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产生于北宋，正是社会动荡，外侮累侵的历史变革时期。作为一种思潮，理学的产生不是孤立思想运动的结果。那是深陷苦闷彷徨的封建思想家为起敝振衰，济世救民，寻找长治久安道路所作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尤其是关、洛地区、中原大地，讲学之风日甚。一种以伦理为主、倡导儒学，着力建立儒家“形而上”的体系，并兼收道、儒、释三种思想的新儒学（亦即“理学”）正风生云起，蓬勃发展。最具影响的是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濂学”是理学的初创时期，它是对传统佛道理解中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融合，提出诸如“仁义礼智信”、“善恶”、“无欲”、“主静”等观点。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无极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范畴”。“关学”认为宇宙本源是“气”，“太虚即气”，由于气的聚散变化而形成各种事物现象。当然，宋初开理学之先声的还有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四先生”。而后又有“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最著名的当属“二程”兄弟，其学说被称为“洛学”，是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认为，“道”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天”即“理”即“心”。因程颢早逝，程颐与其兄师承学说基本相同。他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生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从而强调“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并主张“涵养须用敬，讲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宋代理学这些流派，蔡尚思在文中也有谈到：“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四大派，濂、洛、关、闽四大派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
  那么，为什么是洛学南传而非濂学亦非关学？这当然与杨时有关。杨时在洛学南传、载道东南的历程中，功不可没。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杨时考中进士后，曾杜门不仕多年。他调官不赴主要原因是到颍昌拜程颢为师。他一生不求闻达，只探求传播、研习理学，深得“二程”器重。故史上有学成南归时，程颢送之所说的“吾道南矣”。南归后，他大部分时间游学我国东南地区，“浮沉州县达四十七年之久”。程颢逝世后，他经同乡游酢之邀往洛阳拜师程颐，故又有了脍炙人口的成语“程门立雪”佳话。蔡先生评价：“他除了自己的《龟山先生全集》以外，还有《二程粹言》，最可看出杨时与‘二程’的学术关系。”蔡先生此言极是。“二程”作为宋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精髓体现在《二程全书》，杨时正是通过《二程粹言》对先生思想的研究铨释、传承，使朱熹理学思想日益丰富、日臻成熟、完善，更加精致，更富于思辨性，乃至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在谈到闽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杨时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时，他又说：“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爷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派，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的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这个理学传统是这样：由‘二程’而杨时，由杨时而罗从彦，由罗从彦而李侗，由李侗到朱熹”。至此，其学脉传播与师承关系，蔡先生说的明明白白了：一传为福建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传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也是道派系理学传播大师的重要关键人物，被尊为“程氏正宗”、“洛学中枢”“道南第一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这就是，从“二程”辞世到朱熹诞生跨度近半个世纪。程颢死后45年，程颐死后23年，朱熹才出生。穿越时光隧道，将“二程”思想体系与朱熹道统思想交融汇合，使之一脉相承，正是杨时。杨时穷经皓首，辗转东南，讲学授徒，著书立著。对弟子罗从彦产生十分直接有效的影响，也使李侗甚至三传弟子朱熹也深受其理学氛围的熏陶。杨时是连接程、朱之间的一座过渡桥梁，使这两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思想体系”得到交融，形成思想链条。由“二程”理学创立，到朱熹对理学的发展直至闽学的创立，唯杨时及其弟子是也。
  在此，顺便提及：史学界有少数人认为“载道东南”应是游酢与杨时二人。然而，在传承与“吾道南矣”上，蔡先生亦有自己的见解：“杨时、罗从彦、李侗号称‘南剑三先生’。罗从彦是杨时弟子（也算是“二程”的弟子），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也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是四传弟子，杨时的三传弟子，罗从彦的再传弟子，李侗的弟子。”接着，蔡先生又不无幽默地说：“杨时以‘二程’为师，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为‘程门四先生’。‘二程’是洛阳人属于北方。程颢独说：‘吾道南矣’，而未曾说：‘吾道北矣’、‘吾道西矣’。这个‘南’是指将乐的杨时而不是指建阳的游酢。杨时一生讲学著述活动都是在我国东南地区。”
  关于这一方面，朱熹自己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载道东南”正是杨龟山先生。同样，朱熹的私淑弟子，著名闽学家真德秀也概括为：“‘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弟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真德秀，号西峰先生，建州浦城人。作为同是闽北出生的他，其哲学观点继承“二程”、朱熹之说。他推崇的“最得其宗”两人之一的朱熹自不待说，另所提及的张栻曾师从胡宏（称五峰先生），而胡宏是出生于闽北崇安的北宋著名理学家胡安国之弟子，安国又师出谢良佐（上蔡先生），谢与杨时、游酢、吕大临称“程门四大弟子”。两派殊途同归程门，实为“二程”、杨时一脉相承，真是剪不断的渊源啊！故才有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所言：“无龟山则无朱子。”一言中的，点睛之说！也才有以后的学界所说的：没有杨时，就没有朱子理学。信也，我以为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