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以理学为基，建构了“理学家风”的思想内核。杨时在理学思想的基础上，从“理一”、“分殊”、“体用”、“中庸待人”、⑤仁、义、诚、信等理学概念出发，以万物“理一”的世界观、“理一”与“分殊”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穷理”和“躬行”相济的知行观，仁义结合的义利观为骨架，建构了“理学家风”的学理内核。杨时从体用关系出发对“理一分殊”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并将其应用到对社会生活的诠释之中，为“理学家风”的形构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杨时兼济天下的立世观、尚“中庸”的处世观、重“诚信”的济世观为其“理学家风”的形成渲染了浓浓的理学情调，进而为其家庭风气的形成、风尚的塑造、风格的养成建构了不可逾越的价值诉求。此外，杨时惜时、重教、尚学的理学风尚为“理学家风”的形成建构了“诗书传家”的执业训导。以上窥知，杨时以理学为体建构的“理学家风”，不仅促进了理学的经世济用，更取理学之精髓，化育后世之子孙，塑造家庭之善德与善念，从而为理学传承和“家风”形构奠定了学理根基。
  杨时以身垂范，建构了“理学家风”的实践品格。杨时兼有“穷理”和“践履”的高贵品格，他诉求穷尽天下可知之理，主张“志学之士，当之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⑥又强调“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⑦。实际上，杨时重视躬身践行，往往以身垂范，为“理学家风”塑造了重“知”、重“行”的实践品格。杨时切身躬行，以“含云苦读”、“称疾求学”诠释了尚学之风，以“程门立雪”、编撰《二程粹言》高扬尊师之道，以“东林执教”、“龟山讲学”演绎了重教之情，以“怒责童贯”、“痛斥花石”彰显了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高贵人格，以“浏阳赈灾”、“萧山治水”、“乞惠八闽”书写了爱民惠民、广施仁政的执政之风。纵观杨时的一生，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求学治学之旅、立身为官之行，向子孙明证了践履的高贵品性。杨时从“家风受益者”到“家风塑造者”的嬗变，充分展现了一代理学大师穷理重行的心路历程，更为“理学家风”塑造了“重视行践”良好的特质。
  杨时以文传世，建构了“理学家风”的传承特质。春秋鲁大夫叔孙豹有“立德、立功、立言”①三不朽之说，所谓“立言”即提出真知灼见的言论，流传后世。“立言”的行动哲学即是著书立说以传后人，为此，杨时毕生著述，所写的《此日不再得·示同学》、《勉谢自明》②、《县斋书事》、《书怀》、《杨氏家谱叙》、《王母朱氏墓志》等诗、文、志，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发微，而自成一家之言，更蕴藏着“家风”文化的传递，而流芳百世。以往传统家风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口耳相传，其优点是授之于谆谆教导，学之于潜移默化，而不足之处则是每逢兵事、匪患频扰，抑或家室变故、家门衰落之时，传承易遭斩断。杨时“理学家风”的以文传世，无疑是对口耳相传的有益补充。一方面，杨时将“家风“形构于诗歌、书信、答问等各类文体之中，借助于日常的家庭教化，承传后世。另一方面，杨时将“家风”影响于弟子、友朋、同僚等各类社会构体，寄存于他人文章的记述之中，以传后人。如吕本中的《故工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左朝大夫杨龟山先生行状》、胡安国的《龟山先生墓志铭》等皆内蕴有杨时的家风文化。杨时正是通过文字的传承，开启了“理学家风”的以文传世之风，深深地影响了继后的理学大师们，也为杨氏宗族的昌盛建立了珍贵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