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杨时，宋代将乐人，其出生地为今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学者称之龟山先生。杨时一生主要以著书讲学为事，系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他著述颇多，主要有《二程粹言》、《龟山集》等。杨时的文章主要阐述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思想，即理学。然而他还写了30多篇史论，主要评述春秋战国、汉朝及三国时期的一些人和事。这些史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借以阐述他的理学意识，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反映他的人生意愿，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因此，这些史论是杨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理学的的重要内容，也是评价杨时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就杨时的历史观作一些评析，以期有助于对杨时的全面研究。
  一、表达民本思想，倡仁政，反暴政
  唐太宗李世民被视为“仁君”典范，他的“君主似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见解被视为至理名言。杨时也深信这个道理，他常说：“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矣。”“暴取于民，一失民心，其患不可胜言。”杨时主张“宽则得众”，“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政权才能巩固。杨时通过“楚汉相争”的史评，表达了他的倡仁政、反暴政的民本思想。
  楚汉相争，汉胜楚亡，其原因众说纷纭。杨时对于汉高祖说项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而败亡的见解不予赞同。杨时在《项羽》一文中评述：“项籍……视秦车之复，曾不知戒，蹈其故辙，欲以力制天下，所过烧夷残灭，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无一言及此……不过数欲害沛公耳！……借令沛公死，天下其无沛公乎？”这段话分析很透彻：一是说秦施暴政，天下人才群起造反，而项羽“蹈其故辙”，“以秦攻秦”，以暴力攻天下，必然会与秦亡的命运相同。史载：公元前207年，项羽攻入咸阳，便下令屠城。杀了投降的秦王及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还有不少百姓。同时放火烧了阿房宫，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咸阳成了一片废墟。项羽每攻下一城，不是坑埋敌兵，就是屠戮兵民。著名的通俗演义作家蔡东藩说：“惟观于项王坑降卒、杀子婴、弑义帝，种种不道，死有余辜，彼自以为非战之罪，罪固不在战，而在残暴也。彼杀人多矣，能无及此乎！天亡天亡，夫复谁尤！”二是说亚父范增是智谋之士，然而他对于项羽的种种暴行“无一言及此”，“不过欲数害沛公耳”。杨时认为杀了这个沛公，还会有另外的“沛公”出现。也就是说范增的谋略没有用在本质上，范增无益于项羽。显然，杨时通过项羽败亡的根本原因的分析表达出民贵、宽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项羽的行为是以暴易暴，以秦易秦，不得民心，终至灭亡。汉朝贾谊就指出秦王朝亡国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攻守势异”。项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范增也始终未能劝其醒悟，直至乌江自刎乃不明此理：正如前人有诗云：“不修仁政枉谈兵，天道如何尚力争？”
  二、推崇智隐身退，重功名，轻富贵
  杨时的一生是不慕权势，不贪富贵，豁达正直的一生。他十分推崇范蠡与张良的行为。杨时认为，有志男子应该发挥自已的智慧和才干为国家建功立业，但不应贪恋权势和富贵。
  汉高祖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三位“人杰”的确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和下场又各异，让人感叹和深思。杨时说：“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见忌，疑衅一开，虽韩信有解衣推食之诚，犹不克终，竞以菹醢。”韩信被吕后以谋反罪杀头碎尸还诛灭三族，真是冤枉。蒯彻和武涉曾在楚汉相争时以“勇略震主”、“兔死狗烹”和越大夫文种功高被杀的道理和实例劝韩信三分鼎峙，静待时机，后来钟离昧也劝他“同出抗拒”，但韩信始终对汉王抱有幻想。韩信的悲剧就在于自已以为功高可以搏取信任和权势与富贵，被高祖两夺兵符不醒悟谢职，终于走上绝途。杨时分析说：“萧何虽能以功名自全，而见疑亦屡矣。”好在他听从旁人提醒，用“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出私财以助军，买田宅以自污”等方法自保，但还是因建议将上林空地“令民得入田”而触怒高祖被捕入狱，差点丢了性命。所以杨时说：“以何之贤，犹不免是，惜夫！”
  杨时高度赞扬张良：“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隐，不迩权势，视夫权利如脱敞屣”，“夫汉兴，将相于去留之际皆中机会不违理义者，吾独于子房得之矣”。汉六年，封功臣，张良谢绝择齐三万户，说：“愿封留侯足矣！”他还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疆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于是，张良杜门不出，谢绝交游，大有谢职之举。杨时把张良与春秋战国时功成身退的越国上将军范蠡相提并论，赞曰：“方诸范蠡，其优矣哉！”实际上，杨时自已也是多次上奏状辞官。无怪乎，他会褒扬张良和范蠡了。
  三、主张法治愿治，循公义，反擅杀
  杨时极力主张法治，强调要循公义，反擅杀。他说：“且法者，天下之公，岂宜徇一人之意？”“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杀。”他提出了一套立法、执法的主张，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萌芽。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的人。他认为法治是治人之过，愿治是治人之心，主张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
  《周世宗家人传》中述及世宗父亲柴守礼杀人，“世宗不问”。杨时说这是“拙法以伸恩”。杨时认为：“以谓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义。二者相与轻重，不可偏举也。故恩胜义，则拙法以伸恩；义胜恩，则掩恩以从法。”杨时以舜父瞽瞍杀人，舜让刑官皋陶执之而不释为例说明恩法应该两全。因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则不患乎无君也。故宁与执之以正天下之公义，窃负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两全其道也。”杨时这段话表达了以下观点：一是主张法治。他认为皇帝的父亲杀人也不能不问。二是当私恩与公义（法）相冲突时，主张既不能废法，又不能伤恩，而应力求两全。因此他赞扬舜帝将杀人的父亲执之而不释的做法，既以法对其父作了一定的处理，又顾及父子之情保留了父亲的性命。舜帝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是不彻底的，杨时赞扬这种顾及私情的不彻底做法，说明他主观上对上执法还有保留。三是认为“法有八议，而贵居一焉。为天子父可谓贵矣”“一置诸法，两两不伤焉，何为不可哉？”这就是说贵者犯法可用“贵居”的办法处治，使“两两不伤”。杨时主张即使天子的父亲犯罪也要给予处治，这是与“刑不上大夫”相对立的，是进步的。但是，他提出的处置方法是有局限性的。“执之而不释”让其“贵居”，说明执法还有贵贱之分，是不公平的。从本质上说，杨时的主张还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
  四、主张审时度势，重德威，斥冒失
  杨时认为，办大事要审时度势，不能强行推举，要有德有威，不能不考虑后果的冒失裁处。用现在的话说是办大事要充分准备，要营造时势，顺势推行。如果大事强办，必招灾祸。杨时这种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晁错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他看到当时各诸侯国地大力强，中央不能控制，便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削藩策是正确的。然而吴、楚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武装叛乱，景帝恐惧，杀了晁错。杨时指出：“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杨时认为晁错“而强为之谋，召乱而取祸”。这个见解是很中肯的。“强为之谋”表现在：其一，朝中没有支持者，“在廷之臣，无一个为错言”，反而袁盎假公济私，借刀杀人；其二，只提削藩，却没有对削藩这样的大事件会出现的问题做好应对准备；其三，吴、楚一反，竟建议景帝亲征，自已留守长安。正如苏子瞻论晁错“自发而不能自收，徒欲以天子为孤注，能保景帝不加疑忌耶？”杨时又认为“错无硕德重望以镇服其心”，所以吴楚敢反，不如汲黯，能镇服欲反的淮南王。《汉书》八传二曰：“淮南王谋反，惮黯，曰：‘黯好直谏，守节死义，如发蒙耳。’”错无德无威，这应该也是一个原因吧。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辞赋家贾谊也是“强之为谋”而被贬官者。正如杨时说：“贾谊以少年英锐之资，抱负其器，颇见识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他20多岁就被文帝升为太中大夫，他提出许多合理的政治改革主张，遭到周勃、灌婴等一些老大臣的反对和打击，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后忧郁而死。杨时评说：“谊身非宰辅，乃汲汲然自进其说，盖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听之也轻。及夫以才见忌，不容于朝。”贾谊年轻、资历浅，又未能对当时朝廷审时度势，未能与其他文臣共商进言乃至一人“强之为谋”“岂不招祸哉”？
  五、赞赏封建朝仪，重纲常，倡名分
  封建社会的朝仪完全是为了强化封建等级关系，巩固封建伦理规范设置的，杨时对此却非常满意，他十分强调纲常之要，名分之需，并上升为“天理”，极力倡导封建伦理道德。
  西汉鲁人、博士、号稷嗣君的叔孙通揣摩汉高祖的意思提议制定朝仪以约束群臣诸将，凸显皇帝威严，杨时对此非常欣赏，认为非常必要。对于原来不愿意参与此事的两个儒生斥之“二生拒之如此，央其旨矣”。杨时赞扬说：“杨雄谓鲁有大臣（指叔孙通），岂其然乎？”叔孙通定出朝仪后，召集山东一批儒生演练，然后在长乐宫酒宴中实施，处处体现出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要旨。汉高祖大喜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可见杨时赞赏制定这样的朝仪，是认为必须强化封建等级关系，必须明确封建伦理规范，以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杨时的这种思想意识同样反映在评述另一历史事件上。汉高祖因宠戚姬而欲废太子盈改立戚姬子赵王如意，却遭到御史大夫周昌等大臣的拼死反对。而后又担心自已死后戚姬和赵王如意恐遭吕后毒手，于是采用符玺御史赵尧之计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以保护其母子。谁知事与愿违，其母子终遭吕后之害。杨时在《史论》中对此事评说：“虽韩、彭之强，有弗利于已，去之犹发蒙耳。一贵强相，何足以重赵哉！”这段话说得在理，一个汉臣能抵挡住吕后的毒手吗？韩、彭且不能，一个周昌更不能。杨时进而论说：“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乱嫡妾之分，使贵者不陵，贱者不逼，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是将化天下以妇道如关睢之时，岂特无母祸而已哉？”这段话才是杨时的观点所在，即倡导封建伦理道德，使长幼尊卑贵贱有序，夫妇嫡妾有分而已。同样，杨时在论《彭越》一文中，他明知韩、彭实未谋反而被冤杀，却说：“天下之祸，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较材程力之过也。余观韩、彭之仁，皆以此与？”进面论道：“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将较材程力以疆弱胜负为君臣，则天下之祸何时已哉？”正如他在论及“理一分殊”时说“亲疏远近各当其分”，君臣之道父子之道是“天理”。他肯定和维护的正是后来朱熹所极力主张的“三钢五常”。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杨时维护封建地主等级关系和伦理规范，正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六、赞扬英雄壮举，重实质，斥冒险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杨时在赞扬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往往也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提出过高的要求。
  《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的故事可以说脍炙人口，以其改编的戏剧《将相和》历演不衰。人们对蔺相如的机智，勇敢、不畏强秦的英雄行为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赞不绝口，感化和激励了许多人。然而杨时却另有见解，他说：“予读《蔺相如传》，未尝不壮其为人，而惜其如此也。”杨时以“两点原则”来评价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肯定“相如区区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测之秦，卒能以完璧归赵，亦是壮哉”，真是“雄杰俊伟”！另方面他又认为蔺相如完璧归赵无益，渑池会非得计不可取。他分析说：“且秦赵之不敌，盖雄雌之国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机，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则赵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不三数年，赵卒有复军陷城之祸者，徒以璧为之崇也。然则全璧归赵，何益哉！”就是说，秦强赵弱，秦统一六国是势在必然，相如完璧归赵后赵仍被秦灭。所以杨时论说：“（和氏璧）虽与之可也。相如计不出此，逎以孤单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廷，当车辙之势，其危如一发引千钧，岂不殆哉？”对于渑池会，杨时认为“挟万乘之君，蹈危事”，“乃欲以颈血溅之”，“非得计也”。他说蔺相如这种做法是“暴虎冯河”，连孔子都不赞许。即空手搏虎，涉水过河，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蛮干。杨时进而说：“相如为赵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赵，使秦不敢惴焉。”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一是蔺相如完璧归赵及渑池会不受辱都有冒险性，是“侥幸不死”，才达到了“不失义不伤勇，君子所难”的目的。但是作为一个弱国有弱国的气节和尊严，相如以其智勇拼其性命使赵不受辱于强秦，这是难能可贵的，无可指责。因为当时他也只能这样做，否则，秦要什么就给什么，赵早就灭亡了。二是相如捧璧入秦前只是宦官头目的一个门客而已，完璧归赵后才拜为上大夫，渑池会后才拜为上卿。而一个国家的富强非短时间可以实现，也非一个人的努力可以实现。因此杨时指责“相如为赵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赵，使秦不敢惴焉”，是不是有点苛求蔺相如了？
  七、推崇君子之风，敬贤士，贬小人
  古人称人格高尚的人为君子，道德低下的人为小人。杨时对君子行为非常推崇，认为君子交友为“心交”，而小人交友只是“形交”。他借史评对交友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褒贬分明。
  杨时对班固所撰《汉书》中说汉常山王张耳与成安君陈余是“势力之交，古人羞之”为“非也”。史书说：张耳和陈余同是大梁人，张耳年长，陈余年少，所以余事耳如父，耳待余如子弟，两人誓同生死，时人称为刎颈交。后共同投奔大泽乡起义的陈胜，又因钜鹿城一战产生疑隙以至分投汉楚，反目为仇，陈余誓杀张耳，最终陈余反被张耳军杀于泜水，杨时认为：“予谓耳余之交，盖失于相结之深而相知浅也。使其相知如管、鲍，宁有是耶？”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因为管、鲍是知深结深的心交，而耳余是知浅貌合的形交。春秋时齐国人管仲与大夫鲍叔牙为友。管仲说：“吾与叔牙分财多取，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谋事因穷，不以我为愚，知时不利也；三仕三退，不以我不肖，知我不遇时也；三战三走，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杨时借评论耳，余之交推崇管、鲍的古君子之风，这与他本人尊师重道和为人处事的品格是相一致的。
  郦寄与吕禄、吕产的结交也是一种形交。汉高祖死后，吕氏专权，“产、禄擅兵，欲危刘氏，忠臣所共切齿，而郦寄因与之交善，而商（寄父）亦莫之禁，何也？”当时吕禄为上将，统领北军，吕产管领南军，有他们拥兵卫官，老臣陈平、周勃欲联同刘氏围诛诸吕，很难得手。后来陈平想到郦商父子与产、禄结有交谊，情好最亲，遂把郦商请来作抵押，让其子寄入北军，诈传诏命。吕禄见是好友郦寄，以为不致相欺，于是交出将印，使周勃才有了兵权，也才能率禁军捕杀了诸吕。对于此事，《汉书》曰“天下称郦况（郦寄字况）卖友”。杨时则认为商“功不足以赎其罪也。使商不执刼而吕氏得志，则寄之父子，得无非望乎？其卖友，非其本心也。”杨时一针见血地揭穿郦商父子结交吕氏是有“非望”的，趋炎附势图富贵是本心，而“卖友”是不得已的顺势应变，其功的确不能赎罪。郦寄与吕禄、吕产交友的性质从实质上说完全不同于管、鲍之交，也不同类似的耳、余之交，应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之交。
  八、提倡用人唯贤，重人品，轻亲情
  杨时对封建帝王的用人标准进行了专评，他提倡用人唯贤，主张选用居其位知其任且职事精明者，反对用人唯亲和无原则的回避亲情的做法。杨时说：“文帝以窦广国有贤行，欲相之，恐天下以为私，不用，用申屠嘉。”杨时责之曰：“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处已也。”窦广国是皇后的表弟，文帝以不示人以私不用之，所以杨时评论说：“广国果贤耶，虽亲不可废；果不贤耶，虽疏不可用。”“必用高帝旧臣，过矣。”这种见解是正确的。传说春秋时期，晋国大臣祁黄羊在告老还乡时，向晋平公推荐仇人解狐任南阳县令，又把自已的儿子祁午推荐去当县尉。据说两人后来都干得不错。孔子知道后，称赞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杨时主张用人唯贤正是此意。著名的通俗演义作家蔡东藩评论文帝选相此事说：“广国果贤，何妨代相。文帝自谓无私，实是惩诸吕复辙，乃有此举。”这就比杨时的论说又进了一步，不但说文帝此举“过矣”，而且指出错的原因。
  周勃是汉高祖和汉文帝时的一员猛将，治军严整，在拥刘氏，诛诸吕中立了大功。但他失误过错也不少。杨时指出他三个方面：其一是对士兵不知“以义驱之”，在率北军捕诛诸吕时竟简单地说“为刘氏者左袒，为吕氏者右袒”，没有进行任何动员和号召，所以杨时说：“使吕氏能得士心，军皆右袒，则斯言岂不如乱乎？盖不学无术，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类也。”其二是以列侯就国时，“尝自畏恐诛，每河东郡守尉行县至绛，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结果被人上告谋反下狱。杨时认为这“乃其自召也”。的确，天子要杀你，你被甲持兵有用吗？真是愚蠢之极。其三是任宰相时，文帝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绛侯不能对；又问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又不能对”。真是“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以致“愧汗洽背”，惶惭难安。以上这三件事都说明周勃职事不明，以致处置疏误明显。杨时主张用人唯贤，必居其位知其任，且职事精明者，是很正确的。
  九、推崇秉公体国，赞贤吏，斥佞臣
  杨时对秉公体国的大臣十分敬佩，对人品低劣的大臣十分厌恶。他对历史上的一些大臣遂个点评，见解正确，用语鲜明，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杨时对汉曹参非常敬佩，认为他是“一代宗臣”。他举了三个例子：其一，高祖起丰、沛间，“陷敌攻坚，必以参为首，宜其勇悍强鸷，果于击断”，因此战功卓著。其二，“天下初定，参为齐相”，他能“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者”。“尊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为汉相，亦以治齐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这一点说明他不居功能“清净无为自守”，“乐用人言，而勇于自克，其何能尔？若参者，可不谓贤矣？”在封建专制社会，能诚恳征求百姓意见治理一个国家，实属少见。其三“夫初参与萧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贤为参。参代何为相国，常事无所变更，一遵用何法”。有人对此有意见，惠帝也有看法，质问曹参，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对于此，杨时评论说：“二人（指萧何与曹参）者，苟无体国之诚心，忘一己之私念，则排陷纷更，将无所不至。”“其卒为一代宗臣，盖有以也。”曹参对萧何虽然有意见，但不嫉妒，仍认为萧何比自已功大。至继萧何当承相，不泄私愤，乃遵用萧何所定法令。其胸怀和人品确实让人敬佩。相比之下，景帝时，袁盎借吴楚之反报私怨，蛊惑景帝杀掉晁错。蔡东藩评说：“惟袁盎借公济私，当国家危急之秋，反为是报怨欺君之举，其错固较错（晁错）为尤甚……”
  然而班固却赞扬袁盎“仁心为质，引义慷慨”。杨时认为对袁盎这样认定是大错特错的，应予揭穿。对“淫奢无度、规利卖国”的田蚡，“勇悍不逊，以一朝之忿亡其身”的灌夫，对慕势自污、“亦不知量”的窦婴等均在他的史论中申斥其人品之低劣。
  十、反对和亲联姻，倡攘外，斥和议
  和亲，指汉族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政治目的的联姻。对和亲之策，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皆有，不过以肯定者居多，认为和亲可以减少战争，减轻百姓负担，稳定社会，客观上起了促进民族间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杨时却对和亲策完全否定，斥之为“千载之患”。
  中国历史上汉唐是和亲策盛行的时期，而且影响久远。杨时认为郎中娄敬关于和亲的见解很荒谬。杨时说：“娄敬建和亲策，欲以嫡长公主妻单于，且谓：‘冒顿在。固为子婿。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闻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杨时严词斥之：“其说何谬哉！”杨时进而分析道：“且子婿与外孙孰与父子亲也？彼且杀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杨时说得很透了。事实上，为登极位，兄弟反目，父子相仇，多矣，外祖父算什么？其次，杨时指出，娄敬说法之误谁都看得出，可为什么高祖还采纳呢？因为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质是为“人主厌兵”找一个说法。最后，杨时叹曰：“以一言之谬遂成千载之患，惜夫！”到了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入长安面乞和亲，元帝联想到高祖和亲之举，于是选一后宫女子充作公主，待至御座前辞行时，方知是绝代丽姝，叫王昭君。王昭君入宫后，画师毛延寿索贿不成，竟将其绘成泥塑木雕一般，以至未被元帝见识，将天下绝色美人白白送给了老单于，至此元帝后悔莫及，只有杀了画师解恨，却留下了千古怨悔和笑柄。蔡东藩责之曰：“娄敬和亲号罪魁，宫妆辱没剧堪哀。如何番虏投诚日，尚使红颜出塞来？”北宋王安石诗曰：“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时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北宋欧阳修诗曰：“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清刘献庭诗曰：“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这些诗都是同情女子的遭遇，反对让个别女子去承担阻止战争的重任。蔡东藩更把建议和亲之策的娄敬视斥为“罪魁”。然而事物往往有两面性，唐朝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促进了汉藏长期友好，成为千古佳话。就是因王昭君嫁单于才使汉匈友好60多年。这说明了和亲有益于中化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团结。当然，因杨时生活在经常受金人入侵骚扰的朝代，他力主抗金，反对和亲是和他的生活遭遇和政治态度相一致的。
  以上就是杨时史论中表露的主要观点和见解。从总体上说，他的史论有如下特点：其一，由于杨时的主要精力用在理学研究和弘扬上，因此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未作全面系统深入的评价，他只是就某个历史人物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历史事件的某一点进行分析，提出自已的见解。严格地说，他这些文章应该叫做历史“点评”或历史“随笔”。其二，文章严谨，尊重历史事实，材料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其三，主旨明确：颂明主，批昏君；赞贤吏，斥倿臣；敬义士，贬小人。即使对汉高祖，也指责他多疑，还说“知人唯帝，难之信矣夫”！而对桓帝、灵帝，则直说他们“昏弱相仍”。其四，点评时，往往采用两点论，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如对晃错的评价就很客观公正。其五，杨时史论中的许多观点和见解都是正确的，或者说是进步的，但也有局限性，也有偏激看法，这是正常的。杨时史论总的目的是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供封建统治者借鉴，但在客观上，他的不少观点和见解对今人也有启迪和告诫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对其本人及弘扬的理学的深入理解。这也是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
  （作者系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顾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