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教育目的之树立：学以至圣
  杨时十分明确教育目的之重要，为此，他倡导崇高之目的，当然，在明确教育目的之后，他更加强调对学生的立志教育。面对“道废千年，学士大夫溺于异端之习久矣，天下靡然成风，莫知以为非。”杨时认为，教育的目的乃是要学以至圣。他常讲“育人之首要在立志”。为此，杨时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他指出“舍圣人而学”则无所取则。且强调“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因此，学者必须“质诸圣人”，学者与圣人之关系，犹如射箭的人与鹄的的关系。“虽巧力所及有中否远近之不齐，然未有不忘乎正鹄而可以言射者也。”学者与圣人之间，因“所造不同”，其距离亦有远近之差别，但必须要有志于“学以至圣”，不志乎圣人，则不可以言学。就射箭讲，的立于彼然，后射者可视而求中，其中与不中皆在人之努力。就为学而言，质诸圣人始可取正，至于能否学以至圣，亦全在学者力行之。故，杨时引《论语》中的话说，“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意即只要努力学习，还是可以达到学以至圣的目的。实际上，杨时所讲的圣人，绝非孔子般现实的个体，而只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做人模式。因而学以至圣，也仅仅是要使人们努力去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已。此外，在培养人才上，杨时指出“志学之士，学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之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还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他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他在《勉学歌》中常常勉励学生：“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以此来告诫学生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杨时的教育目的迎合了封建儒学士子的时代诉求，在教育立志方面，他更加引导学生止于至善。
  （二）教育实践的关注：重视教育
  杨时强调教育实践的重要，切实履行重教的风范。在杨时的教育哲学之中，重教有着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杨时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见解与认知。出生卑微的杨时，从小就懂得学习的弥足珍贵，如同他在《勉学歌》所言：“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进士第后，杨时依然对求学与治学充满着热爱与执着。故，杨时对教育实践的强调与践行充分的在其一生的“重教”之中得以体现。首先，杨时一生都在积极地参与教育实践活动。他用自己的教育轨迹来充分彰显了“重教”的理念。杨时一生治学不辍，常州、慈溪等地的龟山书院，都是杨时授徒之所。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书院（故址在今无锡市）又名“龟山书院”，便是杨时讲学之处。在萧山，“四方之士闻时名，不远千里来从游。”“讲道不缀以终其身则老而好学者舍先生其谁”。其次，杨时重视有教无类，其一生曾教过不少学生，对他们传授“二程”的理学思想。在其弟子中，诸如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后皆为硕儒。特别是罗从彦传道李侗，李侗又授朱熹，终使理学思想大昌。此外，杨时还曾收高丽国王子王楷等为徒，借此将中国理学传到高丽国，后有“会路君许迪使高丽，国王问曰：‘龟山先生安在？’”此外，倡道东南是杨时一生的职责，为此，杨时在家乡含云寺、邵武、延平等治学、解惑，广收弟子传授“二程”之道。最后，杨时还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据史料载，杨时一家三代人中就有十人荣登进士，这是他教育子孙有方的结果。杨时身为名儒自然知道勤奋好学的重要，故，他在重视家庭教育的同时，强调学业的勤奋。杨时还通过各种至圣先贤的故事来教化子孙，倡导简朴。为此，杨时还专门撰写《七言绝句·书怀》：“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摹，直缘三釜慰亲欢。”以此来告诫子孙，生活简朴，勿贪钱财。正是杨时的这种教育，才造就了杨时后代子孙数十人荣登进士之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