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我致力于福建新儒学（闽学、理学）的习研半个世纪，有关学术活动大都有参与。方其始也，除朱熹外，具有国家以至国际地位的学者几乎无人问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从1986年开始，匡亚明主持的声势浩大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邀请冯友兰等当时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反复论证，选取传主200个历代思想家，邀请国内外专家撰写。但是，对于“海滨邹鲁”的福建，朱熹之外，诸如二程四大弟子之一二杨时、游酢，其后学罗从彦、李侗、黄榦、陈淳、蔡元定、真德秀、蔡沈，以及胡安国、胡宏、胡宪等，皆未有入传。（该《评传》于上世纪末全部出齐，获国家图书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天时地利，福建学界专业、业余和方志工作者，省、市（地）研究会和宗亲会，广大民众，大力开展朱熹和游酢、杨时等上列思想家的研究，形成福建文化研究的著述义理诠释和事迹考察辨析的两个大领域。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果层出不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在闽台友好往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国家的团结统一。
近年来，以传统方式、按学科分类、不同角度的研究似乎已经趋向饱和，有的在过去已涉及到的问题上兜圈子，难有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要进一步响应福建提出的“文化强省建设”，福建传统文化要发挥福建“软实力”的作用，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游酢后裔游梦熊先生出版《踏雪履痕》，对游酢文化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诸如《游酢及其重教兴学》、《游酢文化与延平凤池（名村建设）》、《闽台游氏同根同脉》等，试图把游酢文化思想的内在本质阐发出来，开拓出游酢文化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使其成为当今构建和诣社会的资源。
梦熊先生的研究是符合游酢文化思想的实际的。我想接着梦熊先生讲的，以游酢为例，把包括游酢在内的宋明新儒学（理学）的内在本质——“内圣”学，简要的加以论说。
中华主体文化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像衣食住行一样不可须臾离开。中华主体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就是《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外王”，就是用王道、文化治理天下，此是与“霸道”、武力相对称的。“外王”的前提是“内圣”，无“内圣”就无“外王”。
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到了东汉以后逐渐动摇，基于佛、道之学的盛行，以至出现存亡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动摇，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缺失，社会人心坠落。当代大儒牟宗三说：
残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败坏。人无廉耻，这是最大的惨局。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求儒家的复兴。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宋儒的兴起就是对着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意识的觉醒就是一种存在的呼唤，存在的呼唤就是从内部发出来的要求。（同上第74页）
这就是包括游酢在内的宋明新儒学的内在本质和文化价值之所在，它的内容就是儒家的“内圣”学。这是研究游酢文化思想的前提。
游酢生活在北宋末年。北宋新儒学的代表者主要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据研究，此四子分成二个系统：一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系，主要以程颢为主，下开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统和以游酢、杨时为代表的道南学统，道南学统主要还有罗从彦、李侗，即所谓杨（游）、罗、李（无朱熹）。二是程颐、朱熹系。据牟宗三研究，周敦颐、张载、程颢系“这条路是宋学的正宗”，是新儒学的正宗；而程颐、朱熹系，至朱熹集大成，是其后的宗主，称为“别子为宗”，即其源头程颐非正宗，此是借用中国古代宗法制嫡长子孙为大宗、正宗的说法。（《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2—113页）
宋明新儒学一般分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上述程颢系与程颐系，是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应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发展。陆、王之上承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其实也就是程（颢）陆王心学。兄弟俩思想的差异衍变为后来的两系。程（颐）朱理学主张“性即理”，即程颐谓“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遗书》卷22上）；程（颢）陆王心学，程颢有谓“心是理，理是心”（《二程遗书》卷13），后来衍变为陆王的“心即理”。陆九渊认为，二程思想，“伊川（颐）蔽固深，明道（颢）却通疏”（《陆九渊集》卷34），肯定程颢，因而将程颢思想推阐扩充，形成自己的“心即理”的思想体系。所以，陆王心学应是程（颢）陆王心学。（参见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83—190、274—275页）
游酢、杨时是程门（主要是程颢）四大弟子之一二，历来称其学为“道南正脉“、“程氏正宗”，是符合实际的。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时明道（程颢）之门，皆西北士，最后先生（按指龟山）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甚喜。……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时谢显道亦在门。（参见《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5—1116页）
总之，游酢、杨时“道南”之“道”是正宗新儒学，即上面所说的“内圣”学，真正呈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程颢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程氏外传》卷12）。因此“天理”论是其学的特点。他主张默坐澄心，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会天下之大本，即天理，从而达到道德人格的贤圣境界。
游酢就是沿着程颢的这种思维模式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遵照程颢的教导，反复研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著《＜论语＞＜孟子＞杂解》、《＜中庸＞义》等。游酢反复说：
《大学》自诚意、正心至治国、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也”。（《＜中庸＞义》，《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知远之近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可不谓近矣乎！……夫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常不离心术日用之间。（同上第147页）
在宋代以前，是把周公与孔子并称为“周、孔”；从宋开始，把孔子与孟子并称为“孔、孟”。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游酢早在南宋末年，就急呼发扬“四书”，才能拯救中华文化，才能拯救国家。游酢等新儒学家们，深研各种典籍，辨伪存真，准确地指出“四书”才真正能体现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他们用“四书”代替“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后来朱熹把它们联成一体，并精加注释，形成为集大成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由此，新儒家们重新建立起儒家道统和树立起孔子的崇高地位，把中华文化的主导权从佛、道那里夺回来，使中华文化的生命返本归位，并开辟出新的发展方向。
游酢之学主要是承继程颢的新儒学，是“内圣”学，是宋明新儒学之正宗。综观梦熊先生的《踏雪履痕》，充分地认识到游酢之学的核心价值。在“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大昌的今天，特别需要这方面的论著。这本《踏雪履痕》的出版，无疑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推动作用。
2014年中秋节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天时地利，福建学界专业、业余和方志工作者，省、市（地）研究会和宗亲会，广大民众，大力开展朱熹和游酢、杨时等上列思想家的研究，形成福建文化研究的著述义理诠释和事迹考察辨析的两个大领域。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果层出不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在闽台友好往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国家的团结统一。
近年来，以传统方式、按学科分类、不同角度的研究似乎已经趋向饱和，有的在过去已涉及到的问题上兜圈子，难有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要进一步响应福建提出的“文化强省建设”，福建传统文化要发挥福建“软实力”的作用，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游酢后裔游梦熊先生出版《踏雪履痕》，对游酢文化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诸如《游酢及其重教兴学》、《游酢文化与延平凤池（名村建设）》、《闽台游氏同根同脉》等，试图把游酢文化思想的内在本质阐发出来，开拓出游酢文化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使其成为当今构建和诣社会的资源。
梦熊先生的研究是符合游酢文化思想的实际的。我想接着梦熊先生讲的，以游酢为例，把包括游酢在内的宋明新儒学（理学）的内在本质——“内圣”学，简要的加以论说。
中华主体文化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像衣食住行一样不可须臾离开。中华主体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就是《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外王”，就是用王道、文化治理天下，此是与“霸道”、武力相对称的。“外王”的前提是“内圣”，无“内圣”就无“外王”。
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到了东汉以后逐渐动摇，基于佛、道之学的盛行，以至出现存亡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动摇，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缺失，社会人心坠落。当代大儒牟宗三说：
残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败坏。人无廉耻，这是最大的惨局。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求儒家的复兴。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宋儒的兴起就是对着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意识的觉醒就是一种存在的呼唤，存在的呼唤就是从内部发出来的要求。（同上第74页）
这就是包括游酢在内的宋明新儒学的内在本质和文化价值之所在，它的内容就是儒家的“内圣”学。这是研究游酢文化思想的前提。
游酢生活在北宋末年。北宋新儒学的代表者主要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据研究，此四子分成二个系统：一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系，主要以程颢为主，下开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统和以游酢、杨时为代表的道南学统，道南学统主要还有罗从彦、李侗，即所谓杨（游）、罗、李（无朱熹）。二是程颐、朱熹系。据牟宗三研究，周敦颐、张载、程颢系“这条路是宋学的正宗”，是新儒学的正宗；而程颐、朱熹系，至朱熹集大成，是其后的宗主，称为“别子为宗”，即其源头程颐非正宗，此是借用中国古代宗法制嫡长子孙为大宗、正宗的说法。（《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2—113页）
宋明新儒学一般分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上述程颢系与程颐系，是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应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发展。陆、王之上承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其实也就是程（颢）陆王心学。兄弟俩思想的差异衍变为后来的两系。程（颐）朱理学主张“性即理”，即程颐谓“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遗书》卷22上）；程（颢）陆王心学，程颢有谓“心是理，理是心”（《二程遗书》卷13），后来衍变为陆王的“心即理”。陆九渊认为，二程思想，“伊川（颐）蔽固深，明道（颢）却通疏”（《陆九渊集》卷34），肯定程颢，因而将程颢思想推阐扩充，形成自己的“心即理”的思想体系。所以，陆王心学应是程（颢）陆王心学。（参见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83—190、274—275页）
游酢、杨时是程门（主要是程颢）四大弟子之一二，历来称其学为“道南正脉“、“程氏正宗”，是符合实际的。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时明道（程颢）之门，皆西北士，最后先生（按指龟山）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甚喜。……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时谢显道亦在门。（参见《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5—1116页）
总之，游酢、杨时“道南”之“道”是正宗新儒学，即上面所说的“内圣”学，真正呈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程颢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程氏外传》卷12）。因此“天理”论是其学的特点。他主张默坐澄心，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会天下之大本，即天理，从而达到道德人格的贤圣境界。
游酢就是沿着程颢的这种思维模式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遵照程颢的教导，反复研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著《＜论语＞＜孟子＞杂解》、《＜中庸＞义》等。游酢反复说：
《大学》自诚意、正心至治国、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也”。（《＜中庸＞义》，《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知远之近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可不谓近矣乎！……夫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常不离心术日用之间。（同上第147页）
在宋代以前，是把周公与孔子并称为“周、孔”；从宋开始，把孔子与孟子并称为“孔、孟”。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游酢早在南宋末年，就急呼发扬“四书”，才能拯救中华文化，才能拯救国家。游酢等新儒学家们，深研各种典籍，辨伪存真，准确地指出“四书”才真正能体现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他们用“四书”代替“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后来朱熹把它们联成一体，并精加注释，形成为集大成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由此，新儒家们重新建立起儒家道统和树立起孔子的崇高地位，把中华文化的主导权从佛、道那里夺回来，使中华文化的生命返本归位，并开辟出新的发展方向。
游酢之学主要是承继程颢的新儒学，是“内圣”学，是宋明新儒学之正宗。综观梦熊先生的《踏雪履痕》，充分地认识到游酢之学的核心价值。在“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大昌的今天，特别需要这方面的论著。这本《踏雪履痕》的出版，无疑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推动作用。
2014年中秋节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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