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认为，教育内容、教材的安排应直接服务于教育目的，所以他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以“二程”提倡的“四书”为教育内容，为基本教材，极力推行理学思想教育。《宋史·道学传·序论》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合贯通，无复余蕴。”杨时师承“二程”，对“四书”予以高度重视，认为“四书”是整个儒家经典的基础，以“四书”为教育内容、为基本教材是最能体现现实的需要、时代的特征和书院理学教育的实质。
  杨时认为，《大学》是圣人之门户，入德入门之书，取道之至径，“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户，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①因此，学者必须从《大学》入手，才能探知和掌握圣人之旨，入于道德之门，假如不以《大学》为先，那就不能成德要领而迷失方向。杨时特别重视《大学》中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大学之道在于彰明内心美善的德性，进而革除恶欲，从而达到至善的天德境界；要达到“三纲”的目标和宗旨，就必须按照“八目”的步骤和方法一步一步地去做。因此，杨时在教育实践中，始终都是认真地推行程颐之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间先后失序者，已正矣。”②强调修身成德须按照《大学》的次第来进行，若有先后失序者，都要依照《大学》之序加以改正。杨时重视《大学》，发挥《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思想，指出“《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③、“盖自诚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④借用《大学》、《中庸》之诚，以阐述发挥“二程”“格物致知论”，提出“反身而诚”的格物致知论和主静涵养论。以格物说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通过格物以穷理，达到致知的认识目的。穷理目标的实现，即是致知的完成。以主静涵养论为进学之神态，通过涵养以正心、诚意，达到进学之专注，穷理致知有保障。“静”亦“敬”，敬兼内外：容貌端正整肃，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所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杨时的这一教育主张和思想既是对《大学》的发挥，也是对其师“二程”教育思想的发扬。
  《中庸》是杨时一生最为推崇且用力最多的著作之一。其师程颐曾说：“《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①、“《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②、“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③因而，他对于“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的状况深为忧虑，立志将其作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教材，并为其训传，著成《中庸义》，追述老师程颐遗训，“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学者因吾言求之于圣学之门墙，庶乎可窥而入也”，阐述《中庸》之大义，使学者明确《中庸》是传布儒家之道统、圣贤之大道的大书。“《中庸》深处，多见于《孟子》之书，其所传也，然子思之《中庸》，圣学所赖以传者，考其渊源，乃自曾子，则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④“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⑤因此，杨时特别推崇《中庸》，并把他著的《中庸义》作为阐发“二程”思想、教育内容和基本教材，暗中与新学对抗的代表作。所以，胡安国说：“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⑥
  《论语》、《孟子》，同样也是杨时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必读教材。杨时说：“《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⑦杨时强调指出《论语》是孔子传道立言，教人求仁进德的准确记载，最能反映圣人孔子的思想。而《孟子》，杨时说：“《孟子》其要皆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其功不在禹之下的睿智刚明之材——孟子的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⑧“《论语》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进德之事，莫非诚也。《论语》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盖《中庸》子思传道之书，不正言其至则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外犹是也。”①认为《孟子》是记载孟子的言行，是集中体现孟子的思想，学者只要根据他的言论就可以求其理，根据他的行动就可以观其言，就可以一步步迈进圣人之门庭，而且孔子所罕言的“性善论”，孟子则是常常挂在嘴边，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杨时又说：“《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②认为《论语》一书是记载圣人的微言，此微言又是圣人门徒代代相传坚守的，以此明圣人之道，最后一篇记载了尧、舜咨命之言和汤、武誓师之意，并实施在各项政事里，以此明圣学相承的统序：尧、舜、汤、文、孔子。所以，杨时在书院教育中，《论语》、《孟子》成为主要的内容和必读教材。
  杨时为了保证书院教育能以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为基本教材，他在教育过程中，极力地纳“四书”主旨于理学轨辙之中。
  首先，杨时以“道统论”诠释“四书”。首提道统论者是唐朝大文豪韩愈，到了北宋，杨时老师“二程”又以千年不传的道统传人自居进行宣传。杨时接受道统论，并用道统论来诠释“四书”。杨时说：“道废千有余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学者安取正乎？质诸圣人而已。夫《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③《论语》的大旨就在于明圣学所传，叙尧舜汤文之道统。杨时认为，尧舜汤文之道统是由孔子所继承，孔子逝世后，真正得其传者甚少，“独鲁子（曾参）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子思之学《中庸》是也，《孟子》之说其源盖出于此。”④又说：“《中庸》深处，多见于《孟子》之书，其所传也，然子思之《中庸》，圣学所赖以传者，考其渊源，乃自曾子，则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⑤这样，杨时就通过“四书”勾画了一个从尧、舜、汤、文到孔子、曾参、子思、孟子这样代代相传的道统，以道统为主干把“四书”贯串了起来。
  其次，杨时以“正心诚意”联结“四书”。杨时认为，“四书”的精髓、主旨就在于正心诚意，而正心诚意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杨时说：“《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①“《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②“《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③《大学》、《中庸》、《孟子》这三部书的根本，都是正心诚意。《论语》如何？杨时说：“问《中庸》只论诚，而《论语》曾不一及诚，何也？曰：《论语》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进德之事，莫非诚也。《论语》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盖《中庸》子思传道之书，不正言其至则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犹是矣。”④可见，《论语》所阐述的也正是正心诚意的道理，只是阐述的角度不同罢了。所以，杨时指出：《大学》正心诚意，就是《中庸》的合内外之道，这是孔子、子思、孟子所一贯要加以阐明的道理。可见，“四书”的精髓、主旨就是正心诚意。何谓正心诚意？杨时认为，所谓的正心诚意，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不过杨时的提法是“存天理，去胜心”。杨时说：“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人之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以利欲为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⑤只要人们去尽胜意，做到无人欲之私，就是正心诚意，就是遵从了天理。显然，杨时是以正心诚意之论将“四书”联结起来，使“四书”到朱熹时成为新儒学——理学的经典。
  杨时以“道统论”诠释“四书”，以“正心诚意”联结“四书”，使“四书”逐步发挥成为理学经典，这就使书院理学教育的内容得到明确，基本教材得到保证，教育目的的完成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