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改字中立，溢文靖“北宋南剑州”将乐县人，生于宋仁宗皇裕五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享年八十三岁。由于久居龟山之下，故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宋哲宗以后到宋高宗绍兴初年，南渡后，东南学者推其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的各种著述汇编为《龟山集》。
  至今为止，学术界对杨时研究成果的整理尚缺乏，唯一可获寻的是2007年在《朱子文化》上发表的一篇杨时思想研究综述，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包佳道。而2007年之前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时隔5年，学术界对其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新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研究再作述评。
  研究成果本人从四个方面出发，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
  一、古籍现存关于杨时的全集、语录、传记、年谱、思想研究等古籍是古之学者的成就，也是当今学术界众多学者研究杨时的第一手资料。一是杨时的著作，有《杨龟山全集》清光绪刻本和1986年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有《龟山集》四库全书本和《龟山集》万历本，收于《宋集珍本丛刊》等。二是杨时的语录。其各版本保存较好，如有1934年版的杨时：《龟山先生语录》、杨时：《龟山语录》诸儒鸣道集、《龟山语录》四部丛刊等三个版本。三是杨时的生平、传记、年谱。如有1986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杨时传》、2003黄去疾编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收于《宋人年谱丛书》、毛念侍编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和张夏朴编的《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同收于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宋明理学家年谱》等。四是历来学者对杨时的研究。虽远不及程朱，但龟山门下及其后学于其说引评颇多，而朱子除在著说中引评外，更有较详论说的《伊洛渊源录》、《闽中理学渊源考》、《宋史道学》和明黄宗羲《宋元学案》《龟山学案》6卷；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等也作专门评说。（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二、当代学术著作国内现研究杨时的专著暂属空白，但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和宋明儒学、宋明理学、宋明道学的某些著作上可见对杨时思想论述的篇章。
  第一，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领域，如1982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95年张岱年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2001陈来等著的《中国哲学史》，2005年劳思光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另外，中国思想史各版本中较具代表性的有2003年陈来等著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2001年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和2004年徐复观著的《中国思想史论集》等。第二，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对杨时的思想的阐述较为具体和集中，此类研究著作从数量上看也比较可观，约有20余本。如1984年版侯外庐等编的《宋明理学史》、1991年版陈来著的《宋明理学》、1977年修订重版的钱穆著的《宋明理学概述》、徐远和先生的《洛学源流》、何乃川的《闽学困知录》、何俊先生所著的《南宋儒学建构》等当中都有介绍杨时思想的章节，此外不一一列出。在这些前辈的著作当中，研究的重点不一，陈来先生主要从杨时的心性论方面阐述，侯外庐先生的研究较为全面，徐远和先生的研究则主要从杨时的思想历史来探讨，分为新学的批判者、洛学的继承者、闽学的开创者三个方面研究，《闽学困知录》则主要分析了杨时的“理一分殊”思想和杨时的政治思想，从道南学派的角度入手简单地叙述了杨时思想。（周杨波：《杨时理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三，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2007版刘京菊著的《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研究》，该书论述了道南学派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位思想家的思想源流，作为道南学派的第一人，其中应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杨时思想进行论述和，是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研究最具体的学术成果。
  三、论文类关于杨时的学术论文是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最直接的体现，由此可以准确了解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现状。
  一是学位论文。现收集到学位论文13篇，其中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0篇。二是期刊。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清华数据库中收集到以“杨时”为主题的期刊（除去散文、诗歌）约有54篇。三是研究文集。有研讨会、座谈会论文集等，粗略统计约有47篇。至今学术界召开了约三次研讨会，出了一本研究文集。早在1989年举行的“延平四贤”学术讨论会，收集到5篇关于研究杨时的文章；其后在2000年“朱子学与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有一篇研究杨时的文章；2003年召开的“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座谈会”中收集了约10篇研究杨时的文章；还有2008年明溪县政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编写的《杨时研究文集》，共收录32篇文章。除去1篇重名同作者的文章，其收入研究文集的文章有47篇。但这47篇与期刊网收集到的期刊略有重复（重复的文章时间统计以期刊为主），除去重复的7篇，现国内学术界对杨时的学术论文总量约94篇。
  四、海外论著类由于杨时当时声名远播，其思想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所以国外也不乏对杨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虽然日本学者对杨时研究也未见专著，但在研究宋明理学、宋明儒学、两宋政治史等诸多著作中多有论述，最早的是1962版楠本正继著的《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其后有1995年版寺地遵著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有译本，台湾有售。较新的成果是2008年冈田武彦著的《宋明哲学的本质》及2009年包弼德著的《历史上的理学》，此书有译本，国内有售。最后是2009年版岛田虔次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此书有译本，国内有售。
  台湾地区也多有对杨时的研究，较早的如1977台湾师范大学林义胜的博士论文《道南学脉观中思想研究》，另外就是200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义研究所侯洁之的硕士论文《杨龟山学术思想研究》。另外，有两篇文章当今学术界比较关注，一篇是1981年日本荒木见悟作的《杨龟山小论》，另一篇是1984年美国罗狮谷作的《从杨时到朱熹宋代理学的传授和继承问题》。
  研究现状分析从专著上看，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暂时还未见专著，从收集到国内的文章总数来看，也不过百余篇，单从成果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当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从具体内容上说，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是在一步步推进和深入的，是走向具体化的历程。从对其研究成果的归类、整理、统计、分析可总结出如下若干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观点。
  一、纵向考察学术界对其研究最早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应是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黎昕于1982年发表在《福建论坛》上的《道南第一人杨时》，其作开创了研究杨时作论的先河。如果研究历程即从1982年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三十年，而这三十年的研究历程，文章总数不过上百篇，更加说明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冷淡，但从具体来看，其研究历程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历程。
  第一阶段为1982年至1997年，此阶段为研究的低谷期。第一阶段历时15年的时间只出了15篇成果，研究人员也只局限在少数学者，代表性的有何乃川、黎昕、朱修春等，其中以黎昕最具代表性，其成果多达5篇。从内容上看，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杨时生平、出生地的考述、对其理学思想的阐发及对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的认可，如有林家齐的《杨时纪略》、陈秀玲《杨时生地考》、黎昕的《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刘树勋的《论杨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何乃川的《简论杨时的理一元论思想》、朱春修的《杨时政治思想述论》等，由此可见该阶段的研究只涉及对杨时的史迹、贡献、一般性思想的研究，说明此阶段学术界对杨时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对其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2004年，此阶段可称为研究的回暖期。此5年时间，约收集到15篇文章，与之前二十年相比，学术界对杨时的关注度开始上升。令人可喜的是，此阶段开始出现了多篇对杨时研究的学位论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由此说明对杨时的研究开始出现具体化、系统化的趋势。从研究内容上看，此阶段的研究除了对其进行生平、史迹、学术地位和贡献的论述外，还出现了对其开创的学派道南学派思想及源流的研究、对其理学思想的特点等研究，说明此阶段对其思想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代表性的如山西大学王建龙的硕士论文《论杨时、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华中师范大学朱修春的硕士论文《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理学》、中国人民大刘京菊的博士论文《杨时思想与道南学派研究》等。
  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今，此阶段进入研究的高峰期。最近六年来，杨时的思想开始日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代表的学者有何乃川、刘京菊、朱春修、包佳道等，此阶段共收集到文章78篇，其中研究的高峰集中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这说明近年来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另外，此阶段也是学位论文成果最多的时期，有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3篇，说明对杨时的研究系统化、具体化逐渐成熟。从内容上看，此阶段的研究开始深入探讨杨时的理学思想，如其理学思想的特色、思想的渊源等，且对之前较少涉及的道德本体论、中庸、格物致知等范畴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同时这一阶段也开始逐步探讨其道学、易学、文学、历史、政治、教育等学术界之前没有涉及或极少关注的思想领域，这说明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其广度在不断拓展，深度也在加深。
  二、横向考察从研究内容上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现今学术界对其研究的主要视域和方向。
  （一）杨时“史”、“迹”、“著”研究一是关于杨时生平、后世的研究，代表性的有1989林家齐的《杨时纪略》、张金华的《杨时龟山年表》、2003年董承荣的《杨时纪年表》。对于杨时的家谱、后世流传的研究的如2003年曾学榕的《杨时世系源流考》及2008年吴铁坚的《闽学鼻祖杨时与家谱琐谈》、张正森的《杨时后裔紫云台杨氏一族》等。二是关于杨时故里、古迹探考，此类文章篇数最多，多达11篇，多集中于2008年编的《杨时研究文集》。最具代表性的是2008年林华东作的《为杨时故里明溪龙湖正言立论》、2008年林海权作《杨时故里考辨》及胡鸣作《龟山故里考辩》，其后在2011年胡鸣又分述两篇文章《龟山地处考辨杨时故里考之一》、《南迁三湖考辨杨时故里考之二》更具体考证了杨时的故里。林华东从历史源流的连续性、谱牒史料的广泛性、故里文物的真实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现在的三明市明溪县翰仙镇龙湖村是宋代杨时先生故里、杨时是宋代福建南剑州将乐人。林海权在文中论述了杨时故里之辩问题的由来，他认为杨时是宋将乐人，但在明成化六年以后随着其龙湖故里管辖关系的改变，杨时也是归化县人即今明溪县人。文中他针对学界杨时故里是将乐还是明溪的争论，进行翔实的考证，认为杨时故里在龙湖，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古人早有定论，是无法否定的。（林海权：《杨时故里考辨》，《东南学术》，2008年第五期）另外，也有对杨时有关的著名古迹的探考，如早在1993年杨艾香的《杨时在湖南浏阳的史迹谈考》，考察了杨时在浏阳的著作史料及杨时在浏阳的活动遗迹。另外还有2008年李云生的《明溪杨时与无东林学院》和连炳开的《永不忘怀的杨文靖祠》。三是关于杨时的作品集《龟山集》的版本的考证。目前学术界只有一篇相关的文章，为2008年高令印作的《＜龟山集＞版本考》。杨时的著作，辑为《杨时龟山先生集》，宋代称《龟山扬文靖公集》，明代称《宋儒杨文靖公全集》，清代称《杨龟山先生集》，简称《杨时集》或《龟山集》，明林熙春所刊四十二卷本，被视为杨时全集，是现存最完善的刊本。（高令印：《＜龟山集＞版本考》，《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二）杨时思想渊源研究对于杨时思想渊源的考察，学术界对此专项研究得很少，但不少学位论文在研究杨时思想的同时也详细论述了其思想渊源。杨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二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巨大，另外，其思想还受到佛家、道家的深厚影响，带着明显的佛学、道学的倾向。朱修春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关于杨时的学术渊源，学界似无专门研究，但历来学者有一个基本致的观点，即认为杨时曾师事程颢、程颐，先后接受过二程的教诲，杨时继承的的是二程的思想体系，纵观杨时一生，就其学术主流来看，二程对他的教育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思想方面，杨时系统地接受了洛学和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接受《中庸》、《易》学影响尤深。二是通过二程，杨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的影响。然而，全面地探究杨时在学术上的成长过程，如果说场时的学术思想仅仅只受到二程的影响是很不完全的。首先，北宋中期以来的学术环境是杨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当时佛教各教派内部的“定祖”和争道统事件给儒家学者以极大的刺激，成为日后杨时在学术具有鲜明宗派立场的渊源。（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本）黄觉弘对杨时《春秋》遗说进行了文献的考察，并探讨了杨时《春秋》学之渊源。他得出结论：《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黄觉弘：《春秋遗说及渊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詹石窗、李育富分析了学术界对杨时易学的研究状况及原因，认为近年来，致力于杨时研究者方兴未艾，如考辨杨时行迹、著作，从不同方面揭示其理学思想等，展示了一种理论考察的新动向。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其易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原因可能是杨时易学淹没在其理学思想中未被突显，更重要的是，杨时所注的《周易解义》已散佚，未有易学专著留传于今，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他认为杨时主要继承了二程的易学思想，注重从义理释“易”，同时也认同画前元有易，推崇先天学，融义理、象数为一炉。然而，杨时的易学旨趣却在于用易，不流于空谈易理。他主张反身而诚，学《易》必须心通的为学之方，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影响，杨时的易学思想理论建构并未超出前人范畴，但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朱雪芳在其文章中，对杨时对《易传》的研究略有涉及：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刘京菊：《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3期）杨时思想也极大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是其理学思想的特色所在，学术界对此也颇有研究，如2000年王建龙的硕士论文《论杨时、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赖万宜的《浅谈杨时理学思想与佛教的吸收、渗透关系》。赖万宜认为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杨时对佛家形上思辨予以严厉批判，杨时批评佛家“色空”之说、对佛家弃世绝俗的作法表示反对等，但杨时在反对佛家的同时对佛教也有肯定，他认为儒佛都是“传心之术”。杨时对佛的赞同和批评事实上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杨时反佛是以儒家基本理论为依据进行的，同样，对佛教的肯定也是有儒家基本理论作依托的。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是从儒家立场出发，而且对佛的认同也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赖万宜：《浅谈杨时理学思想与佛教的吸收、渗透关系》，《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另外包佳道的《杨时“空”论略探》，也比较详细论述了杨时理学思想与佛家学说的关系。
  对于杨时道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极少的，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也相当迟，唯一一篇博士论文可观杨时的道学思想来源。其作者将杨时定义为“两宋之际著名的道学思想家”，对杨时的道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他考察了杨时以道统观和佛老观为中心思想历程，在第二章中着重围绕道学的天道思想展开论述。通过分别对二程与杨龟山的天道思想进行考察，揭示杨龟山思想中的工夫实践特色，在对天道概念的理解方面，龟山的思想不外于师说，但是，龟山最为重视的是学者如何行道，龟山强调“中庸”所说的“道不可离，可离非道”，学者之行道不离人伦日用。行道的前提离不开学者求道以知道的工夫，对于求道工夫的详细论述，乃是龟山道学思想的重点所在。同时围绕道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诚者合内外之道”的命题，针对龟山观点以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周杨波：《杨时理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杨时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得到二程的真传，道学才能南传，从而开启了闽学发展之路，所以其尊师重道的事迹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在学术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学术界也有不少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程门立雪”这个成语的渊源及发展演变，方彦寿认为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游酢、杨时立雪程门故事的发生到“程门立雪”这一成语的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来源来说，既有记录这一史实的若干史籍，也有将此作为典故入诗的宋明时期的一批诗人，还有对这一成语的形成和普及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通俗类书。（方彦寿：《“程门立雪”的文献考察》，《朱子文化》，2012年）在文中，作者对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最早出现这个成语的典籍及其历史演变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还有2010年陈建生作《“程门立雪”辨析》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该成语的出处、发生年代进行了考述，还厘清了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
  （三）杨时理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其理学思想上，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体论。对其理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本体论上，代表性的有何乃川的《杨时“理一分殊”思想》、朱学军《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略论》等，还有王晓朴的《论杨时的理学思想》和周杨波的《杨时理学思想研究》两篇学位论文。王晓朴比较系统阐述了杨时的理学思想，通过对杨时理学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阐释了杨时在理气、心性、格物致知和圣人观思想上对老师二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理一分殊思想中，杨时通过和老师探讨《西铭》之旨把“理”的问题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气论中，杨时汲取张载气学思想中的诸多合理成分，把气与道义相联系，为二程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含义；在人性论思想中，杨时继承了张载的气质之性和变化气质，以论述人性之善；在心论中，通过反对王安石的学说，提出了“循天理，去胜心”的主张；在格物致知思想中，杨时把“反身而诚”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加以提出；在圣人观的思想中，杨时以“圣人可学而至”来鼓励学者。杨时把二程思想体系中的一些不同倾向加以融合，形成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之中，再加以汲取其他学说作为补充，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理学思想架构。（王晓朴：《论杨时的理学思想》，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对杨时“理一分殊”思想的阐述和评价，何乃川论述得精辟，他认为杨时在论述“理一分殊“命题时不仅强化了“理一”的本体论地位，还进一步把”理一分殊”思想运用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及人生哲学，将懦家伦理观同哲学本体论统一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其颇有特色的“理一分殊”思想既促进了儒家人本哲学向精致化、系统化、思辨化的力向发展，也促进了中同抽象思维水平的全新提高。（何乃川：《杨时的“理一分殊”说》，《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从总的来看，虽然研究杨时理学思想比较多，但许多学者对其理学思想的架构还比较零散，各有其标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着重对其理学思想的体系化，系统化。
  二是认识论。其认识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诚”、“空”等的研究，如牛耀锋的《杨时“格物致知”思想简论》及其硕士论文《格物致知思想新论》、周燕春的《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等。以牛耀锋的研究为代表，他认为从当时的学术氛围来看，宋儒之学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在宋代尤其是洛学尤为重视对格物致知概念的阐发，由格物致知所衍生的认识论和心性论沉寂了一千多年终于在宋代得到重视，并成为宋明理学家各学派争论的核心内容，这样对杨时“格物致知”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他将杨时的格物致知理论体系化，从格物致知的本体入手，通过研究“理”的渊源，明确了杨时和二程的继承关系，并对其中杨时对“理”的理论发展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进而通过对诚中、未发已发、静敬等概念的阐发，使人们能够比较明了直观地对杨时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了解。另外，周杨波的硕士论文《杨时理学思想研究》也探讨了杨时与二程不同的“格物致知”思想内容和特色。
  三是道德观。对于杨时道德观的研究近几年关注得比较多，但对其中庸思想的研究早有其人，1989年许永澜的《略论杨时的中庸思想》，应该是最早的一篇成果，其后便无人再研究杨时的道德思想，直至2005年，而且主要集中在这一两年，现收集到12篇文章有7篇是在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近几年随着对杨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视域。从研究成果上看，对道德观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可观，有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可见对其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系统。从研究内容上看，较早也较集中的是对其“中庸”思想的研究，集中在3篇学位论文上，有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王晓薇的博士论文《宋代中庸思想研究》、程洁的《杨时＜中庸＞思想研究》还有对其道德观、道德修养的研究，如王治伟、朱人求的《杨时道德修养观探微》、李星的《杨时修养论之层次脉理探微》等。
  对杨时中庸思想的研究以包佳道的硕士论文阐述得较为系统，他从杨时“中庸”思想学术渊源、《中庸义》的成书；杨时“中庸”思想的道德本体论；杨时“中庸”思想的“德性”存养论；杨时“中庸”思想的“德性”政治观；杨时“中庸”思想的理学特征及其理学地位等六个方面考察了杨时的中庸思想。
  四是政治思想。杨时是否是政治家，众人说法不一，有人评价杨时最多只能是理学家，不能算得上是政治家，但无论杨时是否是政治家，其政治思想都是丰富的，值得研究。朱修春的《杨时政治思想述论》就客观地阐述了杨时的政治思想，其外还有刘京菊的《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陆翠玲的《杨时民本思想探微》都清晰都论述了杨时的政治思想。朱春修认为“正心诚意”是杨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理学家，杨时对“正心诚意”做了理学化的注解。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他提出“正心诚意”和“格君心之非”，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他得以“正心诚意”为核心的圣德王功学颇具特色，特别是他提出要以正学术为先务，矛头更是直指王安石新学，其学说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对两宋之际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同时他认为杨时的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杨时过度地依赖统治者的道德素养，其学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意义也不可高估。举凡熟悉两宋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杨时生活的两宋之际，更大的当务之急，则是要迅速理顺政治、抓紧时机、整军经武，有效地抵御驱兵南下的金人入侵。在金人的铁骑已兵临城下、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杨时作为思想家并未警醒，而是始终沉溺于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中，以辨学术、正君心为先务，必然会加剧当时政治的混乱。（朱修春：《杨时政治思想述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刘京菊对杨时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归纳：理学家杨时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亦关注着社会政治。他继承传统儒家学者经世济事之志，积极地出仕为政，试图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挽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的危局。在为政方略上，他提出知人善任，为政以公；重保仁心，视民如伤；积极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等具体的政治主张。（刘京菊：《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陆翠玲分析了杨时的民本思想：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杨时，秉承儒家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其师二程之说，他倡导知人善用以安民、制民之常产，重力行，爱民、护民、恤民，并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他所到之处无不有惠民政策，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杨时这种为民的思想及践履精神着实值得我们借鉴。但他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毕竟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为人民谋利益的，其民本思想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陆翠玲：《杨时民本思想探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五是历史观。杨时写了30多篇史论，主要评述春秋战国、汉朝及三国时期的一些人和事。这些史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反映他的人生意愿，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因此，这些史论是杨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史观的体现。李云生的《试折宋代理学家杨时的历史观》是目前学术界对杨时历史观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唯一一篇文章。他总结了十点从杨时的史论中反应出来的观点和见解：表达民本思想，倡仁政，反暴政；推崇智隐身退，重功名，轻富贵；主张法治愿治，循公义，反擅杀；主张审时度势，重德威，斥冒失；赞赏封建朝仪，重纲常，倡名分；赞扬英雄壮举，重实质，斥冒险；推崇君子之风，敬贤士，贬小人；提倡用人唯贤，重人品，轻亲情；推崇秉公体国，赞贤吏，斥佞臣；反对和亲联姻，倡攮外，斥和议。（李云生：《试折宋代理学家杨时的历史观》，《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这也是杨时政治观点的体现，因为他的史论主要目的是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另外，他还总结了杨时史论的特点，他认为杨时的史论总体来说比较尊重客观事实，材料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比较客观公正，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察，他的史论观点许多是正确的、积极的，他的史学观点对今人也有启迪和告诫作用，但同时也有局限性，也有偏激看法，带着封建时代的痕迹，这是必然的。
  六是学术思想。杨时的学术思想包括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对此相关的研究也较少，但学术界早有人关注，一是早在1947年陈默涵的学士论文《杨龟山教育思想研究》，还有就是1977年台湾师范大学林义胜的博士论文《杨龟山学术思想》，说明那时对杨时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具体化了。其他国内的论作就比较少了。2011年举办了一次关于杨时教育思想的学术研讨会，具体论文不详，但从包佳道作的《杨时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承“杨时教育思想与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可以了解学术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如合肥学院陶新宏强调杨时教育思想经世致用的特质，他指出杨时教育目标学至圣人，无非是要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杨时把儒家“四书”、“六经”作为教学内容，取舍标准为是否有益于后世之治；教学方法上注重精思力行。他还在此基础上挖掘了杨时教育思想“尊师重教、学贵坚持、学应有方、互动辩难、以身垂范”的真知灼见对克服我们当前教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的借鉴价值。另外有的学者还从“杨时的人格魅力”、“杨时的教育哲学”、“杨时尊师重教理念”、“杨时家庭教育观”等角度专门探讨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包佳道：《杨时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承“杨时教育思想与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武夷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还有对杨时学术精神、学术态度的研究的如李星的《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和王玲莉的《杨时的“学习”之道》。李星在其文中介绍了杨时立志向道的行为和“倡道东南”的贡献，阐述了杨时“静中涵养，体验未发”的求道、悟道方法。认为杨时的“为道之方”，为我们从本体论、工夫论以至践行天道的不同层面展示了一代名儒如何修身求道、悟道的涵养路数。通过对杨时“为道之方”的探究，使我们从“为道”而非仅仅“为学”的角度走进了杨时的思想，体会到杨时的“为道”志向和“行道”执着，也让我们在兴味其修养意蕴的同时升华了自身的求道热诚和行道意志。（李星：《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王玲莉认为长期的教学实践造就了杨时独特的“学习”之道。对于“学习”，杨时给出的定义是：“大概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习。”他把“学习”理解为实践圣人之事业，倡导“学始于致知”、“知止而力行”、“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充分体现了杨时理学工夫论的次第、目标、方法与境界，对道南学派和朱子闽学影响至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玲莉：《杨时的“学习”之道》，《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其外还有探讨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的，如2012年陈利华的《南剑学风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她认为在杨时少年求学时期，形成于福建南剑州州治一带的南剑学风，既促进了当地的人才培养、学术思想体系形成及文脉传承，同时也对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七是文学思想。对于杨时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在近几年开始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如杨国学的《论杨时对武夷文学的贡献》、陈忻的《杨时的文学思想》，陈忻认为《龟山集》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无不打上理学思想的烙印，为人、为文以及表现风格三个方面对杨时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探究，主要表现为特别强调作者的正心无邪、作品的温柔敦厚和冲淡自然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杨时是将作者自身的道德品格修养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提及文学性，其因人而及文、因文而见人的思想意识是极为清晰的。（陈忻：《杨时的文学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5期）另外还有研究杨时诗歌的，有陈庆元的《宋代闽中理学家诗文一一从杨时到林希逸》、张迅的硕士论文《杨时诗歌研究》，张迅的研究比较详细和深入。他认为杨时作为一个理学家，杨时比较注重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重视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他既主张诗歌要“贯明道理”，又要求其“自然流出”，这就导致了他的诗作相应地形成言谈义理与吟咏性情两大类型。他虽然反对以玩物为道，但他把山水景物当作怡情体道的对象，因此山水景物诗成为杨时诗作的主要内容。杨时在诗歌创作中坚持“温柔敦厚”的理念，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诗大多是“温柔敦厚”之作。与此相关联，他认为平淡是诗歌的极致，是诗歌的审美标准。他的多数诗歌表现出的风貌是：冲淡自然。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歌接近于富有文采和才情的诗人之诗，运用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多隶事用典，讲究严格的对仗，且以押韵为工。
  他有些诗句运用的比喻和拟人新巧精妙；有些诗句写景清新，运用迭字，显得活泼俏皮。（张迅：《杨时诗歌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四）杨时地位及贡献对于杨时贡献、地位的研究学术上也比较早、成果也较多，主要体现在其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其学术地位的研究，较为代表性的如黎听的《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陈遵沂的《关于杨时在理学思想史上地位的几点考察》、朱春修的《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也有突出杨时对洛学的传承、闽学的开启的历史贡献的成果，如傅小凡的《论杨时对洛学的传承》、张品端的《论杨时在洛学到闽学中的作用》等。何维从三个方面解析杨时在两宋之际为传承及播扬洛学所做的贡献。一是介绍杨时进行传承及播扬洛学活动时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于杨时在对二程典籍的整理，以及站在洛学学者的立场对于儒学典籍重新解注与发现上的功绩的讨论说明其对于洛学传承与发展的影响；二是讨论杨时对于《中庸》一书的推崇及其在理学四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说明杨时在理学体系的最终形成中所做的贡献；三是探讨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杨时为了张大理学，在承接二程思想的基础上，也注意对与洛学并行于世的理学其他学派学说的吸收融摄，从而为集理学大成的朱熹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何维：《试论杨时在两宋之交理学传承中的地位》，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另外，他的学术贡献最集中体现在他的丰硕的著作中，如朱修春认为杨时一生勤学，著述较丰。他的著作主要有《三经义辨》、《春秋义辨》、《礼记解》、《大学解》、《中庸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辨》、《解易》、《字解》、《论日录奏议》、《庄子解》《列子解》、《龟山文集》等。此外，他还编辑过《二程粹言》、修订过《伊川易传》从这些著作来看，杨时的学术对理学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
  （詹石窗、李育富：《杨时易学思想考论》，《周易研究》，2011第5期）在阐述杨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内容中，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一般会被列入其中，这是其政治贡献也是其学术贡献，刘京菊认为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朱雪芳：《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9第3期）周杨波论述了杨时对王安石的批判，总结出杨时认为王安石的主要罪过有四点，一是王安石变法挟管、商之术，变乱祖宗法度，导致社会民众为追逐名利而变得混乱；二是导致北宋后来的贪官蔡京等人效法王安石，以图身利；三是败坏统治者心术，让北宋统治者不以勤俭为荣，导致后来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四是败坏学术，宣传错误的思想，扰乱读书人的思想，是为邪说。（申绪璐：《两宋之际道学思想研究一一以杨龟山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杨时的学术影响力在杨时在世时就已经远至海外，高秀华经过文献学的考察，认为杨时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她认为：杨时使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是闽中以至南方理学的开创者，为以后理学闽学的东传朝鲜、日本创造了条件，杨时在中国以至东亚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高秀华：《杨时思想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在总结杨时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朱春修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评价，他肯定了杨时在两宋之际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杨时在理学处于存亡绝续之交下，力行二程之道，传道入闽，倡道东南，开启了南宋理学，是闽学理学化的奠基人，但杨时等人极端强调内圣的理学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时等人丢掉了经世传统，以讲学论道代替了从政问俗，甚至不惜借用政治权势来压制王安石的新学，人为地将儒学重点片面地转移列内圣的一面，这个不仅使他们的思想日渐脱离现实事务而沦落为无益的空沦，而且使他们的思想发展趋向僵化，给社会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朱修春：《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理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他认为综观杨时的一生，尽管杨时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州县为官中度过的，曾参与过不少的政治实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却不大，他是作为二程的后学而在史书上留名的，从本质上讲，杨时是一位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本）（五）杨时思想的时代意义对于探讨杨时思想的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必金的《浅议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蔡登秋的《“道南衍派”的成因、文化现象和祭祀》及陈登平的《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将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王必金探讨了杨时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关系，他认为杨时高风亮节精神个性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二者的渊源一致，认识相同，相辅相成，二者在现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时代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组成的部分；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大理、良心”道德观为反腐倡廉提供精神武器；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王必金：《浅议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陈登平认为将乐已经具备了实施生态文化旅游的现实可能性，故而将乐应当适时提出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生态文化旅游指导原则和包括力推杨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合作研究与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具体实施策略，以期对将乐旅游从文化价值上提升品位与知名度，促进将乐旅游事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陈登平：《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将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三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蔡登秋认为对杨时的祭祀文化随着现代交通便捷，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近十多年来纪念活动的开展面的不断拓宽，台湾、香港等地的杨时后裔开始加入祭祀，这无疑为现代的杨时祭祀注入新鲜的血液。杨时祭典成了海内外同胞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政府联系海外的一个管道。文化渐渐作为社会发展软实力并初见成效的当今，各级政府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开拓正在日渐重视，这样，势必大大加强杨时之“道南衍派”的繁荣。（蔡登秋：《“道南衍派”的成因、文化现象和祭祀》，《淮海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经纬）》，2011第24期）综上所述，本文从整体上、纵向及横向的维度考察了当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现状，罗列出一些研究成果和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分析了其研究现状的特点，但因笔者能力有限，收集的资料不能完全，文字繁琐，归纳不足，文中若干观点乃笔者个人观点，不敢作为结论，只希望能在一般意义上了解现今对杨时的研究状况，以作述评。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