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封建社会的朝仪完全是为了强化封建等级关系，巩固封建伦理规范设置的，杨时对此却非常满意，他十分强调纲常之要，名分之需，并上升为“天理”，极力倡导封建伦理道德。
  西汉鲁人、博士、号稷嗣君的叔孙通揣摩汉高祖的意思提议制定朝仪以约束群臣诸将，凸显皇帝威严，杨时对此非常欣赏，认为非常必要。对于原来不愿意参与此事的两个儒生斥之“二生拒之如此，央其旨矣”。杨时赞扬说：“杨雄谓鲁有大臣（指叔孙通），岂其然乎？”叔孙通定出朝仪后，召集山东一批儒生演练，然后在长乐宫酒宴中实施，处处体现出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要旨。汉高祖大喜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可见杨时赞赏制定这样的朝仪，是认为必须强化封建等级关系，必须明确封建伦理规范，以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杨时的这种思想意识同样反映在评述另一历史事件上。汉高祖因宠戚姬而欲废太子盈改立戚姬子赵王如意，却遭到御史大夫周昌等大臣的拼死反对。而后又担心自已死后戚姬和赵王如意恐遭吕后毒手，于是采用符玺御史赵尧之计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以保护其母子。谁知事与愿违，其母子终遭吕后之害。杨时在《史论》中对此事评说：“虽韩、彭之强，有弗利于已，去之犹发蒙耳。一贵强相，何足以重赵哉！”这段话说得在理，一个汉臣能抵挡住吕后的毒手吗？韩、彭且不能，一个周昌更不能。杨时进而论说：“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乱嫡妾之分，使贵者不陵，贱者不逼，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是将化天下以妇道如关睢之时，岂特无母祸而已哉？”这段话才是杨时的观点所在，即倡导封建伦理道德，使长幼尊卑贵贱有序，夫妇嫡妾有分而已。同样，杨时在论《彭越》一文中，他明知韩、彭实未谋反而被冤杀，却说：“天下之祸，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较材程力之过也。余观韩、彭之仁，皆以此与？”进面论道：“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将较材程力以疆弱胜负为君臣，则天下之祸何时已哉？”正如他在论及“理一分殊”时说“亲疏远近各当其分”，君臣之道父子之道是“天理”。他肯定和维护的正是后来朱熹所极力主张的“三钢五常”。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杨时维护封建地主等级关系和伦理规范，正是他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