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学兴盛，曾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此后，秦始皇的毁书坑儒，汉代训沽经学笺注的繁锁支离以及外来宗教传入的冲击，使得儒学到五代时期已渐衰落和僵化。明代学者何乔新在《道南祠记》中写道：“孔孟既殁，吾道之不传久矣。”北宋时期，中原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发展的新情况，对孔孟的儒学进行阐述，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使孔孟之道重新得到弘扬。正如杨时在《南剑州陈谏议祠堂记》中所说：“自孟子殁，圣学失传，六经微言，晦蚀于异论。宋兴，锄类夷荒，养息百余年，名儒继出。”①当时，理学的主要学派有周敦颐创立的濂学，后由程颢、程颐承传；张载创立的关学，后继乏人；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经其门下杨时等多代弟子的传承，发扬光大，成为理学的主流学派。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他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出生在福建南剑州将乐县城北郊龟山，宋神宗熙宁九年登第状元徐铎榜甲级进士，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四日病逝，享年83岁。杨时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夏由游酢荐领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当年初冬返乡。程颢望着远去的杨时，对身边的弟子说：“吾道南矣！”程颢病逝后，杨时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五月又与游酢一起到洛阳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此后，杨时通过办学讲学、整理师说和著书立说，把洛学传到东南特别是客家区域，并丰富、发展了洛学。对杨时在宋代河南“二程”洛学过渡到福建朱熹创立闽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后人自有评价。《宋史·杨时本传》载：“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朱熹、张拭之学得程氏正宗，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清朝初年，无锡的高世泰曾为东林书院题写“洛闽中枢”匾额，这概括了杨时承洛启闽的重要作用。后来的学者尊杨时为“闽学鼻祖”。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刘树勋和福建省党校教授陈遵沂撰写的论文《论杨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中指出：“若以逻辑起点看，福建省理学思潮始于杨时。”①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黎昕在论文《道南第一人——杨时》中称杨时是“南渡洛学的大宗”、“道南第一人”、“闽中道学的鼻祖”。②中国经济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晓望在《论杨时“传道东南”的文化意义》一文中认为：“杨时传道东南的意义在于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向东南转移的过程”，“这在传统学术史上被视作一个重大事件”。③
  杨时的得意门生、宋剑浦（今属福建延平）人罗从彦把他老师丰富和发展的洛学传给李侗，李侗又传给朱熹。朱熹通过教学修书，承传了杨时丰富和发展了的河南“二程”洛学，集理学之大成，并吸收了佛、道两家的精华，创立了闽学，从而成为南宋时期发展到最高层次的理学体系和全国理学的主流学派。南宋晚期，以闽学为代表的理学而成为朱子学，上升为官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正统地位。直到清代末年的几百年间，理学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意识。同样，理学也是这几百年间客家文化的主导思想意识。
  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晚期至清代，理学在闽赣粤边客家地域十分兴盛。不仅官办的府学、县学以“四书”、“六经”为教材，以新儒学即理学教育为正统，民间办的各类书院也多以研教理学为宗旨。实际上，早在北宋时期，一些名儒就在客家地域传播理学。北宋庆历年间，濂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和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先后在虔州（今江西赣州）治所南安和水东濂溪书院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北宋哲宗元祐四年至元祐五年九月（1089—1090），杨时任虔州司法期间，也曾在濂溪书院讲学，传授理学。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杨时的学生张九成被贬南安期间，又在这里传播理学。这对赣南客家文化的形成影响是很大的。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南安知府饶应云上疏云：“南安乃道学发源之地”，恭请圣上赐匾额。宋理宗赵昀亲书“道源书院”四字赐濂溪书院。南宋时期，杨时的多代弟子在客家地域传播理学。据连城县文川《罗氏族谱》载，罗从彦于南宋高宗建炎三年至绍兴元年（1128—1131），曾应连城县罗氏宗亲的聘请，在冠豸山的仰正亭讲学三年，传授理学。冠豸山灵芝峰石壁上雕刻的罗从彦手迹“壁立千仞”四个大字至今仍存。此外，南宋时期长汀县的杨方、吴雄、郑应龙，连城县的丘麟，宁化县的张良裔等一批客家学者亦在创办书院、传播理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这些史实说明，理学在客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取得主导地位，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和杨时等理学名贤及其门下多代弟子一代接一代在客家地域长期传播理学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由河南“二程”洛学发展而来的杨时理学思想，是台海两岸客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渊源之一，是台海客家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现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是台海客家文化的源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