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的教育方法深刻体现了书院理学教育的特色，为“二程”洛学的南传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并对南宋理学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教育方法多种多样，本文只择其五者，叙述如下：
  1、立志
  杨时在教育中要求门人要发扬光大孔子的“立志”思想，“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人生以学圣人为标的。杨时说：“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困而不学，然后下。”①认为生下来就知道的、学习了才知道的、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虽然他们资质不同，但是到他们都知道了，那就一样了，所以君子只有立志去学习才是最可贵的。遇到困难了，还不去立志学习，是最下等的。“盖学莫先于立志”，杨时要求学者要立志学习，不做最下等的“困而不学”的人。杨时说：“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大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②杨时认为，学者首先要解决为什么要学的问题。圣贤之书是记载圣贤所为、圣贤之道，要为圣贤所为，就得知道圣贤之道，学了不懂得圣贤之道，还不如不学。这实质上就是要学者立进学以闻道的志向，“言学便以道为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杨时又说：“夫学者，必以孔孟为师，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则末矣。”③认为学者要以孔孟为师，牢记并实践孔孟的各项教导。这实质上是要学者立做圣人的志向，“言人便以圣为志”。以道为志，就是通过求学把穷理明道作为求学的方向和目标；以圣为志，就是通过求学牢记和实践圣贤之道，克服气质的偏差，“存天理，去胜心”，以进入圣人境界。杨时还把有无求道成圣之志，作为是否与之共学的先决条件。杨时说：“知为己，则可共学矣。”④认为只有立志，才能端正求学态度，并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直至入道。杨时要求门人以明道、成圣作为立志之目标，影响极大。南剑州道南学派阵容壮大，长盛不衰，四传而至朱熹，将理学发扬光大，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传之海外，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与杨时对学者立志的高标准严要求分不开。
  2、严守规范
  杨时在教育中坚持道义品质，注重门人品格操守，保证教育目的的实现，为门人订下规范，严格要求门人循道守理，不可逾越。他说：“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万全之馈，非其义也，有弗受焉。……后世之士，颠冥利欲，而不知有贵于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簿，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门，奔走权势之途，胁肩谄笑以取容悦，其自处如是，而欲人贵之，其可得乎？故愚窃谓士之贵贱，虽视势盛衰，然其所以贵贱者，皆其自取也。”①杨时认为守道循理才能无视利欲，并保有正直的道义品格与气节，因此他严格要求门人要坚守道义，注重品格操守，在求学中要严格遵守儒家规范，不许逾越。
  杨时制订的规范，主要是正德、行孝、谨礼。正德，就是要求门人能够坚持道义品质，即秉承儒家固有的伦理与操守，如君必仁，臣必忠，友必信，兵必勇，亲必孝，“君子居处，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战阵必勇，而后足以成亲之名。反是，皆忘亲也，又恶得为孝乎？”②严守儒家规范，既有助于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也有利于门人去除私心端正德行。君子德正则刚，正德为公，“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③德行端正，无私心，才能化德育民，才能救时弊。行孝，就是要求门人注意孝行的品德修养。杨时说：“孝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虽小夫贱隶，尧童牧叟，下逮穷发荒蜒无知之民，皆知其为美称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则心跛躇而颜忸怩。若夫夷考其实，则学士大夫诵六艺之文，讲先王仁义之说，有病其难者。然则孝之德，其可谓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岂他求哉？”④孝德是至德，是思祖德、敬长尊老、兄弟友悌、和睦亲朋，是个人修身、品质养成的核心内容，即个人品质中的核心标准，也是伦理规定的核心内容，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所以杨时要求门人个个都必须是“尽其心者”的孝子。谨礼，就是大家都以礼相待。这是维护道义，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杨时说：“士以贽见先达之门者三：太上为道，其次为礼，其下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资之以为仁，此为道者也。今之守令，实古之诸侯，为其上民者，有古君臣之义。以臣见君，此为礼者也。饰竿牍之勤，借齿牙之论，欲以取重于时，此为名也。为名者，君子耻之，而滔滔者皆是也。”①“太上为道，其次为礼，其下为名”，在这三个层次中，“为名者，君子耻之”。为什么？因为为名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并用计谋来获得名利。为名者“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这是违反礼的规定的，所以“为名者，君子耻之”。如果大家都谨礼，都以礼相待，使私意去尽然后才可以应世，即“存天理，去胜心”，那么文明、和谐的社会就会出现。
  3、熟读、自得
  杨时对门人反复强调：圣人之书内容“皆大要大旨”，都要熟读。以《论语》为例，“昔有人请龟山讲当读何书，龟山曰：‘读《论语》。’其人问《论语》中何者为切，龟山曰：‘皆要切，但熟读可也。’朱子每称叹此语，以为劝学者。”杨时不仅认为圣人之书内容“皆要切”，都要熟读，而且认为只有熟读了，才能自得其中的义理，“于言仁处求仁之理，言义处求义之理，言孝悌忠信处求孝悌忠信之理，逐处研究，逐事践履，积久渐熟，以至于融通，发现所谓大要大旨者将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②杨时说：“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间而已。是岂可以不谨？然讲之不熟，见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又学者所当深察也。”③认为舜、跖两人相差很远，他们的区别就在利、善之间。这必须要谨慎严肃对待的。但因为讲读不熟，就会见之不明，就会把利当作义，所以学者必须深察。显然，杨时要求门人对圣人之书要读熟讲熟，对圣人之旨要理解熟、掌握熟，“士之所志，舍仁义而何为哉？惟仁必欲熟，义必欲精。仁熟，则造次颠沛有所不违；义精，则利用安身而德崇矣。”④熟读、自得，是杨时教育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书院理学教育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要求学者不能追求文章的外表文字的华美，而必须追寻外表文字所表达的文意背后的义理。杨时门人罗从彦曾问他如何看《诗》，杨时回答说：“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也。……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⑤这是杨时要求门人应以义理为师，熟读、自得。
  杨时熟读、自得教育方法，也深深影响了朝鲜（韩国）著名理学家李滉：李滉就是按照杨时的这种方法读《论语》等儒家经典，并知之、践履，体现到自己的行动上，最终创立退溪学体系。①
  4、点拔、启发
  熟读、自得是强调学者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依靠自学去获得义理。点拨、启发是在学者自学的基础上，由老师加以提示而更好地穷理、明道的重要的学习方法。杨时很重视这一方法在教育中的运用。杨时说：“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②起，犹发也；起予，启发我的志意（方向）和智慧。杨时认为，启发也是教学相长的意思。学者在自得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点拨、提示、启发，就能在求学的过程中举一反三，由一事一理推及其余，最终自得天理，达到求学的目的。杨时启发式教学，并不是什么都给予点拨、启发，而是只注重在方向上智慧上给予点拨、启发。如对《孟子》一书的评析，杨时紧抓住“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循天理”的大方向上进行点拨、启发，“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③又如范济美问求仁之事，“龟山与范济美言：‘学者须当以求仁为要。求仁，则刚、毅、木、纳近仁一言为要。’……范济美博学高才，俊甚，故龟山只引刚、毅、木、纳告之。”④杨时只点拨范济美应从“刚、毅、木、纳”上去求仁，因其近仁，而其为什么近仁，杨时没有告之。又如罗从彦问“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心底道理？”杨时启发罗从彦说：“未有尽心，须先领会心是何物？”罗从彦又问：“心之为物，明白洞达，广大静一，若体会得了然分明，然后可以言尽。”杨时说：“未理会得心，尽个甚，能尽其心，自然之性不用问，人大抵须先理会仁之为道，知仁则知心，知心则知性，是三者初无异也。”①杨时点拨、启发罗从彦先要懂得心的本质，再由心而知性，由此直探性命之本源。
  5、默会深思、以身体之、以心验之
  杨时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②“然圣言之奥，盖有言不能论，而意不能致者也。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③“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显然讲的是主静涵养、默识深思，然后超然自得。“默会”不是背诵，而是主静涵养、默识深思。杨时强调学本于思，不思则无学，学善于思，才可从道。道是事物的本质，深藏在事物内部而不可见，只有通过深思、精思才可领悟和把握。因而“默会深思”是求道明理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书院理学教育的特色。杨时说：“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学者皆然。”④‘‘六经虽圣人微言，而道之所存，盖有言不能传者。则经虽具，犹不能谕人之弗达也。然则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其必有在矣。虽然，士之去圣远矣，舍《六经》，亦何以求圣人哉？要当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⑤“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是说有了自得后，就要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再学习再思维验证，自得的是正理而不是巧文丽辞，这样自己的境界就得到升华，圣学、圣道就得到传播发扬。杨时就曾经教导罗从彦读书时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圣人之要，不断地思考、理解其中的深邃哲理，才可能领悟把握其精髓，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默会深思、以身体之、以心验之”，这种教育方法是南剑州道南学派的共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杨时的教育思想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中心则是通过书院教育大力传播发扬“二程”理学，以培养大批能够重修身、重道德的经世致用之才。事实上，杨时就成功地培养了诸如罗从彦等优秀的理学家、思想家。杨时不愧是我国宋代伟大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作者系武夷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