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在学术上有巨大成就，在道德上亦光耀千秋。纵观杨时一生，无论是讲学还是做官，都坚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杨时被客家人当做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仁慈宽容的好父亲，学而不厌的好学生，诲人不倦的好先生。在地方，他是“勤政爱民，刚正不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清官；在朝廷，他是爱国爱民忠肝义胆的元老大臣，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崇高民族气节的楷模。后人在其故里为他建德星坊、遵道坊、龟山书院等，让他流芳后世。中华文化典籍《二十四史》有杨时的长篇传记，《四库全书》收有杨时文集，当代小学语文课本有杨时的故事。杨时文化教育内涵，概括的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文重教，勤勉好学
  杨时一生勤奋研习，深究学问，德望日重。宋徽宗褒扬他为“笃钟理学”，清康熙帝也赞誉他是“程氏正宗”。由于他最先将“二程”理学传入福建，改变了“闽中未知学”的落后状况，故史称“南渡大师”、“闽儒鼻祖”，与罗从彦、李侗、朱熹合称“理学四贤”，成为程朱理学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杨时自幼聪颖好学，文天祥说他“七岁能诗，八岁能赋”。幼时拜将乐人杨希旦为师，15岁到邵武求学，成绩优异。稍长，潜心研究经史，常在延平建溪与闽江相汇处的玉屏山藏春峡与文化名人吴仪、吴熙、黄裳为友，在一起读书、论学。北宋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这时“二程”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杨时便放弃当官之念，从开封绕道颍昌，在游酢引荐下拜程颢为师。那时求学的人很多，而杨时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程颢对他赞赏有加：“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望客曰：‘吾道南矣。’”清福建巡抚张伯行也说：“先生（杨时）为程门高第，游、杨、伊、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大力倡导与弘扬杨时“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的刻苦研习精神，对于今天构建勤学苦读、诚学穷理的良好学风、校风有积极作用。
  杨时学成南归后，“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在遍及福建闽北，湖南浏阳，浙江余杭、萧山，湖北荆州等地域读书讲学达18年。他在讲学中，主要传播以“仁”为核心，以礼、忠、孝、节为规范和温、良、恭、俭、逊等日常道德。他说：“《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用不节，则必至于伤财；伤财则必至于害人。故思爱人，必先节用”。“温良恭俭逊，盖常德也……为天下国家者，欲之与共政，舍常德宜无足与也”。这些德目形成了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领域的规范网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范体系，起到了陶冶人的品性、变化人的气质作用，以达到敦睦人伦的仁德修养风貌。杨时希望学生能成为“万物备吾身”的“君子儒”，强调学习人德的主动性。他说：“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为学之为贵。因而不学，然后为下。”又说：“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学”，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人通过学习，坚持不懈地广求知识，剔除可疑，留下纯真，建立起养育或明善进德的品行，通过学而至圣人。在学习态度上，杨时强调“稽诣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而不是徒侈闻见，雕章镂句，更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科举记诵之学。他指责应举者读书，只是为了“应举得官而止耳，岂真学道之人”。因此，他屡屡告诫弟子：“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倡怀疑精神，而能够产生怀疑，则来源于善于思考：“学者当有所疑，乃能进德，然亦须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读书为学，盖自以为无可疑者，故其学莫能相当，如孔子门人所疑，皆后世所谓不必疑者也”。在“精思”同时还要“力行”。在《劝学》一文中，他又强调：“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杨时还重视“立志”的作用，认为“圣学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泪于世习而不知。虽英才异禀，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他在48岁居乡含云寺讲学时，就曾作《勉学歌·示诸生》，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无限期许与厚望。杨时书院教育思想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有重要借鉴意义。
  杨时殷殷教学之情，培育了桃李遍天下。据不完全统计，杨时受业门人学生多达“千余人”以上，有“龟山弟子遍天下”之谓。而且门人高足众多，不乏理学大家。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与龟山学派都有师承关系，而且还为朱熹创立的闽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作用。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卷10中指出：杨时学成南归，“闲居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极力索，务极其趣。涵养广大，而不敢轻自肆也”。朱熹这段话，原文实际引自宋吕本中为杨时所写的《行状》。这说明吕、朱等人对杨时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倾毕生艰辛智慧推广师说作了高度概括肯定。清康熙年间张伯行在其《伊洛渊源续录》序中说：“夫二程子师濂，而友张（载）、邵（雍），倡道伊洛。一时高第弟子如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数十辈，率能卓然有立，尊闻行知，以不负讬之重。盖自邹鲁风渐微，斯文勃兴越千余年一盛。恐其难为继矣，然而引而弥长，扩之乃大，自杨（时）而罗（从彦），而李（侗），三四传至晦翁（朱熹）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群儒之成。继往开来，流行浩瀚。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村，靡不愿游其门，执位请益。”杨时这种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对今天建设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教师队伍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杨时更是尊师重教的典范。“程门立雪”典故，成为杨时尊师重道的经典佳话。北宋元祐八年（1093）,41岁的杨时在赴湖南浏阳任知县的途中，不辞辛劳绕道洛阳，同游酢一起向洛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颐求教。此时程颐已被贬斥、受压制，官僚大臣们很藐视洛学，洛学正遭受沉重打击。杨时不趋炎附势，更不追求在宦海中日后能够升迁。在他心中，信仰至高，学术为重，师长至尊，对年事已高、备受打击的程颐备加体贴和尊重。宋徽宗即位后，洛学遭受更沉重打击，当时朝廷“遂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在“学者胶口无敢复道”的情况下，杨时忠于学术，牢记师训，依旧宣讲洛学，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他传播和推进“二程”学说，继承和宣扬师长的治学精神，使洛学在东南得以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这从另一方面表现杨时对导师的崇敬和尊重。杨时这种旺盛的求知欲、竭力追求真知灼见的精神，这种尊师重教、不追求名利，忠于学术的品格，是今天学校师生学习的楷模。
  2、重义弃利，情操直节
  杨时有重义弃利的的美德，他说：“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当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可兼得时，就只有牺牲自己的物质需要，去追求更为崇高的精神需要。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义和利的关系上，杨时认为义重于利，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他说：“或谓：人当无利心，然后为君子。以此自为可也，以此责人，恐不胜责矣。人但能于得处知辨义理，亦自难得。故孔子以见利思义称成人，而以见得思义称士焉。此其辨也。”这里的“义”即是道义。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义需要，最大的价值是道义价值，那么就会自觉地进入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君子儒”境界。
  杨时注重情操直节。他说：“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学着必欲进德观，则行己不可不直”。这里所讲的直是情操直节，所讲的养气应是养浩然之气、民族气节之气。正因为杨时具有这种伟岸正直的美德，在上疏中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如当朝大师“六贼”之首蔡京，权大势大，干尽了蠹国害民之事。杨时在余杭任知县时，就上书直言不讳地反对蔡京在余杭占良田为其母建风水宝地的恶行。此外，他在上疏中反复强调要孥戮不战而遁的童贯和坐视不救的姚古之流，以拯国威。
  杨时这种贵正直、重人格、不阿世求荣的道德风貌，对塑造学生良好性格特征，培养爱国情操和高尚道德观有重要意义。
  3、孝老爱亲，克俭于家
  杨时把五个儿子培养成“进士”，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这与他言传身教，重视孝老爱亲，克俭于家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也是其丰富教育思想成功的实践。
  杨时孝老爱亲。他对父母非常孝顺，待继母如同亲生母亲一样。杨时继母病逝，他辞去徐州司法的官职，日夜兼程奔丧，并在家守孝三年。杨时父亲杨埴逝世，他辞去虔州司法回家理丧守孝三年。他想起父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十分悲伤，哭着写下《先君行状》记叙父亲一生德行，用来悼念父亲的亡灵。杨时对老师亦充满深情。程颢去世，他在千里之外组织门生祭奠，还写了《哀辞》。他重孝道又反对愚孝顺，这是难能可贵的，连南宋高宗皇帝都赞其“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
  杨时安贫乐道，清正廉明。杨时对奢侈之风痛恨至极，痛斥蔡京、王鞴等为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花异石行为。杨时还曾建言皇帝，编《会计录》，分析一下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杨时虽然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朝官，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美德。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杨时）自京城辞官还乡后，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杨时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在《书含云寺·示学者》中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马卡连柯说：“现今的父母教育孩子，就是缔造我国未来的历史，因而也是缔造世界的历史”。父母的素质、教养、人格、生活态度、言谈举止等都对孩子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以及一些良好习惯的形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杨时孝老爱亲，克俭于家的家教内容以及言传身教并举，以身教为重的做法，对当今家庭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4．爱国爱民，广施惠政
  杨时有一颗强烈爱国心。北宋危亡之秋，他上疏朝廷，力主抗金，提出修正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和立统帅、肃军政、责宰臣不忠、罢阉寺防城、谨号令等建议。建议割除奸臣和投降派张邦昌的职务，诛杀弃军而逃的童贯，挽留抗金名将李纲，表现出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时更是爱民恤民的楷模。他倡导“以民为本“，说：“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矣。”“民”既是邦本，则必须宽政爱民。他提出三个方面的措施：其一，“爱人节用”。北宋末年，官僚机构庞大税收沉重，加上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杨时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伤民”。其二，取用适时。他说：“用之或违其时，使力者不获自尽，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泽矣。”当时茶盐二法是争论较大的问题。蔡京主张把茶盐二税统入国家收入，目的是他自己想从中牟利。杨时却极力反对，主张毁弃茶盐二法，或宽禁之，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民众的负担。其三，使民有常产。爱民就必须使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说：“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使天下人务有常产”。杨时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浏阳赈灾、余杭护湖、萧山筑湖、疏求免税等，以致“民思之不忘”，画像张挂，甚至建祠纪念。杨时爱国爱民的责任感，对于培养当今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