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杨时（1053一1135）在现今出版的一些辞书中，均指他为学者。后世学者多尊他为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就其一生事业功绩而论，这些称谓是当之无愧的。如他出仕为官，清廉正直，处处为民作想，为维护人民利益，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又如他于洛学传播、“二程”著作完整传世，丰富充实理学理论体系均有巨大贡献。因而综合这些定位，他完全可以用“贤者”二字概括。早在南宋时，杨时就与罗从彦、李侗并称“南剑三先生”。大约于元末明初，加上朱熹，被尊为“延平四贤”，他们四人一是学脉师祖承传，又分别为元称延平路，明称延平府所辖之将乐、沙县、剑浦（今南平）、尤溪人。本文专论杨时其人之“贤”及与他人品相称的，对理学传播、完善作出之贡献，求其历史定位。
  一、名副其实的贤者
  古今看重人格尊严气节人士，不务虚名，讲究名实相符。《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荀子·正名》：“名定而实辨”，“名闻而实喻”。王夫之主张，名“必从实”①，又说，名实要两相称，不可偏废或相背离，他极其鄙夷名不副实者，说“名之不正，邪说之所由生也”，“殄民者深”。现今却不乏与此相反者，一些无一本一篇论著、从未上过讲坛者，却全身笼罩着“著名研究员”、“资深教授”耀眼光环，他们欺世盗名，在廉耻丧尽之后，自鸣得志，名不副实。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也难怪人们引为笑谈，不屑不齿。“资深”、“著名”代以垃圾二字更名称其实。
  称杨时为贤者，却名副其实。贤者或贤人，是儒家所崇尚的一种具德才兼备品格的人物，仅次于圣人，与儒家所称之君子相当。《论语·宪问》：“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贤者具备仁、知、勇美德，不忧、不惑、不惧。我们不妨以此三条准则来衡量杨时其人。
  先说“仁”，杨时体现在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仁民爱物上。他最可贵的、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是心中有庶民。仅举数例：宋哲宗绍圣四年（1007），杨时任浏阳（今属湖南）知县，值多灾，杨时先后多次上书有司反映灾情，为民请赈济。由于漕使胡师文妒视安抚使张舜民礼遇杨时，妄加“不催积欠”罪，杨时被诬去职而不憾，体现了仁者无忧。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杨时任萧山（今属浙江）知县时，兴修水利，缓解当地积年旱涝，使民得灌溉之利。离任后，“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①。这是心中有人民体现。再说“知”。杨时无论为官为民，不忘讲学，培育了千百才俊，其中著名学者诸如罗从彦、王蘋、吕本中、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关治、陈渊等学术上皆有成就，不愧为一卓越教育家。至于“勇”，更令人敬佩其忘己的无畏精神。宋哲宗元祐三年至五年（1088—1090），杨时任虔州（今江西赣县）司法，“虔守楚潜议平允，通判杨增多刻深，先生（杨时）每从潜议，增以先生附太守。及潜去，后守不持平，先生力与之争，方知其有守。”②这是在是非面前，不唯上司是听，坚持公正原则之勇。北宋末年，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擅国专权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③。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欲“葬母馀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④。以一小小七品芝麻官地方知县，竟敢公然违抗权倾当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权贵。“六贼”之一宦官童贯，长期把持兵权，呼朋引类，狼狈为奸，贪脏枉法，杨时又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上书乞诛童贯。陈东率太学生并京城居民十余万人伏阙上书，要求诛“六贼”，乞留力主抗金的李纲时，“朝廷忧其致乱”，欲武力镇压，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面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①，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如此等等，足以表明杨时之贤者之勇。如此等等事迹还多有，不尽例举。以上所举之事实，皆出自《宋史·杨时传》和《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从儒家仁、知、勇论贤人、君子，杨时一生所作所为，称其人为贤者，名副其实。
  杨时死后被谥文靖，明弘治八年以先儒从祀孔庙东庑，明、清时兴建祀杨时祠，以他的字命名有龟山书院，以他的事迹命名的有道南书院，如此等等都说明，宋、明时杨时就被后人承认为贤者。
  以上所述是杨时人品。述他人品与处世行事，是想说明，人品与其人的行迹是一致的，有其人则有其事绩，他的人品对他对理学的贡献起着重大作用。杨时对理学有何贡献？
  二、对理学之贡献
  北宋兴起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一个新阶段，它把先秦儒家学说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因而被称为新儒学。理学有诸多学派，周敦颐发端理学，是理学鼻祖，其学被称濓学。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事过。程颢、程颐开创的洛学，是当时理学之中坚。杨时曾先后师事程颢、程颐，尽得洛学真髓，使洛学南传，至朱熹而形成闽学，完备理学有不可磨灭之贡献。下从几个主要方面论述之：
  （一）传播洛学之功
  一种学说的兴亡存废或传续，尽管它体系缜密，义蕴深邃精辟，很大程度上却依靠其是否后继有无其人。历史上不乏其例，墨子创始的墨学，在先秦时，与孔子创始的儒学同为“显学”，但“墨离而为三”之后，后继乏传而成为绝学。北宋时与程颢、程颐并时的张载所创始的关学或称气学，由于张载早逝，弟子星散或转换门户，他的气学虽未灭绝，但如一缕游丝，低廻不振。“二程”创始的洛学，后发展壮大，至南宋朱熹形成闽学，完成流传约七百余年的理学，就靠代有其人，前后相承传。程颢很早就看出，杨时定能把洛学南传。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杨时年28岁，在辞别老师程颢时，程颢目送之，信心十足地说：“吾道南矣。”②把洛学南传，杨时果不负乃师之重望，其功最为突出，成为“南渡洛学大宗”①。
  杨时传播洛学之功何在？下略言数桩重大者。
  第一，三传育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何以被认是理学集大成者？因为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②，即博览群书，凡诸子百家、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深究精通，融会贯通，在继承“二程”学说的基础上，把洛学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建立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可是，朱熹晚杨时七十三年，杨时逝世时，朱熹才五岁，朱熹不可能直接受教于杨时，隔了两代，其间有罗从彦、李侗承传。从杨时经罗从彦，再而李侗到朱熹，算来朱熹是杨时的三传，“二程”的四传。
  罗从彦（字仲素，学者称豫章先生）早年曾拜程颐为师，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又从延平徒步到杨时任知县之萧山从学。此年罗从彦已四十岁，正是“不惑”之年，不会盲从，杨时也年六十，说明当时的杨时学术声望相当高。罗从彦自从师事杨时后，苦心孤诣，得其学之真髓。杨时也极称赞他，说“惟（罗）从彦可与言道”。杨时曾教导罗从彦既要重视“为学之方”，更要懂得“学成要何用”，即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方法。力戒“只要博通古今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的正义之士而已”。要“闻圣贤之所得之道”，“学圣贤之所为”③。罗从彦正是闻了杨时所传之道，才有他以后“承先启后之功”④。
  罗从彦所启之后即是朱熹受业师李侗（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李侗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拜师罗从彦，时李侗年二十四岁。李侗曾受佛学影响，在谒罗从彦书中，说儒家倡导的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非自是则欺世”，而对佛学，则说“绝嗜欲，捐想念，即无往以生心者，特相与游”⑤。罗从彦作《勉李愿中》诗答：“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述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寄心官不肯思。”教以静坐，受儒家经典《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李侗经三四十年之“猛省提掇”，“用心静处寻求”，才于“道”上得“融释”⑥，从罗从彦处领会了洛学真髓。
  朱熹遵其父朱松遗言，曾先后师事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他们之学均非纯儒学。朱熹受他们影响，早年也曾沉浸于佛学，自绍兴二十三年（1153）师事李侗后，由于李侗“只教圣贤言语”①，终于领会到“毕竟佛学无是处”②，于是学术思想发生一大变，为后来阐发洛学，创立闽学奠下坚实基础。朱熹所以能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溯其渊源，在于李侗、罗从彦，而归根于杨时，这是杨时传播洛学正宗一重大功绩。
  第二，倡道东南。“倡道东南”四字，先是朱熹所颂美杨时在江浙广大区域传播洛学之词。这四字继见于文字，是明崇祯七年，汀州知府笪继良、归化县知县杨鼎甲，在杨时旧宅兴建祀杨时祠所题匾额。杨时自中进士后出任地方官吏或朝廷大臣多年，直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七十八岁致仕，无论为官或闲居乡里，都勤于讲学，宣扬洛学。著名的东南学术中心，其址在无锡的东林书院，就为杨时所创始。大概在宋徽宗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杨时寓居毗陵，杨时六十一岁至七十二岁十多年期间，在此讲学，宣讲洛学，吸引“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③。据《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百家案语，杨时有“弟子千余人”，这个数额不仅在古代，在今之教育界人士中，也是难能少有者，黄百家所言，或有所据。从这点来讲，说他是教育家也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还要说的是，当时传播洛学的不仅杨时一人，与之同时的“二程”著名高足，吕大临本在关中，谢良佐原籍河南上蔡，到东南传播洛学，受地域条件限制。四大弟子中与杨时同属闽籍的有建阳人游酢，但游酢推崇禅学，被胡宏斥为“程门罪人”④，“二程”也未寄望游酢宣扬洛学。还有一位胡安国，崇安人，是经学家，虽未亲受学于“二程”，但与杨时、谢良佐、游酢交好，读过“二程”著作，自称私淑“二程”，对洛学有所理解，传播洛学起过相当作用，而只杨时才是“南渡洛学大宗”。
  第三，名扬高丽。这与杨时传播洛学密切有关。此事有待发掘更多史实。《宋史·杨时传》和《宋元学案·龟山学案》等书均有载。《宋史·杨时传》：“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未指明使者谁。《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会傅国华使高丽，高丽王问：龟山先生今何处？”比《宋史·杨时传》多了一个使者名字，仍未明出使于何时，出使为何事，国王为谁。但所载却是一个确定无疑史实，说明此时洛学已传入高丽。我查到的有关资料载，此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时杨时已年七十一岁，正是他讲学东林之时。与傅国华同出使者还有一个名徐兢者，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因陆路为辽国所阻，只好从海路往，乘船用指南针辨方向。出使是往吊高丽国王睿宗（文孝王王俣）死，贺太子王构嗣位（仁宗恭孝王）。另有材料记载，此时（或为宣和六年）出使者还有路允迪和付墨卿，或是北宋两度派遣使节，一为弔丧，一为贺新王即位。我因年迈体衰，两腿艰于外出去查阅更多资料，对徐兢、傅国华和路允迪、付墨卿此四人也未找到有关资料。《龟山集》中有一通《与傅国华书》，也未能读到。
  杨时并未到过高丽讲学，高丽国王如何知杨时其人？从高丽国王问杨时在何处，透露一条重要讯息是：早在北宋末年，洛学已传入高丽。在我国学界，一般认为，理学传入到朝鲜半岛，最初是高丽忠烈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元大都搜求朱熹著作而开始输入的，至朝鲜李朝昌盛，其后出色代表人物有郑道传、权近等，这己是中国明初了。我在一篇文章题为《理学“衣钵海外传”的欧阳玄——一位久被忽略的朱子学家高丽传宗师》①，考定由高丽末年学者李穑（字牧隐）在时任祭酒的欧阳玄国子监就读，学成后回国传播理学，这是元代之事，高丽国王恭孝王问傅国华杨时安在，说明其时杨时名扬高丽。这已是北宋后期，把传播洛学到高丽，时间越过南宋，上推了一百五六十年以上。这是一个至今还无确论，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希望有志者继续研究探索证实。
  （二）“二程”著作得完整传世之功
  一个学派之成立和承传，还有赖其著作所载其学说，其书不存，其学说也亡。孔子所创儒家学说，若无其弟子后学编定的《论语》，后人则不会知道孔子曾说过些什么。《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所非之子，均是当时学界百家争鸣中各流派代表人物，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论著于书，惜后世多不传，此类之事历史上多有，今我们无从知其主张，如孟子所批判的杨朱、告子，我们只能从批判言论中知其学说一二，或还是经过曲解之说，这是历史留下的遗憾。
  洛学有幸，“二程”著作初编成《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卷本书名《二程集》）得以完整传世，全赖其弟子之功，其中杨时之功最为突出。
  第一，补充程氏《外书》。“二程”学说，有些保存在其弟子所记语录、遗书、外书中。又《龟山语录》中有三则记程颢语，一则记程颐语，编入《二程集·外书》卷十二，语及“道南”、“杨君聪明”及程颢作县吏，书“视民如伤”四字于座处。又《遗书》中有杨时长子杨迪录“二程”语，《外书》中有弟子罗从彦录“二程”语。
  第二，订定《二程粹言》（张栻编次）。是精选“二程”《语录》、《遗书》、《外书》等中之言，分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各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此书说：“是书乃其自洛归闽时，以‘二程’子门人所记师说，采掇编次……然当时记录既多，如遗书、外书、雅言、师说、杂说之类，卷帙浩繁，读者不能骤窥其要，又记者意为增损，尤不免牴牾庞杂。朱子尝欲删订而为节本未就。世传张栻所编《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托，惟（杨）时师事‘二程’，亲承指教，所记录终较剽窃贩鬻者为真。程氏一家之学，观于此书，亦可云思过半矣。”这段实为评语，对杨时订定之《二程粹言》在洛学中地位、价值作了肯定。
  第三，整理《伊川易传》。此书是洛学重要著作，有着丰富辩证思想发挥，全面反映了程颐的观点，系程颐晚年之著。据杨时《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中说，程颐著《易传》，未及成书得疾，临终交门人张绎，不久张绎死，书稿散佚，后谢良佐得残稿，“错乱重复，几不可读”，杨时用了一年多时间校正，而有后世传本《周易程氏传》。此书无论在易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上均有一定地位，朱熹《周易本义》即在此书基础上作进一步发挥。
  （三）丰富充实理学之功
  在前一个时期，因理学是唯心论而被批判否定，却无视它把先秦儒家学说提高到一新水平、新阶段和在思维史上的历史作用。我们下面就是基于此来论杨时对理学之理论贡献。
  杨时虽是“二程”弟子，但在向老师问学时，也与老师共同讨论理论问题，对洛学形成起过一定作用。
  第一，启发“理一分殊”说提出。“理一分殊”这一词，是洛学创用独有的概念，也是洛学与其他学派有所区别之一标志。这一词汇，起源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杨时官浏阳，寄书程颐，怀疑张载的《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程颐在答书中说：“《西铭》之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①杨时这一问，启发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说，这一说可更好地论述其学说最高、最基本范畴“理”。天下万事万物，形形色色，均为一理所派生。但程颐“理一分殊”说，有颠倒个别与一般关系之嫌，杨时后来讲学，比较强调用，即强调“分殊”。他以体用范畴解释“理一分殊”，说“理一”是体，“分殊”是用。认为“用”更重要。这一观点到明代罗钦顺承认影响了他。他在所著《困知记》卷上进而发挥说：“其理一，常在分殊之中”，“所谓分殊者，须就分殊上见得来，方是真切。”“必有察乎其分之殊，然后理之一可见”，肯定一般在个别中。
  第二，释“格物致知”观点承前启后。“格物致知”，是我国古代包含认识论和修养论命题。最初出现在《大学》中，后世对它的解释纷纭，莫衷一是。明代罗钦顺最推崇程颐之说，在其著《困知记》卷上中说：“格物之训，如程子九条，往互相发明。其言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为人之意，尤为深切。”程颐解释“格物”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己矣。”又说，格物有一过程，“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②。这一论述，后来朱熹发挥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一著名论断，大概经过杨时的过渡。杨时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③“致知格物盖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足以乱吾知。”①“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反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②这一段文字上承程颐之论，下启朱熹系统概括，师祖徒孙一脉相承，毫无罅隙，真可谓无缝衔接。
  此类事例尚多，不一尽举。
  笫三，著书“推广师说”。杨时在讲学的同时，还著书阐发理学。杨时著有《中庸解》、《论语解》、《易解》、《礼记解》、《书解》、《周礼解》、《春秋义》、《孟子义》、《日录论》、《经筵讲义》及《字说论》等。这些著作，吕本中在《杨龟山先生行状略》中说他：“沉浸经书，推广师说”，肯定他所著书皆对“二程”洛学有所阐发。下举数则要例言之。其一，提出“天理即所谓命”。此“命”有必然性含义，说“天理即命”，无异说天理即自然规律。“有物必有则，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理。”肯定物是占有空间可感觉的具规律性的存在。其二，说：“通天下一气耳。天地其体，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气中以生，均一气也。”③“夫通天下一气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虚尝与天地流通，宁非刚大乎？”④“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此完全是天道自然观，非“二程”之观点，吸收的是张载思想。其三，解释《中庸》中之“中和”，杨时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因未尝忘也。”⑤这是具体阐发程颐说，“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⑥。关于这方面，还有许多不尽例言。
  杨时对理学之贡献，在朱熹编注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也有体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代表著，也是理学重要一经典。它主述程颢、程颐观点，引述多家注解，其中称引杨时之解释不少，据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统计，有七十三则之多。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学术上渊源关系，也表明杨时于理学造诣和贡献。
  杨时还是学派宗师，其师承延续至南宋一百五十余年。据《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载，其弟子中著名者有罗从彦、王蘋、吕本中、张九成、萧顗、胡寅、胡宏等，他们学成后，自立门户，在《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中立案的就有豫章、震泽、紫微、横浦、衡麓、五峰等学案，他们再传三传以至四传，宗奉其学说者，遍布南宋领域今之福建、江西、江苏等地区。
  包括杨时传播洛学至东南广大地区、使“二程”著作完整传世、阐发洛学之贡献以及其学说对后世影响等方面论，其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哲学史上足可评价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但是，杨时在学术上也有某些可议处或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待王安石著作等方面，他向朝廷建言，禁绝王安石著作，以致后世不传。又建言废王安石孔庙从祀，这是从一政治派别偏见对待学术问题。
  对杨时及包括“二程”理学的论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对其批评否定的，批判他们是唯心论，因而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这与我国哲学史界受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有着直接关系。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定义大意说：所有哲学派别都可归纳为唯物论或唯心论这两大派之一派，分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大阵营，它们之间互相斗争，两军对垒，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史，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史。那时，我还是在吸取知识，无所识见青年人，易轻信盲从，误认他讲的是马列渡人“金针”，这一说法曾经支配过我思想多年。后来在学习研究中发现它甚为偏狭，对祖国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多取否定态度，而且又简单粗暴，导人入歧途。后来摸索到应该探讨哲学无论何种学派学说，对它的评价要看它是否深化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否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水平；比他们的前人深化、提高到何种程度以及历史作用等。我的这篇论杨时及其于理学贡献就基于这一观点。
  三、朱熹、罗钦顺、黄宗羲、王夫之及李珥等论杨时录注
  下面就手中所有对杨时之评述言论录注如下，所言内容广泛，颇有学术价值，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一）朱熹论杨时
  1、龟山言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无人欲，不必如此说，《知言》云：“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自是它全错看了。①
  2、问：龟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当初若能有所明，而出则胜于不出。曰：渠用蔡攸荐亦未是？曰：亦不妨。当时事急，且得要速得一好人出来救之。只是出得来不济事耳。观渠所为谏官，将去犹惓倦于一对，已而不得对。及观所言，第一，正心诚意，意欲上推诚待宰执；第二，理会东南纲运。当时宰执皆庸缪之流，待亦不可不行亦不可不告，以穷理而告之以正心诚意。贼在城外，道途正梗，纵有东南纲运安能达。所谓虽有，安能得而食诸。是危急之时，人所属望而著数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正坐此耳。②此则是议论杨时在奸相蔡京专擅时，于徽宗宣和六年（1124）应召为秘书郎，是否符合儒家讲究的士大夫出处去就原则。朱熹虽为之作了些辩解，但也承认，“龟山此行，固是有病”。
  （二）罗钦顺论杨时
  1、李延平教人须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李之此指，得之罗豫章，罗得之杨龟山，杨乃程门高弟，其因有自来矣。③
  2、或问杨龟山，易有太极，莫便是道之所谓中否？曰：然。若是，则本无定体，当处即是太极耶？曰：然。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龟山此段话，词甚平易，而理极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学者于此，当知圣人所谓太极，据《易》而言之。盖就实体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悬空立说，须子细体认可也。④此则杨时答问文字，又见于《宋元学案·龟山学案》附语录，黄宗羲有按语：“……故两仪、四象、八卦，生则俱生无有次第。”似疑杨时所论从太极到四维，出现有时间前后次第。
  （三）黄宗羲论杨时
  朱子言龟山晚年之出，未免禄仕，苟且就之。然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没说紧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论也。盖龟山学问，从庄列入手，视世事多不经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处，便毅然断葛藤矣。故上蔡云，伯谆最爱中立，正叔最爱定夫，二人气象相似也。龟山虽似明道，明道却有杀活手段，决不至徒尔劳攘一番。为伊川易，为明道难，龟山固两失之矣。虽然，后人何曾梦到龟山地位，又何轻议也。①这里说杨时学问从庄子、列子入手，则又有道家思想影响，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四）王夫之论杨时
  杨龟山应召而出，论者病之，亦何足病龟山哉！君子之出处，唯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道无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道贤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荐贤者，相之道也。相荐之，天子召之，为士者无所庸其引避。天下虽无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后引身而退，不失也，龟山何病哉！……徽宗虽闇，而犹吾君；蔡京虽奸，而犹吾君之相，相荐以礼，相召以义，奚容逆亿其不可与有为而弃之。病龟山者，将勿隘乎？②
  王夫之所言，也是据儒家对士大夫出处去就原则而论。
  （五）全祖望引黄震论杨时
  慈溪黄氏曰：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从垂训万世使不得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玖，唐言自净无垢，第九阿赖邪识，唐言善恶种子，自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庞居士谓神通并炒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言行徐疾间。又云：《圆觉经》言作止任灭是四病，即作所谓助长，止即所谓不耕耘，任灭即是无事。又云：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又云：《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又云：庄子《逍遥游》所谓无人不自得，《养生主》所谓行其所无事，如此数则，可骇可叹。黄氏之言，真龟山之诤臣也，故附于此。③慈溪黄氏，即南宋末学者黄震（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宋亡不仕，饿死宝幢山。学宗程朱。著有《黄氏日钞》。黄震说杨时晚年“溺于佛氏”，举例甚具体，与黄宗羲说“从庄列入手”一样，有待澄清的问题。
  （六）永溶、纪昀论杨时
  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议，实皆传（杨）时之绪馀。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清人永溶和纪昀所主编。上则文字录自该书介绍《龟山集》。
  （七）李珥论杨时
  先生（杨时）独闲居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推力索，务极其趣，含蓄广大，而不敢轻自肆也。②李珥（1536—1584），朝鲜李朝著名哲学家、诗人，字叔献，号栗谷。对朱子学多有阐发。著有《栗谷全书》。（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离休研究员）

①《思问录·外篇》。 ①《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②《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③《宋史·杨时传》。 ④《宋史·杨时传》。 ①《宋史·杨时传》。 ②《二程集》，第二册，第429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①全祖望：《宋元学案·龟山学案》案语。 ②全祖望：《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案语。 ③《杨龟山集·语录》。 ④张伯行：《罗豫章先生文集序》。 ⑤《李延平行状》。 ⑥《李延平集·答问》。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②《李延平集·问答》。 ③《宋史·杨时传》。 ④见《宋元学案·廌山学案》全祖望引语。 ①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12期。 ①《二程集》第二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二程集·遗书》卷十八。 ③《龟山集》卷二十一。 ①《龟山集》，卷二十。 ②同上书，卷十八。 ③《孟子解》。 ④《答胡康侯》。 ⑤以上均转引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⑥《近思录》卷一。 ①《知言》为胡宏所著。胡宏理欲言论，见朱熹《知言疑义》所引。载《胡宏集》，第32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以上两则均录自《朱子语类》卷一一0。 ③录自罗钦顺《困知记》卷上。 ④录自同上书，卷下。 ①录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案语。 ②录自《宋元学案·龟山学案》案语。 ③录自王夫之：《宋论》卷八。 ①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②录自《圣学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