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延平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以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代表的“延平四贤”，对宋明理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思想影响中国近千年。“延平四贤”中，杨时是闽学鼻祖，是洛学南传第一人，他为闽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学者程敏政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龟山（杨时）的洛学南传，也就没有朱子（朱熹）的集闽学之大成。可见，杨时与朱熹密不可分。研究朱熹，研究闽学，绕不开杨时。
  杨时和朱熹作为那个时代伟大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涵盖方方面面，影响中国思想界、教育界近千年。本文试从杨时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来论述杨时对朱熹的影响。
  一、杨时哲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杨时一生孜孜于理学的探索、传播与发展，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闽学鼻祖的地位，不愧为“程氏正宗”与“闽儒鼻祖”，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宋高宗赠文称赞杨时：“言正而行端，德宏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辩斜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经义可以开来学于后世。”作为洛学南传与闽学开创的第一人，杨时对朱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朱熹对杨时也是赞赏有加，他在《祭延平先生》中这样评价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高度肯定了杨时对理学的贡献。
  1、从“理一分殊”来看“理一分殊”这一理学观点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对《西铭》中的“民胞物与”等普爱众生万物的思想，杨时写信给老师程颐，对《西铭》中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言体而不得用，恐其流逐于兼爱。”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阐发“仁之用”。
  程颐说：“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无分。分殊之弊，和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杨时在以后的讲学过程中多次提到“理一分殊”的体用关系，并将“理一分殊”的关系与“仁和义”联系起来。杨时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杨时将“理一分殊”与“仁与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
  杨时认为，儒家阐述的仁义道德准则是绝对神圣，无可非议的，这就是“理一”。而人们依据这样的准则去对待、认识世界万物和人生，这就是“分殊”。杨时把“理一分殊”用于事物的体用关系，特别是社会伦理道德关系，这是对“二程”“理本论”的丰富与发展，为朱熹的“一本万殊”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继承并发扬了杨时“理一分殊”的思想，他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他还说：“一统尔万殊”，“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2、从“格物致知”来看关于“格物致知”，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从《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的“即物穷理”的观点就是从杨时的“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思。”演化而来的。
  对于“格物致知”，杨时认为，人性虽善，如果不“格物”，是不能明理的。他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尤其是格外物的重要性。杨时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也，此其序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思。”综上所述，杨时“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朱熹在吸收了杨时的这一哲学思想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杨时的哲学思想，两者一脉相承，密不可分。二、杨时教育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杨时和朱熹，既是学贯古今的理学家，又是万代师表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朱熹的身上，可以看到杨时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从朱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及成果来看，他在继承的同时，又发展了杨时的教育思想。
  杨时和朱熹都十分重视书院教育，提倡道德教化与实学本领，培养有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注重书院建设。杨时和朱熹一生致力理学的研究与传播，他们四处游学，或创建书院，或重修书院，或在书院传播“体用之学”。
  在杨时八十三年漫漫人生岁月中，讲学的生涯就有“四十有七年”。其中在东林书院，杨时前后生活了18年。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正和元年（1111），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所创办。而据最早记录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志书《咸淳昆陵志》记载：“公（杨时）居昆陵（今常州）者十有八年。”《东林书院志》记载更为明确，该志卷二一记载：“政和元年，杨龟山先生年五十九岁。三月四日，初寓昆陵之龟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昆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岁，乃至昆陵还南剑之将乐，前后共留有十又有载。有讲舍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地名东林。”“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东林书院享誉海内外，培养出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一大批理学造诣颇深的门人弟子。这其中就有朱熹的祖师罗从彦以及朱熹好友张拭的老师胡宏。胡宏，字仁仲，崇安（今福建）人，胡安国季子，自幼有志于大道，尝见龟山于京师。曾优游衡山二十余年。张栻曾师事之。张栻，字敬夫，宋绵竹（今四川）人。徙居衡阳。与朱熹友善，两人后在岳麓书院“会讲”，留下一段佳话。
  杨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倡导东南”活动中，足迹遍及江苏、福建、浙江、湖南等地，与之结缘的书院有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
  朱熹秉承了杨时的这一办学理念，创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那时潭州已是“师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访，与张拭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朱熹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朱熹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还在湖南各地延聘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正如岳麓书院大门的对联所说：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培养了大批传道济民的经世之才，奠定了其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由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匾额，就是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岳麓书院至今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据考证，与朱熹有关联的书院全国共有68所，涉及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如福建武夷精舍、江西白鹿洞书院、安徽紫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注重理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杨时和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们都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针对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朱熹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
  朱熹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教育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这种教育思想与杨时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一脉相承。杨时面对：“今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风俗怎抵挡也！”的世风，刚直不阿的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他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杨时强调“志学之士，学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之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主张应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杨时注重把个人的修养与实现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讲学还是为官，他都能秉持这崇高的操守，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从官也未曾改变。始终固守清正廉洁的道德底线。他说：“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脏’。不受脏，岂份外事乎？”他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当然，作为一代教育家，杨时和朱熹的教育思想远不止这些，他们那博大精深的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研究和弘扬。
  朱熹是杨时门下的第三代弟子，这种师承关系人所共知。明代东林首领顾宪成说：“孔子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周元公，结局得朱晦翁。而二程及张载、邵（雍）、罗（从彦）、李（侗）诸先生，复相与后先主持于其间。天实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这种师承关系，明代的周木说的更明白：“愿中（李侗）之学得之豫章（罗从彦），豫章之学得龟山（杨时），龟山实得之于伊洛，伊洛之学则又得于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虽聋瞽之人，有不可掩者。”（作者系将乐县社科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