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理是本体，在万物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理一分殊”概括了至上天理与天地万物的逻辑关系。要达到对天理的认识，需要从具体的万物入手，人们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从现实中寻求天理。杨时的道德修养观，就是在探寻到达至善至美的理（仁）的境界和途径。其实也正是寻求贯通天人、成圣脱俗的现实道路。
  杨时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平乐道。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1、去“胜心”，循天理
  明确人性和人欲是不同的。杨时遵孟子之说，把人性看成是至善纯粹的东西，是一切美好事物、美好德行的来源。而人欲是恶的，是世间一切是非罪恶的根源。人性本善，天理也是至善，人性即是天理。杨时认为：“人各有胜心，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胜心即私心，是人的欲望使然，人们怀着某种现实功利目的去做事，都难免陷于“机巧变诈”的指责。而只有革去胜心，限制欲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投机取巧、奸诈虚伪的人情。
  在杨时看来，通过放纵人欲，不管在现实中产生出怎样的功绩，都是与人性相悖的，因而也是要被否定的。杨时认为，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其中“知命”的意思就是“事事循天理而已”，那么“去胜心”，在政治上的实践就表现为重义轻利。人们的道德修养首先要专注于限制或消除复杂的人欲，以此来符合人性的善、顺应天理。
  2、反身而诚，精一之功
  “诚”在宋明理学中往往具有本体的意义，是一种贯通天人的境界；同时它也具有工夫论的意义，是一种修养的方式。杨时对《中庸》里的“诚”这个价值核心特别重视。对这个核心概念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诚”的内涵：天之道，性之德。“诚”是杨时精神的核心。
  杨时认为，人的道德修养要以“诚”为坐标，向自己内心探求，发掘内在的真诚。只是强调要在格物的过程中反求自身，即“反身而诚”。他说：“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杨时也是把格物主要规定为明善的途径，即强调格物作为道德修养和实践的意义，从而主张把“反身而诚”作为格物的主要方式。“反身而诚”作为道德修养的手段，从根本上是向内心探求，“反身而诚”也是在向内心探求过程中的超越和放松。杨时说：“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反身而诚”，也是使自己的意念真诚，使自己的意念摆脱繁杂事物的束缚。认识外界事物是必要的，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反省，是回归自身的彻底真诚。这与孔子提倡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脉相承的。
  杨时说：“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人们对道的体验与探求又被称为“精一之功”。《尚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精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们的修养，也是克服喜怒哀乐等表现出来的情感，克服人欲之私。陈来先生认为：“杨时所说‘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在方法上是指体验着努力超越一切意识活动，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整个意识状态由明显活动转为相对静止，然后努力去体验思维情感没有活动的状态。这样的体认显然是强调在一种特殊宁静状态下的向内的直觉体验……在这种内向的直觉中，他能体验到什么是中、什么是道心。保持它不丧失，人就可以实现一个道德境界。”由此看来，杨时的“精一之功”是一种“静”的修养方法，在繁杂的事务中，我们必须寻找一片安静的领地，才能接近圣心，才能达到中庸的道德境界。
  杨时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并赋予“诚”以本体论和心性论的双重涵义。在杨时的推论中，经过“致曲”等方法由本体论意义上的“诚”推导引申至伦理意义上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以及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也不无启发。
  3、至养平和之气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呢？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它是一种强健的形式。如果没有以义和道为内容的气，人就会显得萎靡不振。
  杨时把孟子的“养气说”看作道德修养的必要方式。杨时更强调的是“平和之气”。气中化而生万物，可只有中和之气才能产生万物的善行，不和之气是现实中恶的来源。人的疾病是由气之不和造成的。只有平和之气是善的、健康的，养“平和之气”才能摆脱恶的影响，才能远离疾病。而且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障碍。对于人来说，应该追求一种自然调和之气。人的道德修养，也应该是对“平和之气”的修养。相对于仁，义是形而下者；相对于理，气就是形而下的层面，可是集义可以成仁，养气可以成理。人的道德修养理应以平和之气为规范，致养平和之气。养气，即是保存住人与自然界联系的机会，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呈现人自身的价值。同时养气也是实现人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重合的一种修炼，在道德本体的观照中实现自然生命的超越。
  4、居敬与存疑
  从“程门立雪”中确实可见杨时内心之诚和对师长的敬重之意。中国古代不乏尊师敬师之人，可是如此之事也堪称典范。
  杨时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杨时看重敬，把敬当作道德修养的重要步骤，只有心存敬畏，才知道向何处用心。敬是内在的涵养，只有做到敬，才能把外在的“义”表现出来，才能真实无伪，表理如一。杨时把孟子的义看成是敬畏之心的外化，通过内在涵养的工夫，促进道德修养的提升。
  然而，居敬不抹杀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不是思想的奴隶，而是思想的主人，人必定在疑问中进步。当程颐推重张载的《西铭》篇时，杨时就心怀疑问，认为“《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于是向程颐请教。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记到：“先生（指杨时）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疑是为了无疑，解疑的过程正是认识进步的过程。杨时虽然对师长非常尊重，可是在学习、修养的过程中，也要通过“存疑”来取得道德境界的提高和人格的完善。圣人也往往借助疑问而达到对事物更深的认识，达到道德人格的提升。“疑经”思潮是宋代理学的一大特点。
  因而，在杨时这里，居敬和存疑是并行不悖的道德修养原则，没有居敬，就不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建立起对圣贤的敬畏，不能建立起对道统的传承意识和担当精神，不能强化学者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存疑，就不能在现有道统中完成自己的思想连续，不能真正实现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使命。
  杨时的道德修养方式，启迪着今天的人们不断修身养性，在修养中悄悄地进入圣域，达到“心与理一”、“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杨时的道德修养观，在无意中展示着宋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仿佛觌见宋人的圣贤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