以肯定。理学家要复兴儒学，必须吸取释道之学中的合力成分以充实自己，像吃营养强身一样。游酢明明说：“此事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异同，不然难以口舌也。”作者强调，纵观游酢现存所有著述，找不到一句话是赞扬佛教禅学的；相反地，激烈排佛的语言倒是有多处。由作者的论述充分的说明了，历来说游酢嗜禅，是旧说相因，未有深考。（以上所引见《通史》第333、337、342页）
高教授治学勤奋、尊重历史、博采众长、实事求是。可以说，他是目前我国文化学术界第一位对游酢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的权威学者。他在《通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游酢、杨时是中国宋代卓越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通史》第331页）
高教授首次正式将游酢载入中国哲学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个重大学术成果。它结束了哲学界、文化界无人或很少有人提及游酢的历史，开创了游酢写进中国哲学史的先例，填补了我国学界游酢研究的空白。《通史》是高等院校教科书，成为大学生们必读的课本。从此，游酢必将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占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享其应有的盛名。
毫无疑义，《通史》和《游酢评传》的出版，连同“首届闽台游酢文化研讨会”的召开，都是游酢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必将在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游裔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载《游酢新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相关地名
游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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