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开头语
  朱熹作为南宋儒家学者，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是闽学的创始人，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中国自南宋后期和元、明、清近八百年之久，成为官方哲学，被视为儒学正宗，而且也成为十四世纪后东方文化主流。尤其是在哲学上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庞大的理学体系，其后尚未有人堪与比肩。所以，朱熹被选进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50名杰出人物之一（世界千禧人物）及福建省十大名片之一。1988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蔡尚思教授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题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给予朱熹极高的评价。
  然而，在朱熹学说耀眼光环的背后，在风生云起的“朱子热”浪潮中，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伟大的人物——杨时。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诞生于南剑州将乐县（今福建省将乐县）城北郊龙池团。他立雪程门，“学传东洛，道倡南闽，辟邪冀正，继往开来”，“有功于前圣，有功于后学”，被推崇为“程氏正宗”、“八闽理学之始”。
  无独有偶。1993年10月，适逢杨时故里将乐县举行纪念龟山先生940周年活动，特邀请蔡尚思先生参加，我当时在县政府办公室供职，负责接待联络工作，有幸与蔡先生近距离接触。在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的演讲：《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其下榻的宾馆，与他促膝交谈。时而“二程”洛学，杨时如何将理学南传闽北；时而朱子学说，理学的传统如何由“二程”到杨时，到罗从彦，到李侗，最后到朱熹。他说：史学界要对杨时有个公充的评价。闽学的形成与创立，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的完成，无不与杨时有关。“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他侃侃而谈，全然不像一个八十八岁的耄耋老者。在行将离开将乐的前夜，他在我的一枚纪念杨时“首日封”上欣然写下他酝酿已久的五言绝句：“鲁南有孔孟，闽北出杨朱。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这首诗与前五年在武夷山所题的诗，格律相同，韵味相似，可谓异曲同工，肯綮之言，是对杨时、朱熹的点睛之评。
  目前，我正在做杨时研究会的工作，经常接触到与研究杨时有关专家学者，研读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又时常忆起近二十年前的蔡尚思先生的教诲；潜心研读，认真咀嚼他对杨时的点评，以自己初浅的认知，从蔡先生对杨时，对杨时将“二程”洛学南传以及为之后朱熹创建闽学和朱熹思想体系的脉络作一梳理，力图说明杨时承洛启闽的作用和功绩。杨时是继洛启闽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沟通
  “二程”与朱熹的关键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正是社会动荡，外侮累侵的历史变革时期。作为一种思潮，理学的产生不是孤立思想运动的结果。那是深陷苦闷彷徨的封建思想家为起敝振衰，济世救民，寻找长治久安道路所作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尤其是关、洛地区、中原大地，讲学之风日甚。一种以伦理为主、倡导儒学，着力建立儒家“形而上”的体系，并兼收道、儒、释三种思想的新儒学（亦即“理学”）正风生云起，蓬勃发展。最具影响的是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濂学”是理学的初创时期，它是对传统佛道理解中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融合，提出诸如“仁义礼智信”、“善恶”、“无欲”、“主静”等观点。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无极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范畴”。“关学”认为宇宙本源是“气”，“太虚即气”，由于气的聚散变化而形成各种事物现象。当然，宋初开理学之先声的还有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四先生”。而后又有“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最著名的当属“二程”兄弟，其学说被称为“洛学”，是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认为，“道”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天”即“理”即“心”。因程颢早逝，程颐与其兄师承学说基本相同。他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生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从而强调“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并主张“涵养须用敬，讲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宋代理学这些流派，蔡尚思在文中也有谈到：“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四大派，濂、洛、关、闽四大派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
  那么，为什么是洛学南传而非濂学亦非关学？这当然与杨时有关。杨时在洛学南传、载道东南的历程中，功不可没。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杨时考中进士后，曾杜门不仕多年。他调官不赴主要原因是到颍昌拜程颢为师。他一生不求闻达，只探求传播、研习理学，深得“二程”器重。故史上有学成南归时，程颢送之所说的“吾道南矣”。南归后，他大部分时间游学我国东南地区，“浮沉州县达四十七年之久”。程颢逝世后，他经同乡游酢之邀往洛阳拜师程颐，故又有了脍炙人口的成语“程门立雪”佳话。蔡先生评价：“他除了自己的《龟山先生全集》以外，还有《二程粹言》，最可看出杨时与‘二程’的学术关系。”蔡先生此言极是。“二程”作为宋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精髓体现在《二程全书》，杨时正是通过《二程粹言》对先生思想的研究铨释、传承，使朱熹理学思想日益丰富、日臻成熟、完善，更加精致，更富于思辨性，乃至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在谈到闽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杨时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时，他又说：“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爷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派，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的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这个理学传统是这样：由‘二程’而杨时，由杨时而罗从彦，由罗从彦而李侗，由李侗到朱熹”。至此，其学脉传播与师承关系，蔡先生说的明明白白了：一传为福建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传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也是道派系理学传播大师的重要关键人物，被尊为“程氏正宗”、“洛学中枢”“道南第一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这就是，从“二程”辞世到朱熹诞生跨度近半个世纪。程颢死后45年，程颐死后23年，朱熹才出生。穿越时光隧道，将“二程”思想体系与朱熹道统思想交融汇合，使之一脉相承，正是杨时。杨时穷经皓首，辗转东南，讲学授徒，著书立著。对弟子罗从彦产生十分直接有效的影响，也使李侗甚至三传弟子朱熹也深受其理学氛围的熏陶。杨时是连接程、朱之间的一座过渡桥梁，使这两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思想体系”得到交融，形成思想链条。由“二程”理学创立，到朱熹对理学的发展直至闽学的创立，唯杨时及其弟子是也。
  在此，顺便提及：史学界有少数人认为“载道东南”应是游酢与杨时二人。然而，在传承与“吾道南矣”上，蔡先生亦有自己的见解：“杨时、罗从彦、李侗号称‘南剑三先生’。罗从彦是杨时弟子（也算是“二程”的弟子），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也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是四传弟子，杨时的三传弟子，罗从彦的再传弟子，李侗的弟子。”接着，蔡先生又不无幽默地说：“杨时以‘二程’为师，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为‘程门四先生’。‘二程’是洛阳人属于北方。程颢独说：‘吾道南矣’，而未曾说：‘吾道北矣’、‘吾道西矣’。这个‘南’是指将乐的杨时而不是指建阳的游酢。杨时一生讲学著述活动都是在我国东南地区。”
  关于这一方面，朱熹自己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载道东南”正是杨龟山先生。同样，朱熹的私淑弟子，著名闽学家真德秀也概括为：“‘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弟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真德秀，号西峰先生，建州浦城人。作为同是闽北出生的他，其哲学观点继承“二程”、朱熹之说。他推崇的“最得其宗”两人之一的朱熹自不待说，另所提及的张栻曾师从胡宏（称五峰先生），而胡宏是出生于闽北崇安的北宋著名理学家胡安国之弟子，安国又师出谢良佐（上蔡先生），谢与杨时、游酢、吕大临称“程门四大弟子”。两派殊途同归程门，实为“二程”、杨时一脉相承，真是剪不断的渊源啊！故才有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所言：“无龟山则无朱子。”一言中的，点睛之说！也才有以后的学界所说的：没有杨时，就没有朱子理学。信也，我以为并不为过。
  杨时承传并发展了宋代理学，为朱熹思想体系形成，创立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理学这一种学术体系，在宋明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宋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主要是以洛学为主干，直至南宋发展到高峰，以至到了明代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并维持着正统地位。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朱熹，被称为“程朱理学”。他们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用“理学”指称他们的思想体系。理学的主干内容则属于儒家哲学，是构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内容之一。朱熹是这个时代的理学集大成者，也是南宋闽学的始创者。
  除了自身的因素，历史和时势给了杨时这种机遇。杨时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理学家。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杨时的一生都在维护洛学，倡导理学，积极发展福建文化、东南文化。
  朱熹的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是由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修养论等理论组成的。林林总总，纷繁厚重。长期以来，自有大家、能者著述专著。这里，仅以理气关系和《四书集注》来看看杨时的理学思想如何对朱熹产生的影响。
  其一，从杨时的以理为本到朱熹的理气论。
  “关学”代表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体的唯物论哲学，“二程”推崇张载的《西铭》但否定了他的“气”的世界观（即气本体），建立了理本体论。“二程”的“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杨时师承先生“气行满天地之中”的观点，同样把“理”、“天理”作为世界的出发点进行论述。杨时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天理之常，非往非来，虽寿夭兮何伤！”也就是说，“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不生不灭的。他的观点，与“二程”的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把“理”看成一个超越一切的最高范畴。但是，杨时虽与“二程”有相同立场，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也不排斥张载有关“气化”的思想而引入他的一些观点，注意对张载“气”说的吸收，以充实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内涵。譬如，“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知合之非来，尽之非往，则其生也沤浮，其死也冰释，如昼夜之常，无是悦戚者”。“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气耳”。在杨时看来，天下的人和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在一起便生，气散去便会死。万物之生，如水凝为冰，其死，就如冰融入水。所以，人的生生死死都是由气所决定，就象昼夜变化一样，人本身不值得悲喜。理气的关系，理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主宰者。杨时这种以理为本，吸收张载“气”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给后者朱熹的理气论进行更加严密的论证开启了先河，奠定了丰实的理论基础。
  从朱熹思想体系看，理气论正是其理论基石。但朱熹又进一步发挥了“二程”、杨时“理本体论”。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探讨和解决理气关系问题并建立了理气论的哲学家。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个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质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不仅第一次全面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气化学说。朱熹既重视气化的意义，同时又坚持以理为本，强调理在气先，把“气”置于“理”的支配和决定之下的理气观。这是对宋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二程”洛学、杨时理气论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样，由理气论到理事论，朱熹更是发挥“二程”、杨时关于理事的“休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也发挥程、杨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太极就是一，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是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本乎一源”，都是出自太极。就每一个事物来看，它们都是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就象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理”是“本”，“气”是“末”；理即本体，气是现象。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是形而上之迹，而气则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理气关系也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正是“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代代传承至朱熹，包含理气论在内许多思想到朱熹得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蔡尚思先生讲到杨时活到八十三岁，比其他四位程门弟子的岁数都高得多。游酢、尹焞都只七十岁，其余二人都只五十出头。所以蔡先生得出这样评价：“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
  其二，“二程”推崇“四书”，杨时潜心研究并铨释“四书”，都深刻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的注释作品极为丰富。仅“四书”就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这是他对理学研究的巅峰之作。自元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直至清末科举废除止，风靡近七百年，且远播东亚、东南亚，对当地儒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理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结穴，亦无不可。”真是推崇至极，赞誉有加。朱子与“二程”年代相差几十年，而正是杨时等人的牵线搭桥将他们二者思想联系在一起。
  蔡尚思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程颐、杨时都很注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在《杨龟山先生集》中有《论语义序》、《孟子义序》、《中庸义序》、《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等文，杨时对《中庸》认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朱熹因此而有其代表作《四书集注》。”
  纵观儒家“经学”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足见中国思想史上的演变。先秦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去《乐》，故为“五经”。至唐代则更加繁冗，有“五经”、“九经”、“十二经”之称。到宋时又将《孟子》入经，谓“十三经”，浩瀚庞杂。学子即使皓首穷经也难以尽览，更何况掌握古今先贤的思想。于是，宋儒开始转向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传》等先秦著作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二程”开风气之先，十分推崇和重视“四书”。从《宋史·道学传·序论》中看到：“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整合贯通，无复余蕴。”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二程”首创。“二程”还说过：“《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又说：“《中庸》是孔门传授之法。”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
  在师承“二程”理学过程中，杨时对“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他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论语》之中，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茲乎？“《孟子》其要旨是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其功不在禹之下的睿智刚明之材——孟子的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中庸》之书，盖应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为此，他著述不倦，著有《论语讲义》、《论语义序》、《孟子解》、《孟子义序》、《孟子序说》、《中庸解》、《中庸义》、《经筵讲义》、《春秋义》、《校正伊川易》、《题肖欲仁大学篇后》等著作，洋洋洒洒几十种。他尤其重视《中庸》和《大学》。认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是高明之书。告诫弟子：“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
  杨时这些关乎“四书”的阐述，对朱熹日后集注“四书”产生了深刻影响。罗从彦于政和元年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才著有《语孟新说》、《中庸说》、《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书。对“四书”作进一步阐释。其弟子李侗的《延平答问》许多条目是回答朱熹关于“四书”中的疑问的。朱熹正是在系统整理“二程”、杨、罗、李等人的遗说，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濂学的“太极”、“关学”的“气”的理论，发挥“二程”和杨时“理”的思想，凝聚并高度体现在他对“四书章句”的集注上。朱熹‘二程’理学、“四书”学的继承，是由于杨时在二者中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客观上为朱熹《四书集注》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据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引用了三十二位学者七百三十一条语录，其中祖师爷“二程”最多二百二十五条；次之是曾师从程颐、著有《论语孟子解》等书的北宋哲学家尹焞，为九十条；再次之就是杨时，引用的言论多达七十三条；引用他的老师李侗有十三条。而且，杨时的《孟子序说》还被朱熹全文引用在《孟子集注》卷首，作为注释《孟子》的提纲挚领性的说明；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段论述也被引用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
  质言之，朱熹的《四书集注》正是由“二程”首创，道南学派杨时等人推崇“四书”，铨释“四书”，继而发挥，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最后的接力棒由朱熹来完成集注“四书”的大任。这是一个传承光大的历程。它标志着理学由形成到成熟的逐步发展历程。朱熹学说与“二程”理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杨时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的许多言论也是朱熹构筑闽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他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是无庸置疑的，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结语
  朱熹是中国南宋最为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儒、释、道三教，构建了自然、社会、人生整体性、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朱子学说的研究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在东亚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朱熹的许多学说，尤其是道德本体论对今天我们仍有许多可借鉴可吸取的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诚然，朱熹思想体系令后人高山仰止，因此，在赞誉、评价他的时候，也应客观实事求是评价这座大山背后——那些孜孜不倦努力探索理学的先贤先哲们。同样，也应记住他的老师李侗以及老师的老师罗从彦乃至杨时、“二程”，他们都是师出同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例子层出不穷。“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时在史学上虽然还称不上是以自立门风的一代大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当是时，他所处的北宋政治局势险劣，理学又处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呕心沥血，站在洛学的立场上，汇通理学诸派之说，潜心钻研，注解理学经典“四书”，从而成为由“二程”到朱熹，从洛学到闽学之间，传承与转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也不能苛求杨时（同样包括孔孟、朱子）。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言：“我以为此在各理学家均难避免，不必独怪杨时一人。”
  对于杨时，人们更多知道他是“闽学鼻祖”、“程氏正宗”、“南渡洛学大宗”的称号；更多听到是他“程门立雪”、“创办东林书院”、“载道东南”的佳话。杨时，作为封建时代的土大夫，他还有令人钦仰的另一面：廉明节俭、体国恤民；志在世道，抗金拒和。
  行文至此，顺便也表达我对已离世四年的蔡先生缅怀之情。从蔡先生在将乐参加杨时诞辰940周年，时间又过去了22个年头。时光荏苒，岁月如水。蔡先生作为闽籍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专家，对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思想、哲学伦理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对闽学、对杨时有精辟的认识和见解。对理学南传的影响与成果，他直言：“程门高弟子，窃以龟山为第一。”我想还是顺着蔡尚思先生点评杨时这条脉络，以他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蔡尚思先生是这样褒扬的：“理学家中能做到理学、经济（按此在古代是指“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的政治事功而不限于近代现代所说的经济）、气节（指道德）、文章（指诗文）四长的不多，杨时却能把‘四者合而为一’（用张伯行等人之语）超过了在他以前的濂、洛、关三派的大师。后人多只知杨时是理学家之一而不知他的其他三长。他的气节，如他敢于率同列上疏论三大权奸（蔡京、王黼、童贯）等的罪恶之类，有人指出杨时的‘经济’可与李纲‘竟烈’。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物为杨时作‘画像赞’，而杨时的诗文也为其师友所不及。”
  蔡老点评，出乎胸襟。诚哉斯言，夫复何言？！（作者系福建省闽学会理事、福建省董杨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