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两宋时期，南剑州先后诞生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儒，他们是中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史称“延平四贤”，延平便有了“四贤故里”、“理学名邦”和“东南邹鲁”的称誉。可以说，“延平四贤”的学术造诣是深厚的，影响是广泛持久的，其所留下的文化遗存，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理学谱系，既是一座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富矿，又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在聚焦探究理学文化、钩沉探颐千年贤圣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发现“延平四贤”的高尚品德亦如珍珠一般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本文试对这四位先哲的道德人品进行粗浅分析，以作一段往事犹新的历史回顾，做一次睿知酌见的心灵交流，以表对他们的崇仰之情。
  第一、尊师敬道，谦恭好学，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从洛河到闽江，河洛理学由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一脉相承。他们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
  杨时自幼聪颖好学，8岁就会写文章，被人称为神童。他从小知书识礼，孝敬父母。幼时以将乐人杨希旦为师。15岁到邵武求学，稍长，潜心研究经史。北宋时，延平教育兴盛，且最早在全国办起州学，南剑学风对他影响很大。杨时常在延平建溪与西溪相汇处的藏春峡与文化名人吴仪、吴熙、黄裳为友在一起读书、论学。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这时河南程明道（程颢）和程伊川（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杨时便放弃当官之念，和游定夫（游酢）绕道颍昌，拜程颢为师，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后来与其他三人被称为“程门高弟”。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说：“吾道南矣！”也就是说：“我的理学要南渡啰！”杨时、游酢“立雪程门”典故为后学推崇为尊师的典范。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杨时曾在江苏东林书院讲学，宣传洛学。晚年告老还乡，逾八十高龄，仍讲学著述不倦。杨时弟子多至千人，人才济济，培养造就了如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不少著名的学者。
  青年罗从彦，孜孜不倦地问学穷理，他听说杨时得河南二程的河洛理学真谛，羡慕不已。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徒步到萧山（那时杨时为萧山县令）拜见杨时，与陈渊一起为杨时弟子。他初入杨时门下时“汗惊浃背”，惊叹说：“要是没有到这里来，几乎虚过一生了！”通过观察，杨时认为在众多门下弟子中，唯有与罗从彦可以言道。杨时在与罗从彦讲《易·乾九四爻》时，曾说“伊川（程颐）说得非常好”。罗从彦为了求证，便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回来之后，师事杨时更为虔诚。通过五次受学于杨时，“终得杨时不传之秘”。后人评介罗从彦对闽学发展的贡献时，概括为一句话：“他以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而著称，是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罗源、篁路两村留下了罗从彦的足迹，也留下了记载罗从彦毕生穷理并阐扬二程学说的人生轨迹。
  李侗一生模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仕，李侗亦不当官，罗从彦筑室罗浮山，谢绝世故。李侗二十四岁从学于罗从彦后，亦“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李延平集》卷四）。罗从彦淡泊，“严毅清苦……于世之嗜好泊如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李侗亦淡泊，“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李延平集》四卷）。李侗很佩服罗从彦的“不求人知，安贫乐道”的精神；“（罗）从彦好静坐，（李）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宋史·李侗传》）。李侗拜罗从彦为师前，为人十分豪迈，喝酒没有限度，喝起来必是几十杯，醉了喜欢纵马奔驰，没有跑上二三十里路不回头，拜师之后就不相同了，好象判若二人。
  李侗在学问上造诣颇深，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朱熹、罗博文、刘嘉誉等人是他的门下高足。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从同安徒步到延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当时朱熹方24岁，而李侗已经61岁了。此后十年，朱熹先后六至延平、五访李侗先生，每至延平都住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寺。朱熹年轻时虽然诸子百家、释老之书无所不读，但缺乏自己的立论根本，自受学于李侗后“洞明在道，颇怪异学之非”、“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矣”。确确实实，李侗的思想对朱熹哲学的成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全祖望说；“朱熹的老师有四位，传授二程理学的首推李侗。”清代学者张伯行说：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其道南（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由于李侗将河洛理学传给朱熹，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史称“程朱理学”。
  第二、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卖国投降，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理学家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延平四贤”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受其师辈、父辈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们辈辈相传，具有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异族入侵。
  杨时生当北宋衰亡，南宋初建的年代，他为维护国家统一，十分关心民族危亡，勇于弹劾权奸，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支持主战派李纲等抗金重臣。当“六贼”之一的童贯贪生怕死，弃军而逃时，他义正词严，坚决要求诛杀他“以正典型”。当朝廷怯弱，欲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敌议和时，他“极言其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杨龟山先生集》卷一）。
  罗从彦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职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向众多学生灌输爱祖国、爱民族的高尚品质，在教育中始终贯穿着忧民、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传播教育进步思想为准则。他反对秦桧统治的腐朽势力，同情农民生活的艰辛，这种高尚品质也传授给李侗，每当“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
  位居“延平四贤”之末的朱熹，继承了其师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他入仕后，曾屡次向朝廷进谏或上疏，一再阐明他反对同金议和坚决抗金的主张，指出“讲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提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在奏章中，他请求为“天理”而战，表现了尊王攘夷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还先后多次或上《封事》，或向皇帝面奏，提出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和富国强兵、抵抗金人的一系列爱国主张和措施。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帝召朱熹进京陈述政见，朱熹在进京前专程请教李先生面见皇帝时该说些什么，李先生嘱其上朝后应：“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宋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这三点不仅道出了李侗学术之见，也反映了他抗金救国的政治主张。
  由于抗金主张的相同，朱熹同爱国诗人辛弃疾、陆游、进步学者陈亮等过从甚密，互以道义相许。辛弃疾被朝廷一度罢免，闲居上饶，朱熹听说后为之愤愤不平，称赞他“卓荤奇才，疏通远识”。陈亮赞赏朱熹的抗金意志是“赤手丹心扑不破”。朱熹与陆游的深厚友谊是在他们二人长期共同的抱负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由于双方共同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们相见恨晚。朱熹不仅赞赏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对他的诗歌推崇备至：“放翁老笔愈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陆游的祭文充分表现了他对朱熹的深切思念和极高的评价。祭文曰：“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期来享。”延平四贤政治观点明朗，政治态度一脉相承，都具有强烈的抗金的言论和行为。杨时“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罗从彦在教学中，能结合当时社会的状况，向学生灌输爱国爱民的思想，以国家盛衰利弊分析和审慎地教育学生。李侗写信对朱熹说：“讲和误国的权奸该骂”，“金虏与我不共戴天今日第一义。”朱熹也是主张抗金，反对和议，“大金人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致胜。”第三、廉明清正，刚直不阿，珍惜民力，反对奢靡，同情民间疾苦北宋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突出。杨时认为要以民为本，即以“收民心为先”，要“仁”、“爱人”、“爱人之道”，“民，邦之本也”。他反对对人民施苛政，用酷刑。六贼执朝政时，强令东南各地征缴“花石纲”；乃致在全国各地，不断增加赋税，巧立名目；四川地区特别严重，向人民征收几十倍的赋税。杨时提出“爱人节用”的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杨时上表批评朝廷：“东南花石，其害尤甚。”他还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做到量入而出，防止滥用浪费。
  杨时一生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十分称颂尧舜“茅茨士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宋史·杨史传》）。中年时虽任下级官吏，却忧国忧民。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如政和二年（1112）四月，杨时赴萧山任县令，此时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筑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为此，杨时被乡民建祠崇祀。
  罗从彦十分厌恶贪官污吏，认为官吏必须正直忠厚、廉洁奉公，为国家、为百姓办事。他说：“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遇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因为正直忠厚与廉洁奉公相辅相成，只有廉洁奉公才是正直忠厚的表现。罗先生这番议论同样影响了李侗的一生，虽然李侗一生没有做过官，但“伤时忧国”。他在《瓮荠》一诗赞美瓮荠，要求为官者要珍惜民力，反对奢靡。
  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但常亲事稼穑。由于他亲近下层人民，故不仅关注国事，还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心。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国家中最大的要务莫大于体恤百姓。”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乾道三年（1167）七月，此时，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绍兴二十三年（1152）朱熹任同安主簿、乾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
  第四、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视为修身之要、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被当作是修身之要、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毛泽东以“力行节俭，勤俭建国”为治国经验；胡锦涛总书记也号召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可见，国家的富强、家庭的富裕，勤俭节约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李商隐所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杨时虽然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祭酒、工部侍郎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生活要求不高。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世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书含云寺学者》）他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
  罗从彦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绝意仕进”，发愤著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后人以及门生影响极大。
  李侗几乎与其师罗从彦相似，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李侗不仅在学问上造诣颇深，而且人品极好。他隐居山村40余年，生活清苦简朴，不求功名利禄，潜心研究儒学真谛。他对自己的处境悠然自得，泰然处之。他说：“胜如城市宅，花木拥檐前。一雨晓时过，群峰翠色鲜。采荆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车马长无到，逍遥乐葛天。”（和静庵山居自咏）其乐观精神令人称羡。
  朱熹一生七十载，兼具学者、良师、名宦、才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并经其化为家训，传与后世。在《训子从学帖》说过“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以及“谁在平时节衣缩食，在穷困时容易渡过难关；谁在富足时豪华奢侈，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这辩证的道德箴言能让学生谨记节约的必要。
  由于“延平四贤”的道德人品高尚，促使了由河洛理学得到进一步的传承，给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康熙帝亲笔御书“程氏正宗”赐给延平玉地村杨龟山祠；御书“奥学清节”赐延平罗从彦祠；御书“静中气象”赐延平李侗祠；御书“学达性天”赐朱熹，匾额悬挂于武夷精舍。这种褒赏对他们来说，可谓当之无愧。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南平市民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