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所谓“诚学穷理”，是指杨时“笃钟理学”，学道悟道，孜孜以求，心无旁鹜，潜心钻研，矢志不移的恒心和毅力。它是推动杨时一生不断进取、道德自觉、完善人格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它是杨时倡道东南并成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的根本途径。
  “诚学穷理”首先表现为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从弱冠时起，杨时就以道学自任，先后往颍昌、洛阳求学于程颢、程颐。努力向学，终生不逾，终成正果，取得了“倡道东南”的功绩。杨时成了继承、传播和发展“二程”理学的主将，为其三传弟子朱熹创立的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洛学在北宋时曾两次遭禁，学者谈“洛”色变。但杨时却坚持承传洛学，更加凸显出其磐石般坚定的诚意。程颐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回到洛阳，了解到自洛学遭禁，他被流放涪陵后，程门弟子多数改从佛学，只有杨时和谢良佐坚持承传洛学。他因此叹到：“学生多流于夷狄，唯杨、谢二人长进。”正因为有杨时的诚意求道，倡道东南，经罗从彦、李侗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后来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闽学。北方的“二程”洛学终于在南方长成参天大树，结出闽学这一丰硕果实。清代张伯行对杨时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先生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信最笃。”
  其次，“诚学穷理”是杨时求道的要诀。他在学习“二程”洛学和传道东南的过程中，在“穷理”上下功夫，坚持学中悟，悟中传，如此循环往复，以至越学越悟越传，对洛学的研究越深，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洛学。杨时于北宋绍圣二年两次写信给程颐老师，探讨《西铭》一书的主旨——“理一分殊”说，就是他“穷理”的一个突出例子。从这里可看出，学道求道，没有“穷理”的精神，就不可能吸纳前人的思想文化精华，形成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是很有启迪的。
  再次，“诚学”所讲的“诚”，既是杨时一生追求的道德目标，又是杨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圣人是精神境界最高、人格最完美的化身。两宋时期的理学家认为圣人可学而至。濂学创始人周敦颐视“诚”为至高无上之宇宙本体，说：“诚者圣人之本。”在《中庸》里“诚”就作为天道观的一个基本范畴经常使用。杨时非常推崇《中庸》，对其中的“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
  “夫诚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杨时把天之道和性之德结合起来。他在《礼记解义》中说：“道一也，有天人之辨，贤圣之别者，诚与诚之者异而已，其归无二致也。”“自诚而明，天之道也，故谓之性。自明而成，人之道也，故谓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归则无二致也。故曰诚则明，明则诚也。”。人要从“诚之”方面下工夫，安于事，行于果，那样就可以由明而诚，并最终上达天德。
  杨时完善人格、崇尚德行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全社会。北宋徽宗在位期间，杨时“首以诚意”进言，《上渊圣皇帝》疏：“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明确强调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的道德修身的重要。国君的人格完善，唯一途径就是修养。
  杨时所倡导的“反身而诚”，注重从人的内心去寻求的思想对后来的朱熹，特别是明代的阳明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由而推导引申到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形成完美人格乃有启迪意义。人各有志。有人追求财富，财富终成浮云。有人追求名利，名利化为幻影。唯有追求知识是永恒的。求知者，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新意，给自己的生命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