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高层次的师承关系并非谁人随时都可以建立的。宋代理学都是探讨自然奥秘、社会规律、人生哲理的，属于哲学范畴高学问。拜师求学是要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志向基础、品格基础的。
  1、文化基础。杨时四岁入私塾，他常到村郊凤凰岩读书，到龟山阁赏景和思考自然社会的哲理。他八岁就会写文章，被称为神童，十五岁就去邵武学习经史，二十四岁考中徐铎榜进士。罗从彦自幼受家教，学有渊源，十岁能诗，文采焕发，十三岁就读于城东藏春峡审律先生吴仪处。自此，学问大进。李侗的祖父皆以儒学起家，他幼年聪明警悟，弱冠游乡校有声，且生性豪勇。朱熹从小就受家学教育，八岁读《孝经》，十岁读《孟子》，从小刻苦学习，于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中进士。由此可见，“延平四贤”个个都是在妙龄时“壮图宜自强”的才子，所以拜师后入门快，领悟好，能融会贯通。
  2、志向基础。天下学问何其多，世间名师何其多，追求何种学问，慕名何位名师，就有一个志向问题。
  中国早期传统哲学经历了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的历程，而儒学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时不久就逐渐没落了。到了宋朝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儒学也就是理学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释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哲学形态，这是儒家思想第二次重大转折。正所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于是“有觉其徒，望门以趋”。首先是杨时龟山拜师程颢，获得“吾道南矣”的师誉，之后又拜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宋徽宗于1105年10月赐书“笃锺理学”四个大字肯定杨时对理学的追求。罗从彦也是立志理学。当他得知为萧山令的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时，即徒步到萧山拜杨时为师，初见之日即汗流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李侗一样立志理学，他初见罗从彦的书信中就说：“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充饥，衣之御寒也。”又说：“儒者之道，可以善其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朱熹虽然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阶段，但自此步步深化，终于将理学集大成。由此可见，“延平四贤”个个立志理学，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有坚定的学习意志。
  3、品格基础。品格和修养直接关系到能否学有成效的问题，也是一对师生学风和道德的反映。
  尊师是他们的共同品格特点。中国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杨时身体力行。“程门立雪”就是尊师好学的典范。他克服重重困难整理出版老师的遗作。当他得知老师程颢去世后，在一千多里外的徐州设祭坛，召集学生吊唁，并带着深情写了《哀辞》。他当时的沉痛心情不亚于父母去世。
  罗从彦对老师的感情和杨时一样，尊师重道，肝胆照人。绍圣丁丑（1097）得悉伊川先生被贬特往慰问。元符庚辰（1100）龟山先生被诬，贬官回乡讲学含云寺，罗乃执弟子礼前往就学。真是其志益坚，其学益醇，其情益弥。后伊川先生因被诬贬郁愤而亡，门人不敢吊丧，从彦于重和元年戊戌（1118）赴京，特转道洛阳往白虎山下谒扫先生墓，以尽弟子之谊，为世人所称道。
  李侗也一样。罗从彦逝于广东博罗县主簿任上，子敦叙早殁，丧不得归。数年后，惠州判官系族人罗友，遗人特护以归，至汀州遇草寇，遂寄开元寺。又数年门人李侗才将其归葬，并为之撰《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可见，李侗对老师的情谊不亚于族人。
  朱熹何尝不如是。他得知李侗去世消息后，赶回南平，伏哭先生灵柩之前，下葬时又来参加会葬，还写了长篇悼文和《李先生行状》。后来，又把老师写给他的信件和平时的语录汇编成集以传后世。
  由上可知，“延平四贤”个个既为师长也是尊师典范。
  说到品格还必须指出，当从彦去拜访杨时，在论易时，杨时并不清高自大，乃谦逊地说：“伊川说甚善。”从彦第二年就卖掉田产作路费，赴洛以师礼见伊川先生，发现伊川讲的和杨时一样，知道杨时已学到伊学的精髓，于是返回后又去请教杨时。杨时豁然大度，心无芥蒂，精心指点。可见，师生间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心心相映，习习相承，反映出高境界人品和很深的师生情谊。
  由此可见，良好的文化基础，志向基础和品格基础是师承中教必成育必果的前提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