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观一粟而知沧海。当我们确实清醒和认真对待文物古迹的时候，眼前的这一切仿佛都在向世人述说着宋代理学大师杨时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许多富有意义的主张和那些伤痕的记忆，无不给后人留下无形的鞭策和激励，同时无不让人感受到理学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印迹与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每当阅览到记述杨时那般厚重的文字并被激活“精神末梢”时，就会带着非同寻常的心情，循着理学大师还乡的脚步，走进龟山故里龙湖村，去探寻这位历史名人的芳迹，从而去领悟这位大师一生的智慧和感受他一生的沧桑。
  在那北宋末和南宋初期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杨时发出对廉政的呐喊与践行，真是不可多得：“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把端正自身作为根本。如果自身不端正，而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说明了一个置个人功名利禄于度外，政治上、道德上具备了理学家所追求的可以传道的品格。因此，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被召用于朝廷，杨时都以“若使死可以救世，则虽死不足恤”的救世之志关注着社会的兴衰荣辱，为拯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面临败亡的危局。在朝廷为官多年的他，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许是一荣俱荣的结局使然，杨时一家三代有十人荣登进士，但不容置疑的是，名为龟山先生的他到底是传教有方。不同之处，每当子孙荣登科甲，走向仕途时，杨时都要向他们娓娓讲述先祖杨震“廉重四知、拒受金银”的大家风范，反复教育和告诫儿孙，要弘扬先祖留下来的廉政的高风亮节，决不可做辱没杨家门风的丑事，而成为千古罪人，否则，杨氏家族就要将他逐出门庭，交官论处。这种注重教育儿孙不可贪图钱财，力戒玩物丧志，而要寒窗苦读，光宗耀祖，俭以养德的思想和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去积极思考和反省。还有，杨时在浏阳当县令期间，写的五言古诗《县斋书事寄张世贤》，诗中作者将严肃紧张的政坛风貌与幽静舒展的文人意境作了鲜明对比，表明了他超凡脱俗的志趣和虚怀若谷的人生境界，犹如他所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样，既有“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廉明正直的美德，又有爱国恤民的气节。
  杨时在选人用人上可以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心有偏系，在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便嬖宠昵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远矣。夫公则明，私则蔽，公天下之善恶而无容心焉，则君子小人之情得矣。”就是说，人君如果心不正而有私欲，就会被小人趁机利用而蒙蔽，分不清人之贤与不贤；他提倡用人唯贤，主张选用居其位知其任且职事精明者，反对用人唯亲和无原则的回避亲情的做法。杨时为此进一步强调，“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记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私意去尽然后才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朝廷只有以公正之心治天下，才能整顿政事，改变世风。
  杨时不慕权势，不贪富贵，豁达正直，体察百姓。他认为，有远大志向的男子不应贪恋权势和富贵，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国家建功立业；极力主张法治，认为法治是治人之过，愿法治之舟永远徜徉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港湾，还主张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其中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萌芽。他对君子行为非常推崇，认为君子交友为“心交”，而小人交友只是“形交”，因此，借史评对交友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褒贬分明。《宋史·杨时传》载文，杨时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为官清正，口碑很好：“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杨时身为地方官员，能够同情百姓疾苦，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世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他认为只有“宽则得众”，“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政权才能巩固，表达了一个封建时代清官难能可贵的仁政民本思想。
  当我们把杨时学术中传播的洛学思想和他自身的学术阐述摆在中国文化大格局中时，更可看到，其学术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阴阳交替、推己及人、察己知人、直觉体悟、博览泛观、严密分析、整体平衡、辩证求中、经世致用等等，都是杨时学术思想中深刻体现出的杨时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现实意义所在。然而，“婆娑千尺倚岩巅，隐隐虬姿拂远烟。尤喜地灵泉脉润，独愁天阔书阴偏。孤根碍石磐弥固，直杆凌霜老益坚。臃肿不须逢匠伯，散材终得尽天年。”他的这首《岩松》诗与北宋理学家张载庄严宣告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仿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示出人的伦理主体性的崇高与伟大，体现了作为道德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与理学精神价值的灿烂光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尊师重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历代统治阶级都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普遍重视教师的作用，赋予教师以崇高的社会地位，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加以推崇。那么，杨时在历史上浓重演绎的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深刻内涵，使他成为最早将二程理学传入福建，被后人尊称为“闽学鼻祖”的同时，不能不说今天在我们为学、尊师、为官、做人等方面都留下不少有益的启示。
  漫步龙湖村，远望山边高耸的老松树，古诗“疾风知劲草，国难见忠臣”就会在脑中回旋；走近并触摸静穆中的“棂星门”，仿佛会看见龟山先生那双深邃的目光，使人知晓什么叫大爱，理解什么叫精神，从此心灵不再寂寞，野草不再疯长。还让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不管出生在何时何地，最重要的是其具有的品质精神、文化内涵和对人类的贡献；无论历史如何变迁，那些能够激励世人的闪耀文化和精气神都将长存不灭。因而，当我们置身并贴近于久远的历史碑林中，我们格外珍视的是如此厚重的文化沉淀，它点亮世人心中明灯的杨时所代表的“爱国爱乡、廉政爱民、尊师重教、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道德风范，并对客家人“明天理、讲良心、说道德”和谐共处的民性有着深远影响的气节，再也不会对那些被世人捕风捉影的东西或如过眼云烟的细枝末节而惋叹与纠缠。
  文化是什么？那是民族的凝聚力，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文明与进步、传统与创造于一体的民族凝聚力；“杨时属于谁？”这是留给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关乎学术建设进步与否、社会秩序正常与否、民族文明清朗与否、人类精神辽阔与否的问题。
  （作者系明溪县文联文学协会会长、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