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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学行醇固，谏诤有声，”这是钦宗皇帝对杨时奏本的御批，更是钦宗皇帝对杨时的褒奖。从杨时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们不难看出，钦宗皇帝对杨时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一、学行醇固
  对于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杨时的学行，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他不仅是个饱学之士，更是“道南”第一人，被尊为闽学鼻祖。2012年7月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这样写道：“宋代是我国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理义之学。”“两宋之交的杨时、胡安国、胡宏，南宋前期的张栻、陆九渊、朱熹等人，对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把杨时对理学的贡献排在第一位，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是杨时把“二程”理学传到福建，经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最后由朱熹发展为闽学，对我国的哲学史，尤其是在思辨哲学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时自幼天资聪慧，才思敏捷，四五岁就能背诵大量的诗文，七八岁就能写诗作赋。就连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诗人文天祥也对他赞誉有加：“唯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
  熙宁七年（1074）,22岁的杨时在含云寺完成了他平生第一部书稿《礼记解义》。次年，杨时被举荐为太学预科生，24岁荣登进士。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秋，杨时与少年同窗游酢在京城不期而遇。游酢（1053—1123），字定夫，福建建阳人，历任太学博士、监察御史、将军等职。宋熙宁五年（1072），游酢赴京师预考，适逢程颐从洛阳到京师授学，游酢的天资禀赋深得程颐赏识。宋元丰元年（1078），经程颐举荐，游酢师从程颢，不久便出任大程书院山长。听说杨时对“二程”理学神往已久，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于是，游酢便邀杨时和谢良佐，直奔颍昌（今河南许昌），拜见程颢为师。谢良佐（1050—1103）北宋官员、学者，字显道，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人称上蔡先生或谢上蔡。杨时对理学的领悟很深，深得伊川先生的赏识，他曾说：“杨君最会得容易。”“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当时佛学兴盛，很多学者“多从佛学，独公（杨时）与谢不变”。可见，杨时对理学的笃信与虔诚。
  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从京城赴任徐州司法途中，特意绕道颍昌，在游酢引荐下同游酢一起以师礼谒见程颢。杨时笃信理学，学习尤为认真，深得老师真传。杨时学成回来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意思就是我的学术思想到南方去了。《宋史本传》这样记载：“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其实，程颢的“吾道南矣”是化用典故“吾道东矣”而来的。说的是，东汉有个了不起的经学家叫郑玄，他觉得自己的学问在山东已经没有人可以超越了，于是就到洛阳，跟从大儒马融学习。可马融当时的地位非常高，手下有弟子几千人。郑玄去了之后，根本没有资格和马融面谈。马融只是让自己的学生给郑玄授课。郑玄在洛阳待了三年。有一天，马融要讨论一个谶纬学上问题，需要大量的计算。有人就提出来，有个学生叫郑玄，对计算非常精通。于是，马融就把郑玄叫来。第一次见到马融，郑玄就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讨论后便离开洛阳回山东去了。郑玄走的时候，马融说了一句话：“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我的学问向东传播去了。
  程颢化用这个典故，充分说明杨时在理学南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著名的“吾道南矣”。“吾道南矣”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华文脉向南转移。从此，“道南”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
  杨时对理学的虔诚与笃信，不仅体现在对理学的学习领悟中，还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上。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41岁的杨时在赴浏阳县令的途中，绕道洛阳，和游酢一起去向老师程颐请教一个理学问题。《宋史本传》这样记载：“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暝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为了不惊扰老师的休息，游酢、杨时侍立在老师的身旁，等待老师醒后再问。他们不是傻，而是对老师的尊敬，对理学的笃信。程颐醒后，发现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深了。难怪宋人黄去疾如此惊叹：“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从此，“程门立雪”的佳话流传千古，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杨时、游酢以坚韧的意志，无声胜有声的震撼行为，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也因此成了尊师重道的楷模。
  杨时“程门立雪”的故事还蜚声海外，扬名高丽。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高丽国（含今朝鲜与韩国）国王王俣让其儿子王楷带领一班人马入朝进贡，并奏请入太学学习。徽宗准奏，封王楷等为置博士，入太学。入太学后不久，王楷等人就听说了游酢、杨时的“程门立雪”，学成南归的故事。王楷等人深受启发，相约来到杨时寓居的江苏毗陵（今江苏常州），拜杨时为师。杨时对王楷等人也优厚有加，并把自己所著的《庄子解》、《论西铭》、《周易解义》等赠与他们。
  宋宣和四年（1122）底，高丽国王王俣驾崩，其子王楷被拥立为国王。次年初，王楷派遣告哀使赴中原向徽宗皇帝告哀。徽宗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随使赴高丽国奠慰。一日，王楷设家宴款待二位使节。一见面，王楷便急切地询问：“龟山先生安在？”足见杨时对王楷的影响有多大。
  杨时对理学的笃诚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老师“二程”的感情是矢志不渝的。杨时到了82岁高龄，还在整理老师的学说，编成《河南程氏粹言》一书。他对自己的女婿陈渊（字知然，沙县人）说，伊川先生的语录能够整理出书，是程门弟子的心愿，如今亲聆伊川先生教诲的人已所剩无几了，我尽力回忆，并对某些记录作了润饰，使伊川先生讲的道理更加明白晓畅，让后人不致误解。杨时这种师恩不忘，重道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杨时对少年的老师也是师恩不忘。大师萧庆真是杨时少年的老师，杨时对他的感情也非常深。杨时在《含云寺真祠遗像记》一文中这样写道：“予与真师游非一日矣。是时，予尚幼，方肄业为科举之文，挟册读书，穷日夜之力，为进取计，盖未知有亡羊之忧也。然见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撄其心，虽未能尽知其所有，亦窃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渐长，知为学之方，听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贤，而予以出仕也矣，始恨不得相从复如昔日也。”杨时想念老师，感激老师之情溢于言表。如是观之，杨时的确是“学行醇固”，堪称“师表千古”。
  二、谏诤有声
  杨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只读“四书”、“五经”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忧国爱民，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从24岁中进士，25岁授汀州司户参军，开始步入政坛，到76岁告老还乡，整整半个世纪，历经朝廷的风云变幻，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都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勤政爱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得朝野好评，百姓爱戴。宋人黄去疾这样评价杨时：“公为政简易，不为烦苛，远近悦服。”
  尤其是当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或者是百姓的利益遭到无端损害的时候，杨时都能把国家和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过头顶，勇敢地站出来，不畏权贵，不为个人得失，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杨时历任徐州、虔州司法，“晓习律令”的他，如“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力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屈。”足见杨时执法公正，办案果断的工作作风。
  浙江余杭一带至今还广泛流传着杨时勇斗蔡京的故事。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杨时任余杭知县。杨时不畏当朝权贵，力阻当朝尚书蔡京为其母亲墓地浚湖筑塘。他上书宋徽宗，阻止了蔡京的图谋，保住了南湖千亩良田。
  宣和七年（1125），金军攻陷燕京，直袭汴京，国家危在旦夕。杨时向徽宗皇帝进言“今士大夫不敢尽言天下之事，不过为谋身之计耳，不知谋国乃所以谋身。天下不宁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轧条具十数事，以裨国论。”徽宗皇帝对杨时的这种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深明大义之举，甚为赞赏，说：“卿所陈，皆尧舜之道，正孟子所谓‘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者也，’宜在经筵，朝夕辅朕。”
  钦宗靖康元年（1126），任著作郎兼伺经筵的杨时已经74岁了。这年正月，时值金兵围攻汴京之际，杨时上书反对议和，声言“城下之盟，辱亦甚矣。”遣责童贯的罪行。此人为总领北方军队的统帅，曾弃军而逃。金兵攻打太原时，出现了“贯奔入都”的丑闻。杨时又建议罢免张邦昌，后者正在竭力鼓吹投降。杨时极言不可：“惟河朔为朝廷重地，三镇又为河朔之要藩也，……一旦弃之北廷，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2月，负责京师防务力主抗金的李纲遭到免职，杨时再次上书，为李纲大鸣不平。杨时力主“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并“极言和议之非，请命将出帅。”同时，杨时又支持陈东等人的请愿行动。陈东等人上书，请诛童贯等投降派，那时学生、军队、民众，聚集数万人，填街塞巷，呼声震地，反对金人入侵，要求抗战。杨时请求加强防卫，认为不可专守和议。不久，太原危急，杨时第三次上书，抨击姚古。此人拥有重兵，竟然毫无理由地拒绝救援太原。杨时不顾个人的得失，不怕犯上，不怕丢失官职，力求挽救危难的勇气与精神实为可敬！连钦宗皇帝也不得发出“谏诤有声”的感叹！
  杨时不但勇于说，更擅长做。杨时在任萧山知县的时候，大兴农田水利，造福当地百姓。据《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记载：“公（杨时）年六十。四月，赴萧山知县，县有湘湖，久淹塞。公劝民浚治，溉甲数千顷。先是连年苦旱，是岁大熟，邑民感德，为公立祠，至今有杨长官庙犹存。”在萧山的历史上，活着的人被供奉的只有杨时一人。
  杨时非常重视民生，爱惜百姓财产。他说：“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乘之以饥馑，则老弱者操瓢囊转乎沟壑，壮者则聚而为盗，此其常也。国家兴利修废，务以保民为心，独能无意于此乎？”他提醒统治者对待民众应有如保赤子的爱，“古人于民，若保赤子。……为民父母，岂可暂时罔之，使之终身受其害？”‘夫诱引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亦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且民之有财，亦须上之人与之爱惜，不与之爱惜而巧求暗取之，虽无鞭笞以强民，其所为有甚于鞭笞矣。”指出，百姓之财是需要统治者一起来维护的，“巧求暗取”比暴力强求危害更重。
  直至告老还乡之时，杨时依然心系千万百姓，为民请命。他推却了高宗皇上的赏赐，却又向上请求“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遂成永惠。”为八闽百姓免除粮税。
  由是观之，杨时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教育家，更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他一生践履崇实，主张经世致用，“明理诚欲”，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体现他的爱国爱民、以民为本、尊师重道、刚正不阿的思想和情怀。
  三、一点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习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与杨时提出的“明理诚欲”有异曲同工之妙。900多年前，杨时就提出“明理诚欲”，以此来规范修正自己的言行。他在《经筵讲义》上说：“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杨时认为，要使人性善，“诚”就不会受世俗社会饮食男女等各种情欲的影响，便能使心保持象镜子那样的明净。否则，私欲就象污物那样遮住（心）“镜”的光明，善性便发不出。他还说：“鉴之照物因物而异形，而鉴之明未尝异也”。“夫心犹镜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来，则所鉴者广矣。若执镜随物以度其形，其照几何？”认为镜子照物，镜子之光不变，但因所照之物的形态有差别，因而所照之形便有变化。以此强调，要保持个人品行的端正，始终保持个人良好的形象，照出始终如一的“自我”来。
  杨时当时还提出，“安民之道，以知人为先故也。”告诫执政者要执政为民，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公正之心贯彻到执政过程中，不能有偏私，因为“然心有偏私，则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便嬖宠昵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远矣。夫公则明，私则敝。公天下之善恶而无容心焉，则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今天，我们纪念杨时，传承弘扬杨时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杨时的爱国爱民、以人为本、不畏权贵、明理诚欲、尊师重道、学以致用的精神和情操，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为实现中国梦而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引领。
  （作者系将乐县社科联副主席，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理事，将乐县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