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诚学穷理”
  所谓“诚学穷理”，是指杨时“笃钟理学”，学道悟道，孜孜以求，心无旁鹜，潜心钻研，矢志不移的恒心和毅力。它是推动杨时一生不断进取、道德自觉、完善人格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它是杨时倡道东南并成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的根本途径。
  “诚学穷理”首先表现为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从弱冠时起，杨时就以道学自任，先后往颍昌、洛阳求学于程颢、程颐。努力向学，终生不逾，终成正果，取得了“倡道东南”的功绩。杨时成了继承、传播和发展“二程”理学的主将，为其三传弟子朱熹创立的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洛学在北宋时曾两次遭禁，学者谈“洛”色变。但杨时却坚持承传洛学，更加凸显出其磐石般坚定的诚意。程颐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回到洛阳，了解到自洛学遭禁，他被流放涪陵后，程门弟子多数改从佛学，只有杨时和谢良佐坚持承传洛学。他因此叹到：“学生多流于夷狄，唯杨、谢二人长进。”正因为有杨时的诚意求道，倡道东南，经罗从彦、李侗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后来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闽学。北方的“二程”洛学终于在南方长成参天大树，结出闽学这一丰硕果实。清代张伯行对杨时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先生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信最笃。”
  其次，“诚学穷理”是杨时求道的要诀。他在学习“二程”洛学和传道东南的过程中，在“穷理”上下功夫，坚持学中悟，悟中传，如此循环往复，以至越学越悟越传，对洛学的研究越深，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洛学。杨时于北宋绍圣二年两次写信给程颐老师，探讨《西铭》一书的主旨——“理一分殊”说，就是他“穷理”的一个突出例子。从这里可看出，学道求道，没有“穷理”的精神，就不可能吸纳前人的思想文化精华，形成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是很有启迪的。
  再次，“诚学”所讲的“诚”，既是杨时一生追求的道德目标，又是杨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圣人是精神境界最高、人格最完美的化身。两宋时期的理学家认为圣人可学而至。濂学创始人周敦颐视“诚”为至高无上之宇宙本体，说：“诚者圣人之本。”在《中庸》里“诚”就作为天道观的一个基本范畴经常使用。杨时非常推崇《中庸》，对其中的“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
  “夫诚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杨时把天之道和性之德结合起来。他在《礼记解义》中说：“道一也，有天人之辨，贤圣之别者，诚与诚之者异而已，其归无二致也。”“自诚而明，天之道也，故谓之性。自明而成，人之道也，故谓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归则无二致也。故曰诚则明，明则诚也。”。人要从“诚之”方面下工夫，安于事，行于果，那样就可以由明而诚，并最终上达天德。
  杨时完善人格、崇尚德行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全社会。北宋徽宗在位期间，杨时“首以诚意”进言，《上渊圣皇帝》疏：“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明确强调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的道德修身的重要。国君的人格完善，唯一途径就是修养。
  杨时所倡导的“反身而诚”，注重从人的内心去寻求的思想对后来的朱熹，特别是明代的阳明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由而推导引申到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形成完美人格乃有启迪意义。人各有志。有人追求财富，财富终成浮云。有人追求名利，名利化为幻影。唯有追求知识是永恒的。求知者，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新意，给自己的生命增添光彩。
  （二）“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是指杨时尊重老师、敬畏学术的优秀品格和兴教立学、教书育人的的远大志向。“尊师重教”是“诚学穷理”之果。“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为后人树立了尊师重道的榜样。杨时“笃钟理学”→“程氏正宗”→“倡道东南”→“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励志求学之路。
  受杨时的影响，其得意门生罗从彦从家乡剑浦徒步千里赴浙江萧山，向老师请教，还不惜变卖家产，到洛阳向程颐问学。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感恩尽礼，将死于汀州武平县的师尊罗从彦归葬于故乡。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进士及弟后，从崇安徒步到延平向李侗问学，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穷研圣学，终成大器。
  杨时一生勤奋研习，深究学问，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作为学连洛闽的宗师，杨时正是通过兴教立学来倡道东南的。程颢的“吾道南矣”最终通过杨时的兴教立学得到实现。杨时首创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十年之久，还先后在福建、浙江、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讲学，弟子千余人，著名的有罗从彦、张九龄、吕本中等弟子，成为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王孙蕃《杨龟山集》原序载：“有宋名儒继出，几以百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
  杨时倡道东南，在福建的成果最为显著。一方面，杨时传扬了洛学，给福建带来了崭新的思想；另一方面，杨时本人也进行了很多思考，其研究学问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这正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成为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可以说，没有杨时的东南传道和思想解放，便没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可能性。
  杨时的教育思想还突出地表现为教书育人。杨时把传先圣之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倾力著述，以书传世。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主张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他还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平乐道。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杨时尊师重教精神对客家文化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客家耕读兴家的祖训不断弘扬。时至今日，将乐农村客家人的大厅内正中设“天地君亲师”神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尊师重教之风由此可见一斑。“程门立雪”启迪着一代代的莘莘学子，勤学好问，笃志求道，学以修身，学以致用。
  （三）“爱国怀乡”
  爱国怀乡是指杨时对祖国、对家乡具有深厚的感情并乐于为之奉献的崇高情怀。杨时为官居高位，则谋国计民生。北宋未年，内忧外患，朝廷对外屈辱妥协。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政治态度最为鲜明之处，是杨时“仁”和“义”的具体表现。杨时晚年入朝为官，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他多次上疏朝廷，仅靖康元年，他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投降，提出一系列克敌制胜之策，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所陈均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杨时在上疏中议论褒贬，无所顾避，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杨时强烈的爱国精神，受到李纲的称赞：“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杨时在他乡则魂牵家园，处平凡则求敦亲睦邻，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造福桑梓。杨时告老还乡时，宋高宗按惯例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颐养天年。但杨时却推辞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充分反映了杨时爱国爱乡的拳拳之心和博大的情怀。
  北宋靖康元年三月，杨时临危受命，用和平的方式平息了京师的大学潮，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崇高的气节操守。他这种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困难当头敢于担当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如何处理群体事件等乃具有借鉴的意义。
  （四）“清廉为民”
  清廉为民，指杨时清正廉明、安贫乐道的优秀品格和恤民、爱民、为民的仁政观。杨时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以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生邪僻”的道德危机，不是做旁观者，而是积极宣扬儒家传统的理论思想和道德观念。他身体力行，明德修身，践履崇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飘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的《此日不再得·示同学》一诗正是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明的真实写照。杨时自24岁登第进士后步入仕途，历任30个官职，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正因为杨时注重清正廉洁，具有伟岸正直的美德，所以他才敢于抗佞排奸，与邪恶势力作斗争。
  杨时坚持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宋史·杨时传》载：杨时“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这是杨时推崇中庸思想，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
  杨时倡道东南，洛学入闽，把纯正的“二程”之学传播到客家地区并逐步扩大，不仅开创了闽学，还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现代福建精神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之，杨时精神是一个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这四个方面，在其他历史名人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在杨时身上，将这四者融为一体时，则鲜明地展示出杨时的精神品格，是有别于其他名人文化精神的标识。其中“诚学穷理”体现杨时可贵的学术个性和探求精神，居核心地位；“尊师重教”体现杨时的教育理念，是杨时文化精神的标识；“爱国怀乡”体现杨时崇高的情怀；“清廉为民”体现杨时高尚的人格和为政态度。这四个不同的侧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杨时精神有机统一体，承接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思想道德的优良传统，整体上共同发挥文化、思想、精神的包容、引领、激励、提升的功能。杨时精神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要求是相一致的，体现出传统文化和时代的特征。推动新时期将乐以至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应大力弘扬杨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