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卒谥文靖，福建将乐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把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濂学和洛学，从北方引进到福建和我国南方，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向被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为后人树立了尊师重道的典范，启迪着一代代的莘莘学子，勤学好问，笃志求道，学以修身，学以致用。“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的杨时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一、杨时道德修养观
  杨时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理是本体，在万物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理一分殊”概括了至上天理与天地万物的逻辑关系。要达到对天理的认识，需要从具体的万物入手，人们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从现实中寻求天理。杨时的道德修养观，就是在探寻到达至善至美的理（仁）的境界和途径。其实也正是寻求贯通天人、成圣脱俗的现实道路。
  杨时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平乐道。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1、去“胜心”，循天理
  明确人性和人欲是不同的。杨时遵孟子之说，把人性看成是至善纯粹的东西，是一切美好事物、美好德行的来源。而人欲是恶的，是世间一切是非罪恶的根源。人性本善，天理也是至善，人性即是天理。杨时认为：“人各有胜心，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胜心即私心，是人的欲望使然，人们怀着某种现实功利目的去做事，都难免陷于“机巧变诈”的指责。而只有革去胜心，限制欲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投机取巧、奸诈虚伪的人情。
  在杨时看来，通过放纵人欲，不管在现实中产生出怎样的功绩，都是与人性相悖的，因而也是要被否定的。杨时认为，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其中“知命”的意思就是“事事循天理而已”，那么“去胜心”，在政治上的实践就表现为重义轻利。人们的道德修养首先要专注于限制或消除复杂的人欲，以此来符合人性的善、顺应天理。
  2、反身而诚，精一之功
  “诚”在宋明理学中往往具有本体的意义，是一种贯通天人的境界；同时它也具有工夫论的意义，是一种修养的方式。杨时对《中庸》里的“诚”这个价值核心特别重视。对这个核心概念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诚”的内涵：天之道，性之德。“诚”是杨时精神的核心。
  杨时认为，人的道德修养要以“诚”为坐标，向自己内心探求，发掘内在的真诚。只是强调要在格物的过程中反求自身，即“反身而诚”。他说：“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杨时也是把格物主要规定为明善的途径，即强调格物作为道德修养和实践的意义，从而主张把“反身而诚”作为格物的主要方式。“反身而诚”作为道德修养的手段，从根本上是向内心探求，“反身而诚”也是在向内心探求过程中的超越和放松。杨时说：“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反身而诚”，也是使自己的意念真诚，使自己的意念摆脱繁杂事物的束缚。认识外界事物是必要的，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反省，是回归自身的彻底真诚。这与孔子提倡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脉相承的。
  杨时说：“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人们对道的体验与探求又被称为“精一之功”。《尚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精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们的修养，也是克服喜怒哀乐等表现出来的情感，克服人欲之私。陈来先生认为：“杨时所说‘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在方法上是指体验着努力超越一切意识活动，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整个意识状态由明显活动转为相对静止，然后努力去体验思维情感没有活动的状态。这样的体认显然是强调在一种特殊宁静状态下的向内的直觉体验……在这种内向的直觉中，他能体验到什么是中、什么是道心。保持它不丧失，人就可以实现一个道德境界。”由此看来，杨时的“精一之功”是一种“静”的修养方法，在繁杂的事务中，我们必须寻找一片安静的领地，才能接近圣心，才能达到中庸的道德境界。
  杨时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并赋予“诚”以本体论和心性论的双重涵义。在杨时的推论中，经过“致曲”等方法由本体论意义上的“诚”推导引申至伦理意义上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以及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也不无启发。
  3、至养平和之气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呢？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它是一种强健的形式。如果没有以义和道为内容的气，人就会显得萎靡不振。
  杨时把孟子的“养气说”看作道德修养的必要方式。杨时更强调的是“平和之气”。气中化而生万物，可只有中和之气才能产生万物的善行，不和之气是现实中恶的来源。人的疾病是由气之不和造成的。只有平和之气是善的、健康的，养“平和之气”才能摆脱恶的影响，才能远离疾病。而且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障碍。对于人来说，应该追求一种自然调和之气。人的道德修养，也应该是对“平和之气”的修养。相对于仁，义是形而下者；相对于理，气就是形而下的层面，可是集义可以成仁，养气可以成理。人的道德修养理应以平和之气为规范，致养平和之气。养气，即是保存住人与自然界联系的机会，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呈现人自身的价值。同时养气也是实现人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重合的一种修炼，在道德本体的观照中实现自然生命的超越。
  4、居敬与存疑
  从“程门立雪”中确实可见杨时内心之诚和对师长的敬重之意。中国古代不乏尊师敬师之人，可是如此之事也堪称典范。
  杨时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杨时看重敬，把敬当作道德修养的重要步骤，只有心存敬畏，才知道向何处用心。敬是内在的涵养，只有做到敬，才能把外在的“义”表现出来，才能真实无伪，表理如一。杨时把孟子的义看成是敬畏之心的外化，通过内在涵养的工夫，促进道德修养的提升。
  然而，居敬不抹杀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不是思想的奴隶，而是思想的主人，人必定在疑问中进步。当程颐推重张载的《西铭》篇时，杨时就心怀疑问，认为“《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于是向程颐请教。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记到：“先生（指杨时）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疑是为了无疑，解疑的过程正是认识进步的过程。杨时虽然对师长非常尊重，可是在学习、修养的过程中，也要通过“存疑”来取得道德境界的提高和人格的完善。圣人也往往借助疑问而达到对事物更深的认识，达到道德人格的提升。“疑经”思潮是宋代理学的一大特点。
  因而，在杨时这里，居敬和存疑是并行不悖的道德修养原则，没有居敬，就不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建立起对圣贤的敬畏，不能建立起对道统的传承意识和担当精神，不能强化学者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存疑，就不能在现有道统中完成自己的思想连续，不能真正实现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使命。
  杨时的道德修养方式，启迪着今天的人们不断修身养性，在修养中悄悄地进入圣域，达到“心与理一”、“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杨时的道德修养观，在无意中展示着宋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仿佛觌见宋人的圣贤气象。
  二、杨时道德修养观给予的修身启迪
  “三严三实”是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二次全国人大会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对领导干部的修身提出高要求：严格按照党性修养的要求，时刻砥砺，坚持不懈；从传统文化中学修身，寻求有益的教诲。
  1、静以修德。清心静守、谨初善道。红尘中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而道是永恒的真实。人们常常却只知追求虚幻的红尘，而离弃了最真的道。
  面对着嘈杂的环境，应学会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安静、闲适之心来探究世界、认识世界，切不可浮躁不安，更不可为世俗浮华和虚夸所累，为追求真理，荣华，富贵、荣辱甚至性命都可以抛弃。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要安下心、静下神，平心静气，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去探究大千世界，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凡事先“静”而后动，“三思而后行”，不为世俗杂事所扰，专心致志于事，则静而清，清而明，明而通，通而顺，顺而达，凡事皆可成也。实际上佛学禅宗就主张通过静坐的办法来思考问题，领悟人间世事，终极道理。“静”修法与佛学“禅坐”相似。“心静自然凉”，“理在静中求”。以“静”修德，以“静”养性。
  人的性情、性格、气质等的形成是很容易荒废的，修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谨慎修行。“路遥之马力，事久见人心”，通过时间来检验一个人的道德和品行，务必使他能“专其业”即专心于其事业和“志一定”即形成了较稳定的社会理想，之后再委之以重任。强调修德为“民”、为“天下”。
  要保持定力。保持政治定力、战略定力、文化定力。当前，领导干部缺乏定力的原因：一方面，当今社会机会多了、陷阱也多了，利益多了、诱惑也多了。另一方面，因修养不够，在纷繁复杂的“机遇”面前，不能坚定意志、保持清醒、管控欲望、克制行为，结果被私心利益所扰、为个人名利所累，表现为保持定力的能力不足。
  怎样涵养定力？一是忠诚。坚守政治信仰，遵守党纪国法，坚持党性原则践行党的宗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干到底。”二是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三是自戒。定由戒来，不忘求，则心安；不忘做，则身安。力求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戒。真正管住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身。四是持静。“每临大事有静气”、“宠辱不惊”，保持战略平常心。平时遇事不冲动、不狂热。慎权。理性用权、廉洁用权，拒绝任性用权。敬畏权力是从政底线。
  2、学以修德。“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有学问的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要努力学习。这里所谓的“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学问，还有道德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回忆说“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1969年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白天田间劳动间隙，晚上睡觉前都手不释卷，一点一点积累。”他在浙江主政时强调：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就是读书。”习近平总书记言传身教，为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学以修身做了榜样。
  当前我们最迫切的是抓好以下五方面的学习：一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会核心要义，掌握精神实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是学党章。弄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真正做到对党忠诚、爱党护党。三是学习法律法规。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四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国浩瀚的历史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我们做人的思想支撑、文化支撑和哲学支撑。五是向革命先辈学，向焦裕禄、谷文昌等先进典型学，激发自己内心的正能量，激发自己人性中的真善美，通过学习，给人以思想净化，给人以心灵励志。总之，通过学习，涵养浩然之气，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观念，切实把“严”和“实”的要求立起来，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
  习近平著《之江新语》说：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姗处”。首先，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理论学习上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姗处”领悟真谛。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即是立德”。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自觉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
  读圣贤书，见贤思齐。一个人内心的宽度，是他读过的书一本一本摊开来的；一个人内心的高度，是他读过的书一本一本码下来的。
  3、坚定理想信念。诚是推动杨时一生不断进取、道德自觉、完善人格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它是杨时倡道东南并成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的根本途径。它既是杨时一生追求的道德目标，又是杨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
  杨时的理想信念是什么呢？《宋史·杨时传》中指出：“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也就是说，在他83年的人生历程中，用了近50年的时间来孜孜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而且身受真传，造诣尤深，功绩卓著，泽被后人。这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长期坚持不懈，将毕生精力、时间、聪明才智，奉献给理学研究与文教事业的高尚品德与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景仰的。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政治信仰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具体体现。理想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人无理想，如池中浮萍，飘浮不定；如无源之水，流之不远；如无本之木，终会枯萎。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理想信念越坚定，目标越远大，追求越执着，就越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我们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中说过：“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人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精神动力。
  4、要心存敬畏。习近平说：“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树立怎样的敬畏观念？敬畏组织；敬畏群众；敬畏道德；敬畏法纪；敬畏权力；敬畏历史；敬畏规律。敬畏是人生的压舱石，心存敬畏才能行稳致远。
  规矩是个人成长进步的“护身符”，又是为官从政的“健康卡”。一个人对规矩有了敬畏之心，胸中就有了定盘星，为人处世就有了标准，就会“思”而出乎理智，“做”而有所顾忌，“行”而不忘法纪。
  守纪律讲规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离不开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保证。
  谒语：“诸事莫做先要想，不惧事前费思量。奉劝浮生常淡定，云起风来心倘佯。”凡事常向反面想，苦尽甘来惜春光。
  5、传承优良家风。家教门风的根本意义在于传递德行品行。在于先人对后代人格的影响。通过家教传递的德行将直接体现为为人为官的品性修养。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的《诫子书》，修身做人的方法。“静”“俭”“接世”，他以自身的德行训诫后人。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资治通鉴》编纂者司马光，他一身行为不愧于君子之名。司马光与范仲淹一样，在“俭”字上要求很严，他严以律已，抵制奢侈铺张。司马光曾为文《训俭示康》，专门强调俭的重要性。他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一定要从节俭做起，不然为人会有贪心，招致祸端，做官也一定不会清廉，走入贪赃枉法的道路。
  杨时自24岁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后，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30个官职，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苦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其优秀的品质，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三、修身立德从我做起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养”一词，第一次正式使用的是杨时的老师程颐（1032—1085），“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修养关乎人之生命、国之繁荣及人生理想。修养十分重要，那修养是什么呢？古语云“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修养就是通过学习、磨炼、涵养和陶冶等途径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塑造，从而达到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
  孟子性善说：〓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即萌芽。人性本善，其善表现在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性善说把人视为可以完善、完美的。“人”，只要靠自己的努力，修持自己或为社会贡献自己，就可以超越人的境界而臻于相当完美的神之境界。人人皆可为尧舜。圣人是精神境界最高、人格最完美的化身。两宋时期的理学家认为圣人可学而至。
  修身齐家，平治天下：儒家的人生理想是“内圣外王”。《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简称为儒家“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
  “修齐治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形成了既辩证又统一的两极，表达出中华文化积极入世又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也对世界文化具有普遍意义。
  “内圣外王”须从小事做起，由近及远。朱熹：“古者小学，教人以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即我们常讲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作者系中共将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福建省将乐杨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