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这一种学术体系，在宋明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宋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主要是以洛学为主干，直至南宋发展到高峰，以至到了明代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并维持着正统地位。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朱熹，被称为“程朱理学”。他们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用“理学”指称他们的思想体系。理学的主干内容则属于儒家哲学，是构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内容之一。朱熹是这个时代的理学集大成者，也是南宋闽学的始创者。
  除了自身的因素，历史和时势给了杨时这种机遇。杨时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理学家。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杨时的一生都在维护洛学，倡导理学，积极发展福建文化、东南文化。
  朱熹的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是由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修养论等理论组成的。林林总总，纷繁厚重。长期以来，自有大家、能者著述专著。这里，仅以理气关系和《四书集注》来看看杨时的理学思想如何对朱熹产生的影响。
  其一，从杨时的以理为本到朱熹的理气论。
  “关学”代表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体的唯物论哲学，“二程”推崇张载的《西铭》但否定了他的“气”的世界观（即气本体），建立了理本体论。“二程”的“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杨时师承先生“气行满天地之中”的观点，同样把“理”、“天理”作为世界的出发点进行论述。杨时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天理之常，非往非来，虽寿夭兮何伤！”也就是说，“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不生不灭的。他的观点，与“二程”的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把“理”看成一个超越一切的最高范畴。但是，杨时虽与“二程”有相同立场，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也不排斥张载有关“气化”的思想而引入他的一些观点，注意对张载“气”说的吸收，以充实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内涵。譬如，“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知合之非来，尽之非往，则其生也沤浮，其死也冰释，如昼夜之常，无是悦戚者”。“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气耳”。在杨时看来，天下的人和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在一起便生，气散去便会死。万物之生，如水凝为冰，其死，就如冰融入水。所以，人的生生死死都是由气所决定，就象昼夜变化一样，人本身不值得悲喜。理气的关系，理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主宰者。杨时这种以理为本，吸收张载“气”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给后者朱熹的理气论进行更加严密的论证开启了先河，奠定了丰实的理论基础。
  从朱熹思想体系看，理气论正是其理论基石。但朱熹又进一步发挥了“二程”、杨时“理本体论”。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探讨和解决理气关系问题并建立了理气论的哲学家。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个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质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不仅第一次全面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气化学说。朱熹既重视气化的意义，同时又坚持以理为本，强调理在气先，把“气”置于“理”的支配和决定之下的理气观。这是对宋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二程”洛学、杨时理气论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样，由理气论到理事论，朱熹更是发挥“二程”、杨时关于理事的“休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也发挥程、杨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太极就是一，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是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本乎一源”，都是出自太极。就每一个事物来看，它们都是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就象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理”是“本”，“气”是“末”；理即本体，气是现象。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是形而上之迹，而气则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理气关系也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正是“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代代传承至朱熹，包含理气论在内许多思想到朱熹得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蔡尚思先生讲到杨时活到八十三岁，比其他四位程门弟子的岁数都高得多。游酢、尹焞都只七十岁，其余二人都只五十出头。所以蔡先生得出这样评价：“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
  其二，“二程”推崇“四书”，杨时潜心研究并铨释“四书”，都深刻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的注释作品极为丰富。仅“四书”就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这是他对理学研究的巅峰之作。自元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直至清末科举废除止，风靡近七百年，且远播东亚、东南亚，对当地儒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理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结穴，亦无不可。”真是推崇至极，赞誉有加。朱子与“二程”年代相差几十年，而正是杨时等人的牵线搭桥将他们二者思想联系在一起。
  蔡尚思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程颐、杨时都很注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在《杨龟山先生集》中有《论语义序》、《孟子义序》、《中庸义序》、《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等文，杨时对《中庸》认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朱熹因此而有其代表作《四书集注》。”
  纵观儒家“经学”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足见中国思想史上的演变。先秦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去《乐》，故为“五经”。至唐代则更加繁冗，有“五经”、“九经”、“十二经”之称。到宋时又将《孟子》入经，谓“十三经”，浩瀚庞杂。学子即使皓首穷经也难以尽览，更何况掌握古今先贤的思想。于是，宋儒开始转向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传》等先秦著作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二程”开风气之先，十分推崇和重视“四书”。从《宋史·道学传·序论》中看到：“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整合贯通，无复余蕴。”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二程”首创。“二程”还说过：“《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又说：“《中庸》是孔门传授之法。”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
  在师承“二程”理学过程中，杨时对“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他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论语》之中，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茲乎？“《孟子》其要旨是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其功不在禹之下的睿智刚明之材——孟子的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中庸》之书，盖应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为此，他著述不倦，著有《论语讲义》、《论语义序》、《孟子解》、《孟子义序》、《孟子序说》、《中庸解》、《中庸义》、《经筵讲义》、《春秋义》、《校正伊川易》、《题肖欲仁大学篇后》等著作，洋洋洒洒几十种。他尤其重视《中庸》和《大学》。认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是高明之书。告诫弟子：“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
  杨时这些关乎“四书”的阐述，对朱熹日后集注“四书”产生了深刻影响。罗从彦于政和元年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才著有《语孟新说》、《中庸说》、《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书。对“四书”作进一步阐释。其弟子李侗的《延平答问》许多条目是回答朱熹关于“四书”中的疑问的。朱熹正是在系统整理“二程”、杨、罗、李等人的遗说，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濂学的“太极”、“关学”的“气”的理论，发挥“二程”和杨时“理”的思想，凝聚并高度体现在他对“四书章句”的集注上。朱熹‘二程’理学、“四书”学的继承，是由于杨时在二者中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客观上为朱熹《四书集注》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据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引用了三十二位学者七百三十一条语录，其中祖师爷“二程”最多二百二十五条；次之是曾师从程颐、著有《论语孟子解》等书的北宋哲学家尹焞，为九十条；再次之就是杨时，引用的言论多达七十三条；引用他的老师李侗有十三条。而且，杨时的《孟子序说》还被朱熹全文引用在《孟子集注》卷首，作为注释《孟子》的提纲挚领性的说明；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段论述也被引用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
  质言之，朱熹的《四书集注》正是由“二程”首创，道南学派杨时等人推崇“四书”，铨释“四书”，继而发挥，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最后的接力棒由朱熹来完成集注“四书”的大任。这是一个传承光大的历程。它标志着理学由形成到成熟的逐步发展历程。朱熹学说与“二程”理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杨时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的许多言论也是朱熹构筑闽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他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是无庸置疑的，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