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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关系是宋代“延平四贤”的重要学术行为，也是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更是道南学派在学术上最终集大成，其学说成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关键。
  “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是一脉相承的四代传人，他们先是弟子后为师长，都有特色鲜明的师承关系，这是宋明理学中道南学派的一大特点。
  一、“延平四贤”师承关系的背景
  “延平四贤”的师承关系不是孤立的学术行为，是在时代大背景下的产物。它与当时的社会矛盾、社会活动、社会风气息息相关。
  1、探究加强思想引导和统治的需要。宋代，自立国伊始，即强邻压境，自始至终国力萎靡不振，为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夏、元欺凌压迫，直至灭亡。国内则农民起义不断，面对激烈的阶段斗争和民族矛盾，许多有志的士大夫及文人士子走上了探究社会和自然规律以及人生真谛之路，试图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以引导人们修身养性，进而治国安邦。“延平四贤”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投身于理学建立起师生关系的。
  2、思想流派斗争的驱使。宋代思想活跃，学术派别众多，文化多姿多彩。主要学术派别有新学（王安石）、濂学（周敦颐）、洛学（程颢、程颐）、关学（张载）、闽学（朱熹）、蜀学（苏洵、苏轼、苏辙）、朔学（刘挚、司马光）、心学（陆九渊）、婺学（吕祖谦）、象数学（邵雍）、南轩学派（张栻）、永嘉学派（陈亮、叶适）等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观斗争尖锐，唯心主义哲学观内部也斗争不断。这样，各流派通过拜师传承，壮大队伍，完善学说，成为必然。
  3、拜师求学风气的影响。我国的拜师学习古已有之，自孔子在杏坛开讲以来，拜师求学逐渐形成风气。特别是唐代散文家韩愈撰写了《师说》一文，影响极广。他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他反对生而知之，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文化继承和知识传授的必要性，主张闻道在先或学有专长即可为师，师生可以互相学习。这种唯物论师道观被许多文人学子所认同。“延平四贤”正是秉持“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的理念，先后开始师承活动的。
  二、“延平四贤”师承关系的基础、
  高层次的师承关系并非谁人随时都可以建立的。宋代理学都是探讨自然奥秘、社会规律、人生哲理的，属于哲学范畴高学问。拜师求学是要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志向基础、品格基础的。
  1、文化基础。杨时四岁入私塾，他常到村郊凤凰岩读书，到龟山阁赏景和思考自然社会的哲理。他八岁就会写文章，被称为神童，十五岁就去邵武学习经史，二十四岁考中徐铎榜进士。罗从彦自幼受家教，学有渊源，十岁能诗，文采焕发，十三岁就读于城东藏春峡审律先生吴仪处。自此，学问大进。李侗的祖父皆以儒学起家，他幼年聪明警悟，弱冠游乡校有声，且生性豪勇。朱熹从小就受家学教育，八岁读《孝经》，十岁读《孟子》，从小刻苦学习，于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中进士。由此可见，“延平四贤”个个都是在妙龄时“壮图宜自强”的才子，所以拜师后入门快，领悟好，能融会贯通。
  2、志向基础。天下学问何其多，世间名师何其多，追求何种学问，慕名何位名师，就有一个志向问题。
  中国早期传统哲学经历了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的历程，而儒学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时不久就逐渐没落了。到了宋朝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儒学也就是理学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释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哲学形态，这是儒家思想第二次重大转折。正所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于是“有觉其徒，望门以趋”。首先是杨时龟山拜师程颢，获得“吾道南矣”的师誉，之后又拜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宋徽宗于1105年10月赐书“笃锺理学”四个大字肯定杨时对理学的追求。罗从彦也是立志理学。当他得知为萧山令的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时，即徒步到萧山拜杨时为师，初见之日即汗流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李侗一样立志理学，他初见罗从彦的书信中就说：“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充饥，衣之御寒也。”又说：“儒者之道，可以善其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朱熹虽然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阶段，但自此步步深化，终于将理学集大成。由此可见，“延平四贤”个个立志理学，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有坚定的学习意志。
  3、品格基础。品格和修养直接关系到能否学有成效的问题，也是一对师生学风和道德的反映。
  尊师是他们的共同品格特点。中国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杨时身体力行。“程门立雪”就是尊师好学的典范。他克服重重困难整理出版老师的遗作。当他得知老师程颢去世后，在一千多里外的徐州设祭坛，召集学生吊唁，并带着深情写了《哀辞》。他当时的沉痛心情不亚于父母去世。
  罗从彦对老师的感情和杨时一样，尊师重道，肝胆照人。绍圣丁丑（1097）得悉伊川先生被贬特往慰问。元符庚辰（1100）龟山先生被诬，贬官回乡讲学含云寺，罗乃执弟子礼前往就学。真是其志益坚，其学益醇，其情益弥。后伊川先生因被诬贬郁愤而亡，门人不敢吊丧，从彦于重和元年戊戌（1118）赴京，特转道洛阳往白虎山下谒扫先生墓，以尽弟子之谊，为世人所称道。
  李侗也一样。罗从彦逝于广东博罗县主簿任上，子敦叙早殁，丧不得归。数年后，惠州判官系族人罗友，遗人特护以归，至汀州遇草寇，遂寄开元寺。又数年门人李侗才将其归葬，并为之撰《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可见，李侗对老师的情谊不亚于族人。
  朱熹何尝不如是。他得知李侗去世消息后，赶回南平，伏哭先生灵柩之前，下葬时又来参加会葬，还写了长篇悼文和《李先生行状》。后来，又把老师写给他的信件和平时的语录汇编成集以传后世。
  由上可知，“延平四贤”个个既为师长也是尊师典范。
  说到品格还必须指出，当从彦去拜访杨时，在论易时，杨时并不清高自大，乃谦逊地说：“伊川说甚善。”从彦第二年就卖掉田产作路费，赴洛以师礼见伊川先生，发现伊川讲的和杨时一样，知道杨时已学到伊学的精髓，于是返回后又去请教杨时。杨时豁然大度，心无芥蒂，精心指点。可见，师生间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心心相映，习习相承，反映出高境界人品和很深的师生情谊。
  由此可见，良好的文化基础，志向基础和品格基础是师承中教必成育必果的前提和关键。
  三、“延平四贤”师承关系的特点
  “延平四贤”在师承的学风、形式、方法、行为上独树一帜，有明显的特点，鲜明的特色。
  一是“笃锺理学”的向道学风。杨、罗、李、朱都没有仕途上的刻意追求，都没有生活上的优裕享受。在立志研道之后，都能排除杂念和干扰，身心高度集中，几十年不变，其毅力令人叹绝。
  杨时“州县浮沉四七春”，到退休后去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罗从彦一生坎坷，严毅清苦，却专注学问筑室罗浮山中，居十余年，终日端坐，静中观理。李侗这位布衣学者，“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一心“静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则“安贫乐道，廉退可嘉”。他们一心向道，一生穷理的学风代代相传，对弟子、门人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带动作用，从而也透露出四位理学鸿儒能够功成名就的奥秘。
  二是师生频繁互动的学道形成。杨时自拜师“二程”之后，多次以书信向老师请教。“程门立雪”反映出勤奋刻苦、谦恭求学的尊师内涵。罗从彦师事杨时二十多年，五次登临杨门求教，“独得不传之秘”。李侗二十四岁师事罗多彦，自此亦步亦趋，一生弃科举，穷经研道，“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李侗与朱熹的教与学频繁互动反映在《延平答问》中，朱熹“逃禅归儒”后，于1153、1158、1160、1162年多次面见李侗，短则一个月，长则几个月，向老师请教，第二次见面提出十八个问题。除此之外，朱熹还用写信方式提问，李侗前后回信几十篇。总之，杨、罗、李、朱之间，先生以传道授业、释疑解难、循循善诱、启发引导的方式教导弟子，弟子则以登门请教、书院聆听、书信问疑，自研自悟的方式求得进步。
  还应当说明的是，“延平四贤”善于把创办书院作为师承的主要形式。因为书院能把著书立说、注经解经、释疑解难、讲学授徒等多种行为融合在一起，综合发挥研习、教导、交流、传播等多种功能的作用，而且书院教学形式灵活自由，实行开门教学，能者为师，主讲之后，往往集体讨论，把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杨时创办了闻名全国的东林书院等多所书院。他在东林书院讲学一十八年，培养了大批弟子。罗从彦也曾以书院为依托，以师长为核心，传播理学，培养弟子。他曾在洞天岩、南斋书院集群儒讲学论道。影响最大的是宋建炎二年远道赴汀州连城冠豸山定居讲学，深受四方人士敬重。朱熹先后创办和修复了著名的考亭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二十八所，遍布东南海滨。书院中的师生互动是公开的、直接的、群体的、高效的，受益面很广
  三是潜思力行的悟道方法。领悟是取得学问的精髓，学道关键在悟道。“延平四贤”在师承中很重视教导弟子悟道方法，以期提高自研能力。
  杨时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意象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这完全不同于辞章考据之为，也不同于记问背诵之学，而是重领会、重思考、重理解之法。
  罗从彦诗云：“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这是强调要静中观理，静处观心，静中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
  李侗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也主静，主平淡，“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义理出？”朱熹还主张“即物穷理，”反复推寻。
  可以说，静坐悟道是洛学的传统。静坐可以收敛人心，减少欲望，涵养身心，集精聚神。他们认为，这是悟道应具备的心境。
  除此之外，杨罗李朱都主张“去圣经中求义理”，主张读古圣经书，遵圣贤语。杨时还说：“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学之将何用。”他们认为圣贤书一读即心窍大开，理义自明。
  四是著书释经的倡道行为。“延平四贤”中杨、罗、朱均重视著书立说，而阐释经典是著书立说的重点内容。周敦颐只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传世，“二程”也仅有《伊川易传》草稿，而杨时为了师承和传播需要，除了编纂《二程粹言》、整理《伊川易传》外，还有《礼记解义》《列子解》《庄子解》《孟子义》《春秋义》等多种释经著述，为其门人弟子学道提供了极大方便。罗从彦也是著述颇丰，先后写成《语孟师说》《书斋记》《中庸说》《议论要语》《弟子问答》等。杨时和罗从彦是道南学派中著述繁丰的一对师生。
  朱熹更不用说。他的著作主要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太极图说》《周易本义》《四书集注》等等，大部分是哲学著作。其中《四书集注》是他最富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不仅门人弟子必读，而且成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对后世影响很大。
  总之，“延平四贤”师承中目的相同、方法相近、形式相仿，行为相似。个个上承师长，下启弟子，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强强接力，实现了理学的集大成和倡道东南的宏愿。
  四、“延平四贤”师承关系的效应
  “延平四贤”个个先为弟子后为师长，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表现、学术行为、道德人品基本是一致的，从而形成了合力，在以他们为核心的道南学派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新儒学的空前辉煌。
  1、学者队伍不断扩大。“延平四贤”门生众多，分布广泛，许多门生成就斐然。杨时弟子千余人，从彦与李侗弟子亦多。朱熹门人有案可查者达500多人，散播福建29个县。宋元两代福建理学家就有154人，其中上了学案的就有20余个。许多学者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据统计，宋、元、明、清四朝，全国从祀孔庙35名，其中福建就占了14名。故有学者认为：“无闽学则无理学，无理学则无儒学。”
  2、创立了以义理为内容的新儒学——闽学。闽学是“延平四贤”上承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至朱熹而集大成，成了以复兴了的儒学为核心的哲学新形态。然而儒学自汉“独尊”之后，隋唐以来就没落了。“道丧千载”之后，因“延平四贤”为核心的道南学派的传承，不但没有消失，没有转移，没有分散，反而不断充实，不断完善，不断深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成为完整的系统的哲学学说，最终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700年的主体思想。
  3、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南移。程颢“吾道南矣”之言，不仅仅是在“延平四贤”为核心的道南学派努力下将“道”传至南方，而是“道”在南方得到空前保存和发展。因为北方不久被金人占领，北宋灭亡，没有“道”的生存空间。能否“道南”，是关系到“道”的存亡续绝根本性问题。由此看来，“延平四贤”的师承成效大矣。
  4、福建成了伊洛之地，邹鲁之邦。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是自北而南。北方乃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南方开发迟，直至中原汉人陆续南迁才繁荣起来。当复兴了的儒学传到福建后，很快成为文化主流。“四贤祠”遍地而起，研习、传播、崇奉新儒学者日多。福建成了宋明理学的根据地，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明耿定力在《重建朱文公祠记》中曰：“宋自濂溪诸君子，东接其传于邹鲁，而南以及于濒海之闽。而后中原文献，十九在闽。”明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曰：“杨时之在南也，一传而为罗从彦，再传而为李侗氏，三传而为朱熹氏，至朱熹而集诸儒之大成，功则伟矣。”
  综上所述，“笃锺理学”的杨时与“奥学清节”的罗从彦，与“静中气象”的李侗，与“学达性天”的朱熹建立起一代又一代的师承关系，不仅使儒学得以存续，而且实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形成了哲学化的新儒学，同时实现了儒学南移，学复濒海，光被八闽。真是“地以人尊，人以道尊，而杨、罗、李、朱之教，直与天地不朽矣！”
  （作者李云生系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顾问，教授；作者张玉清系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理事、明溪县老科协工作者协会会员，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