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理学名家的南剑情结徐肖剑陈利华杨时（1053-1135），原字行可，后因与友人之父名讳相同而改字中立，号龟山，生于北宋南剑州（今南平市）将乐县龙湖村。
杨时自幼聪明灵敏。他4岁始读书，8岁能吟诗作文，人称神童。治平四年（1067），15岁的杨时游学于邵武和平书院和“五曲精庐”（今李纲纪念馆）时，就与李纲的父亲李夔（1047-1121）一起潜心研读经史，在当地留有：较大影响。
熙宁六年（1073）,21岁的杨时因礼部考试没有成功，被补为太学生。
回乡后，他就到将乐含云寺等地一边潜心苦读，一边讲学、著书。三年后，杨时终于如愿以偿地在第二轮的考试中一举登科，高中进士，次年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但是，正好生病的他没有随即上任，而是继续在家钻研学问。直至元丰四年（1081）,29岁的杨时完成了《列子解》后才正式走马仕途，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以及浏阳、余杭、萧山县令，最后官至工部侍郎，并获得了“龙图阁直学士”的重要头衔。
走出家门后，一直在外为官、求学的杨时共有三次较长的时间得以重返故里，亲近乡土。一次是他33岁时继母去世而回乡守制三年，一次是他38岁时父亲去世而回乡守制三年，一次是他48岁时因故回家乡居一年，余时基本在外直到77岁才告老返乡，隐居龟山，人称“龟山先生”。“龟山先生”一生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建有筚路蓝缕之功，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著名的理学南传始祖、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著有《杨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
杨时与“延平”的渊源关系，主要集中在他居乡期间，一是少年时的求学之举，二是中老年时的游学传道。
一、少年杨时与南剑州学史载，在杨时出生之前的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曾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兴学活动，要求各地都要建立州（军）学和县学等官学，使天下遍设学校。但是，这一诏令却受到各地的抵制，没有得以积极推行。从江西南城人李觏（1009-1059）所写《袁州州学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政令不行的窘迫状况：“皇帝二十有三年（即仁宗庆历五年，1045），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这段话说的是北宋仁宗庆历五年时，朝廷曾大力兴学，下诏命令全国各州、县都要设立学馆。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他们在奉行诏令时，有的是尽心竭力地仰承着皇帝的旨意，认认真真地去践行；有的则是装装门面，假官借师，胡乱地写一道奉诏文书应付了事，以致有些地方甚至一连几座城邑都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可以说，这样一场所谓的“兴学”活动，其实并没有在全国各地得到积极响应。李觏所了解到江西袁州，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但是，这种普天之下“倡而不和，教尼不行”的悲观的办学形势却在南剑州成了一种例外。当时的南剑州，不仅在福建的八个州（军）中最早创建了州学，而且它的创办时间，比起仁宗下诏开始办学的时间，还要早了整整十九年。对此，民国版《南平县志》刊载的元代翰林学士虞集的《延平路新修宣圣庙学记》，就留下了这样充满自豪的文字记载：“前宋时，州名南剑。天圣乙丑（1025），守臣曹修古始建学于其西山之颠。庆历癸未（1043），天下始皆立学，而是邦之学，先廿年成矣。”这里所说的西山，就是现今南平市剑津中学所在地。而这段文字的描述，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兴办之初并未想着要出名的南剑州州学，竟然不经意间就“独先天下”，不仅成了全国首开州、县学校的光辉典范，而且还在北宋三次兴学（另两次分别为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至徽宗崇宁年间）教育运动中，存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一笔。比如，南剑州州学在创立两年后，即北宋天圣五年（1027），南剑州剑浦人李参就高中进士，成了州学登第的第一人。三年后，南剑州剑浦县南山人吴辅又高中进士，成了州学登第的第二人。此后，从天圣年到建炎初年（1127）重建州学短短一百年间，南剑州就共有一百二十六人考中进士，平均每榜都有七、八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082年登第的南剑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黄裳（南平人），时年38岁。
州、县学校兴办起来后，根据朝廷的办学要求，所有的州、县学子都必须依据庆历教改的规定，在学校学习期满300天后，才可以被推荐去参加应举考试，这有点类似于今天必须拿到高中毕业证才能参加高考的意思。因此，为了拿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用于向上参考的资格学历，当时属于南剑州治下的剑浦（今南平市延平区）、将乐、顺昌、沙县、尤溪等五县学子，自然全要汇聚到南剑州州学，来完成国家规定的主要学业并获取他们参与国家考试的相应凭证。而正是依据这个惯例，15岁就选择前往邵武求学的杨时，不久后还是回到了南剑州州学，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考前准备”，也结下了他与剑浦之间的一段不解之缘。
熙宁五年（1072），完成了“考前准备”的20岁的杨时被地方官推举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第二年，考试成绩下来，杨时因为落选而被补为太学生，只能回乡继续等待三年后再一次参加科考。史料记载，在这漫长的三年备考期内，杨时的身影不时出现在他小时候读书、玩乐的将乐含云寺，以及南剑州州治，修完学业。而早早就从州学毕业出去的吴辅的两个儿子，因为与杨时的年代相近、志趣相投而成了常来常往的知心学友，在剑浦城东藏春峡演绎了一段唱和千古佳话。
二、藏春唱和中的私学团队由于倡学和兴学的力度一直较大，因此学风鼎盛的南剑州除了州学之外，还出现了以书院、精舍为载体的民间私学，大大促进了南剑教育的繁荣和发展。这些私学一般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而来，创建者与主讲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的目的都不是为了适应科举，而是侧重于劝导生徒修养品性、增长才识、引领一方为学风气。在所有南剑私学中，名气最大、做得最好的是城东玉屏山的藏春峡。
藏春峡的创办者吴仪，即州学登第第二人吴辅的次子，他虽深受父亲影响，以学问起家，但却天生不乐仕宦。他秉承了家族“不读则耕，不耕则读”的遗训，在城东玉屏山的峡谷处精心构建别馆书院，卜居论道，“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使得小小的藏春峡，很快就成为当时南剑名人学士和地方官员共同神往的地方，对当时实际人口很少但却学习人数众多的南剑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八闽通志》、《延平府志》、《南平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曾在南剑州州学读书的杨时、陈瓘（1057-1124，沙县人，1079年登第，任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黄裳以及南剑州知州王汝舟（1086-1094，元祐间知州）等都是吴仪的至交好友。他们时常在藏春峡论学讲道、吟诗唱和，留存下颇多吟颂藏春峡的诗文。比如杨时的《藏春峡》：山衡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
不似武陵流水去，残红那得到人间。
由于就学和乡居期间都常来到藏春峡交游唱和，杨时在延平留下的与吴仪有关的诗作除了这首《藏春峡》外，还有陆续写就的《咏归堂》、《老圃亭》、《暗香亭》、《虚心亭》、《容照岩》、《绿阴亭》、《市隐楼》、《桔溪钓台》和《偶咏讽东山不起》等，几乎占据了《南平县志》所收录的杨时涉及延平诗作的全部，足见二者关系着实不一般。
三、求学路上的“立雪”佳话对于杨时留在延平的经典故事，很多人都会想起位于延平区南山镇的“立雪祠”。该祠源自程门立雪的故事，出处有两个，一个是《宋史·杨时传》，说的是：“（杨时与游酢）一日见（程）颐，颐偶瞑坐，（杨）时与游酢（字豸山）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第二个是《二程语录·侯子雅言》，说的是：“游、杨初见伊川（即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这里所列与“程门立雪”有关的两处文字记载，都有门外之雪深一尺的表述，它除了体现文学意境外，主要还是个时间概念，这跟我们常用的“日上三竿”、“两柱香功夫”的表达有点类似，但民间版本在叙述这个典故时，却把这个时间用语演变成了一个关键细节，说是杨、游二人一直站在门外纷纷扬扬的大雪里，直到雪深没膝。这样苦行自虐的描述虽然有了尊师重道的感染力，但却牺牲了历史真实性，经常引起一些不明就里的质问和责难，人们或者说是杨、游二人犯傻作秀，或者说是程颐耍大牌，总之就是让人看了不爽。那么，真实的“程门立雪”究竟又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原来，程颢去世后，元祐八年（1093）五月，杨时又一次北上到洛阳伊川书院求学，师从程颢的弟弟程颐。那时，杨时41岁，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有一天，杨时与学友游酢因为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便一起去老师家请教。他们来到程颐家时，看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磕睡，便不忍惊动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程老先生深受感动，从此更加尽力教授，使杨时可以不负重望载得程门真谛，为其“倡道东南”奠定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对此，朱熹有一副对联盛赞了游、杨二人的理学贡献，称：“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这幅对联的启首二字就是“道南”、“理窟”，这充分说明福建一带早在南宋时就已经成为“道南理窟”了。
四、理学名家的南剑情结由于原本就是南剑州人氏，年少时又在南剑州州治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求学岁月，因此，南剑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这位“闽学鼻祖”的深深足迹，西山、玉屏山、九峰山，只要听有文人在此交游论道，只要自己能够得空而来，勤学好问、不忘旧友的杨时常常都会如期而至。甚至远在千里之外想到这里的事物故知，年暮已近80的杨时还欣然接受当时太守周侯的委托，为至交好友陈瓘祠堂的建成挥笔书就了一篇著名的《南剑州陈谏议祠堂记》，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记住这位从南剑州州学毕业出来的谏议大夫的优秀品质，“使后生晚进，日睹其遗像，宜有向风而兴起者。”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四日，年已83岁的杨时最终怀着对南剑山水的眷念之情归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麓，得宋朝皇帝亲赐“左大中大夫”，“太师、大中大夫”等封号，又谥“文靖”，民间因此而称他为“文靖公”。
南宋末年，杨时的五世后裔开始举家从将乐迁往南剑州，其长子杨迪支系落户杨厝（今延平区太平镇杨厝村），三子杨遹支系落户玉地（今延平区水南街道玉地村），三子杨遹和四子杨适支系部分落户鸠上（今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了却了这位理学大师生前对南剑山水念念不忘的深情夙愿。
明成化元年（1465），为更好地纪念这位理学名家，朝廷开始有部分官员积极上奏，“请命有司於先生故郡立祠，春秋致祭，以表圣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后学景模仰范之心。”得到皇帝批准，并赐祠额为“道南”，直接由礼部下达延平府敕建。该祠选址于城北龙山（今林职校内）山巅，中间主祀杨时，两边以豫章先生罗从彦、延平先生李侗配祀，从此奠定了道南名家、南剑三先生的故里荣宗。
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圣祖玄烨应福建督学沈涵的请求，亲笔撰写“程氏正宗”御赐延平玉地村杨龟山祠。1984年，南平市（县级）博物馆曾将此真迹送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确认为传世真迹。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和杨时后裔为了纪念杨时，专门修建了杨时纪念馆。
可以说，通过对两宋时期南剑历史的仔细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杨时成长、求学乃至其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不论他是上承名师还是下传高足，南剑学风都对这个“闽学鼻祖”起到过难以忽略的引领之功。而更为令人击节称叹的是，他的一而再、再而三且最有建树的续传弟子罗从彦、李侗、朱熹，竟然也都是全部出生于南剑辖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南剑学风的影响者和传承者。直到今天，这个蕴育了南剑学风并诞生了“延平四贤”的闽北山城，仍因“为有宋四先生过化之区，吾道南来，人志蔚起。”其风俗“夙号敦庞。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间，而海滨邹鲁称极盛焉。今虽代远年湮，而入其邑聚，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型仁讲让，先儒之流风遗韵，犹有存者。”（作者徐肖剑系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利华系武夷学院副教授）杨时文化魅力之遐思黄明生观一粟而知沧海。当我们确实清醒和认真对待文物古迹的时候，眼前的这一切仿佛都在向世人述说着宋代理学大师杨时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许多富有意义的主张和那些伤痕的记忆，无不给后人留下无形的鞭策和激励，同时无不让人感受到理学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印迹与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每当阅览到记述杨时那般厚重的文字并被激活“精神末梢”时，就会带着非同寻常的心情，循着理学大师还乡的脚步，走进龟山故里龙湖村，去探寻这位历史名人的芳迹，从而去领悟这位大师一生的智慧和感受他一生的沧桑。
在那北宋末和南宋初期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杨时发出对廉政的呐喊与践行，真是不可多得：“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把端正自身作为根本。如果自身不端正，而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说明了一个置个人功名利禄于度外，政治上、道德上具备了理学家所追求的可以传道的品格。因此，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被召用于朝廷，杨时都以“若使死可以救世，则虽死不足恤”的救世之志关注着社会的兴衰荣辱，为拯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面临败亡的危局。在朝廷为官多年的他，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许是一荣俱荣的结局使然，杨时一家三代有十人荣登进士，但不容置疑的是，名为龟山先生的他到底是传教有方。不同之处，每当子孙荣登科甲，走向仕途时，杨时都要向他们娓娓讲述先祖杨震“廉重四知、拒受金银”的大家风范，反复教育和告诫儿孙，要弘扬先祖留下来的廉政的高风亮节，决不可做辱没杨家门风的丑事，而成为千古罪人，否则，杨氏家族就要将他逐出门庭，交官论处。这种注重教育儿孙不可贪图钱财，力戒玩物丧志，而要寒窗苦读，光宗耀祖，俭以养德的思想和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去积极思考和反省。还有，杨时在浏阳当县令期间，写的五言古诗《县斋书事寄张世贤》，诗中作者将严肃紧张的政坛风貌与幽静舒展的文人意境作了鲜明对比，表明了他超凡脱俗的志趣和虚怀若谷的人生境界，犹如他所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样，既有“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廉明正直的美德，又有爱国恤民的气节。
杨时在选人用人上可以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心有偏系，在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便嬖宠昵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远矣。夫公则明，私则蔽，公天下之善恶而无容心焉，则君子小人之情得矣。”就是说，人君如果心不正而有私欲，就会被小人趁机利用而蒙蔽，分不清人之贤与不贤；他提倡用人唯贤，主张选用居其位知其任且职事精明者，反对用人唯亲和无原则的回避亲情的做法。杨时为此进一步强调，“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记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私意去尽然后才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朝廷只有以公正之心治天下，才能整顿政事，改变世风。
杨时不慕权势，不贪富贵，豁达正直，体察百姓。他认为，有远大志向的男子不应贪恋权势和富贵，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国家建功立业；极力主张法治，认为法治是治人之过，愿法治之舟永远徜徉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港湾，还主张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其中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萌芽。他对君子行为非常推崇，认为君子交友为“心交”，而小人交友只是“形交”，因此，借史评对交友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褒贬分明。《宋史·杨时传》载文，杨时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为官清正，口碑很好：“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杨时身为地方官员，能够同情百姓疾苦，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世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他认为只有“宽则得众”，“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政权才能巩固，表达了一个封建时代清官难能可贵的仁政民本思想。
当我们把杨时学术中传播的洛学思想和他自身的学术阐述摆在中国文化大格局中时，更可看到，其学术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阴阳交替、推己及人、察己知人、直觉体悟、博览泛观、严密分析、整体平衡、辩证求中、经世致用等等，都是杨时学术思想中深刻体现出的杨时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现实意义所在。然而，“婆娑千尺倚岩巅，隐隐虬姿拂远烟。尤喜地灵泉脉润，独愁天阔书阴偏。孤根碍石磐弥固，直杆凌霜老益坚。臃肿不须逢匠伯，散材终得尽天年。”他的这首《岩松》诗与北宋理学家张载庄严宣告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仿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示出人的伦理主体性的崇高与伟大，体现了作为道德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与理学精神价值的灿烂光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尊师重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历代统治阶级都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普遍重视教师的作用，赋予教师以崇高的社会地位，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加以推崇。那么，杨时在历史上浓重演绎的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深刻内涵，使他成为最早将二程理学传入福建，被后人尊称为“闽学鼻祖”的同时，不能不说今天在我们为学、尊师、为官、做人等方面都留下不少有益的启示。
漫步龙湖村，远望山边高耸的老松树，古诗“疾风知劲草，国难见忠臣”就会在脑中回旋；走近并触摸静穆中的“棂星门”，仿佛会看见龟山先生那双深邃的目光，使人知晓什么叫大爱，理解什么叫精神，从此心灵不再寂寞，野草不再疯长。还让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不管出生在何时何地，最重要的是其具有的品质精神、文化内涵和对人类的贡献；无论历史如何变迁，那些能够激励世人的闪耀文化和精气神都将长存不灭。因而，当我们置身并贴近于久远的历史碑林中，我们格外珍视的是如此厚重的文化沉淀，它点亮世人心中明灯的杨时所代表的“爱国爱乡、廉政爱民、尊师重教、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道德风范，并对客家人“明天理、讲良心、说道德”和谐共处的民性有着深远影响的气节，再也不会对那些被世人捕风捉影的东西或如过眼云烟的细枝末节而惋叹与纠缠。
文化是什么？那是民族的凝聚力，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文明与进步、传统与创造于一体的民族凝聚力；“杨时属于谁？”这是留给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关乎学术建设进步与否、社会秩序正常与否、民族文明清朗与否、人类精神辽阔与否的问题。
（作者系明溪县文联文学协会会长、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缅怀先祖杨时的功绩和品格杨松荣杨立荣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要大声的发问：究竟是谁第一个担负南传理学的重任？又是谁第一个开辟闽学先河？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先祖，“二程”理学的嫡传弟子杨时。
杨时（1053-1135）南剑州将乐县人，字中立。晚年告老还乡时定居在将乐县龟山下，世人称其为龟山先生。他是两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我们深切缅怀先祖杨时的功绩，要铭记他对理学南传的巨大贡献；要学习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学习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效仿他尊师重教的崇高品德，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优良品德传承下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建设当今和谐社会服务。
一、理学南传，闽学开辟，功彰千秋杨时是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这个动荡时代的特殊人物，是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和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存亡续绝、继往开来的著名理学家。他不但继承了“二程”理学之精髓，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张“普天下只是一理”，以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并把理称为“太极”。他认为太极是自然之理、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从而在“二程”理论基础上发展了理学，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理学平垫了基础。著名的“理一分殊”观点，就是在程颐答杨时问疑时，在释疑过程中提出的，后朱熹就是在此论点基础上完善，并集理学之大成的。
杨时回到八闽大地后，四方收徒办学，宣传理学，极大促进了闽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据明朝林钿的《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记载：“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其衍中立之心传者，罗仲素也，承仲素之谪传者李愿中也。由罗、李以递传于朱夫子，……譬之河流，杨中立星宿发脉也。”这段话语点明杨时是闽学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深刻说明了杨、罗、李、朱四位同生一郡的四大儒是道统相继、一脉相承的理学大师。正因为延平四贤共创闽学，促进了福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福建以“理学名邦”、“海滨邹鲁”而名扬天下，这也涵盖杨时的功绩。据《宋史·地理五》记载：“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光中进士者已达7600余人，约占宋朝中举总数的25％。清人蒋恒谈及杨时对闽学的贡献时，赞赏之言不绝于口：“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见《八闽理学渊流》）延平四贤以其渊博知识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通过兴学堂、建书院，广纳门生，用私学的方式促进当时闽文化的传播发展，也为后世书院制度的发展和自由讲学风气的倡导，打开先河。从此八闽大地经宋、元、明、清，各县普遍设立书院，于官学之外另辟教育福地，促进了八闽大地的人才培育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杨时先祖独特的“为学之方”、“学成要何用”、“要博通古今文章”、“不为非正义之士”等至理名言，至今乃启迪我们学习要树立明确学习目的性，要掌握学习方法，要为正义真理服务。
二、尊师但不盲从，重教却不教条先祖杨时在尊师重教方面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在北宋熙宁九年，杨时荣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汀州司马。这时期他正随理学大师程颢学习儒家理学，为了不中断学业，求取程颢的学问真谛，他不顾朝廷催其赴任的三申五令，辞去官职，继续留在程颢老师身边学习。杨时毅然放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金榜提名的机遇，可见其求知的欲望何等强烈！在那追名逐利的时代里，一个受封建礼教多年教育的儒生，竟然摆着官不當，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就是现代也少有人可比。
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五月，40多岁的杨时偕游酢北上洛阳拜程颐为师（那时程颢已去世八年），留下了“立雪程门”的千古佳话。那是1093年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日子，杨时与游酢一道去参拜理学大师程颐，不巧程老在厅堂上冥坐午休。为了不影响老师的休息，他们俩一直站立在屋外，直到纷飞的大雪在他们的脚边堆起一尺多厚积雪时，程老方醒，立唤二人进屋。世上尊师者不乏其人，可是尊师到这般程度实属罕见。无怪乎！后人常以此例赞美尊师好学之人。
杨时尊师不同凡响，他尊师但不盲从的学风流传至今。据史书记载，杨时对程颐老师推荐研读张载《西铭》中的观点心存疑问。他能大胆质疑说：“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华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而程老回复杨时说：“《西铭》以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在此，程颐先师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的观点，并一针见血指出与墨子兼爱的本质区别。
这论点正是通过杨时的提疑，程颐老师的排疑、释疑，才有了“理一分殊”这著名观点的出现，从而推动了儒学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一事例中不难看出：杨时固然对自己的老师尊重有加，但是在从师学习过程中，通过提疑、问疑、释疑，使自己的尊师之德提升到更完美的高度上。杨时谆谆教诲我们：“学者当有所疑，乃能尽德。”这句话理应成为我们尊师重教的座右铭。
三、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从1077年，杨时二十五岁授汀州司马算起到1130年七十八岁，共计五十二年的从政生涯。杨时一生担任的官职很多，上至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等京都大官；下至地方的州官县吏。不管是在京都任官，还是在地方为吏，他都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留下千古传颂的政绩和典故。
宋元祐三年（1088）杨时被授虔州司法。他“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显示出杨时执法如山，公正严明作风。
宋绍圣元年（1094），杨时任浏阳县令时，正逢该县旱灾严重。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逃。见此情形，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善役顾钱书》，使当朝能及时拨款赈粮。同时他毅然将官仓里的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给灾民。宋绍圣四年（1097），浏阳县又暴雨成灾，杨时急呈《上州牧书》，向朝廷禀报浏阳县的严重災情，请当朝拨钱、粮赈灾；并请求减负灾民赋庸调税。杨时勤政爱民的行为，遭其上司漕使胡师文嫉恨，逐以“不摧积欠”的罪名上告朝廷，杨时遭罢官。
宋政和二年（1112）杨时复职任萧山县令，萧山县城周边农田易旱易捞、连连受灾、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为改变农田现状，乡民曾多次提出将低田改造成贮水湖，以灌农田的建议，均无人理睬。杨时到任后，能认真听取乡民意见，在调查研究后决定筑坝造湖，造出的湖面积达37000多亩，可灌溉农田146800多亩，受益区域方圆80余里，彻底改变了该地区旱涝无收的困境。这业绩在《萧山县志》中有记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杨时勤政爱民的行为，深受萧山百姓的拥戴。南宋建炎元年（1127），杨时又上疏朝廷请取消茶、盐二法以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由此得以聊生度日。
四、刚正不阿，勇斗奸臣先祖杨时性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宋宣和六年（1124），杨时任迩英殿说书时，闻金兵南侵，他接连两次上书朝廷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主张；并且当廷斥责童贯：“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不为权势，声色俱厉斥责宰相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并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这在奸臣当道的朝廷中敢站出来呼吁，需要何等的勇气！宋靖康元年（1126），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时，恰逢金兵围困汴京。杨时坚决反对投降派割地求和的卖国主张，力主抗金，请求朝廷重用抗金名臣李纲。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李纲反遭罢官，从而激起万民义愤。在爱国知识分子陈东等太学生的引导下，一万多民众聚集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皇帝听信蔡京等奸臣的意见，准备派兵镇压。眼看这场血腥屠杀就要发生时，杨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请愿者辩护。他对宋钦宗直谏道：“士民出于忠诚，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见《宋史·杨时本传》）。才使宋钦宗改变镇压旨意，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
杨时在京任迩英殿说书时，实在看不惯奸相蔡京为讨好和迎合昏君赵佶皇帝，与时任苏杭应奉局的朱勐勾结，以建龙德宫为名，令发各地，四处搜刮金银珠宝和奇花异石等；以及与当朝奸臣合谋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的恶劣行径，毅然上疏朝廷曰：“免夫之役，素被海内，西城聚歙，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文，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这种大扫皇帝乐趣，顶撞重臣权吏的做法，可想而知杨时该冒何等风险，该有何等的勇气啊！结果被贬官到边地，扫出京都。
在1126年，金兵进攻太原，太原危在旦夕，拥兵自重的姚古竟坐视不救。
杨时上书朝廷诛杀姚古，援救太原，朝廷仍不采纳。抗金名臣李纲闻此讯作诗赞颂杨时云：“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可见杨时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敬抑。
五、勤俭朴素，家教严谨在南宋建炎四年（1130），杨时看透南宋朝廷丧权辱国的腐败面目，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就以年事已高为由，乞请告老还乡。宋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挂銜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怡养天年。杨时不但坚不接受恩赐，反而奏请宋高宗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此事足见杨时念念不忘家乡人民，时时惦记着八闽人民的疾苦。
杨时荣归故里后，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他时时教育儿孙要“俭以养德”。他立下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
足见杨时虽身居高位，地位显赫，但从不居高自傲，欺凌百姓，而且还时时教育儿孙要善待乡里，不可侵犯他人利益。这种居廟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高尚美德，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爱戴！杨时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要儿孙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好风气，不要迷恋和羡慕权财。杨时家教严谨的作风的确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效仿。
杨时告老还乡后，以著书讲学为事。主要著作有《书義》、《周易解義》、《礼记解義》、《春秋義》、《大学解》、《中庸義》、《论语義》、《孟子義》、《列子解》、《庄子解》等，最重要的是《二程粹言》和《龟山集》。杨时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丰厚的遗产。
山河巨变，时光流淌。它可以冲刷掉历史上许多沧桑人事，但都无法磨灭杨时先祖南传“二程”理学和首开闽学的丰功伟绩；也无法冲淡杨时淡泊名利，追求完美的人格魅力；更不能抹杀他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勇斗奸臣的斗争精神和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他不朽精神和功绩，与日月同辉，同江河共存！“龟山鼻祖，道南启英”这句话正是对杨时先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和完美人格的高度评价。
（作者杨松荣系南平市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立荣系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时人格魅力给予的教育启迪肖胜龙宋时著名理学家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因避友人父讳，改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县北龙池团人。宋熙宁九年（1076）徐锋榜进士，官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他“学传东洛，道倡南闽，群邪冀正，继往开来”，被推崇为“程氏正宗”、“闽儒鼻祖”。他是位在我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是一位学术地位崇高的大贤，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杨时是一位正面历史人物，他兼具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道德）、文章（诗文）“四长”，他的思想、品德，对国家对百姓的态度均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长期坚持不懈，将毕生精力竭诚奉献给理学研究与文教事业的高尚品德与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景仰的。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时至今日，杨时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加强新形势党风廉政教育，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仍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杨时“程门立雪”精神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杨时自幼聪颖好学，有神童美誉，文天祥《赞杨时》：“维我先生，天立作博；七岁能练，八岁能赋……”。少时受学于将乐县治附近的含云寺肖庆真大师及邵武名士之门。熙宁九年（1076）,24岁登进士弟。调汀州司户，以疾不赴任，在家著《列子解》。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受任徐州司法。因闻程颢、程颐兄弟讲孔孟绝学于洛阳，遂弃官不就，偕建安游定夫（游酢）同往颍昌师事程颢，甚得程颢器重，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学成辞归之日，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程颢逝世后，杨时又于元祐八年（1093）偕游酢再度北上洛阳，转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一日，伊川偶瞑而坐，公与定夫侍立不去，及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出门，雪深一尺”。（宋聪《问书册》）。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它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以启迪，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胡锦涛在强调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时，提出在工作中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首先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学习是领导干部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如果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杨时勤学好问，笃志求道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才能坚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谦逊的态度、顽强的毅力抓好学习，既从书本知识中学习，又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学习，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
二、杨时恤民爱民、关心民疾的“民本”思想，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杨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减轻人民负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驱之为善”。他认为“民者邦之本，一失其心，则邦本摇矣”。故一再建议减轻百姓赋税负担。晚年致仕在家，闽北曾连续爆发农民起义，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他对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为民请命，要求执政者“益蜀免常赋”，“查访民隐”，“使一方之民更生”。杨时在任浏阳、余杭、萧山知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宗史·杨时传》）明万历《萧山县志人物传》记载：“政和二年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名宦祠”。
杨时曾进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
杨时恤民爱民，关心民疾，给予我们领导干部的启发，就是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需要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要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了解实情、体察疾苦，获取智慧，获得力量，做到同人民群众心连心需要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下大力气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多办顺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时刻牢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三、杨时忠君爱国，敢于抗佞排奸，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北宋未年正是多事之秋坚持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的一贯态度，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宋徽宗大观元年，杨时任余杭知县时，蔡京“葬母余杭，以曰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蔡京是权倾朝野，干尽了蠹国害民之事的“六贼”之首，杨时以区区县令之卑位，敢与之斗争，充分体现了他正直无畏的胆略和精神。宋钦宗靖康元年，童贯，梁方平，何灌等人贪生怕死，弃军而逃，杨时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上疏乞诛童贯。当蔡京、王王鞴等人强令东南各地搜罗奉献奇花异石、珍宝财物时，杨时敢于上表批评朝庭正因为杨时具有伟岸正直的美德，所以，他敢于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在上疏中敢于针贬时弊，无所畏惧。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执政的宗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气节。
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必须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公私分明。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两袖清风，执政才能执得好。
四、杨时安贫乐道，清正廉明，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藏。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戧。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的《书含云寺示学者》一诗正是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明的真实写照。杨时自24岁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后，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苦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宗高宗建炎四年（1130），杨时78岁上章告老，高宗赐丰厚钱物以养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陈延统《杨文靖公文集序》）。杨时逝世时，“身后肖然，家徒壁立”。（宋朱震《致仕杨公行实》）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不求闻达，安贫乐道。在杨时83年的一生历程中，用了50年的时间来孜孜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功绩卓著，泽被后人。杨时其优秀的品质，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把倡导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作为重要方面。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讲操守，重品行，注意防微杜渐，坚决低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要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明辨是非，克己慎行，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提高文化素养，摆脱低级趣味，决不能沉溺于灯红酒绿，留恶于声色犬马。无论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反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都要树立和保持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作者系将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省杨时文化研究会会员）杨时与罗从彦的师生情杨连跃杨思浩“二程”理学的真传弟子杨时，有幸在63岁时收了已41岁的罗从彦为门生，罗从彦也是何其有幸能拜杨时门下为徒，从而演绎了一段流芳百世的师生情谊，留下了感人的千古佳话。
众所周知，杨时乃北宋南剑州将乐县人，罗从彦乃南剑州剑浦县罗源乡（今延平区罗源村）人。当罗从彦得知当时已颇有名气的理学家杨时被贬至浙江萧山县任县令的消息后，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的身躯，毅然决定徒步千里。历尽千辛万苦赶到萧山县，拜杨时为师。杨时在一次讲授《易乾九四爻》时提到“伊川先生讲解最好”。伊川即程頤老师的尊称。罗从彦为求取学问，竟然变卖自己的家产，凑资专程赴洛阳去拜见程頤，而程頤坦诚告诉他说：“杨时已尽得理学真谛，你大可不必拜我为师。”罗仲素谢曰：“闻之龟山，具足矣。”于是罗告别程老重返萧山县，复拜杨时为师。杨时豁达大度，并无怪罪之意，再收罗从彦为弟子。此后，罗从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对杨时渊博的学识由衷的钦佩，他曾对人说：“不至是，几虚度一生矣！”他庆幸自己拜师杨时门下，否则几乎误了时机，而虚度此生。由于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故甚得杨时好感。此时杨时门下虽弟子甚多，但他特别看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后人朱熹对罗从彦追随杨时闻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足见杨、罗师生之间的你教我学的情谊何等深厚！杨时的循循善诱和过人智慧也深深影响了罗从彦。杨老在教导学生时，不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弟子，他总是引经据典，由浅入深，诱导他们去提问，思考，解惑，然后逐步接受老师的观点。这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为罗从彦继承；罗从彦又言传身教其弟子李侗；李侗正是用了此教法，引导朱熹接受“二程”理学、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从而集理学之大成。
无怪乎，清于辰在《李延平先生祠碑记》中说：“故有龟山不可无豫章，有豫章不可无延平，无延平，是无朱子也。”杨时把“二程”理学传承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承给李侗，李侗又传承给朱熹。成就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延平四贤，首功当属杨时先贤。
杨时与罗从彦之间还顶有天分的。杨时虽然早罗从彦出生22年，然而都在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同年去世的。在传道“时间”上，罗从彦无法与杨时相比，但是在传道“地点”上，罗从彦占绝对优势。因为杨时载道南归时，人不在福建。可以这样说，杨时此时是在“倡导东南”，而倡道八闽的事，是交给其弟子罗从彦去操持的，罗从彦祠堂内一副对联“豫章闽北无双士，道统南来第二家”中可见一斑。
朱熹赞曰：“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高度概括了杨时与罗从彦薪火相传“二程”理学的不朽功绩和志同道合的师生情谊。
（作者杨连跃系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时在延平城张水源杨时（1053-1135），北宋南剑州人，名列“延平四贤”之首。据《弘农杨氏族谱》载，杨时“享寿八十有三，葬于镛州水南证课庙保，属延平将乐县乌石山，莲叶盖龟形，坐南向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的《朱熹与闽学渊源》“后记”也明确说明：“两宋时期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治所即今南平市）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理学家，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史称‘延平四贤’。”杨时出生地是将乐，罗从彦、李侗出生在南平，祖籍新安婺源的朱熹生在尤溪，这些地方北宋初属剑州，后来朝廷认为四川也有“剑州”，为加以区别，就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将南方的同名地改为“南剑州”。可是，四位先贤为啥不叫“南剑四贤”？无从查因，也许因为早在剑州前666年的后晋开运三年（280）“延平”已经诞生，或许还因为从元大德六年（1302）“南剑”地名撤销，“延平”又连续作为“路、府”地名达612年。难怪，明版古籍《广兴记》说：“杨时，延平人。”这里的“延平”，包括历史上“延平府”的相关地域。但本文提及的“延平城”，只是南平中心城市延平区内的几个城市街道管辖区域。
延平城地处双江合流处，东边的建溪，汇集了闽浙赣边界的武夷山、浮盖山等青山流下的绿水；西溪之水，又聚沙溪、富屯溪流域众多的涓涓细流，福建母亲河闽江的三大最主要支流在延平汇聚。于是，“百度百科”将此定格为“闽江零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必定成为府城治所，“闽江源头首府”的延平城，也必定有圣贤群聚。我常在江边漫步，眼前咫尺之间的三座山，分别被学者冠以“文化名山”、“教育名山”、“理学名山”。在杨时研究会向我约稿中，又发现这三座名山，或多或少与“闽学鼻祖”杨时有些关系。
跨过南平玉屏桥左拐百余米，这里就是北宋末年闻名遐迩的文化景观“藏春峡”。藏春峡是宋时南剑人吴仪、吴熙兄弟俩隐居读书的地方。吴仪的父亲吴辅，为中原吴氏入闽始祖吴卓的七世孙，世代避居延平南山，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高中进士，且为官有政声，为人有直声。杨时在延平时，常居玉屏山藏春峡，还尊称闽学先行者的吴辅父子为“先生”，也经常在一起读书，论学。南宋吴一鸣所作的《藏春先生吴仪行传》记载，“先生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而豫章仲素（即罗从彦）在焉。先生重之，荐于龟山，卒传其学。”杨时为吴辅文集作序文，赞其“有高人逸士之志气，故其流风余韵足以遗其子孙而化乡人。”杨时对吴仪、吴熙兄弟隐居不仕，励志力学，很是称赞，谓其“资廪纯粹，清高绝俗”。南剑州守王潮首荐吴氏于朝，他们不应召，杨时也因此有诗“幽人长往不知还，将谓云心遇石根，见说东风桃李好，也随蝴蝶过花园。”吴仪在玉屏山藏春峡中建有一堂，名“咏归堂”，附近建三座圆笠式的亭子：东亭四周种果蔬，名为“老圃亭”；南亭植数株梅，名曰“暗香亭”；北亭种竹数百竿，曰“虚心亭”。另有市隐楼和步云阁等精美别致的建筑。同郡的理学名家杨时，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陈瓘，皇帝钦定状元南平人黄裳及当时的南剑州知州王汝舟等都是至交好友。他们也时常到藏春峡来吟诗唱和，不少吟颂藏春峡诸景的诗歌因此在史志上留存下来。仅杨时在南平玉屏山留下的诗就有数首。如：藏春峡山衔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
不似武陵流出水，残红那得到人间。
藏春峡·咏归堂结庐东山阿，屹然俯全闽。
下有黄龙渊，浮光抱层云。
彼美谷口翁，杖策来往频。
明月自为友，顾影相为邻。
撷芷佩芳兰，不与麋鹿群。
虚堂发辉素，黄卷日相亲。
采薇芼晨羹，弋凫侑清樽。
曝日负岩窦，为童浴溪濆。
微吟曳双屐，踏破青苔纹。
归与自乐只，此意将谁论。
藏春峡·老圃亭昔君居隐鳞，投竿拂珊瑚。
今来寓谷口，结亭事春锄。
亭下十余畦，蔚蔚富嘉蔬。
野果衔朱蕤，蔓实垂青桴。
篱根有蹲鸱，晨炊胜凋胡。
岂惟充君腹，邻里亦厌余。
疏泉动地脉，硗确成膏腴。
谅彼汉阴人，假修匪吾徒。
避俗柴桑翁，不复叹荒芜。
卷怀经纶手，治此一亩居。
知子非隐沦，聊以寓壮图。
人生出处分，礼义安可逾。
虚心亭山横鳌背碧巑屼，亭对浮筠缥缈间。
萧散认为三径侣．只应长共白云閒。
容照岩清时投迹在嵌崟，一穴晴光破晚阴。
刺草未容忘魏阙．故应长有子牟心。
藏春峡对岸是延平“小水门”，玉屏桥一头飞架于昔日“小水门”，伸向古城的“梅山朝旭”处。梅山也称东山，与之对称的是西山，现在被延平山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遮得看不见。可西山之巅的剑津中学（原南平二中）“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碑”告诉大家，这里曾经耸立全国兴办最早的一所州学，并且成为古代教育史的丰碑，说它是“教育名山”也实在。
《延平府志》载：“曹修古建学馆于西山，为诸郡倡。庆历三年（1043）始诏天下修学校，置师儒之官，而延平有学已二十年矣……”。天圣三年（1025）曹修古调任南剑州知州后，始建学馆。南剑州学无论体制、学田的设置，教授的配备都和范仲淹的主张一模一样，实是全国首创。这一行为也是北宋初主张改革的有识之士实施政治理想的一个具体行动。州学创立的第五年（1030），吴辅举进士第，为吴氏入闽的进士第一人，南剑州学登第的南平县第二人。杨时于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调官不赴，往河南拜师程颖，成为“道南第一人”。南平的状元黄裳，建阳的理学先贤游酢都在元丰五年（1082）同年登第。还有杨时的弟子南平人罗从彦，登第前的母校也是南剑州学。杨时、游酢共同谱写了“程门立雪”典故，他们留给后人的故事，口口相传，至今家喻户晓，成为中华儿女尊师重教千年不衰的典范。
南剑州学“独先于天下”，杨时、黄裳等优秀学子又影响一代又一代后人，成就了大批杰出的国学人才，比如公元1226年、1265年，仅南平县就有同登进士者21名、26名。直到元代，南剑州学仍书声朗朗，名声远播，邵武府、汀州府的生员也到此就读。
延城西山仰卧在闽江与西溪汇合处，对岸九峰山高峻挺拔，形势险要，还有“九朵芙蓉”景致，自古是一览延城胜景绝佳处，更以“理学名山”扬名四海。
说到“理学名山”，不能不提及“延平四贤”。翻开《朱熹与闽学渊源》其中的“总序”，可见“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的博学超过了任何前人。
在福建文化史与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了第一位”。（复旦大学蔡尚思）“代序”曰：“没有杨时、罗从彦、李侗，就不会有朱熹，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延平四贤’是追本溯源的工作，是大有必要的”。（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衷尔锯）唐代以来，九峰山相继建有寺院、草堂、亭阁、祠堂等，吸引众多文人墨客聚会论学，两宋的杨、罗、李、朱四位理学大师在此讲（求）学、讲道、游憩，赞美九峰山为“九叠翠屏”。他们饮用的一泓泉水，命名为“育德泉”。延平民间故事还相传他们曾经游息在九峰山“白猿洞”中。现在九峰山第四峰有导引石刻：“四贤延平兴闽学。”笔者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游客登山揽胜时，也常常步入新建的“万福精舍”里的“四贤堂”怀古。
宋嘉定十五年（1222），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昔日“延平四贤”讲学处建起书院，并祀杨、罗、李、朱等先贤。宋端平元年（1234），宋理宗赐额“延平书院”。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鼎力支持的官办书院，从此结束了福建书院单纯私家创建的历史。延平书院历宋、元、明、清，四方名士云集，远在明朝文人陈山的《前题》诗中，就把延平四贤与九峰山的深深渊源，以及师脉相承关系表达得精辟透彻，诗中写道：“九峰横翠映高楼，吟倚西风最上头。师友渊源承道统，江山诗洒总儒流……”明成化元年（1465），朝廷敕在延平龙山建“道南祠”，供百姓纪念杨时。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9），延平府的紫云岗上建起了“道南书院”，这也是现在南平第一中学的前身。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圣祖康熙帝允督学臣沈函请，御赐书祠额曰“程氏正宗”，并遣官员先传至府城。延平府南平县罗源里玉地（现延平区水南街道玉地村）的这一支杨氏，属杨时五世后裔，在南宋末年从南剑州将乐迁至，初建的杨龟山祠堂在叶地竹林前。清初，又改建于玉地对面傍林处现址。
杨时后裔多，翻过玉地山那头的南平龟源（今夏道镇鸠上村）道南祠的，将乐县杨时祖祠的，都希望获得圣书，玉地距延平府城仅13公里，“近水楼台先得月”，圣祖御书就这样被该祠迎回珍藏。
我第一次去水南街道玉地是在本世纪初，同行的南平博物馆专家说，这御书是传世真迹。1984年，该馆派人将其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确认过。
我也亲眼看见杨氏族长等几位共同保管人，从一支特制铁管中，轻轻取出康熙皇帝亲笔的“程氏正宗”，真迹楷书于长198厘米、宽76厘米碎金纹饰宣纸上，正上方盖有红色的“康熙御笔之宝”篆体字的图章。玉地龟山祠堂是文物保护单位，大堂供祀“文靖龟山先生神位”，上边是“程氏正宗”，左、右为“程门立雪”、“理学渊源”匾额和“延平四贤”画像，石柱刻历代名人对联，如“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汉廷清节高千古，宋代儒宗冠四贤”等，左厢房为“龟山文物室”，大堂左右是“仁、义、礼、智”四大房纪念堂。
走在昔日南剑州治所沿江路上，一眼眺三山，延平城区新建的“剑州大桥”更是夺人眼目。伫立在悬挂着“理学名邦”匾额的“双溪楼”下，我还企盼着，历史上辉煌的青史长存的“延平书院”、“藏春峡”得以物化复建，早日重现在中国著名大川闽江起点的大地上。
（作者系南平市郑成功研究会会长）杨时与延平杨学礼宋代，南平为南剑州府所在地，将乐县和南平县同属南剑州管辖。杨时，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生于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是闻名海内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他理学南传的实践活动，与延平这个地方息息相关。可以说，延平是杨时理学南传的重要之地。本文就这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杨时承洛启闽与延平密不可分杨时把河南程颢、程颐的洛学承传入闽，经过罗从彦、李侗两代弟子，传到朱熹，集大成而创立闽学，而罗、李两人皆是在延平出生的。罗从彦、字仲素，少时曾从师南平的吴仪。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罗从彦到将乐县含云山读书楼从师杨时。初学三日，罗从彦就惊汗浃背，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后经杨时推荐，罗从彦赴洛阳从学程颐一段时间后，感到杨时之学是“程氏正宗”，于是北宋政和元年（1111）夏，又回到当时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敦宗院宗子博士的杨时身边受学。次年，杨时赴萧山任知县，罗从彦从延平徒步前往萧山县第三次从学杨时。杨时十分喜欢这位弟子，曾说：“惟从彦可与言道。”罗从彦“尽心力以事龟山，枢衣侍席二十余载，尽得不传之秘。”此后，从彦著有《春秋解》、《语孟师说》、《中庸说》、《圣宗尊尧录》、《二程及龟山语录》、《诗解》等书，并先后在莲城（今连城县）冠豸山等地讲学，传播“二程”和杨时的理学，培育了李侗等一批弟子。南宋绍兴元年（1131），从彦登特科进士，赴博罗县（今属广东省）任主薄，绍兴四年（1134）十月返乡途中遭遇强盗，死于汀州武平县（今属龙岩市）。从罗从彦的生平可知，他是杨时的得意门生，也是杨时传道东南的接力棒者。
李侗，字愿中，延平人。他祖父李纁，父亲李洫，皆为儒学者。李侗二十四岁时，听说罗从彦得“二程”洛学和杨时理学，以《求学书》拜从彦为师。在从学期间，他听罗从彦授《中庸》、《论语》、《孟子》、《大学》四书，体验“静坐体认”观。罗从彦多次称赞他“好学上进，悟道精深。”此后，他隐居山村40余年，收徒传授杨时、罗从彦承传的河南“二程”洛学，其中朱熹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曾说其老师：“侗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克养完粹，无复圭解，精纯之气达于面目，气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谨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时恂恂，于事若无其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李侗著有《延平问答》及语录，学者尊称他为“延平先生”。
从罗从彦、李侗的简史可知，杨时把河南洛阳“二程”洛学和自己的理学思想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把“二程”洛学和杨时及罗本人的理学思想传给李侗，李侗再把“二程”洛学和南剑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先生的理学思想传给朱熹，朱熹集大成创立了闽学。也就是说，朱熹闽学的创立，源自南剑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先生丰富和发展了的“二程”洛学。没有南剑杨、罗、李三先生，就不可能有朱熹创立的闽学。南宋晚期至清朝，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正统地位，其原委脉络皆出自河南“二程”和南剑四先生（杨、罗、李、朱）。因此，从这个意义说，宋代中国儒学文化的重心南移地在南剑，延平是中国理学的源出地之一。
二、延平是杨时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杨时与延平的吴仪等以道交友，在延平学者中颇有影响。吴仪，字国华，号番律，与杨时年轻时就开始交往，切磋经学。北宋元祐元年（1086），杨时在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为继母守孝期间，写信给吴仪，就废王安石新学谈自己的看法。此后，杨时二次回信吴仪，阐明王安石新学的危害。崇宁五年（1106）九月，杨时作诗《送富朝奉还阙》寄吴仪。北宋元符三年下半年，杨时曾到南平作暂短讲学，并到吴仪家拜访，作《藏春峡》诗六首赠吴仪。大观元年（1107）吴仪病逝，杨时撰《吴国华墓志铭》，文中赞吴仪：“自少笃志强学，老益不懈，六经·百氏之书，盖无所不究，穷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于诗、易，皆有成说。晚益玩心于象数，音律之文，自为一家。”杨时死后，延平成了杨时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宋嘉定二年（1209），南剑州守备陈宓在九峰山麓首建延平书院，聘名儒蔡念为院长，传播南剑理学四贤之学。名儒真德秀曾在此讲学。端平元年（1234），州守请理宗皇帝赵昀赐御笔“延平书院”匾额。后改建为祠堂，祭祀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廖德明、黄干等“十贤”。明弘治五年（1492），在南平县旧署右侧建有延平道南书院。据明嘉靖《延平府志》载，此院占地“广丈十有一，长十有七，前为三门，后为厅事，中为堂，最后为燕息之所。前后各六楹，并翼以西厢通，环以周垣。经始于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则是岁之秋八月也。”后几经修葺、重建，民国时期改为福建省第四中学。另一座延平道南书院在延平城北山麓，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延平知府事欧阳铎主建。明嘉靖年间（1522-1566），延平知府事沈鎜重建，清代毁。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延平府知事范来贤在南平县学旧址建四贤书院，作为生员切磋理学之所，并祭奉杨、罗、李、朱四贤画像。明代，在延平东侧还建有六贤书院，祭祀杨、罗、李、朱、廖刚（顺昌人）、廖德明，清代改为双峰书院。这些史实说明，杨时在延平是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杨时文化对延平的影响很大。今天，我们探讨杨时文化，不能不探讨它对延平的影响，这就是笔者撰此文抛砖引玉的目的。
（作者系将乐县弘农杨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杨时与南平两座山的渊源杨思浩杨邦盛“山衔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不似武陵流出水，残红那得到人间。”这首充满深情的《藏春峡》诗，作者为闽学鼻祖杨时，它把我们的思绪引到了北宋时期南剑州的州府所在地延平——南剑州早在公元1025年就在该州太守曹修古亲自操持下，在延平城里的西山（即今南平市剑津中学现址）之颠，办起了州学，这比宋仁宗下诏令各州县办学堂早了19年。杨时年轻时，就徒步由将乐来到延平上州学。在延平求学期间，常住在玉屏山藏春峡吴氏别馆里。与杨时交往甚密的除吴仪、吴熙堂兄弟外，还有黄裳（元丰五年状元），以及廖刚（少年时期曾拜杨时为师）和罗荐可（后成为著名抗金名士）。
吴仪是进士吴辅之子。虽崇拜尊重其父的真才实学，但却厌恶仕途之路。
吴仪与其堂弟吴熙在藏春峡设别馆，办学聚友传道。慕名到此求学者络绎不绝，还吸引了地方名人学士和府衙官员相聚，泡茶饮酒，吟诗作画，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把小小的藏春峡闹腾得沸沸扬扬的。从藏春峡走出的文人，上进成才，如杨时、黄裳、陈瓘等多成为国之栋梁。
玉屏山的一草一木，都勾起这群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杨时留下好几首赞美玉屏山的诗，他在《藏春峡·咏归堂》诗云：“结庐东山阿，屹然俯全闽。
下有黄龙渊，浮光抱层云。……微吟曳双屐，踏破青苔绞。归于自乐只，此意将谁论。”诗中把诗朋学友激情欢聚，全身心融入大自然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
漫步在玉屏山间小道，望着葱绿的青菜，还有那篱笆根下蹲坐的鸱，偶遇的砍柴老翁，都能勾起杨时的“人生出处分，礼义安可逾”（《藏春峡·老圃亭》）的感慨。诗言志，歌咏情。杨时在玉屏山留下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十分眷恋培育他成长的延平这片山水沃土，珍惜与他朝夕相处的师长、学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无怪乎他应吴仪之请，欣然为其父吴辅《文集》作序，称赞吴辅“有高人逸士之志气，故其流风余韵足以道其子孙而化乡人。”杨时对吴仪俩兄弟隐居山林，勉力办学之举更是赞誉有加，称其“资廪纯粹，清高绝俗”。特意赠诗一首：“幽人长往不知还，将谓云心遇石根。见说东风桃李好，也随蝴蝶过花园。”我们寻觅杨时先贤在玉屏山留下的历史足迹，也忘不了他在九峰山活动的轨迹。九峰山也是一座著名的理学名山。记载杨时在九峰山活动的史料仅只言片语，但后人却留下浓重一笔。明人陈山在《前提》诗中，就把延平四贤与九峰山的文化渊源，以及他们之间师脉相承的关系，概括得很精彩：“九峰横翠映高楼，吟倚西风最上头。师友渊源承道统，江山诗酒总儒流。双溪波浪冲闽越，万丈龙光射斗牛。诣极探元人不见，夕阳芳草不胜愁。”（作者杨邦盛系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党支部书记）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思浩与南平市剑津中学原校长林天雄在宋碑亭前合影杨时后裔的文化守望程楷宋名儒杨时为“延平四贤”之一，南平县志《儒林传》载：“杨时子五，迪、迥、通、适、造，俱登进士……诸孙登科第者数十人，支裔昔有迁往南邑城乡，族属数百家，代有举报，祠孙奉祀。”生活在延平城乡的杨时后裔，数百年传承“宜守清白纯史”，不事张扬，如今依然坚持着传统文化的守望——古祠堂贴满科举喜报“南邑”即延平府地。世代族居在延平的杨时后裔，有近郊玉地、夏道镇鸠上、太平镇杨厝三村，人口数千。三村均有杨氏宗祠，其中杨厝村位于上洋的杨氏宗祠，据介绍建于晚明时期，历数百载古韵犹存。祠堂背靠青山面向山垅，祠后茂林修竹，两侧辟有田亩可耕。这是一座类似古代民居式祠堂，正门悬挂天兰底色行楷凸雕“杨氏宗祠”漆木框匾。厅中祠龛与厅壁连在一起，木雕装饰考究，流线形垂幔龛额，悬匾“四知堂”。楹联都用红纸书写，纸虽褪色，联句可读：“感春露而怀秋霜济济人文垂万世；序左昭而分右穆绵绵瓜瓞于千载。”春露秋霜、左昭右穆，记录了春秋祭祖的习俗。门坎前砌石围成半月形“天井”，两边各有方井为“目”，下开方塘一口，或为“寒泉”荷池，依旧碧水盈盈。
这座古祠堂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极为丰富：木构十楹横排为一直，从外观看大门左右各有“四间”，四扇墙壁装饰各不相同，两扇为木格长方花窗，两扇为上泥下木间以圆或方窗，具有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特征，祠宇基本保存完好；祠后为杨氏祖茔地，茔、祠紧连别地罕见；特别是祠厅内左右板壁贴满大张小幅祝贺科考举士考中的“举报”（捷报）。因壁不够用多有复盖重贴，字迹斑驳仍可辨认：“县学乡试公报”、“府学岁试公报”、“直隶州州同遇缺即用荣任高陞捷报”……杨氏宗祠，见证了子孙登第连捷的喜庆，保存了封建社会延续千多年科举制度留给理学名邦一个小山村的难忘记忆，也以它独特的表达方式，记载了世居杨厝自然村的杨时裔孙曾经拥有的历史辉煌。
小山村珍藏康熙御书延平近郊玉地村也是杨时后裔世代族居地之一。村中原有杨龟山祠堂始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该祠堂仿照圣祠式样，六栟五直，有庑及前厅，后因火灾祠内文物尽毁。近年杨氏宗亲集资重建，单层三厅四围山墙。主厅五楹均为圆或方形石柱，厅前悬“杨龟山祠”匾额，祠厅供杨时及夫人神主牌，上悬“程氏正宗”匾；左右两厅各悬“清白流风”、“孔颜正统”匾。柱联有“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累世公卿汉代忠贞名宦；传家理学宋朝统绪大儒。”等，每副联对均与杨氏源流及“程氏正宗”有关。
“程氏正宗”御书是清朝康熙玄烨皇帝对杨时、游酢“立雪程门”继而理学南传，经罗从彦、李侗再传，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褒扬墨宝。时距“立雪程门”已有六百余年，理学成为正统也有几百载。鉴于理学名邦有识之士的呈请，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允督学宦沈涵请御书“程氏正宗”祠额，赐给杨时后裔族居地玉地杨龟山祠堂。（后复制传于将乐等杨氏宗祠）。
真迹楷书于碎金宣纸上，正上方钤篆体红泥方玺“康熙御笔之宝”。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确认是传世真迹。杨时为延平四贤之首，五子中有长子杨迪、三子杨遹、四子杨适后裔早年移居延平，开枝散叶，代有俊彦。可能是他们参与了呈请，加之延平是府地，所以清康熙帝“程氏正宗”真迹至今珍藏在延平区玉地村的杨龟山祠堂就顺理成章了。
学术会共商文化传承延平杨时文化研究会，近年延请当地研究宋明理学专家学者参与，在搜集整理相关史料的同时，借鉴其它文化研究会经验，诚邀市内外学者参与杨时文化研究。据了解，不到半年时间里，收到征约稿60多篇。在去年11月25日召开的延平首届杨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9篇，延平学者研究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引起与会来宾、专家关注。这次学术研讨会，不仅有来自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武夷文化研究院等南平当地的学者，应邀参会的还有来自三明将乐、明溪的杨时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宗亲。延平、将乐、明溪三区、县跨地域宗亲学者欢聚一堂，共商文化传承，突破了一地一县各自开展研究的局限，拓展了杨时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传统文化传承任重道远。“清白世第，理学传家”的杨时后裔，继承尊祖敬宗传统，认为保护一座古祠堂、珍藏一卷御书、重修一部谱牒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挖掘、整理、研究杨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杨时文化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杨时文化研究》，目前已定稿的有《杨时“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杨时易学思想研探》、《南剑学风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杨时年谱失误考述》、《杨时研究评述》等一批有关杨时哲学、教育、文化、生平和文献研究新成果。
杨时长子杨迪后裔族居地——杨厝村王金娇杨作坤驱车沿着316国道行至距南平市区29公里处，远远就能看到耸立在村口高大的牌坊。雕龙画凤的牌坊上“杨厝村”三字格外显眼，两旁的石柱上一副对联赫然醒目，上联是“理学渊源载道文章三尺雪”；下联是“传家清白浩然正气四知风”。虽未进村，杨时先祖的丰厚文化遗风已习习而至。这是一个与玉地村齐名，同是杨时后代繁衍生长的村落。可想而知，这里一定留下闽学鼻祖杨时深深的历史印迹，一定流传着杨时后代建功立业感天动地的传说。
根据我们村杨氏族谱记载：杨厝村是先祖杨时长子杨迪的后代福、寿二公于1231年由福建侯官迁到现在的杨厝洋坑兰，为其父南公寻墓地而到此，并厚葬了南公公婆二人。福、寿二公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并于1247年福公选择在杨厝湄洋丹连坑桥（即现在的杨厝村址）开基建房，定居创业，而寿公则到西后开基。福公生三子：长子名怀宝，次子名怀珠，三子名怀玉。福公率三个儿子又合力同迁大弯，架造大厝开基，增建大厝九十九间，算起来至今已有765年了。到元至大二年（1309年），我们村发达至巅峰。村里中举人进士者有数十人之多。在我们《杨氏宗祠》的“四知堂”的墙上看到贴满蕃司掛牌的捷报和院巡风报，以及抚院门报和巡抚茶房报等捷报上，会让你们深深体味到我们杨厝村崇文重教之遗风的浓厚氛围。更不必说至今还耸立在村里的高大石砌武举旗杆、座落在祖屋门前的狮子石座、横挂在祖屋檐上的钦赐牌匾，无不显示出我们杨家先祖的显赫身世和丰功伟绩。
走出村居房舍，我们漫步来到重建于公元1665年的杨氏祠堂，只见一塘二井颇为壮观，门前一副对联，上联“斯文上续三千载”，下联“吾道南来第一家”，古人颂扬杨时先祖的对联历历在目。据族谱载，杨氏祠堂是奉旨勅建的。当事人是第十八代祖政公之孙国瑛公，又名肇基，学名应远。其自幼好学，博览古今。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蒙提督学政沈涵宗师岁试，进取延平府廪生，补增连捷三次。后操芹摘桂，钦加五品衔，往京城会试不就。于是奏请皇旨：开基龙窟，明皇准奏。国瑛公奉旨勅建聖祠，祠内供奉先祖杨时肖像，故称龟山宗祠。祠边又建书院，名曰“南来书院”。院旁修建了八角楼亭，楼边有七境，称曰：凌霄台、凤冠石、龙窟石、一局拱、七贤林、源头活水，南来石。楼中供有皇旨铁扇。皇帝准以春秋祭亨，无论文官坐轿，武官骑马到此皆得落轿下马，行拜见礼。可谓当时我们杨家先祖的威严和尊贵。
现在，从杨厝村迁到太平镇西后村、九坛村、岳溪村、葫芦山村、太平村、曾厝村以及夏道镇鸠上村，还有建瓯市、连江县等地的后裔还真不少，但至今留在杨厝村的杨时后裔还有1600多人。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散居外地的杨氏子孙，都会从四面八方回到这里祭拜先祖，缅怀先祖养育之恩，追忆先祖的教诲。
走出杨氏祠堂，望着古朴的山庄木屋和一片片葱绿的稻田，回想我们杨家先祖在杨厝艰苦创业的经历，不禁吟诵起杨时的七言绝句《书怀》：“敞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
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杨时虽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和宽以待人的良好风范。正由于先祖们的言传身教，才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象杨国瑛、杨学思、杨文维等爱国爱民、勤奋学习的杰出人才。我们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习杨时和我们开基先祖们的高尚品德，建设一个和谐文明、进步向上的新农村，让我们杨时后裔子孙们共同富裕起来。
（作者王金娇系杨厝村党支部书记；杨作坤系杨厝村村委会主任）访杨厝品味儒家文化罗小平延平区的水南、夏道、太平、炉下属宋代南剑州城南，是理学文化名区，因为这里有许多“延平四贤”的遗迹，其中之一是闽学鼻祖杨时后裔散居在多个村落。2013年1月31日上午，应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的邀请，与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思浩、副会长杨俊通，以及市、区文史工作者等一行8人考察了文化厚重的延平区太平镇杨厝村。
杨厝村距延城28公里的闽江岸边，316国道边一座牌坊立于岔口，杨厝村以这种标志昭示这里深厚的理学文化。牌坊重檐式，四根黑色大理石方柱分别刻着两副楹联：“理学渊源载道文章三尺雪，传家清白浩然正气四知风”、“立德立言华卷文章昭四海，济时济务魁述作著立千秋”，道出了道南学派的渊源和后裔以理学传家的家风。
陪同我们考察的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俊通是杨时第34代孙，也是杨厝村的老干部，曾先后任村书记达18年。杨厝的杨氏开基祖是杨时长子杨迪的后裔。杨迪生子杨云，云生杨应，应生南公，南公生杨福，明代迁徙杨厝，至今繁衍到第38代，400多户、1600多人。交谈中，杨俊通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叫“儒岭”（现更名为儒罗）的地名，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那个村子是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出现在键盘中的一个地名。我们知道，儒岭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出生地，罗从彦出生时哭啼不止，才卜居于罗源里。看来理学家不仅学统相因，而且心有灵犀，历史就这么巧合，20多年后罗从彦成了杨时门下唯一一个被朱熹称誉为“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的弟子。只可惜，据说这个村子因地质灾害已整体搬迁，让蓄积良久一睹儒岭风采的愿景瞬间成了泡影。
简单座谈之后，杨氏和村干部带我们参观杨厝的古迹。汽车沿着溪畔东行，一座廊桥进入眼帘。此桥始建于宋代，清道光九年（1829）重建，1998年2月又重建。桥长25.8米，宽5米，48柱。桥貌聿新、流檐飞脊，大小横梁铺满诗句，或引人观蝶，或引人听泉，或引人闻香，或引人品诗，或引人遐思……难怪重建时“乡民协力，集腋成裘”。（桥亭《太平桥简介》）桥头有小路通往观音山。山中有观音阁，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建，清康熙十七年（1678）、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2009年6月再次重修，历时一年六个月。观音阁与众不同之处是左侧的孔圣庙，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的孔圣庙，但庙中所祀与炉下的孔圣庙不同。炉下孔圣庙以李侗、朱熹为配，这里配祀却是闽台共奉的李三娘、陈靖姑、林九娘、财神和福德正神。
不过，按规制进入孔庙的只有先贤先儒两类人物，民间神祗不能进孔庙。炉下孔圣庙之所以有李侗、朱熹，是因为此二人皆入祀孔庙，杨厝将民间神祗与孔子并列一庙显然有违规制。不仅如此，孔圣庙内的红纸楹联更让人啼笑皆非，“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临者令也能令普天之下人人道奶，水者绥也抚绥率土之滨个个呼娘”。前者为至圣先师，典籍人物，其学为国学；后者为人变之神，民间传说，其俗为民间信仰，二者何以能够并“说”？观音山所以建孔圣庙，是因为旧时这里设过学堂。重建的观音阁前有文斋楼一座，楹联有“层楼环翠旷望出尘，书声梵唱嘹亮天半”。旧时，许多村庄在寺庙、祠堂设学堂，作为历史无可厚非，更何况庙祝也告知人们在拜观音时不能忘记儒家文化。观音阁外棚庑间悬挂四幅礼义孝道的故事和诠释儒家名言的方框：如《王裒闻雷泣墓》、“以德报怨”（《论语宪问》）、“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缓”（清李毓秀《弟子规》）、“亲所喜物应取之，亲所厌物应弃之”。（同上）请诸君勿见此就刀斧相加、大张挞伐，因为古人对义理的理解比今人透彻得多，早就知道对圣贤言语也须“辨证”、“扬弃”。
比如理学家李侗，在对待父母呼与命的问题上就没有死守教条，而是从自身做起给子孙一个宽松的环境。朱熹说李侗“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三《罗氏门人》，第2601页，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只注书名）古人对利欲观也阐述得很明白，孔子就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道南学派的罗从彦也知道“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罗从彦《遵尧录》，《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更不是禁欲主义，他的利欲观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第224页）、“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熹、吕祖谦《近思录》卷五《改过迁善，克已复礼》，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只注书名），提醒人们要正解对待利欲。不仅如此，朱熹还告诉人们要把握取舍关：“言君子为仁，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顷，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后存养之功密；存养之功密，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二，第14页，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中华书店1985年。以下只注篇名）因此，上述所言晚辈对待长辈喜厌之物取舍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体现的是儒家的孝道观，无须担心因此会误入歧途。
雨露滋润万物，文化滋养人事。在这里生息繁衍600多年的杨氏，如何在开辟草莱中，继承祖先遗德是此行关注的话题。离开孔圣庙，调转车头穿过村部前洋，一个小山坡和几个弯道过后，一个秀美的小村庄嵌镶在田野。杨氏告知，此村叫后洋，是杨氏最早在杨厝落居的地方。抬眼望去，山色滴翠，光和景明，房屋隔田相望，鸡犬相闻，颇有些“色静深松里”、“孤村几户炊”的景致。
汽车停在机耕路旁，南面而望，风水林下掩映祠堂，坐南朝北。门前菜圃数畦，秀水一池。据说，池塘原本是村民的一口鱼塘，方方正正，因为废弃，正好成了半亩方塘的心仪佳胜。
祠堂建筑别具一格，硬山式屋构，装饰简洁，正脊两端燕脊飞翘，斜脊不露屋檐。大门两侧长形窗、方窗、圆窗数扇，如人之眼目。因为木构建筑，木骨泥墙，乌柱黑瓦，平凡如常，若施之彩绘，并不逊色台湾的祠堂。祠堂的另一特色是门前的布局：门外砌石一米多高、半圆平台，弧形石墙墙面覆以石板，彰显主人之尊。更为奇特的是，门外左右各有一口方井，水面青萍浮绿；井中嵌以石板。杨氏告知，此井称“蟹眼”，功能为取水之用。其实“蟹眼”为风水学用语，指合襟干流。唐宋时期，在闽北斗茶的文人墨客将初沸茶水中的小汽泡称为“蟹眼”。《辞源》：“初滚为蟹眼，泡渐大为鱼眼。”苏轼有“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试院煎茶》）看来这家杨氏对这方地理风水有过一番斟酌：背负青山，有水滋养，极目可望，一派风光。
祠外瞻山前，祠内闻书香。步入祠堂，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杨氏以“四知堂”为堂号，把文化看成是子孙繁衍不可或缺的滋养，“感春露而怀秋霜济济人文垂万世，序左昭而分右穆绵绵瓜瓞于千载”、“春祀秋尝遵万古圣贤之遗泽，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之源渊”、“祖德难酬兄友弟恭一堂口气，孝思不匮子孝孙贤万世相承”，是杨时后裔的精神支撑。在理学家眼里，人之气有两种：“从血肉身中出来者，为血气之气”，“从义理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气”。（《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孟子二》，第1243页）而浩然之气需“知言养气”，“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同上，第1241页）祠堂内的一幅幅柱联是浩然之气的精神养份，杨时子孙不敢忘怀。
祠堂内乌黑的木柱和墙壁说明这里原本是一座家祠，主人即最早入居杨厝的开基祖南公，是杨时第5代孙。清末民初，子孙迁居异地，家祠成了宗祠。
墙壁上近百张进学“捷报”，杨靖、杨韦、杨照、杨鸿、杨国祯等一串串芳名是杨氏“理学世家”的明证。这些捷报多已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其中右侧神龛下是录取学府中最高级别的一张：“贵府老爷……旨恩准以国子监太学生口籍肄业，口即口赴北闱乡试，口中三元”，落款为“县学经路公报”。想当年他们的聚居地锣鼓喧天，何等热闹！何等荣耀！参观杨氏宗祠之后，我们一行回到村部所在地前洋参观古民居。前洋一溪两岸，南岸是新开发的新村，北岸是旧村。跨过10多米的石拱小桥，端现眼前的是一幢老宅。老宅二进庭院式，大门外围以短墙，正面临溪，饰之以脊。西面门楼，“门对青山千口口，户外绿水永长流”的门联，蕴含着主人对美好家园的向往。
步入大厅，眼前是一方“寿指庄椿”横匾。“庄椿”为祝人长寿之词。这家主人是杨时第33代裔孙杨昌亨，今年93岁高龄。“寿指庄椿”是他的祖先杨文维（号鸿项）60岁寿诞时亲友欧口口所赠匾额，从匾中读取的信息可知其举人出身，官居泉州府训导。神龛横梁的“立雪”和柱间楹联让人们对这户杨氏的身份深信不疑：“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告诉子孙要修身立志，读圣贤书；“修其孝悌忠信，以为黼黻文章”，告诉子孙要知行合一，重视践履；“忠孝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世裕孙谋”，告诉子孙诗书是兴家旺族的精神财富，要继承先人的遗德、功业……这些楹联寓意深刻、志存高远、意味无穷。
小巷幽深，文蕴深厚，悠然于曲折的巷闾间，或是古宅建筑的生动，或是遗德事迹的激昂。心潮未息，又风生波兴，随着杨氏的脚步匆匆跨入122号人家。宅虽无华，既无彩绘之美，亦无雕刻之姿，但农家小院让人流连。和煦阳光洒满天井，晖映群山的妩媚。正屋与厢房三层，红窗蓝栅，映带几分景致；拐角处，小梯连接，弯弯几许，更衬出几分雅致。这家杨氏的祖先是杨时第29代孙杨仕铎（字贞施，号鸿恩），他留给后人的名声是行伍事迹，所以正堂悬“武魁”匾，足见杨时子孙人才辈出。有此名头之人物，志书当会给他留下一笔，或纵横西域，或血染海疆……这位杨氏还以“龟山启裔善积厚流先口口口口口口口，渚水肇基卜凤毛麟迹千百年赖此指谋”与子孙共勉，让人生出几分敬意。虽然楹联字迹不清，但理学家的后人有义理的基因，或许可能是一个像湘军理学家、军事家罗泽南似的人物。
朱熹有言：“然仁，理也；人，物也。（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十四，第112页）又说：“人之有形有色。”（同上，第108页）物也如此，无文化之物只能满足功用，如筑屋以居、砌灶以炊、造舟以乘，有文化之物则给人增添底蕴、增添华彩。杨厝古民居一幢连着一幢，几步之外，眼前是一幢波浪起伏马头墙的古居民。这家主人杨俊天与杨俊通同辈，也是杨时第34代孙。
杨俊天的祖先中有一位杨时第32代孙杨斯瑞，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大门的装饰和屋内的文化元素证实这位贤达的身份：宽大石板的石门，两侧门壁饰以小狮，活龙活现。门楼下，木雕雀替，蛟龙含珠；瓜柱垂花，雕刻精美。
木门上的“文经”、“武纬”，衬出这户人家的儒学家风。走进大门，眼前所见是主人难以揣测的城府：神龛下方短梁各有一幅精美的太极图，而太极图左右各饰两个圆形的八卦图，圆图之间或人物，或花草，说明这位杨氏对易学原理颇有研究，抑或有过研究成果。当然，主人优游易学的同时没有忘记儒家的耕读思想，“勤和俭二字传家，耕与读两般教子”，是这家主人持守的核心思想；“遵司马之遗训积金积玉无如积德攸久，凛张公之家教学诗学礼还要学忍为高”，是这家主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更有甚者，主人还把诸葛武侯《出师表》、王羲之《兰亭集序》、木兰女《代父从征》、王勃《滕王阁赋》四篇佳作用木框悬挂墙面，表明主人既有心系国家的情怀，又有不甘虚度岁月积极进取的意向，还有文学诗赋的喜好。大学生才念得上的经典之作，出现在农家小院厅堂里，足见这户杨氏人家的涵养相当深厚。若有髫童摇头晃脑朗读，可谓杨厝一大奇观。
拐出一道巷口，远远望去，两根石柱耸立屋前，有人告知，这也是历史上一户举人之家。趋步观察，柱为六边形，高10多米，上敛下宽。柱的顶端为胡芦形，一方形小平台扣于柱间。底部左右两块高约1米、宽约30公分、厚15公分的方石立护石柱，“庚子”、“大清”、“道光辛丑年七月日”清晰可见。
从“道光”二字可以推定，“庚子”是道光二十年（1840），“辛丑”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也就是说，道光二十年是中举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是官府在此立碑的时间。
这幢房子的主人是现任杨厝村女支书王金娇。房屋的布局与先前几户无别，但陈设有序，让人耳目一新。堂下四周廊庑，一色红栏栅。生活在这里的主人，春花秋月，月夜星空，当有“最难忘、遮灯私语。澹月梨花，借梦来、花边廊庑”的诗意。
王金娇丈夫杨英权是杨时第35代孙，陪同我们的杨俊通也出自此房，是杨英权的叔叔。此宅为前述清朝武举杨仕铎的故居，因曾发生火灾，“武魁”匾移至上述122号宅院。可见，杨俊通、杨英权都出自名门，但主人没有彰显先祖的荣耀，而是勤勉先祖的遗德。大堂上下，干净透亮，焕出原木本色，无须添砖加瓦，年年栋宇聿新，儒家的勤俭遗风展现于生活日用之中。王书记一脸灿烂，端出柑桔、花生盛情款待我们一行，并告知这户宅院出了10多个大学生。话语平淡，但饱含父母的艰辛，这艰辛留在弯曲小道的芳土之中，留在门前的青石板之上……杨厝之行，让我深深感受到该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淳厚朴实的民风。
杨时后裔重文崇武轶事杨思浩杨俊通国瑛公修建楼亭据族谱载，杨氏祠堂是奉旨勅建的。当事人是第十八代祖政公之孙国瑛公，又名肇基，学名应远。其自幼好学，博览古今。
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蒙提督学政沈涵宗师岁试，进取延平府廪生，补增连捷三次。后操芹摘桂，钦加五品衔，往京城会试不就。于是奏请皇旨：开基龙窟，明皇准奏。国瑛公奉旨勅建聖祠，祠内供奉先祖杨时肖像，故称龟山宗祠。祠边又建书院，名曰“南来书院”。院旁修建了八角楼亭，楼边有七境，称曰：凌霄台、凤冠石、龙窟石、一局拱、七贤林、源头活水，南来石。楼中供有皇旨铁扇。皇帝准以春秋祭亨，无论文官坐轿，武官骑马到此皆得落轿下马，行拜见礼。可见当时杨厝先祖的威严和尊贵。
杨学思奇制盐商光绪年间，杨氏时的30代孙杨学思自幼勤奋好学、考取秀才。由于当时时局动荡，他虽有满腹经文，却无用武之地，一直闲居在家，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穷秀才。但是他天生有一付为穷人办事的心肠。当时朝廷规定食盐一律由官府掌控经营，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官府名义，将官盐私自高价卖给农民。农民买不起高价盐，生活苦不堪言。杨学思见状路见不平，决定利用自己秀才的特殊身份惩治一下盐官。于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到官盐衙门购来私盐，并以此向上级衙门诉告盐官。诉讼中说：“我是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向盐官购买私盐，他都敢卖，其他人更不必说了！这还了得，王法何在？”于是上级衙门下令关闭盐仓。恢复食盐官府经营，杜绝了私盐买卖，使农民免于买高价盐的困苦。
通过惩治私盐买卖后，杨学思从此声名大振。南平县令名叫吆老，听说杨学思才思敏捷，要见他一见。于是传书请他进县城见面。学思心想：当官的没一个是好东西，就暗下决心，戏弄一下狗县官。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主意。那天他吃过早饭，早早地来到县衙门口，门子立即通报县令。县令听说学思已到县衙，来不及穿官服、戴官帽就立马到公堂接见。杨学思见堂上坐着的县令不着官服，不戴官帽，竟然还堂而皇之坐在公堂上，出于有心戏弄县令，当场对县令大喝一声：“你身为县令，竟然不顾朝廷礼仪，不着官服，不戴官帽坐在公堂之上，而且还无事随意调百姓上堂，该当何罪！”吓得县官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连忙向学思赔礼道歉！县令受此大辱，恨得咬牙切齿，一直寻思找机会报复。又一天，县令再一次邀请杨学思公堂相见。只见公堂桌上摆着皇旨，左右两边站立着两排兵勇。
待学思躬身行礼时，县令身旁听差特意撞落学思帽子。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县令将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秀才你该当何罪？竟敢不戴帽藐视公堂，欺君犯上，罪该斩首！”于是立即将学思押入大牢，直到处死。一代聪明正义之才，我杨家的先祖就这样冤死在无端之罪里，然而，他的感人故事却永远流传在南平山山水水间。
病秧子学艺成材杨时第29代孙我们的祖先杨文维，出生在充满外忧内患灾难深重的清朝末年。传说他出生时，个小人瘦、整日啼哭不已。少时他的父母看他体弱多病，送他去学武艺，一为强身、二为护身。那里想到，他这一学愈发不可收拾。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不但身体日趋强健，而且学的一身好武艺。为了促成他功成名就，荣宗耀祖，族人为他筹资购买坐骑、修了射箭坪，供他练就骑马射箭本领。是年正逢省试会考，杨文维正巧外出办事，待到他回到家时，省会考已临近结束。他急忙骑马赶往福州，还是来不及。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想出个别出心裁的妙招。他买来纸笔，写上杨文维有百步穿杨、文韬武略、文武兼备的人才的条单在福州城四处张贴、散发。一时间他的名声传遍榕城大街小巷，也传到考官那里。考官正愁此次会考所选人才不甚理想，若真有如此奇才，不妨破例召其前来补试。
翌日考官立马召见文维，请他进入操练场。令他骑马射箭、施展武艺。居然三箭均中靶心。考官与他谈经论典，文雄也对答如流。考官对这文才武略胜出一筹的考生，爱惜不已，便奏请朝廷。朝廷原计划录取48名，现增为49名，杨文维终获第二科第一名。从此杨文维守海防战倭寇，驻城防剿盗匪，功绩卓著，声名传遍八闽大地。朝廷赐他“州司马第”牌匾，并在杨厝他的屋宅前立武备旗杆，立石狮一对，以表彰他的功绩。至今石狮一对虽已丢失，但狮子座和旗杠仍遗留在他的老厝门前，不禁让人联想到杨文维当时的威武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作者杨俊通系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时三子杨遹后裔族居地——玉地村杨永章杨福亮在南平市延平区，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它距离城区不过14.5公里，海拔620米，村名叫玉地。
说她古老，是因为该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八百多年了。它是延平四贤之首，闽学鼻祖杨时第三子杨遹的四代孙杨善发开基兴建的。善发公所生四子，分“仁、义、礼、智”四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发展，至今36代了。除去已搬迁到夏道鸠源、西芹跃村、洪溪，以及邵武、建瓯等地的杨氏子孙外，目前玉地村尚有近千人口，分住在玉地和月洋两个自然村。在这古老的村落里，杨时子孙留下的遗迹犹存，并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始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的杨龟山祠，是为杨时后裔祭拜先祖而修建的古祠。走进祠门，一眼就望见“杨龟山祠”横匾挂立在祠堂的横梁上；步入堂内，“程氏正宗”横匾端安在堂中高粱上；大堂两侧，左边掛着身着朝服的杨时五子的画相和生卒简介；右边掛着延平四贤画相。正厅大堂两根立柱上有一幅“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的对联赫然醒目，令人望而肃然起敬！祠内偏房设有“杨龟山纪念馆”，馆内珍藏有1706年清康熙大帝御笔亲书的“程氏正宗”墨宝真迹，尤为弥奇珍贵。此外馆内还存有杨时的著作、画相、祖训等珍贵文物和墨宝。每年农历二丁日，是村里祭拜祖先的日子，散居在各地的杨氏子孙，从四面八方赶来，感念先祖的荣耀与艰辛，满载崇文重教的精神而去。
村道石板古朴，道旁溪水淙淙。村道另一侧，连续排放着马槽形状的石体，这就是“五马落槽”。南方山地不产马匹，从前凡有远方的客人来拜见、求学，五个马槽是为客人的马饮水、饲养备下的。由此可见当时玉地何等繁华！我们来到善发公的祖屋，远望庭院宽敞，青石条把三个水塘分割开，院内路径是用青石条铺砌的，足见其家之显I贵。村里有序分布的四口井，井水清甜碧透。所谓“三塘四井”的雅号，即由此而来。
沿着村边山路，穿越过一片竹林，来到一片樟林下，瞻仰杨氏某位身居国子监祭酒高位先祖的“金头御葬古墓”。这里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传说，杨氏一位先祖在朝廷为官，和一位同僚在皇帝面前立生死状打赌，杨氏先祖说盐对人最重要，同僚说糖对人最重要。何以为证？两人来到街市，各自备了甜食与咸食，结果当时选择甜食的人多了。杨氏先祖因此被赐死。
后来发生了战争，军营里因只供应甜食，士兵战斗力剧减。皇榜昭告天下，征求神医。杨氏一位祖母揭下皇榜，并把随身穿的棉衣用盐水浸透晾干，以此带盐到军营，加在士兵的菜肴里，士兵因此恢复战斗力。皇帝亲自问杨氏祖母用的是什么神药，杨氏祖母淡定地说：只是在食物中加了盐而已。皇帝知道错杀杨氏先祖，于是用金头御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意。杨氏先祖得以厚葬，并赐墓地四周若干田地为杨氏墓产。它昭示人们：只要坚持真理，精忠报国，冤屈终能大白于天下！玉地村古老丰厚的文化底蕴固然耐人回味，然而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观更让人陶醉留连。这里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绝妙结合的“玉地十景”：“幡龙蜿蜒”、“飞凤威仪”、“大峰插天”、“小峰卓笔”、“南山钟鼓”、“西嶂烟霞”、“龟现灵翼”、“井镇方隅”、“霞滴坛石”、“雪染狮岩”。此情此景看了让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村民奔小康，关键林竹木。稻田巧轮作，青山变金山。十景在我村，旅游做文章。”这是我们对玉地村经济文化及远景蓝图的精彩勾勒。我们相信，玉地村将无愧于“历史厚重、景观独特”的美誉。
（作者杨永章系玉地村党支部书记；杨福亮系玉地村村委会主任，二位作者均为该村杨时后裔）鸠上杨时后裔的繁衍及其村名演变杨家儒杨邦盛陈名善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
特别是在南宋中期，先贤杨时后裔迁居到此后，不仅给这里带来了人口发展和经济繁荣，而且还对该村良好的民风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通过查阅杨氏族谱，实地走访至今还健在的族里老人，初步弄清楚杨时后裔在鸠上村的分布、繁衍情况以及村名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杨时后裔分布及繁衍鸠上的杨时后裔主要是由杨时三子杨遹、四子杨适的后代繁衍发展起来的，他们前后交错分居在鸠上各自然村，因此本文主要按照他们的居住点来分别阐述他们的繁衍史。
鸠上村最早的开基祖杨善志是先祖杨时第三子杨通的后代。大约南宋中期由延平区玉地村搬迁到鸠源这块地开基立业。杨善志三兄弟到鸠源后，分头在鸠源几个地方开基建屋。大哥善志住在地名圳头的地方，习惯称其为圳头杨，他的后裔有杨文恒、杨文献、杨成瑞。二哥（名字不详）住在地名路前的地方，习惯称其为路前杨；他的后裔有杨继林、杨继湘、杨继宝、杨成哲、杨成旺、杨成兴；三弟在一块叫葛兜坪开基建屋，习惯称其为葛兜杨。他们三兄弟的裔孙又分成后贤、分峡，葛兜三个支系，他们将其始祖杨景章安葬在后峡垱，并在此处建立三个杨氏宗祠。鸠源的圳头杨和路前杨两大支脉认为：他们都是从玉地迁出的杨时后代，于是三个在鸠源的杨协商一致决定：将他们在鸠源的祖宗香火合并到后峡垱的杨氏宗祠里，每年共同合办祭祀祖宗仪式。他们三支杨在鸠源定居和繁衍已有三十二代，110多户，大约有570多人，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了。
被称为尾厝杨的杨时后代，开基先祖为杨庚一。这支杨是在南宋末年迁入鸠源的，之所以称之为尾厝杨是因为他们均迁居在鸠源的村尾。他们的杨氏宗祠建在村尾。尾厝杨在此处定居繁衍已二十七代了，现有130多户人家，大约650多人；距今至少说也有七百多年历史了。
住在黄连坑的杨，是尾厝杨的一支。先祖名叫杨永遴，后改名杨旺明，这其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在鸠源附近八陇的白明垅这地方原住着蓝姓一户人家，后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而引发房边山体滑坡，把蓝姓一家，除女主人幸免外，其余一家老少都被泥石流掩埋，无一生还。杨家祖先杨旺明同情该女子悲惨遭遇，自己也孤身一人，于是毅然向这寡妇求婚，俩个苦命人结成连理。杨旺明就在现今的黄连坑重新盖房修屋定居下来，婚后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名叫子祥、一个取名子高，从此黄连坑杨就在此地繁衍生长。直到清朝康熙末年，杨子祥的后代又重新搬回龟源路前自然村，在此处开基立业，至今已繁衍十二代，共有200多户，大约1000多人。
被称为陈坑杨的杨氏，原为尾厝杨杨思八的后代，迁入陈坑村开基筑屋，已有十几代。清道光初年，思八后人杨景昭率领全家再迁回龟源居住，并与尾厝杨合一个宗祠，在鸠源也有八代了。
被称为米头墘杨的杨氏，原非杨姓，实为陈姓。陈森、陈统住在龟源后塘自然村村尾对面叫后房的地方。他们的后代到了明朝末年跟母舅姓杨，因为他们家境富足，吃饭讲究，光吃碓来的米头，其它的米全都给别人吃，因而得一个雅号“米头墘杨”。
现在住在鸠上的杨时后裔已达2250多人。他们按照各自的居所和开基祖的贯俗，分别建了三个杨氏宗祠来祭祀祖先。不仅彼此间秉承祖训，团结协作，相互帮扶，而且还与鸠上村陈姓、吴姓等十八种姓氏的人们和睦相处，从不以众压人，以势欺人，这应该是与杨时老祖宗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二、鸠上村名的历史演变在过去，鸠上地域分布着许多小村落。最早的鸠上村是在田地溪、新亭以上，地名秋竹垅；往暗桥方向的叫蔡厝坑；靠右边方向转入田垅的叫陈坑源；下面的大平洋面叫鼓楼洋；斜对面叫岭兜，这四块地所涵盖的就是最早鸠上村的故址。至今这些地方仍有石砌的地基遗迹存在，可见该村的历史何其悠久。随着岁月流迁，南宋中期杨时后裔从玉地逐渐迁移到现今鸠上地界落户时，他们才因敬仰先祖功德而将“鸠上”改名为“龟源”，寓意我根基源头来自将乐龟山。
北宋初年，南平（剑浦）县下设七个乡，统管三十七个里，其中归善乡下辖罗源、云盖、杜溪、寿山、崇仁、崇福六个里，龟源属云盖里管辖。
元朝时，将乡改为团、里的设置不变；明朝时，将团改为架，里下属设图；当时龟源仍隶属云盖里管辖。
到清朝咸丰年间，龟源又改名为鸠源，仍隶属云盖里统二图，该图下辖二十八个村。
鸠源村下设云庆、田进、昭座、墟场四个坊。民国初期设鸠源乡，下辖三十七个村。抗日战争时期，改为鸠源联保所，下辖八个保。其间1939年，因与洋头联保所合并而改为鸠洋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鸠洋乡分划成鸠源、洋罗、赤坑三个乡；鸠上村隶属鸠源乡管辖。1951年鸠源乡更名为鸠上乡。
1958年，鸠上乡改为鸠上大队，下辖14个生产队。
1960年，成立鸠上公社，下辖8个大队。1962年，撤销鸠上公社，所辖8个大队统归夏道公社管辖，鸠上仍为大队。1983年，废除公社制度，鸠上大队改为鸠上村，下辖5个自然村：鸠源、郭后、新建、路下、后塘。
透过鸠上杨时后裔的繁衍历史和对鸠上村名演变的追溯，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秋竹垅顶上象人工开挖用予练武骑马的演武场，还是陈坑源、鼓楼洋残存的古屋石砌地基以及建在村尾的民主尊王庙，都充分说明了鸠上人居历史的悠久。人们只要走进鸠上村，走近杨时后裔，就可以看到杨氏宗祠大门边上“支分将乐家声远，派衍龟源世泽长”的对联，看到杨氏先祖留下的祖训，看到鸠上村民在杨时思想影响下重视家教、与邻为善的和睦景观。
（作者杨家儒系鸠上杨时后裔、企业家，陈名善系鸠上村村委会主任）提起“延平四贤”杨时，人们总是联想到他对理学南传和闽学开辟所作的贡献。其实，他50多年的从政经历中也留下许多闪光的亮点。无论在京师为官，还是在地方任吏，杨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千古传颂的佳话杨时理政三典故杨诗隆杨祖全杨诗仁金銮殿上勇斗奸妄杨时在京都任迩英殿说书时，实在看不下奸相蔡京、王鞴等人为迎合和讨好北宋赵佶皇帝，竟强行发令东南各地巧取豪夺、搜罗奉献珍宝财物、奇花异石，将其运往京城供其收藏品鉴。杨时全然不顾安危和得失，在金銮殿上当庭面奏皇帝：“免夫之役，素被海内，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见衔尾矣。
今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此言一出，满殿惊骇！这等大扫皇帝乐趣，顶撞重臣权吏的做法，不仅让同情他的同僚为之捏一把汗，也让仇视他的一群奸臣为之震惊，并暗中幸灾乐祸！大家都以为杨时一定会受到重责，然而面对一番在理之言，赵佶皇帝只好下令停止收刮和停运进贡宝物。
然而，过后不久，在蔡京等奸臣怂恿下，赵佶终于下令免去杨时迩英殿说书一职，发配到地方去当县令。
正因为杨时先贤在如此昏庸腐败的北宋朝廷，敢如此大胆站出来直言相谏，导致他多次丢官卸职。可想而知，杨时该有何等的勇气和气概啊！浏阳任上抢险救灾宋绍圣元年（1093），杨时被认命为潭州府（今长沙市）浏阳县县令，在任四年。
宋绍圣二年（1094），浏阳县遭严重旱灾，田里颗粒无收，百姓纷纷逃荒。杨时心急如焚，连夜疾书《上程漕书》，将严重旱情禀报朝廷。同时，他一边恳请上司湖南漕使胡师文开官仓，救济灾民；一边交代属下，先把县官仓的粮食发放给灾民。胡师文是个见钱眼开、好吃油水的贪官，见杨时没有送来“孝敬钱”，竟然没看一眼就将信函扔进抽屉。一个多月过去了，杨时仍没收到复函，又上书潭州知府张舜民，除请准许开仓赈灾外，又请求暂缓灾民交纳“赋庸调”等皇粮国税。张知府立即向朝廷转报浏阳灾情，并打开官仓救济灾民。并回函同意杨时意见“灾民交纳的‘赋庸调’待来年以丰补欠。”胡漕使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祸不单行。宋绍圣三年，浏阳县又遭洪灾。杨时一边指挥解救灾民，一边责令县里所能调动的官差，抢搬粮库谷物和衣物。安置灾民在寺庙暂住，动员余粮户、富商们捐出粮食300余担，银子一千多两，并将它全部发给灾民。
正当杨时忙于县里救灾时，漕使胡师文来函要求杨时交纳赋庸调。面对胡漕使摧交国税无理行为，杨时愤恨不已，决定不予理睬。
宋绍圣四年，胡师文看到浏阳县送上的年报表里“欠赋庸调较多”，认为机会来了，上报朝廷指责杨时“不摧积欠”，严重失职。宋哲宗龙颜大怒，下旨革去杨时职务。潭州知府张舜民闻讯愤恨不已，写出奏章，为杨时鸣不白之屈，亲自去信宽慰杨时。杨时胸怀坦荡，回信说：“任部使的人，以财赋为急，当县令者，宽以待民，各司其职，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张知府对杨时更加敬重有加。
杨时离开浏阳县时，百姓自动道边相送。此后，当地父老乡亲、文人达士捐资修建了龟山祠，以此怀念杨时这位爱民贤人。
萧山理政筑坝造湖宋政和二年（1112），杨时在担任萧山县令时，正值县城周边农田易旱又易捞，连续多年受灾，村村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改变萧山县农业生产状况，县里乡民和贤达人士曾数次向府、县提出修坝造湖，将低田改造成贮水湖，以灌溉农田的建议。原有府县衙门均无人理睬。杨时到任后，毅然决定由县衙出面，动员县里贤人达士、富商财主出资，乡民齐心出力，造出人工湖，面积达3.7万亩，可灌溉农田14万多亩，受益地区方圆800多里，改变了萧山县旱涝无收的状况。
南宋建炎元年（1127），杨时鼓励萧山县人民种茶产盐，开辟生产新路。
为了减轻徭役和税赋，杨时又上疏朝廷取消“茶、盐二法”，让人民能发展生产、聊以度日。
杨时的勤政爱民行为，深得萧山百姓拥戴。《萧山县志》中有记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作者杨诗隆、杨祖全、杨诗仁均系玉地村杨时后裔）东林书院寄怀程经华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位于无锡市城区东门附近，是我国历史上一所著名的书院。我与东林书院有着太多太多的情结，一提到她，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情怀，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就是我童年启蒙求知时的母校东林小学。来到南平市延平区工作后，才知道位列于“延平四贤”之首的杨时就是自己母校的前身东林书院的创始人，感到特别有缘份。
一、杨时与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宋仁宗皇祐五年（1035）出生于闽北南剑州（治所在今南平市延平区）将乐县，晚年隐居于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世称龟山先生。他与常州名宦邹浩、卜居无锡的抗金名将李纲为“铁三角”好友，交往亲密，所以经常到江苏常州、无锡一带寓居访友，讲授理学。李纲的祖籍在闽北邵武（今属南平市），祖父李赓迁居到无锡东胶山。杨时曾经登上江西庐山，访览名胜东林寺。东林寺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慧远大师在此潜心佛学，弘传佛法，阐扬佛理，翻译佛典，形成“众僧云集、四海同归”的局面，以东林为中心的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杨时十分钦佩七百多年前慧远大师普济众生的坚毅恒心和圆满功德，写了《东林道上闲步》诗三首。诗云：“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百年陈迹水溶溶，尚忆高人寄此中。晋代衣冠谁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碧眼庞眉老比丘，云根高卧语难酬。萧然丈室无人间，一炷炉峰顶上浮。”从诗中可以读出杨时对慧远大师德业广被、英名不朽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辛卯三月中旬，杨时从常州抵无锡，来到城东弓河的七箭河畔，见这里清流环绕，古木参天，环境十分幽雅，风景宛如庐山东林寺，引起了对东林寺的怀思之情，便在此处购得一座旧屋，开办学馆，原名“东林精舍”。是年五月，士人增多，扩大规模，又将学馆命名为“东林书院”，立志如慧远大师一样，将伊洛之学发扬光大，使书院成为中国南方的理学中心。
杨时自东林书院讲学，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76岁时回到将乐故里，前后往来于常州、无锡长达18年之久。期间，历任萧山县令、荆州教授、秘书郎、著作郎、右谏议大夫、迩英殿说书兼国子监祭酒等职。高宗即位，任工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直学士辞官致仕，专事讲学著述。杨时是宋代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两兄弟的门生，师事近10年。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理学的体系和精髓，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发展，东南学者推他为“程学正宗”。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做过多种职务的地方官和朝官，有经邦济世经验，传道授业解惑，循循善诱，每次来到书院，各地儒士不远千里，接踵而至，云集门下，聆听教诲。清代名家张伯行在《龟山集序》中称道：“道日盛，学日彰”，“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杨时的弟子人才济济，多达千人。如：任提举浙东常平的喻樗；任礼部尚书、被称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追赠太师、封崇国公的张九成以及理学家胡宏、刘勉之等，全都名噪一时。特别是来自南剑州剑浦县（今属南平市）的罗从彦，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与学识，追随他去将乐、南京、萧山、常州和无锡东林书院等处受业，师从20多年，“尽得不传之秘”。后来，杨时之学再传李侗，三传朱熹，终于由朱熹集大成，形成了宋代理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数百年。杨、罗、李、朱这四位先后诞生于南剑州的理学大儒师承道统，从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不断发展，建立起闽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延平四贤”、“闽学四贤”。杨时开创了理学的“道南系”，被誉为“闽学鼻祖”“道南第一人”，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矗立了一座丰碑，东林书院也被誉为“洛闽中枢”。
二、杨时之后的东林书院与东林党靖康南渡后的建炎三年（1129），杨时感叹国家衰败，道学沦丧，金兵时常南侵掠夺，局势不稳，无法讲学，便离开了亲手创办的东林书院，南归回乡。高宗绍兴五年（1135），杨时辞世，再也不能重返东林。风雨侵蚀，岁月变迁，书院逐渐废弃。后来，无锡士人为纪念杨时，在书院遗址上建了一座祠堂道南祠，作为地方官祠，每年进行春秋两祭，以彰杨时业绩。元灭宋后，道南祠也渐渐颓圮。元至正十年（1350），僧人秋潭在遗址左侧建禅院，命名东林庵，成为佛地。二百余年来，无锡官员及士人多次力图恢复书院，都因故未成。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别号泾阳）因“忤帝旨”被革职回到原籍无锡，在家中设“同人堂”，教习士子，并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地学者至无锡讲学，多次凭吊书院废墟。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了开辟一个好场所来推崇先哲的美好风范，延续程朱道脉，延伸孔孟学脉，顾宪成与地方士绅高攀龙（别号景逸）等人共同倡议捐款，在杨时当年讲学的原址上重修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等江苏官员都非常支持，以官方名义为之营构，乡绅们也积极捐银资助。工程于当年四月开始，九月落成，占地16亩，建有书院大门、石牌坊、泮池、燕居、依庸堂、丽泽堂、中和堂与典籍室、祭器室、左右长廊等。石牌坊是书院的标志性建筑，位于中轴线的导入部位，正面和背面的坊额上分别题字“洛闽中枢”、“观海东游”（清乾隆五年重修时改为“东林旧迹”、“后学津梁”）。此时，距杨时始建东林书院，时光已经流过500多年了。
为祭祀杨时和他的弟子门人，位于书院之东的道南祠也于当年同时建成，分大门、前堂、享堂三个部分。享堂内设有几案，正中供奉杨时神像。初时，左右奉祀著名学者罗以彦、胡珵、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邵宝等七人。以后，祠堂奉祀元、明、清诸贤神位共90人。前堂悬有“理学宗传”“继往开来”“道在是矣”等匾额，是标榜前贤，激励后学的一处重要场所。
顾宪成明确宣布，他是宣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要继承杨时的衣钵，他为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制定了章程《东林会约》。高攀龙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少年读书时，便有志于程朱理学。“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东林书院举行会讲时，主讲者都要依例率领各郡各县前来参加讲学的学者，整肃衣冠到道南祠，向杨时等前贤神像拜谒施礼，然后再入座讲学。春秋两季还举行公祭，以此来加强对学者的理学思想薰陶和传统教育。
书院依庸堂、丽泽堂是定期聚众讲习的讲堂，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传播理学思想，倡导爱国精神，指陈时弊，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锐意图新，并与当权的阉党进行激烈的斗争。全国各地遭打击排挤和不满朝政的士大夫闻风相附，一时倾动朝野，名震海内。“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士子们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书院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政治舆论中心。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等八人，时称“东林八君子”。
明天启五年（1625），以当权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大兴冤狱，罗织罪名，诬称东林讲学之人为“东林党”，矫旨公布了一个309人的《东林党人榜》进行残酷清洗，大批学者惨遭杀戮。顾宪成已经病故，高攀龙力抗权奸，不甘屈辱，投水自尽。东林书院也被全部拆毁，夷为平地，不留片瓦寸椽，只有杨时祠堂道南祠幸免罹难，经多次修葺，一直保存至今。崇祯皇帝即位后，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惩处阉党，昭雪东林诸人，赠顾宪成吏部右侍郎，谥“端文”，并下旨修复院舍。在书院内仪门上，至今仍保留着清乾隆初年时遗存的一方“洛闽中枢”砖雕门额，是书院建筑的历史见证。东林书院“创建于宋，延续于元，昌盛于明，普及于清”，兴废继绝，历尽沧桑，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三、东林书院与东林小学西学东渐，废科举，立新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诏，将各州、县的书院改设小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著名儒学教谕陶云祖（号黼升）禀准江苏学政，将“东林书院”改为“东林学堂”，同年10月31日正式开学，成为无锡近代史上第一所官立高等小学。1913年更名为“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1938年更名为“无锡县立东林小学”，就是现在无锡市东林小学的前身。
传承东林精神，弘扬东林文化。先贤风范，源远流长；后学津梁，英才荟萃。在110多年的东林小学办学历史上，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曾经在校读过书，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其中有党的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陈翰笙，有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中科院学部委员薛暮桥，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有中国音乐史研究专家杨荫浏，有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少将殷宝洪，有中国卫星气象专家、中科院院士许健民，有乒乓球世界冠军惠均等，全国劳模、大学校长、海外名流、高级工程师及普通劳动者，各行各业，群星灿烂，仅“两院院士”就有八位之多，不能细述，真是莘莘学子，成就非凡。
1962年11月，东林小学60周年校庆之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参观了东林书院，赠诗一首致贺：“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诗中的“高顾”即指高攀龙、顾宪成两位东林前贤。董老的诗篇颂扬先哲，勉励后学，激励着东林学子往更远大的目标不断奋进。
四、东林书院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忧国忧民的顾宪成在青年时代撰写的一副楹联，充分体现了读书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楹联悬挂于无锡惠山“顾端文公祠”中，原来尾句是“事事在心”。1947年，顾宪成的第十四代孙顾希炯先生时任东林小学校长，将这副楹联复制后悬挂到东林小学的依庸堂内，并将“事事在心”改成“事事关心”。1960年，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著名学者邓拓先生参观东林书院，很欣赏这副楹联，写了一篇杂文《事事关心》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借用明代的历史典故和这副楹联，形象地说明了既要勤奋读书，又要关心政治，不忘国事的道理。1966年“文革”伊始，《燕山夜话》即遭到严厉批判，《事事关心》一文则成为邓拓“反党三家村”的重要罪证，这副名联和其它40余件匾额楹联，都拿到市中心大街上一把火焚烧了，东林书院遭到严重毁坏。1982年重修时，有关方面敬请无锡名人、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陆定一同志重新书写了东林书院大门匾额，又敬请“三家村”的惟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书写了这副名联，作为依庸堂的抱柱联悬挂至今。当时的依庸堂，就是东林小学的大礼堂。历经风雨洗礼，这副内涵丰富，通俗易懂的名联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也使东林书院和东林小学更加名闻遐迩。
东林书院还有许多楹联，赞颂杨时的理学思想、学术地位和在东林讲学的功绩。如：无锡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为东林书院大门书写的一副佚名联：此日今还再当年道果南上联从杨时的《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诗句“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中转化而来。意为这一日今天又来了，指东林书院历尽废兴，终于重新修复了。下联赞扬杨时当年果然将“道”传到了南方。
清江苏金匮县知县胡慎题道南祠厅堂联：伊洛道统，自北而南，先生实承前启后洙泗心传，有一无二，诸贤复尊闻行知程颢、程颐常在河南洛阳的伊水与洛水流域讲学，因以“伊洛”代指他们开创的理学。先生，指杨时。洙泗，即洙、泗二水，孔子居于此地，因以“洙泗”代指儒家学说。尊闻行知，指重视所闻之言，力行所知之事。
胡慎题依庸堂楹联：一堂聚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俱自身心着力多土食百年旧德，读书尚友须从伦物立根下联中，食百年旧德，指享受几百年来东林先贤的德泽。尚友，指上与古人为友，尚，通“上”。伦物，指伦理道德、事物规律。
清江苏按察使刁承祖题道南祠厅堂联：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凤祥麟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春风化雨，比喻杨时善于教学，使人受益。威凤祥麟，比喻东林书院的儒士中有许多非常卓越的人才。
清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张师载题道南祠厅堂联：道幸南来，溯本本原原，洛水薪传延一线恩由北至，看承承继继，锡山俎豆永千秋洛水薪传，指“二程理学”经杨时传至朱熹，如同薪尽火传，不知其尽也。锡山，为无锡名山，代指无锡。
清初文学家归庄题道南祠厅堂联：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持正论，辟新经，独尊道统，如日月之中天粹言，指精美的语言。儒宗，指儒士的宗师。正论，是荀子的篇名。日月中天、江河行地，比喻事物由本质决定，发展规律颠扑不破，以此赞颂杨时的理学思想。
五、我与东林小学童年时，我跟随爷爷奶奶一起在无锡市东门箬叶巷生活，居住的老宅与东林小学的后门只有一巷之隔，校园最后一排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常常飘入小巷中。1956年9月，我拎着书包，跨过书院的门槛，走进了这所名校，开始了难忘的小学时代。敞开知识大门，点亮蒙学心智，东林小学文化底蕴深厚，教育理念先进，有幸，我的读书人生在这里开蒙，我的幼小心灵在这里启迪，我的成才之路在这里起步，我的幸福年华在这里奠基。学校良好校风的熏陶，老师循循善诱的关爱，滋润了一个个孩子欢乐的童年。除课堂读书外，学校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少先队到锡惠公园、到太湖风景区旅游，到市区拱北楼面馆当服务员，到郊区菜地捉虫。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大扫除，我们去道南祠，将历代先贤的神位灵牌一个个擦洗干净，又一个个排列整齐。
有一件事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初，生活非常艰难，经常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每天早晨只能买一个三分钱的大饼，边吃边去上学。箬叶巷口有一个食堂，用饭票可以去买蒸饭。有一次，爷爷拿了钱和粮票叫我去买10斤饭票，我回家一看，竟然有11斤。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奔回食堂，将多给的一斤饭票退了回去。我将这件事写进了作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竟然被朱可达校长看见了，晨会课时，他来到班上，表扬了我的行为，并赞扬说：“这个‘奔’字用得很好。”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校长的话语铭记在心。参加工作后，我无论处于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坚持做到洁身自好，不贪不占，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1992年8月，我第一次回到母校，得知朱可达老校长已经退休，特地登门拜访他，可惜他外出了，未能见面，留下遗憾。我当即写了一封信，托门房转交给他。信中自豪地写道：“我是当年被您表扬过的东林学子”，表达了对他的景仰和感谢之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名联成为我治学、知理、做人、处事的座右铭，伴随我走过一段段人生道路，母校的恩泽没齿难忘。
时过境迁，1999年4月，我第二次回到母校时，才惊讶地获知东林小学与东林书院已于1994年12月分成两家，隔墙相依了，宽敞的校门上面镌刻着董必武同志亲笔题写的校名，高大的教学楼上面悬挂着自1915年沿用至今的校训：勤毅朴诚。我童年住过的老宅已经全部拆除，原来在一起生活的亲戚也不知去向，施工围墙里正在忙着建设东林广场。
2003年11月，当我第三次回到母校时，东林小学已整体搬迁到解放东路的新校址。为了修复与扩建东林书院，自2002年6月始，政府组织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修，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米，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依庸堂、丽泽堂、燕居庙、三公祠、东西长廊、来复斋、心鉴斋、时雨斋、再得草庐、东林报功祠、道南祠等主要建筑，200多米长的弓河和20米长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弓河驳岸，均显现明清时期布局形制与鼎盛时期风貌。书院旁的东林广场总面积达26000平方米，刻有“东林八君子”图像的大型浮雕矗立在广场旁边，供人们瞻仰。2006年6月，东林书院被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风送爽，故乡情深，东林旧迹，魂牵梦绕。2012年10月31日，我又一次回到母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母校成立110周年隆重的校庆活动。怀着追旧的情感，我又特意抽空去了一趟东林书院。跨进熟悉的大门，穿过熟悉的牌坊，流连熟悉的厅堂，低吟熟悉的楹联，驻足熟悉的道南祠，想起熟悉的“延平四贤”，耳畔仿佛萦绕着往日琅琅的读书声，回响着当年小伙伴们稚嫩的嬉笑声，追忆与感慨一同奔涌心间。遂填词一阕，调寄《望海潮》，以抒心怀：重回东林书院名城名院，江南毓秀，东林史迹传扬。天下系心，龟山讲学，泾阳景逸流芳。千古耀文光。此生幸承泽，滋润书香。寸草春晖，总怀情结恋寒窗。
今来母校徜徉。感诸多往事，撞击心房。花径石坊，楹联匾额，门庭绿树长廊。新貌续华章。只觉书声琅，缭绕厅堂。走遍天涯海角，羁梦是家乡。
（作者程经华系南平市诗词盈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尊师重教的杨时杨庆平杨思浩促进“二程”理学南传的闽学鼻祖、著名理学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宋南剑州将乐县人。杨时上承“二程”理学，下启罗从彦、李侗和朱熹。
杨、罗、李、朱四人形成了道统相继、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罗从彦师从杨时，得其秘传，李侗拜师罗从彦，尽得其学。朱熹24岁时，其父朱松荐他拜师李侗，集理学之大成。由于他们皆出生在南剑州，明初南剑州又改名延平府，故后人把杨、罗、李、朱尊称为“延平四贤”，而先贤杨时还是促进洛学向闽学转化的关键人物。杨时在理学南传和闽学形成的贡献不胜枚举，他的品德涵养和为人之道更是堪称世人楷模。
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典故“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尊师的真实故事，后人更是常以此典故来称道尊师好学之人。
那是公元1093年，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日子，杨时偕同好友游酢北上洛阳向理学大师程颐求学。不巧程老正在厅堂上暝坐静思，为了不打断老师雅兴，他们俩站立在廊下，直到大雪在屋外堆起一尺多高时，程颐老师方醒，立唤他们进屋。世上尊师重教者不乏其人，可是尊师到这般程度实属罕见。但杨时却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见《龟山学案》第202页）。杨时先贤十分看重“敬”，并把“敬”当作个人品德涵养的必做之事而身体力行，表里如一。
让人特别欣赏的是杨时追求真理、敢于直言的个性。杨时的敬师决不意味着盲目顺从。先师程颐推荐研读张载的《西铭》，杨时对书中的观点心存疑问，大胆质疑，他认为《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华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见《杨时集》第400页）。而程颐老师回复杨时说：“《西铭》以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同上）。在此，程颐先师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的观点，并一针见血指出与墨子兼爱的本质区别。正是杨时的学习精神，才推动了儒学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事例不难看出，杨时虽然对自己的老师尊重有加，但是从师学习过程中，通过问疑、释疑，使自己的尊师之德提升到完美人格上。杨时谆谆教导我们：“学者当有所疑，乃能尽德”（《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这应成为我们尊师的座右铭。
杨时重教之举也十分感人肺腑！杨时在宋熙宁九年高中进士第二名，朝廷任命他为汀州司马。由于他当时正随程颢学习儒家理学，为了不中断学业，求取程颢的学问真谛，竟然不顾朝廷催其赴任的三申五令，辞退官职，留在程颢身边继续学习。程颢病故后，他又专程赴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从而学到“二程理学”之精髓，为他南传理学和创建闽学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正是由于杨时的尊师重教良好风范和追求完美的品德涵养，才成就了杨时的南传“二程理学”和开辟闽学的丰功伟绩！（作者杨庆平系鸠上村杨时后裔、企业家）
杨时自幼聪明灵敏。他4岁始读书，8岁能吟诗作文，人称神童。治平四年（1067），15岁的杨时游学于邵武和平书院和“五曲精庐”（今李纲纪念馆）时，就与李纲的父亲李夔（1047-1121）一起潜心研读经史，在当地留有：较大影响。
熙宁六年（1073）,21岁的杨时因礼部考试没有成功，被补为太学生。
回乡后，他就到将乐含云寺等地一边潜心苦读，一边讲学、著书。三年后，杨时终于如愿以偿地在第二轮的考试中一举登科，高中进士，次年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但是，正好生病的他没有随即上任，而是继续在家钻研学问。直至元丰四年（1081）,29岁的杨时完成了《列子解》后才正式走马仕途，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以及浏阳、余杭、萧山县令，最后官至工部侍郎，并获得了“龙图阁直学士”的重要头衔。
走出家门后，一直在外为官、求学的杨时共有三次较长的时间得以重返故里，亲近乡土。一次是他33岁时继母去世而回乡守制三年，一次是他38岁时父亲去世而回乡守制三年，一次是他48岁时因故回家乡居一年，余时基本在外直到77岁才告老返乡，隐居龟山，人称“龟山先生”。“龟山先生”一生精研理学、“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建有筚路蓝缕之功，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著名的理学南传始祖、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著有《杨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
杨时与“延平”的渊源关系，主要集中在他居乡期间，一是少年时的求学之举，二是中老年时的游学传道。
一、少年杨时与南剑州学史载，在杨时出生之前的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曾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兴学活动，要求各地都要建立州（军）学和县学等官学，使天下遍设学校。但是，这一诏令却受到各地的抵制，没有得以积极推行。从江西南城人李觏（1009-1059）所写《袁州州学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政令不行的窘迫状况：“皇帝二十有三年（即仁宗庆历五年，1045），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这段话说的是北宋仁宗庆历五年时，朝廷曾大力兴学，下诏命令全国各州、县都要设立学馆。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他们在奉行诏令时，有的是尽心竭力地仰承着皇帝的旨意，认认真真地去践行；有的则是装装门面，假官借师，胡乱地写一道奉诏文书应付了事，以致有些地方甚至一连几座城邑都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可以说，这样一场所谓的“兴学”活动，其实并没有在全国各地得到积极响应。李觏所了解到江西袁州，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但是，这种普天之下“倡而不和，教尼不行”的悲观的办学形势却在南剑州成了一种例外。当时的南剑州，不仅在福建的八个州（军）中最早创建了州学，而且它的创办时间，比起仁宗下诏开始办学的时间，还要早了整整十九年。对此，民国版《南平县志》刊载的元代翰林学士虞集的《延平路新修宣圣庙学记》，就留下了这样充满自豪的文字记载：“前宋时，州名南剑。天圣乙丑（1025），守臣曹修古始建学于其西山之颠。庆历癸未（1043），天下始皆立学，而是邦之学，先廿年成矣。”这里所说的西山，就是现今南平市剑津中学所在地。而这段文字的描述，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兴办之初并未想着要出名的南剑州州学，竟然不经意间就“独先天下”，不仅成了全国首开州、县学校的光辉典范，而且还在北宋三次兴学（另两次分别为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至徽宗崇宁年间）教育运动中，存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一笔。比如，南剑州州学在创立两年后，即北宋天圣五年（1027），南剑州剑浦人李参就高中进士，成了州学登第的第一人。三年后，南剑州剑浦县南山人吴辅又高中进士，成了州学登第的第二人。此后，从天圣年到建炎初年（1127）重建州学短短一百年间，南剑州就共有一百二十六人考中进士，平均每榜都有七、八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082年登第的南剑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黄裳（南平人），时年38岁。
州、县学校兴办起来后，根据朝廷的办学要求，所有的州、县学子都必须依据庆历教改的规定，在学校学习期满300天后，才可以被推荐去参加应举考试，这有点类似于今天必须拿到高中毕业证才能参加高考的意思。因此，为了拿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用于向上参考的资格学历，当时属于南剑州治下的剑浦（今南平市延平区）、将乐、顺昌、沙县、尤溪等五县学子，自然全要汇聚到南剑州州学，来完成国家规定的主要学业并获取他们参与国家考试的相应凭证。而正是依据这个惯例，15岁就选择前往邵武求学的杨时，不久后还是回到了南剑州州学，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考前准备”，也结下了他与剑浦之间的一段不解之缘。
熙宁五年（1072），完成了“考前准备”的20岁的杨时被地方官推举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第二年，考试成绩下来，杨时因为落选而被补为太学生，只能回乡继续等待三年后再一次参加科考。史料记载，在这漫长的三年备考期内，杨时的身影不时出现在他小时候读书、玩乐的将乐含云寺，以及南剑州州治，修完学业。而早早就从州学毕业出去的吴辅的两个儿子，因为与杨时的年代相近、志趣相投而成了常来常往的知心学友，在剑浦城东藏春峡演绎了一段唱和千古佳话。
二、藏春唱和中的私学团队由于倡学和兴学的力度一直较大，因此学风鼎盛的南剑州除了州学之外，还出现了以书院、精舍为载体的民间私学，大大促进了南剑教育的繁荣和发展。这些私学一般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而来，创建者与主讲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的目的都不是为了适应科举，而是侧重于劝导生徒修养品性、增长才识、引领一方为学风气。在所有南剑私学中，名气最大、做得最好的是城东玉屏山的藏春峡。
藏春峡的创办者吴仪，即州学登第第二人吴辅的次子，他虽深受父亲影响，以学问起家，但却天生不乐仕宦。他秉承了家族“不读则耕，不耕则读”的遗训，在城东玉屏山的峡谷处精心构建别馆书院，卜居论道，“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使得小小的藏春峡，很快就成为当时南剑名人学士和地方官员共同神往的地方，对当时实际人口很少但却学习人数众多的南剑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八闽通志》、《延平府志》、《南平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曾在南剑州州学读书的杨时、陈瓘（1057-1124，沙县人，1079年登第，任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黄裳以及南剑州知州王汝舟（1086-1094，元祐间知州）等都是吴仪的至交好友。他们时常在藏春峡论学讲道、吟诗唱和，留存下颇多吟颂藏春峡的诗文。比如杨时的《藏春峡》：山衡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
不似武陵流水去，残红那得到人间。
由于就学和乡居期间都常来到藏春峡交游唱和，杨时在延平留下的与吴仪有关的诗作除了这首《藏春峡》外，还有陆续写就的《咏归堂》、《老圃亭》、《暗香亭》、《虚心亭》、《容照岩》、《绿阴亭》、《市隐楼》、《桔溪钓台》和《偶咏讽东山不起》等，几乎占据了《南平县志》所收录的杨时涉及延平诗作的全部，足见二者关系着实不一般。
三、求学路上的“立雪”佳话对于杨时留在延平的经典故事，很多人都会想起位于延平区南山镇的“立雪祠”。该祠源自程门立雪的故事，出处有两个，一个是《宋史·杨时传》，说的是：“（杨时与游酢）一日见（程）颐，颐偶瞑坐，（杨）时与游酢（字豸山）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第二个是《二程语录·侯子雅言》，说的是：“游、杨初见伊川（即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这里所列与“程门立雪”有关的两处文字记载，都有门外之雪深一尺的表述，它除了体现文学意境外，主要还是个时间概念，这跟我们常用的“日上三竿”、“两柱香功夫”的表达有点类似，但民间版本在叙述这个典故时，却把这个时间用语演变成了一个关键细节，说是杨、游二人一直站在门外纷纷扬扬的大雪里，直到雪深没膝。这样苦行自虐的描述虽然有了尊师重道的感染力，但却牺牲了历史真实性，经常引起一些不明就里的质问和责难，人们或者说是杨、游二人犯傻作秀，或者说是程颐耍大牌，总之就是让人看了不爽。那么，真实的“程门立雪”究竟又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原来，程颢去世后，元祐八年（1093）五月，杨时又一次北上到洛阳伊川书院求学，师从程颢的弟弟程颐。那时，杨时41岁，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有一天，杨时与学友游酢因为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便一起去老师家请教。他们来到程颐家时，看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磕睡，便不忍惊动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程老先生深受感动，从此更加尽力教授，使杨时可以不负重望载得程门真谛，为其“倡道东南”奠定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对此，朱熹有一副对联盛赞了游、杨二人的理学贡献，称：“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这幅对联的启首二字就是“道南”、“理窟”，这充分说明福建一带早在南宋时就已经成为“道南理窟”了。
四、理学名家的南剑情结由于原本就是南剑州人氏，年少时又在南剑州州治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求学岁月，因此，南剑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这位“闽学鼻祖”的深深足迹，西山、玉屏山、九峰山，只要听有文人在此交游论道，只要自己能够得空而来，勤学好问、不忘旧友的杨时常常都会如期而至。甚至远在千里之外想到这里的事物故知，年暮已近80的杨时还欣然接受当时太守周侯的委托，为至交好友陈瓘祠堂的建成挥笔书就了一篇著名的《南剑州陈谏议祠堂记》，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记住这位从南剑州州学毕业出来的谏议大夫的优秀品质，“使后生晚进，日睹其遗像，宜有向风而兴起者。”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四日，年已83岁的杨时最终怀着对南剑山水的眷念之情归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麓，得宋朝皇帝亲赐“左大中大夫”，“太师、大中大夫”等封号，又谥“文靖”，民间因此而称他为“文靖公”。
南宋末年，杨时的五世后裔开始举家从将乐迁往南剑州，其长子杨迪支系落户杨厝（今延平区太平镇杨厝村），三子杨遹支系落户玉地（今延平区水南街道玉地村），三子杨遹和四子杨适支系部分落户鸠上（今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了却了这位理学大师生前对南剑山水念念不忘的深情夙愿。
明成化元年（1465），为更好地纪念这位理学名家，朝廷开始有部分官员积极上奏，“请命有司於先生故郡立祠，春秋致祭，以表圣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后学景模仰范之心。”得到皇帝批准，并赐祠额为“道南”，直接由礼部下达延平府敕建。该祠选址于城北龙山（今林职校内）山巅，中间主祀杨时，两边以豫章先生罗从彦、延平先生李侗配祀，从此奠定了道南名家、南剑三先生的故里荣宗。
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圣祖玄烨应福建督学沈涵的请求，亲笔撰写“程氏正宗”御赐延平玉地村杨龟山祠。1984年，南平市（县级）博物馆曾将此真迹送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确认为传世真迹。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和杨时后裔为了纪念杨时，专门修建了杨时纪念馆。
可以说，通过对两宋时期南剑历史的仔细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杨时成长、求学乃至其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不论他是上承名师还是下传高足，南剑学风都对这个“闽学鼻祖”起到过难以忽略的引领之功。而更为令人击节称叹的是，他的一而再、再而三且最有建树的续传弟子罗从彦、李侗、朱熹，竟然也都是全部出生于南剑辖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南剑学风的影响者和传承者。直到今天，这个蕴育了南剑学风并诞生了“延平四贤”的闽北山城，仍因“为有宋四先生过化之区，吾道南来，人志蔚起。”其风俗“夙号敦庞。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间，而海滨邹鲁称极盛焉。今虽代远年湮，而入其邑聚，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型仁讲让，先儒之流风遗韵，犹有存者。”（作者徐肖剑系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利华系武夷学院副教授）杨时文化魅力之遐思黄明生观一粟而知沧海。当我们确实清醒和认真对待文物古迹的时候，眼前的这一切仿佛都在向世人述说着宋代理学大师杨时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许多富有意义的主张和那些伤痕的记忆，无不给后人留下无形的鞭策和激励，同时无不让人感受到理学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印迹与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每当阅览到记述杨时那般厚重的文字并被激活“精神末梢”时，就会带着非同寻常的心情，循着理学大师还乡的脚步，走进龟山故里龙湖村，去探寻这位历史名人的芳迹，从而去领悟这位大师一生的智慧和感受他一生的沧桑。
在那北宋末和南宋初期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杨时发出对廉政的呐喊与践行，真是不可多得：“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把端正自身作为根本。如果自身不端正，而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说明了一个置个人功名利禄于度外，政治上、道德上具备了理学家所追求的可以传道的品格。因此，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被召用于朝廷，杨时都以“若使死可以救世，则虽死不足恤”的救世之志关注着社会的兴衰荣辱，为拯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面临败亡的危局。在朝廷为官多年的他，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许是一荣俱荣的结局使然，杨时一家三代有十人荣登进士，但不容置疑的是，名为龟山先生的他到底是传教有方。不同之处，每当子孙荣登科甲，走向仕途时，杨时都要向他们娓娓讲述先祖杨震“廉重四知、拒受金银”的大家风范，反复教育和告诫儿孙，要弘扬先祖留下来的廉政的高风亮节，决不可做辱没杨家门风的丑事，而成为千古罪人，否则，杨氏家族就要将他逐出门庭，交官论处。这种注重教育儿孙不可贪图钱财，力戒玩物丧志，而要寒窗苦读，光宗耀祖，俭以养德的思想和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去积极思考和反省。还有，杨时在浏阳当县令期间，写的五言古诗《县斋书事寄张世贤》，诗中作者将严肃紧张的政坛风貌与幽静舒展的文人意境作了鲜明对比，表明了他超凡脱俗的志趣和虚怀若谷的人生境界，犹如他所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样，既有“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廉明正直的美德，又有爱国恤民的气节。
杨时在选人用人上可以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心有偏系，在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便嬖宠昵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远矣。夫公则明，私则蔽，公天下之善恶而无容心焉，则君子小人之情得矣。”就是说，人君如果心不正而有私欲，就会被小人趁机利用而蒙蔽，分不清人之贤与不贤；他提倡用人唯贤，主张选用居其位知其任且职事精明者，反对用人唯亲和无原则的回避亲情的做法。杨时为此进一步强调，“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记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私意去尽然后才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朝廷只有以公正之心治天下，才能整顿政事，改变世风。
杨时不慕权势，不贪富贵，豁达正直，体察百姓。他认为，有远大志向的男子不应贪恋权势和富贵，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国家建功立业；极力主张法治，认为法治是治人之过，愿法治之舟永远徜徉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港湾，还主张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其中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萌芽。他对君子行为非常推崇，认为君子交友为“心交”，而小人交友只是“形交”，因此，借史评对交友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褒贬分明。《宋史·杨时传》载文，杨时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为官清正，口碑很好：“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杨时身为地方官员，能够同情百姓疾苦，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世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他认为只有“宽则得众”，“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政权才能巩固，表达了一个封建时代清官难能可贵的仁政民本思想。
当我们把杨时学术中传播的洛学思想和他自身的学术阐述摆在中国文化大格局中时，更可看到，其学术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阴阳交替、推己及人、察己知人、直觉体悟、博览泛观、严密分析、整体平衡、辩证求中、经世致用等等，都是杨时学术思想中深刻体现出的杨时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现实意义所在。然而，“婆娑千尺倚岩巅，隐隐虬姿拂远烟。尤喜地灵泉脉润，独愁天阔书阴偏。孤根碍石磐弥固，直杆凌霜老益坚。臃肿不须逢匠伯，散材终得尽天年。”他的这首《岩松》诗与北宋理学家张载庄严宣告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仿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示出人的伦理主体性的崇高与伟大，体现了作为道德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与理学精神价值的灿烂光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尊师重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历代统治阶级都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普遍重视教师的作用，赋予教师以崇高的社会地位，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加以推崇。那么，杨时在历史上浓重演绎的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深刻内涵，使他成为最早将二程理学传入福建，被后人尊称为“闽学鼻祖”的同时，不能不说今天在我们为学、尊师、为官、做人等方面都留下不少有益的启示。
漫步龙湖村，远望山边高耸的老松树，古诗“疾风知劲草，国难见忠臣”就会在脑中回旋；走近并触摸静穆中的“棂星门”，仿佛会看见龟山先生那双深邃的目光，使人知晓什么叫大爱，理解什么叫精神，从此心灵不再寂寞，野草不再疯长。还让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不管出生在何时何地，最重要的是其具有的品质精神、文化内涵和对人类的贡献；无论历史如何变迁，那些能够激励世人的闪耀文化和精气神都将长存不灭。因而，当我们置身并贴近于久远的历史碑林中，我们格外珍视的是如此厚重的文化沉淀，它点亮世人心中明灯的杨时所代表的“爱国爱乡、廉政爱民、尊师重教、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道德风范，并对客家人“明天理、讲良心、说道德”和谐共处的民性有着深远影响的气节，再也不会对那些被世人捕风捉影的东西或如过眼云烟的细枝末节而惋叹与纠缠。
文化是什么？那是民族的凝聚力，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文明与进步、传统与创造于一体的民族凝聚力；“杨时属于谁？”这是留给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关乎学术建设进步与否、社会秩序正常与否、民族文明清朗与否、人类精神辽阔与否的问题。
（作者系明溪县文联文学协会会长、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缅怀先祖杨时的功绩和品格杨松荣杨立荣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要大声的发问：究竟是谁第一个担负南传理学的重任？又是谁第一个开辟闽学先河？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先祖，“二程”理学的嫡传弟子杨时。
杨时（1053-1135）南剑州将乐县人，字中立。晚年告老还乡时定居在将乐县龟山下，世人称其为龟山先生。他是两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我们深切缅怀先祖杨时的功绩，要铭记他对理学南传的巨大贡献；要学习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学习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效仿他尊师重教的崇高品德，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优良品德传承下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建设当今和谐社会服务。
一、理学南传，闽学开辟，功彰千秋杨时是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这个动荡时代的特殊人物，是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和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存亡续绝、继往开来的著名理学家。他不但继承了“二程”理学之精髓，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张“普天下只是一理”，以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并把理称为“太极”。他认为太极是自然之理、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从而在“二程”理论基础上发展了理学，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理学平垫了基础。著名的“理一分殊”观点，就是在程颐答杨时问疑时，在释疑过程中提出的，后朱熹就是在此论点基础上完善，并集理学之大成的。
杨时回到八闽大地后，四方收徒办学，宣传理学，极大促进了闽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据明朝林钿的《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记载：“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其衍中立之心传者，罗仲素也，承仲素之谪传者李愿中也。由罗、李以递传于朱夫子，……譬之河流，杨中立星宿发脉也。”这段话语点明杨时是闽学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深刻说明了杨、罗、李、朱四位同生一郡的四大儒是道统相继、一脉相承的理学大师。正因为延平四贤共创闽学，促进了福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福建以“理学名邦”、“海滨邹鲁”而名扬天下，这也涵盖杨时的功绩。据《宋史·地理五》记载：“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光中进士者已达7600余人，约占宋朝中举总数的25％。清人蒋恒谈及杨时对闽学的贡献时，赞赏之言不绝于口：“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见《八闽理学渊流》）延平四贤以其渊博知识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通过兴学堂、建书院，广纳门生，用私学的方式促进当时闽文化的传播发展，也为后世书院制度的发展和自由讲学风气的倡导，打开先河。从此八闽大地经宋、元、明、清，各县普遍设立书院，于官学之外另辟教育福地，促进了八闽大地的人才培育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杨时先祖独特的“为学之方”、“学成要何用”、“要博通古今文章”、“不为非正义之士”等至理名言，至今乃启迪我们学习要树立明确学习目的性，要掌握学习方法，要为正义真理服务。
二、尊师但不盲从，重教却不教条先祖杨时在尊师重教方面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在北宋熙宁九年，杨时荣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汀州司马。这时期他正随理学大师程颢学习儒家理学，为了不中断学业，求取程颢的学问真谛，他不顾朝廷催其赴任的三申五令，辞去官职，继续留在程颢老师身边学习。杨时毅然放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金榜提名的机遇，可见其求知的欲望何等强烈！在那追名逐利的时代里，一个受封建礼教多年教育的儒生，竟然摆着官不當，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就是现代也少有人可比。
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五月，40多岁的杨时偕游酢北上洛阳拜程颐为师（那时程颢已去世八年），留下了“立雪程门”的千古佳话。那是1093年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日子，杨时与游酢一道去参拜理学大师程颐，不巧程老在厅堂上冥坐午休。为了不影响老师的休息，他们俩一直站立在屋外，直到纷飞的大雪在他们的脚边堆起一尺多厚积雪时，程老方醒，立唤二人进屋。世上尊师者不乏其人，可是尊师到这般程度实属罕见。无怪乎！后人常以此例赞美尊师好学之人。
杨时尊师不同凡响，他尊师但不盲从的学风流传至今。据史书记载，杨时对程颐老师推荐研读张载《西铭》中的观点心存疑问。他能大胆质疑说：“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华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而程老回复杨时说：“《西铭》以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在此，程颐先师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的观点，并一针见血指出与墨子兼爱的本质区别。
这论点正是通过杨时的提疑，程颐老师的排疑、释疑，才有了“理一分殊”这著名观点的出现，从而推动了儒学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一事例中不难看出：杨时固然对自己的老师尊重有加，但是在从师学习过程中，通过提疑、问疑、释疑，使自己的尊师之德提升到更完美的高度上。杨时谆谆教诲我们：“学者当有所疑，乃能尽德。”这句话理应成为我们尊师重教的座右铭。
三、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从1077年，杨时二十五岁授汀州司马算起到1130年七十八岁，共计五十二年的从政生涯。杨时一生担任的官职很多，上至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等京都大官；下至地方的州官县吏。不管是在京都任官，还是在地方为吏，他都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留下千古传颂的政绩和典故。
宋元祐三年（1088）杨时被授虔州司法。他“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显示出杨时执法如山，公正严明作风。
宋绍圣元年（1094），杨时任浏阳县令时，正逢该县旱灾严重。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逃。见此情形，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善役顾钱书》，使当朝能及时拨款赈粮。同时他毅然将官仓里的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给灾民。宋绍圣四年（1097），浏阳县又暴雨成灾，杨时急呈《上州牧书》，向朝廷禀报浏阳县的严重災情，请当朝拨钱、粮赈灾；并请求减负灾民赋庸调税。杨时勤政爱民的行为，遭其上司漕使胡师文嫉恨，逐以“不摧积欠”的罪名上告朝廷，杨时遭罢官。
宋政和二年（1112）杨时复职任萧山县令，萧山县城周边农田易旱易捞、连连受灾、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为改变农田现状，乡民曾多次提出将低田改造成贮水湖，以灌农田的建议，均无人理睬。杨时到任后，能认真听取乡民意见，在调查研究后决定筑坝造湖，造出的湖面积达37000多亩，可灌溉农田146800多亩，受益区域方圆80余里，彻底改变了该地区旱涝无收的困境。这业绩在《萧山县志》中有记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杨时勤政爱民的行为，深受萧山百姓的拥戴。南宋建炎元年（1127），杨时又上疏朝廷请取消茶、盐二法以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由此得以聊生度日。
四、刚正不阿，勇斗奸臣先祖杨时性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宋宣和六年（1124），杨时任迩英殿说书时，闻金兵南侵，他接连两次上书朝廷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主张；并且当廷斥责童贯：“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不为权势，声色俱厉斥责宰相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并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这在奸臣当道的朝廷中敢站出来呼吁，需要何等的勇气！宋靖康元年（1126），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左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时，恰逢金兵围困汴京。杨时坚决反对投降派割地求和的卖国主张，力主抗金，请求朝廷重用抗金名臣李纲。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李纲反遭罢官，从而激起万民义愤。在爱国知识分子陈东等太学生的引导下，一万多民众聚集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皇帝听信蔡京等奸臣的意见，准备派兵镇压。眼看这场血腥屠杀就要发生时，杨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请愿者辩护。他对宋钦宗直谏道：“士民出于忠诚，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见《宋史·杨时本传》）。才使宋钦宗改变镇压旨意，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
杨时在京任迩英殿说书时，实在看不惯奸相蔡京为讨好和迎合昏君赵佶皇帝，与时任苏杭应奉局的朱勐勾结，以建龙德宫为名，令发各地，四处搜刮金银珠宝和奇花异石等；以及与当朝奸臣合谋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的恶劣行径，毅然上疏朝廷曰：“免夫之役，素被海内，西城聚歙，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文，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这种大扫皇帝乐趣，顶撞重臣权吏的做法，可想而知杨时该冒何等风险，该有何等的勇气啊！结果被贬官到边地，扫出京都。
在1126年，金兵进攻太原，太原危在旦夕，拥兵自重的姚古竟坐视不救。
杨时上书朝廷诛杀姚古，援救太原，朝廷仍不采纳。抗金名臣李纲闻此讯作诗赞颂杨时云：“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可见杨时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敬抑。
五、勤俭朴素，家教严谨在南宋建炎四年（1130），杨时看透南宋朝廷丧权辱国的腐败面目，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就以年事已高为由，乞请告老还乡。宋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挂銜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怡养天年。杨时不但坚不接受恩赐，反而奏请宋高宗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此事足见杨时念念不忘家乡人民，时时惦记着八闽人民的疾苦。
杨时荣归故里后，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他时时教育儿孙要“俭以养德”。他立下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
足见杨时虽身居高位，地位显赫，但从不居高自傲，欺凌百姓，而且还时时教育儿孙要善待乡里，不可侵犯他人利益。这种居廟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高尚美德，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爱戴！杨时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要儿孙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好风气，不要迷恋和羡慕权财。杨时家教严谨的作风的确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效仿。
杨时告老还乡后，以著书讲学为事。主要著作有《书義》、《周易解義》、《礼记解義》、《春秋義》、《大学解》、《中庸義》、《论语義》、《孟子義》、《列子解》、《庄子解》等，最重要的是《二程粹言》和《龟山集》。杨时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丰厚的遗产。
山河巨变，时光流淌。它可以冲刷掉历史上许多沧桑人事，但都无法磨灭杨时先祖南传“二程”理学和首开闽学的丰功伟绩；也无法冲淡杨时淡泊名利，追求完美的人格魅力；更不能抹杀他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勇斗奸臣的斗争精神和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他不朽精神和功绩，与日月同辉，同江河共存！“龟山鼻祖，道南启英”这句话正是对杨时先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和完美人格的高度评价。
（作者杨松荣系南平市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立荣系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时人格魅力给予的教育启迪肖胜龙宋时著名理学家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因避友人父讳，改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县北龙池团人。宋熙宁九年（1076）徐锋榜进士，官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他“学传东洛，道倡南闽，群邪冀正，继往开来”，被推崇为“程氏正宗”、“闽儒鼻祖”。他是位在我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是一位学术地位崇高的大贤，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杨时是一位正面历史人物，他兼具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道德）、文章（诗文）“四长”，他的思想、品德，对国家对百姓的态度均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长期坚持不懈，将毕生精力竭诚奉献给理学研究与文教事业的高尚品德与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景仰的。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时至今日，杨时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加强新形势党风廉政教育，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仍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杨时“程门立雪”精神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杨时自幼聪颖好学，有神童美誉，文天祥《赞杨时》：“维我先生，天立作博；七岁能练，八岁能赋……”。少时受学于将乐县治附近的含云寺肖庆真大师及邵武名士之门。熙宁九年（1076）,24岁登进士弟。调汀州司户，以疾不赴任，在家著《列子解》。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受任徐州司法。因闻程颢、程颐兄弟讲孔孟绝学于洛阳，遂弃官不就，偕建安游定夫（游酢）同往颍昌师事程颢，甚得程颢器重，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学成辞归之日，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程颢逝世后，杨时又于元祐八年（1093）偕游酢再度北上洛阳，转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一日，伊川偶瞑而坐，公与定夫侍立不去，及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出门，雪深一尺”。（宋聪《问书册》）。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它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以启迪，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胡锦涛在强调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时，提出在工作中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首先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学习是领导干部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如果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杨时勤学好问，笃志求道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才能坚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谦逊的态度、顽强的毅力抓好学习，既从书本知识中学习，又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学习，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
二、杨时恤民爱民、关心民疾的“民本”思想，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杨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减轻人民负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驱之为善”。他认为“民者邦之本，一失其心，则邦本摇矣”。故一再建议减轻百姓赋税负担。晚年致仕在家，闽北曾连续爆发农民起义，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他对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为民请命，要求执政者“益蜀免常赋”，“查访民隐”，“使一方之民更生”。杨时在任浏阳、余杭、萧山知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宗史·杨时传》）明万历《萧山县志人物传》记载：“政和二年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名宦祠”。
杨时曾进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
杨时恤民爱民，关心民疾，给予我们领导干部的启发，就是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需要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要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了解实情、体察疾苦，获取智慧，获得力量，做到同人民群众心连心需要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下大力气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多办顺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时刻牢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三、杨时忠君爱国，敢于抗佞排奸，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北宋未年正是多事之秋坚持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的一贯态度，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宋徽宗大观元年，杨时任余杭知县时，蔡京“葬母余杭，以曰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蔡京是权倾朝野，干尽了蠹国害民之事的“六贼”之首，杨时以区区县令之卑位，敢与之斗争，充分体现了他正直无畏的胆略和精神。宋钦宗靖康元年，童贯，梁方平，何灌等人贪生怕死，弃军而逃，杨时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上疏乞诛童贯。当蔡京、王王鞴等人强令东南各地搜罗奉献奇花异石、珍宝财物时，杨时敢于上表批评朝庭正因为杨时具有伟岸正直的美德，所以，他敢于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在上疏中敢于针贬时弊，无所畏惧。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执政的宗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气节。
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必须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公私分明。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两袖清风，执政才能执得好。
四、杨时安贫乐道，清正廉明，启迪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藏。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戧。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的《书含云寺示学者》一诗正是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明的真实写照。杨时自24岁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后，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苦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宗高宗建炎四年（1130），杨时78岁上章告老，高宗赐丰厚钱物以养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陈延统《杨文靖公文集序》）。杨时逝世时，“身后肖然，家徒壁立”。（宋朱震《致仕杨公行实》）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不求闻达，安贫乐道。在杨时83年的一生历程中，用了50年的时间来孜孜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功绩卓著，泽被后人。杨时其优秀的品质，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把倡导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作为重要方面。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讲操守，重品行，注意防微杜渐，坚决低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要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明辨是非，克己慎行，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提高文化素养，摆脱低级趣味，决不能沉溺于灯红酒绿，留恶于声色犬马。无论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反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都要树立和保持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作者系将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省杨时文化研究会会员）杨时与罗从彦的师生情杨连跃杨思浩“二程”理学的真传弟子杨时，有幸在63岁时收了已41岁的罗从彦为门生，罗从彦也是何其有幸能拜杨时门下为徒，从而演绎了一段流芳百世的师生情谊，留下了感人的千古佳话。
众所周知，杨时乃北宋南剑州将乐县人，罗从彦乃南剑州剑浦县罗源乡（今延平区罗源村）人。当罗从彦得知当时已颇有名气的理学家杨时被贬至浙江萧山县任县令的消息后，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的身躯，毅然决定徒步千里。历尽千辛万苦赶到萧山县，拜杨时为师。杨时在一次讲授《易乾九四爻》时提到“伊川先生讲解最好”。伊川即程頤老师的尊称。罗从彦为求取学问，竟然变卖自己的家产，凑资专程赴洛阳去拜见程頤，而程頤坦诚告诉他说：“杨时已尽得理学真谛，你大可不必拜我为师。”罗仲素谢曰：“闻之龟山，具足矣。”于是罗告别程老重返萧山县，复拜杨时为师。杨时豁达大度，并无怪罪之意，再收罗从彦为弟子。此后，罗从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对杨时渊博的学识由衷的钦佩，他曾对人说：“不至是，几虚度一生矣！”他庆幸自己拜师杨时门下，否则几乎误了时机，而虚度此生。由于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故甚得杨时好感。此时杨时门下虽弟子甚多，但他特别看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后人朱熹对罗从彦追随杨时闻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足见杨、罗师生之间的你教我学的情谊何等深厚！杨时的循循善诱和过人智慧也深深影响了罗从彦。杨老在教导学生时，不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弟子，他总是引经据典，由浅入深，诱导他们去提问，思考，解惑，然后逐步接受老师的观点。这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为罗从彦继承；罗从彦又言传身教其弟子李侗；李侗正是用了此教法，引导朱熹接受“二程”理学、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从而集理学之大成。
无怪乎，清于辰在《李延平先生祠碑记》中说：“故有龟山不可无豫章，有豫章不可无延平，无延平，是无朱子也。”杨时把“二程”理学传承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承给李侗，李侗又传承给朱熹。成就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延平四贤，首功当属杨时先贤。
杨时与罗从彦之间还顶有天分的。杨时虽然早罗从彦出生22年，然而都在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同年去世的。在传道“时间”上，罗从彦无法与杨时相比，但是在传道“地点”上，罗从彦占绝对优势。因为杨时载道南归时，人不在福建。可以这样说，杨时此时是在“倡导东南”，而倡道八闽的事，是交给其弟子罗从彦去操持的，罗从彦祠堂内一副对联“豫章闽北无双士，道统南来第二家”中可见一斑。
朱熹赞曰：“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高度概括了杨时与罗从彦薪火相传“二程”理学的不朽功绩和志同道合的师生情谊。
（作者杨连跃系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时在延平城张水源杨时（1053-1135），北宋南剑州人，名列“延平四贤”之首。据《弘农杨氏族谱》载，杨时“享寿八十有三，葬于镛州水南证课庙保，属延平将乐县乌石山，莲叶盖龟形，坐南向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的《朱熹与闽学渊源》“后记”也明确说明：“两宋时期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治所即今南平市）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理学家，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史称‘延平四贤’。”杨时出生地是将乐，罗从彦、李侗出生在南平，祖籍新安婺源的朱熹生在尤溪，这些地方北宋初属剑州，后来朝廷认为四川也有“剑州”，为加以区别，就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将南方的同名地改为“南剑州”。可是，四位先贤为啥不叫“南剑四贤”？无从查因，也许因为早在剑州前666年的后晋开运三年（280）“延平”已经诞生，或许还因为从元大德六年（1302）“南剑”地名撤销，“延平”又连续作为“路、府”地名达612年。难怪，明版古籍《广兴记》说：“杨时，延平人。”这里的“延平”，包括历史上“延平府”的相关地域。但本文提及的“延平城”，只是南平中心城市延平区内的几个城市街道管辖区域。
延平城地处双江合流处，东边的建溪，汇集了闽浙赣边界的武夷山、浮盖山等青山流下的绿水；西溪之水，又聚沙溪、富屯溪流域众多的涓涓细流，福建母亲河闽江的三大最主要支流在延平汇聚。于是，“百度百科”将此定格为“闽江零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必定成为府城治所，“闽江源头首府”的延平城，也必定有圣贤群聚。我常在江边漫步，眼前咫尺之间的三座山，分别被学者冠以“文化名山”、“教育名山”、“理学名山”。在杨时研究会向我约稿中，又发现这三座名山，或多或少与“闽学鼻祖”杨时有些关系。
跨过南平玉屏桥左拐百余米，这里就是北宋末年闻名遐迩的文化景观“藏春峡”。藏春峡是宋时南剑人吴仪、吴熙兄弟俩隐居读书的地方。吴仪的父亲吴辅，为中原吴氏入闽始祖吴卓的七世孙，世代避居延平南山，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高中进士，且为官有政声，为人有直声。杨时在延平时，常居玉屏山藏春峡，还尊称闽学先行者的吴辅父子为“先生”，也经常在一起读书，论学。南宋吴一鸣所作的《藏春先生吴仪行传》记载，“先生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而豫章仲素（即罗从彦）在焉。先生重之，荐于龟山，卒传其学。”杨时为吴辅文集作序文，赞其“有高人逸士之志气，故其流风余韵足以遗其子孙而化乡人。”杨时对吴仪、吴熙兄弟隐居不仕，励志力学，很是称赞，谓其“资廪纯粹，清高绝俗”。南剑州守王潮首荐吴氏于朝，他们不应召，杨时也因此有诗“幽人长往不知还，将谓云心遇石根，见说东风桃李好，也随蝴蝶过花园。”吴仪在玉屏山藏春峡中建有一堂，名“咏归堂”，附近建三座圆笠式的亭子：东亭四周种果蔬，名为“老圃亭”；南亭植数株梅，名曰“暗香亭”；北亭种竹数百竿，曰“虚心亭”。另有市隐楼和步云阁等精美别致的建筑。同郡的理学名家杨时，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陈瓘，皇帝钦定状元南平人黄裳及当时的南剑州知州王汝舟等都是至交好友。他们也时常到藏春峡来吟诗唱和，不少吟颂藏春峡诸景的诗歌因此在史志上留存下来。仅杨时在南平玉屏山留下的诗就有数首。如：藏春峡山衔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
不似武陵流出水，残红那得到人间。
藏春峡·咏归堂结庐东山阿，屹然俯全闽。
下有黄龙渊，浮光抱层云。
彼美谷口翁，杖策来往频。
明月自为友，顾影相为邻。
撷芷佩芳兰，不与麋鹿群。
虚堂发辉素，黄卷日相亲。
采薇芼晨羹，弋凫侑清樽。
曝日负岩窦，为童浴溪濆。
微吟曳双屐，踏破青苔纹。
归与自乐只，此意将谁论。
藏春峡·老圃亭昔君居隐鳞，投竿拂珊瑚。
今来寓谷口，结亭事春锄。
亭下十余畦，蔚蔚富嘉蔬。
野果衔朱蕤，蔓实垂青桴。
篱根有蹲鸱，晨炊胜凋胡。
岂惟充君腹，邻里亦厌余。
疏泉动地脉，硗确成膏腴。
谅彼汉阴人，假修匪吾徒。
避俗柴桑翁，不复叹荒芜。
卷怀经纶手，治此一亩居。
知子非隐沦，聊以寓壮图。
人生出处分，礼义安可逾。
虚心亭山横鳌背碧巑屼，亭对浮筠缥缈间。
萧散认为三径侣．只应长共白云閒。
容照岩清时投迹在嵌崟，一穴晴光破晚阴。
刺草未容忘魏阙．故应长有子牟心。
藏春峡对岸是延平“小水门”，玉屏桥一头飞架于昔日“小水门”，伸向古城的“梅山朝旭”处。梅山也称东山，与之对称的是西山，现在被延平山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遮得看不见。可西山之巅的剑津中学（原南平二中）“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碑”告诉大家，这里曾经耸立全国兴办最早的一所州学，并且成为古代教育史的丰碑，说它是“教育名山”也实在。
《延平府志》载：“曹修古建学馆于西山，为诸郡倡。庆历三年（1043）始诏天下修学校，置师儒之官，而延平有学已二十年矣……”。天圣三年（1025）曹修古调任南剑州知州后，始建学馆。南剑州学无论体制、学田的设置，教授的配备都和范仲淹的主张一模一样，实是全国首创。这一行为也是北宋初主张改革的有识之士实施政治理想的一个具体行动。州学创立的第五年（1030），吴辅举进士第，为吴氏入闽的进士第一人，南剑州学登第的南平县第二人。杨时于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调官不赴，往河南拜师程颖，成为“道南第一人”。南平的状元黄裳，建阳的理学先贤游酢都在元丰五年（1082）同年登第。还有杨时的弟子南平人罗从彦，登第前的母校也是南剑州学。杨时、游酢共同谱写了“程门立雪”典故，他们留给后人的故事，口口相传，至今家喻户晓，成为中华儿女尊师重教千年不衰的典范。
南剑州学“独先于天下”，杨时、黄裳等优秀学子又影响一代又一代后人，成就了大批杰出的国学人才，比如公元1226年、1265年，仅南平县就有同登进士者21名、26名。直到元代，南剑州学仍书声朗朗，名声远播，邵武府、汀州府的生员也到此就读。
延城西山仰卧在闽江与西溪汇合处，对岸九峰山高峻挺拔，形势险要，还有“九朵芙蓉”景致，自古是一览延城胜景绝佳处，更以“理学名山”扬名四海。
说到“理学名山”，不能不提及“延平四贤”。翻开《朱熹与闽学渊源》其中的“总序”，可见“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的博学超过了任何前人。
在福建文化史与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了第一位”。（复旦大学蔡尚思）“代序”曰：“没有杨时、罗从彦、李侗，就不会有朱熹，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延平四贤’是追本溯源的工作，是大有必要的”。（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衷尔锯）唐代以来，九峰山相继建有寺院、草堂、亭阁、祠堂等，吸引众多文人墨客聚会论学，两宋的杨、罗、李、朱四位理学大师在此讲（求）学、讲道、游憩，赞美九峰山为“九叠翠屏”。他们饮用的一泓泉水，命名为“育德泉”。延平民间故事还相传他们曾经游息在九峰山“白猿洞”中。现在九峰山第四峰有导引石刻：“四贤延平兴闽学。”笔者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游客登山揽胜时，也常常步入新建的“万福精舍”里的“四贤堂”怀古。
宋嘉定十五年（1222），南剑州知州陈宓在九峰山昔日“延平四贤”讲学处建起书院，并祀杨、罗、李、朱等先贤。宋端平元年（1234），宋理宗赐额“延平书院”。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鼎力支持的官办书院，从此结束了福建书院单纯私家创建的历史。延平书院历宋、元、明、清，四方名士云集，远在明朝文人陈山的《前题》诗中，就把延平四贤与九峰山的深深渊源，以及师脉相承关系表达得精辟透彻，诗中写道：“九峰横翠映高楼，吟倚西风最上头。师友渊源承道统，江山诗洒总儒流……”明成化元年（1465），朝廷敕在延平龙山建“道南祠”，供百姓纪念杨时。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9），延平府的紫云岗上建起了“道南书院”，这也是现在南平第一中学的前身。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圣祖康熙帝允督学臣沈函请，御赐书祠额曰“程氏正宗”，并遣官员先传至府城。延平府南平县罗源里玉地（现延平区水南街道玉地村）的这一支杨氏，属杨时五世后裔，在南宋末年从南剑州将乐迁至，初建的杨龟山祠堂在叶地竹林前。清初，又改建于玉地对面傍林处现址。
杨时后裔多，翻过玉地山那头的南平龟源（今夏道镇鸠上村）道南祠的，将乐县杨时祖祠的，都希望获得圣书，玉地距延平府城仅13公里，“近水楼台先得月”，圣祖御书就这样被该祠迎回珍藏。
我第一次去水南街道玉地是在本世纪初，同行的南平博物馆专家说，这御书是传世真迹。1984年，该馆派人将其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确认过。
我也亲眼看见杨氏族长等几位共同保管人，从一支特制铁管中，轻轻取出康熙皇帝亲笔的“程氏正宗”，真迹楷书于长198厘米、宽76厘米碎金纹饰宣纸上，正上方盖有红色的“康熙御笔之宝”篆体字的图章。玉地龟山祠堂是文物保护单位，大堂供祀“文靖龟山先生神位”，上边是“程氏正宗”，左、右为“程门立雪”、“理学渊源”匾额和“延平四贤”画像，石柱刻历代名人对联，如“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汉廷清节高千古，宋代儒宗冠四贤”等，左厢房为“龟山文物室”，大堂左右是“仁、义、礼、智”四大房纪念堂。
走在昔日南剑州治所沿江路上，一眼眺三山，延平城区新建的“剑州大桥”更是夺人眼目。伫立在悬挂着“理学名邦”匾额的“双溪楼”下，我还企盼着，历史上辉煌的青史长存的“延平书院”、“藏春峡”得以物化复建，早日重现在中国著名大川闽江起点的大地上。
（作者系南平市郑成功研究会会长）杨时与延平杨学礼宋代，南平为南剑州府所在地，将乐县和南平县同属南剑州管辖。杨时，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生于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是闻名海内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他理学南传的实践活动，与延平这个地方息息相关。可以说，延平是杨时理学南传的重要之地。本文就这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杨时承洛启闽与延平密不可分杨时把河南程颢、程颐的洛学承传入闽，经过罗从彦、李侗两代弟子，传到朱熹，集大成而创立闽学，而罗、李两人皆是在延平出生的。罗从彦、字仲素，少时曾从师南平的吴仪。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罗从彦到将乐县含云山读书楼从师杨时。初学三日，罗从彦就惊汗浃背，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后经杨时推荐，罗从彦赴洛阳从学程颐一段时间后，感到杨时之学是“程氏正宗”，于是北宋政和元年（1111）夏，又回到当时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敦宗院宗子博士的杨时身边受学。次年，杨时赴萧山任知县，罗从彦从延平徒步前往萧山县第三次从学杨时。杨时十分喜欢这位弟子，曾说：“惟从彦可与言道。”罗从彦“尽心力以事龟山，枢衣侍席二十余载，尽得不传之秘。”此后，从彦著有《春秋解》、《语孟师说》、《中庸说》、《圣宗尊尧录》、《二程及龟山语录》、《诗解》等书，并先后在莲城（今连城县）冠豸山等地讲学，传播“二程”和杨时的理学，培育了李侗等一批弟子。南宋绍兴元年（1131），从彦登特科进士，赴博罗县（今属广东省）任主薄，绍兴四年（1134）十月返乡途中遭遇强盗，死于汀州武平县（今属龙岩市）。从罗从彦的生平可知，他是杨时的得意门生，也是杨时传道东南的接力棒者。
李侗，字愿中，延平人。他祖父李纁，父亲李洫，皆为儒学者。李侗二十四岁时，听说罗从彦得“二程”洛学和杨时理学，以《求学书》拜从彦为师。在从学期间，他听罗从彦授《中庸》、《论语》、《孟子》、《大学》四书，体验“静坐体认”观。罗从彦多次称赞他“好学上进，悟道精深。”此后，他隐居山村40余年，收徒传授杨时、罗从彦承传的河南“二程”洛学，其中朱熹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曾说其老师：“侗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克养完粹，无复圭解，精纯之气达于面目，气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谨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时恂恂，于事若无其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李侗著有《延平问答》及语录，学者尊称他为“延平先生”。
从罗从彦、李侗的简史可知，杨时把河南洛阳“二程”洛学和自己的理学思想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把“二程”洛学和杨时及罗本人的理学思想传给李侗，李侗再把“二程”洛学和南剑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先生的理学思想传给朱熹，朱熹集大成创立了闽学。也就是说，朱熹闽学的创立，源自南剑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先生丰富和发展了的“二程”洛学。没有南剑杨、罗、李三先生，就不可能有朱熹创立的闽学。南宋晚期至清朝，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正统地位，其原委脉络皆出自河南“二程”和南剑四先生（杨、罗、李、朱）。因此，从这个意义说，宋代中国儒学文化的重心南移地在南剑，延平是中国理学的源出地之一。
二、延平是杨时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杨时与延平的吴仪等以道交友，在延平学者中颇有影响。吴仪，字国华，号番律，与杨时年轻时就开始交往，切磋经学。北宋元祐元年（1086），杨时在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为继母守孝期间，写信给吴仪，就废王安石新学谈自己的看法。此后，杨时二次回信吴仪，阐明王安石新学的危害。崇宁五年（1106）九月，杨时作诗《送富朝奉还阙》寄吴仪。北宋元符三年下半年，杨时曾到南平作暂短讲学，并到吴仪家拜访，作《藏春峡》诗六首赠吴仪。大观元年（1107）吴仪病逝，杨时撰《吴国华墓志铭》，文中赞吴仪：“自少笃志强学，老益不懈，六经·百氏之书，盖无所不究，穷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于诗、易，皆有成说。晚益玩心于象数，音律之文，自为一家。”杨时死后，延平成了杨时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宋嘉定二年（1209），南剑州守备陈宓在九峰山麓首建延平书院，聘名儒蔡念为院长，传播南剑理学四贤之学。名儒真德秀曾在此讲学。端平元年（1234），州守请理宗皇帝赵昀赐御笔“延平书院”匾额。后改建为祠堂，祭祀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廖德明、黄干等“十贤”。明弘治五年（1492），在南平县旧署右侧建有延平道南书院。据明嘉靖《延平府志》载，此院占地“广丈十有一，长十有七，前为三门，后为厅事，中为堂，最后为燕息之所。前后各六楹，并翼以西厢通，环以周垣。经始于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则是岁之秋八月也。”后几经修葺、重建，民国时期改为福建省第四中学。另一座延平道南书院在延平城北山麓，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延平知府事欧阳铎主建。明嘉靖年间（1522-1566），延平知府事沈鎜重建，清代毁。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延平府知事范来贤在南平县学旧址建四贤书院，作为生员切磋理学之所，并祭奉杨、罗、李、朱四贤画像。明代，在延平东侧还建有六贤书院，祭祀杨、罗、李、朱、廖刚（顺昌人）、廖德明，清代改为双峰书院。这些史实说明，杨时在延平是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杨时文化对延平的影响很大。今天，我们探讨杨时文化，不能不探讨它对延平的影响，这就是笔者撰此文抛砖引玉的目的。
（作者系将乐县弘农杨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杨时与南平两座山的渊源杨思浩杨邦盛“山衔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不似武陵流出水，残红那得到人间。”这首充满深情的《藏春峡》诗，作者为闽学鼻祖杨时，它把我们的思绪引到了北宋时期南剑州的州府所在地延平——南剑州早在公元1025年就在该州太守曹修古亲自操持下，在延平城里的西山（即今南平市剑津中学现址）之颠，办起了州学，这比宋仁宗下诏令各州县办学堂早了19年。杨时年轻时，就徒步由将乐来到延平上州学。在延平求学期间，常住在玉屏山藏春峡吴氏别馆里。与杨时交往甚密的除吴仪、吴熙堂兄弟外，还有黄裳（元丰五年状元），以及廖刚（少年时期曾拜杨时为师）和罗荐可（后成为著名抗金名士）。
吴仪是进士吴辅之子。虽崇拜尊重其父的真才实学，但却厌恶仕途之路。
吴仪与其堂弟吴熙在藏春峡设别馆，办学聚友传道。慕名到此求学者络绎不绝，还吸引了地方名人学士和府衙官员相聚，泡茶饮酒，吟诗作画，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把小小的藏春峡闹腾得沸沸扬扬的。从藏春峡走出的文人，上进成才，如杨时、黄裳、陈瓘等多成为国之栋梁。
玉屏山的一草一木，都勾起这群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杨时留下好几首赞美玉屏山的诗，他在《藏春峡·咏归堂》诗云：“结庐东山阿，屹然俯全闽。
下有黄龙渊，浮光抱层云。……微吟曳双屐，踏破青苔绞。归于自乐只，此意将谁论。”诗中把诗朋学友激情欢聚，全身心融入大自然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
漫步在玉屏山间小道，望着葱绿的青菜，还有那篱笆根下蹲坐的鸱，偶遇的砍柴老翁，都能勾起杨时的“人生出处分，礼义安可逾”（《藏春峡·老圃亭》）的感慨。诗言志，歌咏情。杨时在玉屏山留下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十分眷恋培育他成长的延平这片山水沃土，珍惜与他朝夕相处的师长、学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无怪乎他应吴仪之请，欣然为其父吴辅《文集》作序，称赞吴辅“有高人逸士之志气，故其流风余韵足以道其子孙而化乡人。”杨时对吴仪俩兄弟隐居山林，勉力办学之举更是赞誉有加，称其“资廪纯粹，清高绝俗”。特意赠诗一首：“幽人长往不知还，将谓云心遇石根。见说东风桃李好，也随蝴蝶过花园。”我们寻觅杨时先贤在玉屏山留下的历史足迹，也忘不了他在九峰山活动的轨迹。九峰山也是一座著名的理学名山。记载杨时在九峰山活动的史料仅只言片语，但后人却留下浓重一笔。明人陈山在《前提》诗中，就把延平四贤与九峰山的文化渊源，以及他们之间师脉相承的关系，概括得很精彩：“九峰横翠映高楼，吟倚西风最上头。师友渊源承道统，江山诗酒总儒流。双溪波浪冲闽越，万丈龙光射斗牛。诣极探元人不见，夕阳芳草不胜愁。”（作者杨邦盛系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党支部书记）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思浩与南平市剑津中学原校长林天雄在宋碑亭前合影杨时后裔的文化守望程楷宋名儒杨时为“延平四贤”之一，南平县志《儒林传》载：“杨时子五，迪、迥、通、适、造，俱登进士……诸孙登科第者数十人，支裔昔有迁往南邑城乡，族属数百家，代有举报，祠孙奉祀。”生活在延平城乡的杨时后裔，数百年传承“宜守清白纯史”，不事张扬，如今依然坚持着传统文化的守望——古祠堂贴满科举喜报“南邑”即延平府地。世代族居在延平的杨时后裔，有近郊玉地、夏道镇鸠上、太平镇杨厝三村，人口数千。三村均有杨氏宗祠，其中杨厝村位于上洋的杨氏宗祠，据介绍建于晚明时期，历数百载古韵犹存。祠堂背靠青山面向山垅，祠后茂林修竹，两侧辟有田亩可耕。这是一座类似古代民居式祠堂，正门悬挂天兰底色行楷凸雕“杨氏宗祠”漆木框匾。厅中祠龛与厅壁连在一起，木雕装饰考究，流线形垂幔龛额，悬匾“四知堂”。楹联都用红纸书写，纸虽褪色，联句可读：“感春露而怀秋霜济济人文垂万世；序左昭而分右穆绵绵瓜瓞于千载。”春露秋霜、左昭右穆，记录了春秋祭祖的习俗。门坎前砌石围成半月形“天井”，两边各有方井为“目”，下开方塘一口，或为“寒泉”荷池，依旧碧水盈盈。
这座古祠堂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极为丰富：木构十楹横排为一直，从外观看大门左右各有“四间”，四扇墙壁装饰各不相同，两扇为木格长方花窗，两扇为上泥下木间以圆或方窗，具有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特征，祠宇基本保存完好；祠后为杨氏祖茔地，茔、祠紧连别地罕见；特别是祠厅内左右板壁贴满大张小幅祝贺科考举士考中的“举报”（捷报）。因壁不够用多有复盖重贴，字迹斑驳仍可辨认：“县学乡试公报”、“府学岁试公报”、“直隶州州同遇缺即用荣任高陞捷报”……杨氏宗祠，见证了子孙登第连捷的喜庆，保存了封建社会延续千多年科举制度留给理学名邦一个小山村的难忘记忆，也以它独特的表达方式，记载了世居杨厝自然村的杨时裔孙曾经拥有的历史辉煌。
小山村珍藏康熙御书延平近郊玉地村也是杨时后裔世代族居地之一。村中原有杨龟山祠堂始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该祠堂仿照圣祠式样，六栟五直，有庑及前厅，后因火灾祠内文物尽毁。近年杨氏宗亲集资重建，单层三厅四围山墙。主厅五楹均为圆或方形石柱，厅前悬“杨龟山祠”匾额，祠厅供杨时及夫人神主牌，上悬“程氏正宗”匾；左右两厅各悬“清白流风”、“孔颜正统”匾。柱联有“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累世公卿汉代忠贞名宦；传家理学宋朝统绪大儒。”等，每副联对均与杨氏源流及“程氏正宗”有关。
“程氏正宗”御书是清朝康熙玄烨皇帝对杨时、游酢“立雪程门”继而理学南传，经罗从彦、李侗再传，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褒扬墨宝。时距“立雪程门”已有六百余年，理学成为正统也有几百载。鉴于理学名邦有识之士的呈请，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允督学宦沈涵请御书“程氏正宗”祠额，赐给杨时后裔族居地玉地杨龟山祠堂。（后复制传于将乐等杨氏宗祠）。
真迹楷书于碎金宣纸上，正上方钤篆体红泥方玺“康熙御笔之宝”。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确认是传世真迹。杨时为延平四贤之首，五子中有长子杨迪、三子杨遹、四子杨适后裔早年移居延平，开枝散叶，代有俊彦。可能是他们参与了呈请，加之延平是府地，所以清康熙帝“程氏正宗”真迹至今珍藏在延平区玉地村的杨龟山祠堂就顺理成章了。
学术会共商文化传承延平杨时文化研究会，近年延请当地研究宋明理学专家学者参与，在搜集整理相关史料的同时，借鉴其它文化研究会经验，诚邀市内外学者参与杨时文化研究。据了解，不到半年时间里，收到征约稿60多篇。在去年11月25日召开的延平首届杨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9篇，延平学者研究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引起与会来宾、专家关注。这次学术研讨会，不仅有来自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武夷文化研究院等南平当地的学者，应邀参会的还有来自三明将乐、明溪的杨时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宗亲。延平、将乐、明溪三区、县跨地域宗亲学者欢聚一堂，共商文化传承，突破了一地一县各自开展研究的局限，拓展了杨时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传统文化传承任重道远。“清白世第，理学传家”的杨时后裔，继承尊祖敬宗传统，认为保护一座古祠堂、珍藏一卷御书、重修一部谱牒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挖掘、整理、研究杨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杨时文化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杨时文化研究》，目前已定稿的有《杨时“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杨时易学思想研探》、《南剑学风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杨时年谱失误考述》、《杨时研究评述》等一批有关杨时哲学、教育、文化、生平和文献研究新成果。
杨时长子杨迪后裔族居地——杨厝村王金娇杨作坤驱车沿着316国道行至距南平市区29公里处，远远就能看到耸立在村口高大的牌坊。雕龙画凤的牌坊上“杨厝村”三字格外显眼，两旁的石柱上一副对联赫然醒目，上联是“理学渊源载道文章三尺雪”；下联是“传家清白浩然正气四知风”。虽未进村，杨时先祖的丰厚文化遗风已习习而至。这是一个与玉地村齐名，同是杨时后代繁衍生长的村落。可想而知，这里一定留下闽学鼻祖杨时深深的历史印迹，一定流传着杨时后代建功立业感天动地的传说。
根据我们村杨氏族谱记载：杨厝村是先祖杨时长子杨迪的后代福、寿二公于1231年由福建侯官迁到现在的杨厝洋坑兰，为其父南公寻墓地而到此，并厚葬了南公公婆二人。福、寿二公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并于1247年福公选择在杨厝湄洋丹连坑桥（即现在的杨厝村址）开基建房，定居创业，而寿公则到西后开基。福公生三子：长子名怀宝，次子名怀珠，三子名怀玉。福公率三个儿子又合力同迁大弯，架造大厝开基，增建大厝九十九间，算起来至今已有765年了。到元至大二年（1309年），我们村发达至巅峰。村里中举人进士者有数十人之多。在我们《杨氏宗祠》的“四知堂”的墙上看到贴满蕃司掛牌的捷报和院巡风报，以及抚院门报和巡抚茶房报等捷报上，会让你们深深体味到我们杨厝村崇文重教之遗风的浓厚氛围。更不必说至今还耸立在村里的高大石砌武举旗杆、座落在祖屋门前的狮子石座、横挂在祖屋檐上的钦赐牌匾，无不显示出我们杨家先祖的显赫身世和丰功伟绩。
走出村居房舍，我们漫步来到重建于公元1665年的杨氏祠堂，只见一塘二井颇为壮观，门前一副对联，上联“斯文上续三千载”，下联“吾道南来第一家”，古人颂扬杨时先祖的对联历历在目。据族谱载，杨氏祠堂是奉旨勅建的。当事人是第十八代祖政公之孙国瑛公，又名肇基，学名应远。其自幼好学，博览古今。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蒙提督学政沈涵宗师岁试，进取延平府廪生，补增连捷三次。后操芹摘桂，钦加五品衔，往京城会试不就。于是奏请皇旨：开基龙窟，明皇准奏。国瑛公奉旨勅建聖祠，祠内供奉先祖杨时肖像，故称龟山宗祠。祠边又建书院，名曰“南来书院”。院旁修建了八角楼亭，楼边有七境，称曰：凌霄台、凤冠石、龙窟石、一局拱、七贤林、源头活水，南来石。楼中供有皇旨铁扇。皇帝准以春秋祭亨，无论文官坐轿，武官骑马到此皆得落轿下马，行拜见礼。可谓当时我们杨家先祖的威严和尊贵。
现在，从杨厝村迁到太平镇西后村、九坛村、岳溪村、葫芦山村、太平村、曾厝村以及夏道镇鸠上村，还有建瓯市、连江县等地的后裔还真不少，但至今留在杨厝村的杨时后裔还有1600多人。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散居外地的杨氏子孙，都会从四面八方回到这里祭拜先祖，缅怀先祖养育之恩，追忆先祖的教诲。
走出杨氏祠堂，望着古朴的山庄木屋和一片片葱绿的稻田，回想我们杨家先祖在杨厝艰苦创业的经历，不禁吟诵起杨时的七言绝句《书怀》：“敞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
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杨时虽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和宽以待人的良好风范。正由于先祖们的言传身教，才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象杨国瑛、杨学思、杨文维等爱国爱民、勤奋学习的杰出人才。我们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习杨时和我们开基先祖们的高尚品德，建设一个和谐文明、进步向上的新农村，让我们杨时后裔子孙们共同富裕起来。
（作者王金娇系杨厝村党支部书记；杨作坤系杨厝村村委会主任）访杨厝品味儒家文化罗小平延平区的水南、夏道、太平、炉下属宋代南剑州城南，是理学文化名区，因为这里有许多“延平四贤”的遗迹，其中之一是闽学鼻祖杨时后裔散居在多个村落。2013年1月31日上午，应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的邀请，与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思浩、副会长杨俊通，以及市、区文史工作者等一行8人考察了文化厚重的延平区太平镇杨厝村。
杨厝村距延城28公里的闽江岸边，316国道边一座牌坊立于岔口，杨厝村以这种标志昭示这里深厚的理学文化。牌坊重檐式，四根黑色大理石方柱分别刻着两副楹联：“理学渊源载道文章三尺雪，传家清白浩然正气四知风”、“立德立言华卷文章昭四海，济时济务魁述作著立千秋”，道出了道南学派的渊源和后裔以理学传家的家风。
陪同我们考察的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俊通是杨时第34代孙，也是杨厝村的老干部，曾先后任村书记达18年。杨厝的杨氏开基祖是杨时长子杨迪的后裔。杨迪生子杨云，云生杨应，应生南公，南公生杨福，明代迁徙杨厝，至今繁衍到第38代，400多户、1600多人。交谈中，杨俊通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叫“儒岭”（现更名为儒罗）的地名，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那个村子是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出现在键盘中的一个地名。我们知道，儒岭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出生地，罗从彦出生时哭啼不止，才卜居于罗源里。看来理学家不仅学统相因，而且心有灵犀，历史就这么巧合，20多年后罗从彦成了杨时门下唯一一个被朱熹称誉为“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的弟子。只可惜，据说这个村子因地质灾害已整体搬迁，让蓄积良久一睹儒岭风采的愿景瞬间成了泡影。
简单座谈之后，杨氏和村干部带我们参观杨厝的古迹。汽车沿着溪畔东行，一座廊桥进入眼帘。此桥始建于宋代，清道光九年（1829）重建，1998年2月又重建。桥长25.8米，宽5米，48柱。桥貌聿新、流檐飞脊，大小横梁铺满诗句，或引人观蝶，或引人听泉，或引人闻香，或引人品诗，或引人遐思……难怪重建时“乡民协力，集腋成裘”。（桥亭《太平桥简介》）桥头有小路通往观音山。山中有观音阁，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建，清康熙十七年（1678）、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2009年6月再次重修，历时一年六个月。观音阁与众不同之处是左侧的孔圣庙，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的孔圣庙，但庙中所祀与炉下的孔圣庙不同。炉下孔圣庙以李侗、朱熹为配，这里配祀却是闽台共奉的李三娘、陈靖姑、林九娘、财神和福德正神。
不过，按规制进入孔庙的只有先贤先儒两类人物，民间神祗不能进孔庙。炉下孔圣庙之所以有李侗、朱熹，是因为此二人皆入祀孔庙，杨厝将民间神祗与孔子并列一庙显然有违规制。不仅如此，孔圣庙内的红纸楹联更让人啼笑皆非，“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临者令也能令普天之下人人道奶，水者绥也抚绥率土之滨个个呼娘”。前者为至圣先师，典籍人物，其学为国学；后者为人变之神，民间传说，其俗为民间信仰，二者何以能够并“说”？观音山所以建孔圣庙，是因为旧时这里设过学堂。重建的观音阁前有文斋楼一座，楹联有“层楼环翠旷望出尘，书声梵唱嘹亮天半”。旧时，许多村庄在寺庙、祠堂设学堂，作为历史无可厚非，更何况庙祝也告知人们在拜观音时不能忘记儒家文化。观音阁外棚庑间悬挂四幅礼义孝道的故事和诠释儒家名言的方框：如《王裒闻雷泣墓》、“以德报怨”（《论语宪问》）、“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缓”（清李毓秀《弟子规》）、“亲所喜物应取之，亲所厌物应弃之”。（同上）请诸君勿见此就刀斧相加、大张挞伐，因为古人对义理的理解比今人透彻得多，早就知道对圣贤言语也须“辨证”、“扬弃”。
比如理学家李侗，在对待父母呼与命的问题上就没有死守教条，而是从自身做起给子孙一个宽松的环境。朱熹说李侗“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三《罗氏门人》，第2601页，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只注书名）古人对利欲观也阐述得很明白，孔子就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道南学派的罗从彦也知道“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罗从彦《遵尧录》，《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更不是禁欲主义，他的利欲观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第224页）、“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熹、吕祖谦《近思录》卷五《改过迁善，克已复礼》，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只注书名），提醒人们要正解对待利欲。不仅如此，朱熹还告诉人们要把握取舍关：“言君子为仁，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顷，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后存养之功密；存养之功密，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二，第14页，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中华书店1985年。以下只注篇名）因此，上述所言晚辈对待长辈喜厌之物取舍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体现的是儒家的孝道观，无须担心因此会误入歧途。
雨露滋润万物，文化滋养人事。在这里生息繁衍600多年的杨氏，如何在开辟草莱中，继承祖先遗德是此行关注的话题。离开孔圣庙，调转车头穿过村部前洋，一个小山坡和几个弯道过后，一个秀美的小村庄嵌镶在田野。杨氏告知，此村叫后洋，是杨氏最早在杨厝落居的地方。抬眼望去，山色滴翠，光和景明，房屋隔田相望，鸡犬相闻，颇有些“色静深松里”、“孤村几户炊”的景致。
汽车停在机耕路旁，南面而望，风水林下掩映祠堂，坐南朝北。门前菜圃数畦，秀水一池。据说，池塘原本是村民的一口鱼塘，方方正正，因为废弃，正好成了半亩方塘的心仪佳胜。
祠堂建筑别具一格，硬山式屋构，装饰简洁，正脊两端燕脊飞翘，斜脊不露屋檐。大门两侧长形窗、方窗、圆窗数扇，如人之眼目。因为木构建筑，木骨泥墙，乌柱黑瓦，平凡如常，若施之彩绘，并不逊色台湾的祠堂。祠堂的另一特色是门前的布局：门外砌石一米多高、半圆平台，弧形石墙墙面覆以石板，彰显主人之尊。更为奇特的是，门外左右各有一口方井，水面青萍浮绿；井中嵌以石板。杨氏告知，此井称“蟹眼”，功能为取水之用。其实“蟹眼”为风水学用语，指合襟干流。唐宋时期，在闽北斗茶的文人墨客将初沸茶水中的小汽泡称为“蟹眼”。《辞源》：“初滚为蟹眼，泡渐大为鱼眼。”苏轼有“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试院煎茶》）看来这家杨氏对这方地理风水有过一番斟酌：背负青山，有水滋养，极目可望，一派风光。
祠外瞻山前，祠内闻书香。步入祠堂，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杨氏以“四知堂”为堂号，把文化看成是子孙繁衍不可或缺的滋养，“感春露而怀秋霜济济人文垂万世，序左昭而分右穆绵绵瓜瓞于千载”、“春祀秋尝遵万古圣贤之遗泽，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之源渊”、“祖德难酬兄友弟恭一堂口气，孝思不匮子孝孙贤万世相承”，是杨时后裔的精神支撑。在理学家眼里，人之气有两种：“从血肉身中出来者，为血气之气”，“从义理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气”。（《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孟子二》，第1243页）而浩然之气需“知言养气”，“义理昭然，则浩然之气自生”。（同上，第1241页）祠堂内的一幅幅柱联是浩然之气的精神养份，杨时子孙不敢忘怀。
祠堂内乌黑的木柱和墙壁说明这里原本是一座家祠，主人即最早入居杨厝的开基祖南公，是杨时第5代孙。清末民初，子孙迁居异地，家祠成了宗祠。
墙壁上近百张进学“捷报”，杨靖、杨韦、杨照、杨鸿、杨国祯等一串串芳名是杨氏“理学世家”的明证。这些捷报多已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其中右侧神龛下是录取学府中最高级别的一张：“贵府老爷……旨恩准以国子监太学生口籍肄业，口即口赴北闱乡试，口中三元”，落款为“县学经路公报”。想当年他们的聚居地锣鼓喧天，何等热闹！何等荣耀！参观杨氏宗祠之后，我们一行回到村部所在地前洋参观古民居。前洋一溪两岸，南岸是新开发的新村，北岸是旧村。跨过10多米的石拱小桥，端现眼前的是一幢老宅。老宅二进庭院式，大门外围以短墙，正面临溪，饰之以脊。西面门楼，“门对青山千口口，户外绿水永长流”的门联，蕴含着主人对美好家园的向往。
步入大厅，眼前是一方“寿指庄椿”横匾。“庄椿”为祝人长寿之词。这家主人是杨时第33代裔孙杨昌亨，今年93岁高龄。“寿指庄椿”是他的祖先杨文维（号鸿项）60岁寿诞时亲友欧口口所赠匾额，从匾中读取的信息可知其举人出身，官居泉州府训导。神龛横梁的“立雪”和柱间楹联让人们对这户杨氏的身份深信不疑：“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告诉子孙要修身立志，读圣贤书；“修其孝悌忠信，以为黼黻文章”，告诉子孙要知行合一，重视践履；“忠孝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世裕孙谋”，告诉子孙诗书是兴家旺族的精神财富，要继承先人的遗德、功业……这些楹联寓意深刻、志存高远、意味无穷。
小巷幽深，文蕴深厚，悠然于曲折的巷闾间，或是古宅建筑的生动，或是遗德事迹的激昂。心潮未息，又风生波兴，随着杨氏的脚步匆匆跨入122号人家。宅虽无华，既无彩绘之美，亦无雕刻之姿，但农家小院让人流连。和煦阳光洒满天井，晖映群山的妩媚。正屋与厢房三层，红窗蓝栅，映带几分景致；拐角处，小梯连接，弯弯几许，更衬出几分雅致。这家杨氏的祖先是杨时第29代孙杨仕铎（字贞施，号鸿恩），他留给后人的名声是行伍事迹，所以正堂悬“武魁”匾，足见杨时子孙人才辈出。有此名头之人物，志书当会给他留下一笔，或纵横西域，或血染海疆……这位杨氏还以“龟山启裔善积厚流先口口口口口口口，渚水肇基卜凤毛麟迹千百年赖此指谋”与子孙共勉，让人生出几分敬意。虽然楹联字迹不清，但理学家的后人有义理的基因，或许可能是一个像湘军理学家、军事家罗泽南似的人物。
朱熹有言：“然仁，理也；人，物也。（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十四，第112页）又说：“人之有形有色。”（同上，第108页）物也如此，无文化之物只能满足功用，如筑屋以居、砌灶以炊、造舟以乘，有文化之物则给人增添底蕴、增添华彩。杨厝古民居一幢连着一幢，几步之外，眼前是一幢波浪起伏马头墙的古居民。这家主人杨俊天与杨俊通同辈，也是杨时第34代孙。
杨俊天的祖先中有一位杨时第32代孙杨斯瑞，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大门的装饰和屋内的文化元素证实这位贤达的身份：宽大石板的石门，两侧门壁饰以小狮，活龙活现。门楼下，木雕雀替，蛟龙含珠；瓜柱垂花，雕刻精美。
木门上的“文经”、“武纬”，衬出这户人家的儒学家风。走进大门，眼前所见是主人难以揣测的城府：神龛下方短梁各有一幅精美的太极图，而太极图左右各饰两个圆形的八卦图，圆图之间或人物，或花草，说明这位杨氏对易学原理颇有研究，抑或有过研究成果。当然，主人优游易学的同时没有忘记儒家的耕读思想，“勤和俭二字传家，耕与读两般教子”，是这家主人持守的核心思想；“遵司马之遗训积金积玉无如积德攸久，凛张公之家教学诗学礼还要学忍为高”，是这家主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更有甚者，主人还把诸葛武侯《出师表》、王羲之《兰亭集序》、木兰女《代父从征》、王勃《滕王阁赋》四篇佳作用木框悬挂墙面，表明主人既有心系国家的情怀，又有不甘虚度岁月积极进取的意向，还有文学诗赋的喜好。大学生才念得上的经典之作，出现在农家小院厅堂里，足见这户杨氏人家的涵养相当深厚。若有髫童摇头晃脑朗读，可谓杨厝一大奇观。
拐出一道巷口，远远望去，两根石柱耸立屋前，有人告知，这也是历史上一户举人之家。趋步观察，柱为六边形，高10多米，上敛下宽。柱的顶端为胡芦形，一方形小平台扣于柱间。底部左右两块高约1米、宽约30公分、厚15公分的方石立护石柱，“庚子”、“大清”、“道光辛丑年七月日”清晰可见。
从“道光”二字可以推定，“庚子”是道光二十年（1840），“辛丑”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也就是说，道光二十年是中举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是官府在此立碑的时间。
这幢房子的主人是现任杨厝村女支书王金娇。房屋的布局与先前几户无别，但陈设有序，让人耳目一新。堂下四周廊庑，一色红栏栅。生活在这里的主人，春花秋月，月夜星空，当有“最难忘、遮灯私语。澹月梨花，借梦来、花边廊庑”的诗意。
王金娇丈夫杨英权是杨时第35代孙，陪同我们的杨俊通也出自此房，是杨英权的叔叔。此宅为前述清朝武举杨仕铎的故居，因曾发生火灾，“武魁”匾移至上述122号宅院。可见，杨俊通、杨英权都出自名门，但主人没有彰显先祖的荣耀，而是勤勉先祖的遗德。大堂上下，干净透亮，焕出原木本色，无须添砖加瓦，年年栋宇聿新，儒家的勤俭遗风展现于生活日用之中。王书记一脸灿烂，端出柑桔、花生盛情款待我们一行，并告知这户宅院出了10多个大学生。话语平淡，但饱含父母的艰辛，这艰辛留在弯曲小道的芳土之中，留在门前的青石板之上……杨厝之行，让我深深感受到该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淳厚朴实的民风。
杨时后裔重文崇武轶事杨思浩杨俊通国瑛公修建楼亭据族谱载，杨氏祠堂是奉旨勅建的。当事人是第十八代祖政公之孙国瑛公，又名肇基，学名应远。其自幼好学，博览古今。
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蒙提督学政沈涵宗师岁试，进取延平府廪生，补增连捷三次。后操芹摘桂，钦加五品衔，往京城会试不就。于是奏请皇旨：开基龙窟，明皇准奏。国瑛公奉旨勅建聖祠，祠内供奉先祖杨时肖像，故称龟山宗祠。祠边又建书院，名曰“南来书院”。院旁修建了八角楼亭，楼边有七境，称曰：凌霄台、凤冠石、龙窟石、一局拱、七贤林、源头活水，南来石。楼中供有皇旨铁扇。皇帝准以春秋祭亨，无论文官坐轿，武官骑马到此皆得落轿下马，行拜见礼。可见当时杨厝先祖的威严和尊贵。
杨学思奇制盐商光绪年间，杨氏时的30代孙杨学思自幼勤奋好学、考取秀才。由于当时时局动荡，他虽有满腹经文，却无用武之地，一直闲居在家，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穷秀才。但是他天生有一付为穷人办事的心肠。当时朝廷规定食盐一律由官府掌控经营，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官府名义，将官盐私自高价卖给农民。农民买不起高价盐，生活苦不堪言。杨学思见状路见不平，决定利用自己秀才的特殊身份惩治一下盐官。于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到官盐衙门购来私盐，并以此向上级衙门诉告盐官。诉讼中说：“我是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向盐官购买私盐，他都敢卖，其他人更不必说了！这还了得，王法何在？”于是上级衙门下令关闭盐仓。恢复食盐官府经营，杜绝了私盐买卖，使农民免于买高价盐的困苦。
通过惩治私盐买卖后，杨学思从此声名大振。南平县令名叫吆老，听说杨学思才思敏捷，要见他一见。于是传书请他进县城见面。学思心想：当官的没一个是好东西，就暗下决心，戏弄一下狗县官。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主意。那天他吃过早饭，早早地来到县衙门口，门子立即通报县令。县令听说学思已到县衙，来不及穿官服、戴官帽就立马到公堂接见。杨学思见堂上坐着的县令不着官服，不戴官帽，竟然还堂而皇之坐在公堂上，出于有心戏弄县令，当场对县令大喝一声：“你身为县令，竟然不顾朝廷礼仪，不着官服，不戴官帽坐在公堂之上，而且还无事随意调百姓上堂，该当何罪！”吓得县官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连忙向学思赔礼道歉！县令受此大辱，恨得咬牙切齿，一直寻思找机会报复。又一天，县令再一次邀请杨学思公堂相见。只见公堂桌上摆着皇旨，左右两边站立着两排兵勇。
待学思躬身行礼时，县令身旁听差特意撞落学思帽子。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县令将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秀才你该当何罪？竟敢不戴帽藐视公堂，欺君犯上，罪该斩首！”于是立即将学思押入大牢，直到处死。一代聪明正义之才，我杨家的先祖就这样冤死在无端之罪里，然而，他的感人故事却永远流传在南平山山水水间。
病秧子学艺成材杨时第29代孙我们的祖先杨文维，出生在充满外忧内患灾难深重的清朝末年。传说他出生时，个小人瘦、整日啼哭不已。少时他的父母看他体弱多病，送他去学武艺，一为强身、二为护身。那里想到，他这一学愈发不可收拾。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不但身体日趋强健，而且学的一身好武艺。为了促成他功成名就，荣宗耀祖，族人为他筹资购买坐骑、修了射箭坪，供他练就骑马射箭本领。是年正逢省试会考，杨文维正巧外出办事，待到他回到家时，省会考已临近结束。他急忙骑马赶往福州，还是来不及。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想出个别出心裁的妙招。他买来纸笔，写上杨文维有百步穿杨、文韬武略、文武兼备的人才的条单在福州城四处张贴、散发。一时间他的名声传遍榕城大街小巷，也传到考官那里。考官正愁此次会考所选人才不甚理想，若真有如此奇才，不妨破例召其前来补试。
翌日考官立马召见文维，请他进入操练场。令他骑马射箭、施展武艺。居然三箭均中靶心。考官与他谈经论典，文雄也对答如流。考官对这文才武略胜出一筹的考生，爱惜不已，便奏请朝廷。朝廷原计划录取48名，现增为49名，杨文维终获第二科第一名。从此杨文维守海防战倭寇，驻城防剿盗匪，功绩卓著，声名传遍八闽大地。朝廷赐他“州司马第”牌匾，并在杨厝他的屋宅前立武备旗杆，立石狮一对，以表彰他的功绩。至今石狮一对虽已丢失，但狮子座和旗杠仍遗留在他的老厝门前，不禁让人联想到杨文维当时的威武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作者杨俊通系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时三子杨遹后裔族居地——玉地村杨永章杨福亮在南平市延平区，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它距离城区不过14.5公里，海拔620米，村名叫玉地。
说她古老，是因为该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八百多年了。它是延平四贤之首，闽学鼻祖杨时第三子杨遹的四代孙杨善发开基兴建的。善发公所生四子，分“仁、义、礼、智”四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发展，至今36代了。除去已搬迁到夏道鸠源、西芹跃村、洪溪，以及邵武、建瓯等地的杨氏子孙外，目前玉地村尚有近千人口，分住在玉地和月洋两个自然村。在这古老的村落里，杨时子孙留下的遗迹犹存，并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始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的杨龟山祠，是为杨时后裔祭拜先祖而修建的古祠。走进祠门，一眼就望见“杨龟山祠”横匾挂立在祠堂的横梁上；步入堂内，“程氏正宗”横匾端安在堂中高粱上；大堂两侧，左边掛着身着朝服的杨时五子的画相和生卒简介；右边掛着延平四贤画相。正厅大堂两根立柱上有一幅“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的对联赫然醒目，令人望而肃然起敬！祠内偏房设有“杨龟山纪念馆”，馆内珍藏有1706年清康熙大帝御笔亲书的“程氏正宗”墨宝真迹，尤为弥奇珍贵。此外馆内还存有杨时的著作、画相、祖训等珍贵文物和墨宝。每年农历二丁日，是村里祭拜祖先的日子，散居在各地的杨氏子孙，从四面八方赶来，感念先祖的荣耀与艰辛，满载崇文重教的精神而去。
村道石板古朴，道旁溪水淙淙。村道另一侧，连续排放着马槽形状的石体，这就是“五马落槽”。南方山地不产马匹，从前凡有远方的客人来拜见、求学，五个马槽是为客人的马饮水、饲养备下的。由此可见当时玉地何等繁华！我们来到善发公的祖屋，远望庭院宽敞，青石条把三个水塘分割开，院内路径是用青石条铺砌的，足见其家之显I贵。村里有序分布的四口井，井水清甜碧透。所谓“三塘四井”的雅号，即由此而来。
沿着村边山路，穿越过一片竹林，来到一片樟林下，瞻仰杨氏某位身居国子监祭酒高位先祖的“金头御葬古墓”。这里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传说，杨氏一位先祖在朝廷为官，和一位同僚在皇帝面前立生死状打赌，杨氏先祖说盐对人最重要，同僚说糖对人最重要。何以为证？两人来到街市，各自备了甜食与咸食，结果当时选择甜食的人多了。杨氏先祖因此被赐死。
后来发生了战争，军营里因只供应甜食，士兵战斗力剧减。皇榜昭告天下，征求神医。杨氏一位祖母揭下皇榜，并把随身穿的棉衣用盐水浸透晾干，以此带盐到军营，加在士兵的菜肴里，士兵因此恢复战斗力。皇帝亲自问杨氏祖母用的是什么神药，杨氏祖母淡定地说：只是在食物中加了盐而已。皇帝知道错杀杨氏先祖，于是用金头御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意。杨氏先祖得以厚葬，并赐墓地四周若干田地为杨氏墓产。它昭示人们：只要坚持真理，精忠报国，冤屈终能大白于天下！玉地村古老丰厚的文化底蕴固然耐人回味，然而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观更让人陶醉留连。这里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绝妙结合的“玉地十景”：“幡龙蜿蜒”、“飞凤威仪”、“大峰插天”、“小峰卓笔”、“南山钟鼓”、“西嶂烟霞”、“龟现灵翼”、“井镇方隅”、“霞滴坛石”、“雪染狮岩”。此情此景看了让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村民奔小康，关键林竹木。稻田巧轮作，青山变金山。十景在我村，旅游做文章。”这是我们对玉地村经济文化及远景蓝图的精彩勾勒。我们相信，玉地村将无愧于“历史厚重、景观独特”的美誉。
（作者杨永章系玉地村党支部书记；杨福亮系玉地村村委会主任，二位作者均为该村杨时后裔）鸠上杨时后裔的繁衍及其村名演变杨家儒杨邦盛陈名善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
特别是在南宋中期，先贤杨时后裔迁居到此后，不仅给这里带来了人口发展和经济繁荣，而且还对该村良好的民风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通过查阅杨氏族谱，实地走访至今还健在的族里老人，初步弄清楚杨时后裔在鸠上村的分布、繁衍情况以及村名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杨时后裔分布及繁衍鸠上的杨时后裔主要是由杨时三子杨遹、四子杨适的后代繁衍发展起来的，他们前后交错分居在鸠上各自然村，因此本文主要按照他们的居住点来分别阐述他们的繁衍史。
鸠上村最早的开基祖杨善志是先祖杨时第三子杨通的后代。大约南宋中期由延平区玉地村搬迁到鸠源这块地开基立业。杨善志三兄弟到鸠源后，分头在鸠源几个地方开基建屋。大哥善志住在地名圳头的地方，习惯称其为圳头杨，他的后裔有杨文恒、杨文献、杨成瑞。二哥（名字不详）住在地名路前的地方，习惯称其为路前杨；他的后裔有杨继林、杨继湘、杨继宝、杨成哲、杨成旺、杨成兴；三弟在一块叫葛兜坪开基建屋，习惯称其为葛兜杨。他们三兄弟的裔孙又分成后贤、分峡，葛兜三个支系，他们将其始祖杨景章安葬在后峡垱，并在此处建立三个杨氏宗祠。鸠源的圳头杨和路前杨两大支脉认为：他们都是从玉地迁出的杨时后代，于是三个在鸠源的杨协商一致决定：将他们在鸠源的祖宗香火合并到后峡垱的杨氏宗祠里，每年共同合办祭祀祖宗仪式。他们三支杨在鸠源定居和繁衍已有三十二代，110多户，大约有570多人，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了。
被称为尾厝杨的杨时后代，开基先祖为杨庚一。这支杨是在南宋末年迁入鸠源的，之所以称之为尾厝杨是因为他们均迁居在鸠源的村尾。他们的杨氏宗祠建在村尾。尾厝杨在此处定居繁衍已二十七代了，现有130多户人家，大约650多人；距今至少说也有七百多年历史了。
住在黄连坑的杨，是尾厝杨的一支。先祖名叫杨永遴，后改名杨旺明，这其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在鸠源附近八陇的白明垅这地方原住着蓝姓一户人家，后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而引发房边山体滑坡，把蓝姓一家，除女主人幸免外，其余一家老少都被泥石流掩埋，无一生还。杨家祖先杨旺明同情该女子悲惨遭遇，自己也孤身一人，于是毅然向这寡妇求婚，俩个苦命人结成连理。杨旺明就在现今的黄连坑重新盖房修屋定居下来，婚后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名叫子祥、一个取名子高，从此黄连坑杨就在此地繁衍生长。直到清朝康熙末年，杨子祥的后代又重新搬回龟源路前自然村，在此处开基立业，至今已繁衍十二代，共有200多户，大约1000多人。
被称为陈坑杨的杨氏，原为尾厝杨杨思八的后代，迁入陈坑村开基筑屋，已有十几代。清道光初年，思八后人杨景昭率领全家再迁回龟源居住，并与尾厝杨合一个宗祠，在鸠源也有八代了。
被称为米头墘杨的杨氏，原非杨姓，实为陈姓。陈森、陈统住在龟源后塘自然村村尾对面叫后房的地方。他们的后代到了明朝末年跟母舅姓杨，因为他们家境富足，吃饭讲究，光吃碓来的米头，其它的米全都给别人吃，因而得一个雅号“米头墘杨”。
现在住在鸠上的杨时后裔已达2250多人。他们按照各自的居所和开基祖的贯俗，分别建了三个杨氏宗祠来祭祀祖先。不仅彼此间秉承祖训，团结协作，相互帮扶，而且还与鸠上村陈姓、吴姓等十八种姓氏的人们和睦相处，从不以众压人，以势欺人，这应该是与杨时老祖宗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二、鸠上村名的历史演变在过去，鸠上地域分布着许多小村落。最早的鸠上村是在田地溪、新亭以上，地名秋竹垅；往暗桥方向的叫蔡厝坑；靠右边方向转入田垅的叫陈坑源；下面的大平洋面叫鼓楼洋；斜对面叫岭兜，这四块地所涵盖的就是最早鸠上村的故址。至今这些地方仍有石砌的地基遗迹存在，可见该村的历史何其悠久。随着岁月流迁，南宋中期杨时后裔从玉地逐渐迁移到现今鸠上地界落户时，他们才因敬仰先祖功德而将“鸠上”改名为“龟源”，寓意我根基源头来自将乐龟山。
北宋初年，南平（剑浦）县下设七个乡，统管三十七个里，其中归善乡下辖罗源、云盖、杜溪、寿山、崇仁、崇福六个里，龟源属云盖里管辖。
元朝时，将乡改为团、里的设置不变；明朝时，将团改为架，里下属设图；当时龟源仍隶属云盖里管辖。
到清朝咸丰年间，龟源又改名为鸠源，仍隶属云盖里统二图，该图下辖二十八个村。
鸠源村下设云庆、田进、昭座、墟场四个坊。民国初期设鸠源乡，下辖三十七个村。抗日战争时期，改为鸠源联保所，下辖八个保。其间1939年，因与洋头联保所合并而改为鸠洋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鸠洋乡分划成鸠源、洋罗、赤坑三个乡；鸠上村隶属鸠源乡管辖。1951年鸠源乡更名为鸠上乡。
1958年，鸠上乡改为鸠上大队，下辖14个生产队。
1960年，成立鸠上公社，下辖8个大队。1962年，撤销鸠上公社，所辖8个大队统归夏道公社管辖，鸠上仍为大队。1983年，废除公社制度，鸠上大队改为鸠上村，下辖5个自然村：鸠源、郭后、新建、路下、后塘。
透过鸠上杨时后裔的繁衍历史和对鸠上村名演变的追溯，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秋竹垅顶上象人工开挖用予练武骑马的演武场，还是陈坑源、鼓楼洋残存的古屋石砌地基以及建在村尾的民主尊王庙，都充分说明了鸠上人居历史的悠久。人们只要走进鸠上村，走近杨时后裔，就可以看到杨氏宗祠大门边上“支分将乐家声远，派衍龟源世泽长”的对联，看到杨氏先祖留下的祖训，看到鸠上村民在杨时思想影响下重视家教、与邻为善的和睦景观。
（作者杨家儒系鸠上杨时后裔、企业家，陈名善系鸠上村村委会主任）提起“延平四贤”杨时，人们总是联想到他对理学南传和闽学开辟所作的贡献。其实，他50多年的从政经历中也留下许多闪光的亮点。无论在京师为官，还是在地方任吏，杨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千古传颂的佳话杨时理政三典故杨诗隆杨祖全杨诗仁金銮殿上勇斗奸妄杨时在京都任迩英殿说书时，实在看不下奸相蔡京、王鞴等人为迎合和讨好北宋赵佶皇帝，竟强行发令东南各地巧取豪夺、搜罗奉献珍宝财物、奇花异石，将其运往京城供其收藏品鉴。杨时全然不顾安危和得失，在金銮殿上当庭面奏皇帝：“免夫之役，素被海内，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见衔尾矣。
今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此言一出，满殿惊骇！这等大扫皇帝乐趣，顶撞重臣权吏的做法，不仅让同情他的同僚为之捏一把汗，也让仇视他的一群奸臣为之震惊，并暗中幸灾乐祸！大家都以为杨时一定会受到重责，然而面对一番在理之言，赵佶皇帝只好下令停止收刮和停运进贡宝物。
然而，过后不久，在蔡京等奸臣怂恿下，赵佶终于下令免去杨时迩英殿说书一职，发配到地方去当县令。
正因为杨时先贤在如此昏庸腐败的北宋朝廷，敢如此大胆站出来直言相谏，导致他多次丢官卸职。可想而知，杨时该有何等的勇气和气概啊！浏阳任上抢险救灾宋绍圣元年（1093），杨时被认命为潭州府（今长沙市）浏阳县县令，在任四年。
宋绍圣二年（1094），浏阳县遭严重旱灾，田里颗粒无收，百姓纷纷逃荒。杨时心急如焚，连夜疾书《上程漕书》，将严重旱情禀报朝廷。同时，他一边恳请上司湖南漕使胡师文开官仓，救济灾民；一边交代属下，先把县官仓的粮食发放给灾民。胡师文是个见钱眼开、好吃油水的贪官，见杨时没有送来“孝敬钱”，竟然没看一眼就将信函扔进抽屉。一个多月过去了，杨时仍没收到复函，又上书潭州知府张舜民，除请准许开仓赈灾外，又请求暂缓灾民交纳“赋庸调”等皇粮国税。张知府立即向朝廷转报浏阳灾情，并打开官仓救济灾民。并回函同意杨时意见“灾民交纳的‘赋庸调’待来年以丰补欠。”胡漕使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祸不单行。宋绍圣三年，浏阳县又遭洪灾。杨时一边指挥解救灾民，一边责令县里所能调动的官差，抢搬粮库谷物和衣物。安置灾民在寺庙暂住，动员余粮户、富商们捐出粮食300余担，银子一千多两，并将它全部发给灾民。
正当杨时忙于县里救灾时，漕使胡师文来函要求杨时交纳赋庸调。面对胡漕使摧交国税无理行为，杨时愤恨不已，决定不予理睬。
宋绍圣四年，胡师文看到浏阳县送上的年报表里“欠赋庸调较多”，认为机会来了，上报朝廷指责杨时“不摧积欠”，严重失职。宋哲宗龙颜大怒，下旨革去杨时职务。潭州知府张舜民闻讯愤恨不已，写出奏章，为杨时鸣不白之屈，亲自去信宽慰杨时。杨时胸怀坦荡，回信说：“任部使的人，以财赋为急，当县令者，宽以待民，各司其职，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张知府对杨时更加敬重有加。
杨时离开浏阳县时，百姓自动道边相送。此后，当地父老乡亲、文人达士捐资修建了龟山祠，以此怀念杨时这位爱民贤人。
萧山理政筑坝造湖宋政和二年（1112），杨时在担任萧山县令时，正值县城周边农田易旱又易捞，连续多年受灾，村村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改变萧山县农业生产状况，县里乡民和贤达人士曾数次向府、县提出修坝造湖，将低田改造成贮水湖，以灌溉农田的建议。原有府县衙门均无人理睬。杨时到任后，毅然决定由县衙出面，动员县里贤人达士、富商财主出资，乡民齐心出力，造出人工湖，面积达3.7万亩，可灌溉农田14万多亩，受益地区方圆800多里，改变了萧山县旱涝无收的状况。
南宋建炎元年（1127），杨时鼓励萧山县人民种茶产盐，开辟生产新路。
为了减轻徭役和税赋，杨时又上疏朝廷取消“茶、盐二法”，让人民能发展生产、聊以度日。
杨时的勤政爱民行为，深得萧山百姓拥戴。《萧山县志》中有记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作者杨诗隆、杨祖全、杨诗仁均系玉地村杨时后裔）东林书院寄怀程经华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位于无锡市城区东门附近，是我国历史上一所著名的书院。我与东林书院有着太多太多的情结，一提到她，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情怀，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就是我童年启蒙求知时的母校东林小学。来到南平市延平区工作后，才知道位列于“延平四贤”之首的杨时就是自己母校的前身东林书院的创始人，感到特别有缘份。
一、杨时与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宋仁宗皇祐五年（1035）出生于闽北南剑州（治所在今南平市延平区）将乐县，晚年隐居于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世称龟山先生。他与常州名宦邹浩、卜居无锡的抗金名将李纲为“铁三角”好友，交往亲密，所以经常到江苏常州、无锡一带寓居访友，讲授理学。李纲的祖籍在闽北邵武（今属南平市），祖父李赓迁居到无锡东胶山。杨时曾经登上江西庐山，访览名胜东林寺。东林寺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慧远大师在此潜心佛学，弘传佛法，阐扬佛理，翻译佛典，形成“众僧云集、四海同归”的局面，以东林为中心的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杨时十分钦佩七百多年前慧远大师普济众生的坚毅恒心和圆满功德，写了《东林道上闲步》诗三首。诗云：“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百年陈迹水溶溶，尚忆高人寄此中。晋代衣冠谁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碧眼庞眉老比丘，云根高卧语难酬。萧然丈室无人间，一炷炉峰顶上浮。”从诗中可以读出杨时对慧远大师德业广被、英名不朽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辛卯三月中旬，杨时从常州抵无锡，来到城东弓河的七箭河畔，见这里清流环绕，古木参天，环境十分幽雅，风景宛如庐山东林寺，引起了对东林寺的怀思之情，便在此处购得一座旧屋，开办学馆，原名“东林精舍”。是年五月，士人增多，扩大规模，又将学馆命名为“东林书院”，立志如慧远大师一样，将伊洛之学发扬光大，使书院成为中国南方的理学中心。
杨时自东林书院讲学，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76岁时回到将乐故里，前后往来于常州、无锡长达18年之久。期间，历任萧山县令、荆州教授、秘书郎、著作郎、右谏议大夫、迩英殿说书兼国子监祭酒等职。高宗即位，任工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直学士辞官致仕，专事讲学著述。杨时是宋代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两兄弟的门生，师事近10年。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理学的体系和精髓，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发展，东南学者推他为“程学正宗”。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做过多种职务的地方官和朝官，有经邦济世经验，传道授业解惑，循循善诱，每次来到书院，各地儒士不远千里，接踵而至，云集门下，聆听教诲。清代名家张伯行在《龟山集序》中称道：“道日盛，学日彰”，“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杨时的弟子人才济济，多达千人。如：任提举浙东常平的喻樗；任礼部尚书、被称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追赠太师、封崇国公的张九成以及理学家胡宏、刘勉之等，全都名噪一时。特别是来自南剑州剑浦县（今属南平市）的罗从彦，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与学识，追随他去将乐、南京、萧山、常州和无锡东林书院等处受业，师从20多年，“尽得不传之秘”。后来，杨时之学再传李侗，三传朱熹，终于由朱熹集大成，形成了宋代理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数百年。杨、罗、李、朱这四位先后诞生于南剑州的理学大儒师承道统，从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不断发展，建立起闽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延平四贤”、“闽学四贤”。杨时开创了理学的“道南系”，被誉为“闽学鼻祖”“道南第一人”，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矗立了一座丰碑，东林书院也被誉为“洛闽中枢”。
二、杨时之后的东林书院与东林党靖康南渡后的建炎三年（1129），杨时感叹国家衰败，道学沦丧，金兵时常南侵掠夺，局势不稳，无法讲学，便离开了亲手创办的东林书院，南归回乡。高宗绍兴五年（1135），杨时辞世，再也不能重返东林。风雨侵蚀，岁月变迁，书院逐渐废弃。后来，无锡士人为纪念杨时，在书院遗址上建了一座祠堂道南祠，作为地方官祠，每年进行春秋两祭，以彰杨时业绩。元灭宋后，道南祠也渐渐颓圮。元至正十年（1350），僧人秋潭在遗址左侧建禅院，命名东林庵，成为佛地。二百余年来，无锡官员及士人多次力图恢复书院，都因故未成。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别号泾阳）因“忤帝旨”被革职回到原籍无锡，在家中设“同人堂”，教习士子，并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地学者至无锡讲学，多次凭吊书院废墟。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了开辟一个好场所来推崇先哲的美好风范，延续程朱道脉，延伸孔孟学脉，顾宪成与地方士绅高攀龙（别号景逸）等人共同倡议捐款，在杨时当年讲学的原址上重修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等江苏官员都非常支持，以官方名义为之营构，乡绅们也积极捐银资助。工程于当年四月开始，九月落成，占地16亩，建有书院大门、石牌坊、泮池、燕居、依庸堂、丽泽堂、中和堂与典籍室、祭器室、左右长廊等。石牌坊是书院的标志性建筑，位于中轴线的导入部位，正面和背面的坊额上分别题字“洛闽中枢”、“观海东游”（清乾隆五年重修时改为“东林旧迹”、“后学津梁”）。此时，距杨时始建东林书院，时光已经流过500多年了。
为祭祀杨时和他的弟子门人，位于书院之东的道南祠也于当年同时建成，分大门、前堂、享堂三个部分。享堂内设有几案，正中供奉杨时神像。初时，左右奉祀著名学者罗以彦、胡珵、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邵宝等七人。以后，祠堂奉祀元、明、清诸贤神位共90人。前堂悬有“理学宗传”“继往开来”“道在是矣”等匾额，是标榜前贤，激励后学的一处重要场所。
顾宪成明确宣布，他是宣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要继承杨时的衣钵，他为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制定了章程《东林会约》。高攀龙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少年读书时，便有志于程朱理学。“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东林书院举行会讲时，主讲者都要依例率领各郡各县前来参加讲学的学者，整肃衣冠到道南祠，向杨时等前贤神像拜谒施礼，然后再入座讲学。春秋两季还举行公祭，以此来加强对学者的理学思想薰陶和传统教育。
书院依庸堂、丽泽堂是定期聚众讲习的讲堂，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传播理学思想，倡导爱国精神，指陈时弊，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锐意图新，并与当权的阉党进行激烈的斗争。全国各地遭打击排挤和不满朝政的士大夫闻风相附，一时倾动朝野，名震海内。“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士子们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书院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政治舆论中心。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等八人，时称“东林八君子”。
明天启五年（1625），以当权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大兴冤狱，罗织罪名，诬称东林讲学之人为“东林党”，矫旨公布了一个309人的《东林党人榜》进行残酷清洗，大批学者惨遭杀戮。顾宪成已经病故，高攀龙力抗权奸，不甘屈辱，投水自尽。东林书院也被全部拆毁，夷为平地，不留片瓦寸椽，只有杨时祠堂道南祠幸免罹难，经多次修葺，一直保存至今。崇祯皇帝即位后，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惩处阉党，昭雪东林诸人，赠顾宪成吏部右侍郎，谥“端文”，并下旨修复院舍。在书院内仪门上，至今仍保留着清乾隆初年时遗存的一方“洛闽中枢”砖雕门额，是书院建筑的历史见证。东林书院“创建于宋，延续于元，昌盛于明，普及于清”，兴废继绝，历尽沧桑，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三、东林书院与东林小学西学东渐，废科举，立新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诏，将各州、县的书院改设小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著名儒学教谕陶云祖（号黼升）禀准江苏学政，将“东林书院”改为“东林学堂”，同年10月31日正式开学，成为无锡近代史上第一所官立高等小学。1913年更名为“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1938年更名为“无锡县立东林小学”，就是现在无锡市东林小学的前身。
传承东林精神，弘扬东林文化。先贤风范，源远流长；后学津梁，英才荟萃。在110多年的东林小学办学历史上，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曾经在校读过书，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其中有党的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陈翰笙，有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中科院学部委员薛暮桥，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有中国音乐史研究专家杨荫浏，有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少将殷宝洪，有中国卫星气象专家、中科院院士许健民，有乒乓球世界冠军惠均等，全国劳模、大学校长、海外名流、高级工程师及普通劳动者，各行各业，群星灿烂，仅“两院院士”就有八位之多，不能细述，真是莘莘学子，成就非凡。
1962年11月，东林小学60周年校庆之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参观了东林书院，赠诗一首致贺：“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诗中的“高顾”即指高攀龙、顾宪成两位东林前贤。董老的诗篇颂扬先哲，勉励后学，激励着东林学子往更远大的目标不断奋进。
四、东林书院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忧国忧民的顾宪成在青年时代撰写的一副楹联，充分体现了读书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楹联悬挂于无锡惠山“顾端文公祠”中，原来尾句是“事事在心”。1947年，顾宪成的第十四代孙顾希炯先生时任东林小学校长，将这副楹联复制后悬挂到东林小学的依庸堂内，并将“事事在心”改成“事事关心”。1960年，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著名学者邓拓先生参观东林书院，很欣赏这副楹联，写了一篇杂文《事事关心》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借用明代的历史典故和这副楹联，形象地说明了既要勤奋读书，又要关心政治，不忘国事的道理。1966年“文革”伊始，《燕山夜话》即遭到严厉批判，《事事关心》一文则成为邓拓“反党三家村”的重要罪证，这副名联和其它40余件匾额楹联，都拿到市中心大街上一把火焚烧了，东林书院遭到严重毁坏。1982年重修时，有关方面敬请无锡名人、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陆定一同志重新书写了东林书院大门匾额，又敬请“三家村”的惟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书写了这副名联，作为依庸堂的抱柱联悬挂至今。当时的依庸堂，就是东林小学的大礼堂。历经风雨洗礼，这副内涵丰富，通俗易懂的名联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也使东林书院和东林小学更加名闻遐迩。
东林书院还有许多楹联，赞颂杨时的理学思想、学术地位和在东林讲学的功绩。如：无锡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为东林书院大门书写的一副佚名联：此日今还再当年道果南上联从杨时的《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诗句“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中转化而来。意为这一日今天又来了，指东林书院历尽废兴，终于重新修复了。下联赞扬杨时当年果然将“道”传到了南方。
清江苏金匮县知县胡慎题道南祠厅堂联：伊洛道统，自北而南，先生实承前启后洙泗心传，有一无二，诸贤复尊闻行知程颢、程颐常在河南洛阳的伊水与洛水流域讲学，因以“伊洛”代指他们开创的理学。先生，指杨时。洙泗，即洙、泗二水，孔子居于此地，因以“洙泗”代指儒家学说。尊闻行知，指重视所闻之言，力行所知之事。
胡慎题依庸堂楹联：一堂聚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俱自身心着力多土食百年旧德，读书尚友须从伦物立根下联中，食百年旧德，指享受几百年来东林先贤的德泽。尚友，指上与古人为友，尚，通“上”。伦物，指伦理道德、事物规律。
清江苏按察使刁承祖题道南祠厅堂联：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凤祥麟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春风化雨，比喻杨时善于教学，使人受益。威凤祥麟，比喻东林书院的儒士中有许多非常卓越的人才。
清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张师载题道南祠厅堂联：道幸南来，溯本本原原，洛水薪传延一线恩由北至，看承承继继，锡山俎豆永千秋洛水薪传，指“二程理学”经杨时传至朱熹，如同薪尽火传，不知其尽也。锡山，为无锡名山，代指无锡。
清初文学家归庄题道南祠厅堂联：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持正论，辟新经，独尊道统，如日月之中天粹言，指精美的语言。儒宗，指儒士的宗师。正论，是荀子的篇名。日月中天、江河行地，比喻事物由本质决定，发展规律颠扑不破，以此赞颂杨时的理学思想。
五、我与东林小学童年时，我跟随爷爷奶奶一起在无锡市东门箬叶巷生活，居住的老宅与东林小学的后门只有一巷之隔，校园最后一排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常常飘入小巷中。1956年9月，我拎着书包，跨过书院的门槛，走进了这所名校，开始了难忘的小学时代。敞开知识大门，点亮蒙学心智，东林小学文化底蕴深厚，教育理念先进，有幸，我的读书人生在这里开蒙，我的幼小心灵在这里启迪，我的成才之路在这里起步，我的幸福年华在这里奠基。学校良好校风的熏陶，老师循循善诱的关爱，滋润了一个个孩子欢乐的童年。除课堂读书外，学校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少先队到锡惠公园、到太湖风景区旅游，到市区拱北楼面馆当服务员，到郊区菜地捉虫。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大扫除，我们去道南祠，将历代先贤的神位灵牌一个个擦洗干净，又一个个排列整齐。
有一件事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初，生活非常艰难，经常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每天早晨只能买一个三分钱的大饼，边吃边去上学。箬叶巷口有一个食堂，用饭票可以去买蒸饭。有一次，爷爷拿了钱和粮票叫我去买10斤饭票，我回家一看，竟然有11斤。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奔回食堂，将多给的一斤饭票退了回去。我将这件事写进了作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竟然被朱可达校长看见了，晨会课时，他来到班上，表扬了我的行为，并赞扬说：“这个‘奔’字用得很好。”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校长的话语铭记在心。参加工作后，我无论处于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坚持做到洁身自好，不贪不占，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1992年8月，我第一次回到母校，得知朱可达老校长已经退休，特地登门拜访他，可惜他外出了，未能见面，留下遗憾。我当即写了一封信，托门房转交给他。信中自豪地写道：“我是当年被您表扬过的东林学子”，表达了对他的景仰和感谢之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名联成为我治学、知理、做人、处事的座右铭，伴随我走过一段段人生道路，母校的恩泽没齿难忘。
时过境迁，1999年4月，我第二次回到母校时，才惊讶地获知东林小学与东林书院已于1994年12月分成两家，隔墙相依了，宽敞的校门上面镌刻着董必武同志亲笔题写的校名，高大的教学楼上面悬挂着自1915年沿用至今的校训：勤毅朴诚。我童年住过的老宅已经全部拆除，原来在一起生活的亲戚也不知去向，施工围墙里正在忙着建设东林广场。
2003年11月，当我第三次回到母校时，东林小学已整体搬迁到解放东路的新校址。为了修复与扩建东林书院，自2002年6月始，政府组织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修，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米，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依庸堂、丽泽堂、燕居庙、三公祠、东西长廊、来复斋、心鉴斋、时雨斋、再得草庐、东林报功祠、道南祠等主要建筑，200多米长的弓河和20米长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弓河驳岸，均显现明清时期布局形制与鼎盛时期风貌。书院旁的东林广场总面积达26000平方米，刻有“东林八君子”图像的大型浮雕矗立在广场旁边，供人们瞻仰。2006年6月，东林书院被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风送爽，故乡情深，东林旧迹，魂牵梦绕。2012年10月31日，我又一次回到母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母校成立110周年隆重的校庆活动。怀着追旧的情感，我又特意抽空去了一趟东林书院。跨进熟悉的大门，穿过熟悉的牌坊，流连熟悉的厅堂，低吟熟悉的楹联，驻足熟悉的道南祠，想起熟悉的“延平四贤”，耳畔仿佛萦绕着往日琅琅的读书声，回响着当年小伙伴们稚嫩的嬉笑声，追忆与感慨一同奔涌心间。遂填词一阕，调寄《望海潮》，以抒心怀：重回东林书院名城名院，江南毓秀，东林史迹传扬。天下系心，龟山讲学，泾阳景逸流芳。千古耀文光。此生幸承泽，滋润书香。寸草春晖，总怀情结恋寒窗。
今来母校徜徉。感诸多往事，撞击心房。花径石坊，楹联匾额，门庭绿树长廊。新貌续华章。只觉书声琅，缭绕厅堂。走遍天涯海角，羁梦是家乡。
（作者程经华系南平市诗词盈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尊师重教的杨时杨庆平杨思浩促进“二程”理学南传的闽学鼻祖、著名理学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宋南剑州将乐县人。杨时上承“二程”理学，下启罗从彦、李侗和朱熹。
杨、罗、李、朱四人形成了道统相继、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罗从彦师从杨时，得其秘传，李侗拜师罗从彦，尽得其学。朱熹24岁时，其父朱松荐他拜师李侗，集理学之大成。由于他们皆出生在南剑州，明初南剑州又改名延平府，故后人把杨、罗、李、朱尊称为“延平四贤”，而先贤杨时还是促进洛学向闽学转化的关键人物。杨时在理学南传和闽学形成的贡献不胜枚举，他的品德涵养和为人之道更是堪称世人楷模。
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典故“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尊师的真实故事，后人更是常以此典故来称道尊师好学之人。
那是公元1093年，一个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日子，杨时偕同好友游酢北上洛阳向理学大师程颐求学。不巧程老正在厅堂上暝坐静思，为了不打断老师雅兴，他们俩站立在廊下，直到大雪在屋外堆起一尺多高时，程颐老师方醒，立唤他们进屋。世上尊师重教者不乏其人，可是尊师到这般程度实属罕见。但杨时却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见《龟山学案》第202页）。杨时先贤十分看重“敬”，并把“敬”当作个人品德涵养的必做之事而身体力行，表里如一。
让人特别欣赏的是杨时追求真理、敢于直言的个性。杨时的敬师决不意味着盲目顺从。先师程颐推荐研读张载的《西铭》，杨时对书中的观点心存疑问，大胆质疑，他认为《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华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见《杨时集》第400页）。而程颐老师回复杨时说：“《西铭》以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同上）。在此，程颐先师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的观点，并一针见血指出与墨子兼爱的本质区别。正是杨时的学习精神，才推动了儒学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事例不难看出，杨时虽然对自己的老师尊重有加，但是从师学习过程中，通过问疑、释疑，使自己的尊师之德提升到完美人格上。杨时谆谆教导我们：“学者当有所疑，乃能尽德”（《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这应成为我们尊师的座右铭。
杨时重教之举也十分感人肺腑！杨时在宋熙宁九年高中进士第二名，朝廷任命他为汀州司马。由于他当时正随程颢学习儒家理学，为了不中断学业，求取程颢的学问真谛，竟然不顾朝廷催其赴任的三申五令，辞退官职，留在程颢身边继续学习。程颢病故后，他又专程赴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从而学到“二程理学”之精髓，为他南传理学和创建闽学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正是由于杨时的尊师重教良好风范和追求完美的品德涵养，才成就了杨时的南传“二程理学”和开辟闽学的丰功伟绩！（作者杨庆平系鸠上村杨时后裔、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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