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的教育哲学产生于教育实践之中，是其对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杨时的教育哲学建构在丰富教育实践的基础之上，杨时的一生有着四十七年的讲学生涯，其对理学的求索与探究更是伴随着杨时的一生，由此，杨时的教育哲学是其基于实践出发的一种教育反思。事实上，奠定杨时教育哲学产生的实践基础有着两个方面的向度，其一，杨时本身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对学术的追求、理学的求索，奠定了杨时从教育客体出发，对教育实践的深刻认识及反思。杨时首先是教育的客体，对学知的不断探索与诉求是杨时年幼时的愿望。实际上，杨时的勤奋好学及天资聪慧，最终使得杨时能成为“二程”理学之传承者。“五年（1060）庚子，先生八岁。善属文，人称神童。”“四年（1067）丁未，先生十五岁。潜心经史，游邵武学。”辛酉四年（1081），杨时前往河南颍昌，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勤奋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程门四大弟子）。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元祐八年五月，杨时投于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那时，杨时已四十多岁，而且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对学术的无止境追求，对理学的无限探索是杨时一生的夙愿，即便到了晚年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写成《三经义辨》、《日录辨》、《字说辨》等书。故，杨时作为教育的客体或受众，真正地做到了对教育实践的深刻认识，建构了他对教育活动的全面反思。其二是，杨时由教育客体向教育主体的转变，使得杨时对教育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近五十年的教育实践，最终使得杨时对教育活动有着独特的见解与认知。杨时由教育客体向教育主体的转变，使得处于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杨时，不仅在教育的角色上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杨时对教育的审视发生了转变，这为杨时教育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一岁，礼部试下第，补太学生，归乡讲学于镛州含云寺。”自此，开启了杨时的讲学与治学生涯。其后在无锡、邵武、武夷山、将乐等地讲道、治学。史料载，杨时身为教育主体有着四十七年之多的治学生涯，曾主办了无锡东林书院，培育了一大批江南大儒，可见，杨时对教育实践的反思，切实地促使了其个人教育哲学的诞生。
  杨时的教育哲学源于主体的内在自觉，是其自发性的彰显。杨时身为封建理学教育下的士子，对学问的追求及对治学的探究，必然沿着先人的足迹前行。尽管在教育实践之中，杨时的教育角色曾发生悄悄的转变，杨时从教育客体一跃成为教育的主体，但是，杨时的这种转变也很难逃脱前人的轨迹。究其因，如同前人一样，杨时的学业优秀是其飞跃的根本之因。故，杨时必然如同先人走过的教育之路一样，不可避免的在自己治学的生涯之中，艰辛地探索。实际上，杨时的教育哲学是其主体性的内在自觉，是杨时内心对教育的一种强烈呼唤。且，杨时这种对教育的自觉呼唤，如其说是杨时的一种教育梦想或寄托，更不如说是杨时教育哲学的一种自发性彰显。究其史料及杨时年谱，不难发现，杨时四十七年之多的治学生涯以及近一生的求学历程，蕴涵着清晰的教育轨迹。杨时自我对学术的探究，特别是对学习方法上的探索与反思，使得杨时在学生时代即对教育实践进行着有意义的摸索，这不仅为杨时的学业优秀打下了伏笔，更为杨时对教育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此外，杨时角色转变后，对教育实践，教育方法及教育目的等皆有着自觉性的感悟。事实上，杨时在教育实践上曾有过惊人的一笔，他曾编写过《勉学歌》，以此来鼓励与劝勉儿童等教育客体，致力学业。“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由此窥知，杨时的教育哲学，大多是杨时内心里的一种自觉召唤，是杨时的一种内在自发性探索。实际上，这种自发性探究，是建立在丰富教育实践的基础之上，更是杨时对教育实践的一种充分思考和反思。当然了，在杨时的诸多著作之中，特别是他与友人、师长、家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及众多著作的引言、跋、序等中，亦蕴涵着深奥的教育哲学思想。杨时的一生，可以说是其探究理学，求索学知的一生。前半生，身为教育客体，他不断追求着学知的乐趣。后半生，他治学四方，传道解惑。一生的教育诉求与教育轨迹，在杨时内在的世界里不可避免的对其教育哲学，有着内在的召唤，作为教育主体有着内在的自觉，其教育哲学有着自发性的彰显。实然，随着杨时对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其教育哲学也不可避免的由自发慢慢转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