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七个单位主办，中共明溪县委宣传部等三个单位承办，并以世界杨氏联谊会为后援单位共同于2008年11月在明溪县召开的“海峡两岸纪念龟山先生诞辰955周年暨杨时文化学术研讨会”完满成功，取得多次预期成果。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只提交论文的作者）清醒认识到：虽然历经长达约二十年的研究，但杨时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却未得到学术界的确认，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以及哲学辞典等著作均没有反映杨时的学术思想，甚至连姓名都未列上。究其原因，是杨时的学术思想未得到充分研究和评价，还不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为此，世界杨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学术总监杨青先生大声疾呼：重评龟山杨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衷尔钜呼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杨时的理论体系作深入研究，并将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评价，从而确立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两位专家的意见切中要害，明确及时，针对性、指导性很强。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对全面深入研究和评价杨时应当面对的问题、研究重点、方法以及紧迫性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表明与会专家学者已经明确目前杨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有必要对杨时学术贡献和影响进行再认识，以便交流切磋，凝聚共识，历史地真实地肯定杨时的学术行为和学术贡献。基于此，结合对杨时的某些歧见，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见解。
  一、维护洛学的中流砥柱杨时出生于宋仁宗年间。当时河南程颢、程颐兄弟两人，师事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周敦颐，并在洛阳讲学，弟子盈门，声势很大，其学派称为洛学。
  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24岁，考中徐铎榜进士。宋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他去赴任时，绕道颖川（今河南许昌），以师礼拜见程颢，开始了研修洛学的历程。杨时思维敏捷、聪颖，领会快，程颢赞扬他是“学得灵利高才”、“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后辞归，发出“吾道南矣”的赞誉。元丰八年（1085）程颢卒。元祐八年（1093），杨赴浏阳知县任时，绕道洛阳，通过游酢荐引，转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自此，杨时以维护洛学、传承洛学、发展洛学为己任，为之尽心尽力于一生。
  杨时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保存洛学维护洛学的。
  1、学术环境恶劣宋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上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改革法度的主张，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支持王安石改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精神推行一系列变法措施。熙宁八年（1075）六月，王安石颂行《三经新义》，依托儒家经典宣传变法革新思想，一时号称新学。自此，太学和各州县学都以此为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此后50多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而站在旧党立场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的洛学，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遇官方严禁，受到重大打击。程颐也曾被追夺官爵，甚至“有旨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禁绝讲学，而且将他的弟子如尹焞、张绎等“遂下河南府体究”，并且“尽逐学徒”，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程颐的“立言垂训为世之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傅小凡，何维文《杨时研究文集》，明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52页）这说明在新旧党争中，洛学长期处于被贬被禁的极为不利的处境中。
  另一方面，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在与新党的斗争中内部分裂，洛蜀互相攻击、弹劾，朔党也搞小动作。互相展开所谓君子与小人的意气之争，十分激烈，许多失败的旧党人士被放逐。（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49页）杨时在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仍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整理二程言辞和探究洛学精髓。杨时毫不气馁、毫不畏惧、毫不放松的治学精神，鼓舞了集聚了大批洛学门生，对于维护洛学、保持洛学的延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2、社会环境动荡杨时的一生正是两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阶级矛盾集中反映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制造花石纲事件，激起民怨民愤；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不断受到辽、西夏、金的入侵，在战、守、和的对策上，争斗不断，臣民不断上书，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请愿行动，而且杨时亲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和宋室南迁，在南京重建政权的过程。社会动荡必然冲击和干扰杨时，但是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变迁中，杨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洛学的维护和传承。他排除一切干扰，把研修洛学作为他一生的第一要务。那种把杨时师事二程传承洛学视为一般性的读书求学行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在学禁国亡的前提下坚持弘扬洛学的。设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杨时逆风坚持，并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共同把洛学延续下来，就很可能到南宋后没有“集大成”的局面。那是儒家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一大悲哀，也是东南地域传统文化的重大缺失。
  3、家庭环境多变杨时幼年丧母，是在孤寂中成长。但他得到了仁慈善良的祖母朱氏和贤淑的继母廖氏的关爱。长大以后，他侍奉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很有规矩，很重礼仪。公元1085年7月，继母去世。时年33岁的杨时立即辞去徐州司法一职回家乡龙湖理丧守孝三年。公元1090年，生父杨埴去世，38岁杨时又辞官回乡理丧守孝三年。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培养，十分悲伤，他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叫《先君行状》。公元1104年5月初4，杨时的长子迪不幸去世，享年才23岁。杨迪是哲宗元符进士，授奉议郎，赠宣议大夫，亦从学伊川先生。伊川曾有书赞曰：“令子名迪者，好学质美，当成远器，于《易》《春秋》尤精诣。”这位“好学质美，当成远器”的理学才俊的去世对年已52岁的杨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从33岁至52岁，这20年是杨时的黄金时期，在理学研究方面有重大进展，有许多成果。然而就是这20年，三次面临亲人去世，特别是在理学研究方面很有潜力潜才的、有继承和“接班”父业可能的长子迪的年轻去世，是杨时一生中的大打击、大磨难、大考验。然而，杨时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悲痛的折磨，继续潜心洛学的维护和传承。
  从上述可以看出，杨时是在重重困难之中维护洛学的，说他是维护洛学的中流砥柱毫不过份。
  二、传承洛学的中坚力量杨时作为程门弟子，与谢上蔡并称程门二杰，与谢、游、吕并称程门高弟。杨时不负老师的期望，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授徒，“州县浮沉四七春”，倡道江南。他的足迹遍布苏、湘、浙、赣、闽，门生达一千多人。
  著书立说是杨时传承洛学的主要方式。阐释经典是杨时著书立说的重点内容。他从维系洛学正统的目的出发，经多方努力将散布各地口耳相传的二程讲学语言收集起来，“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他又用了经年累月的时间收集整理早已散失的《伊川易传》草稿，进行编辑校订。在洛学处于逆境的状态中，杨时不遗余力地编辑成《二程粹言》、《伊川易传》，这是保存洛学正统思想的两大硕果。试想，如果没有这两部书，今天我们就难以窥见二程哲学思想的精华部分。为了诠释和弘扬洛学，杨时还有许多有关的著作，诸如《中庸解》、《论语解》、《周易解义》、《春秋义》、《孟子义》等等，他的著述之多，在洛学师徒中是绝无仅有的。
  创办书院是杨时传承洛学的重要平台。杨时为了倡道东南，在湖南、福建、江苏等地创办了以传播洛学为宗旨的一批书院，以书院为依托，以师长为核心，以广传广播为目的。杨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创办的无锡东林书院是江南地区理学文人荟萃之地，是传播洛学的主阵地，成为关中、江右、徽州等书院的楷模。
  坚持讲学是杨时传承洛学的重要行为。江南许多地方都有杨时讲学的身影。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杨时从政和元年初寓常州，至建炎三年（1129）离开常州、无锡，返回故里龙湖，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18年。杨时讲学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他是在深入钻研了二程洛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创见之后才开讲的。就是说杨时讲学的内容是穿插有杨时的重要见解，已被杨时“消化”了的洛学，因此授课效果很好。罗从彦初次听龟山讲学，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这说明杨时讲学并非照搬、照传，而是有自己的深刻认识和思想主张。
  杨时主要通过以上三种传承方式将洛学从中原传至东南海滨，成为倡道东南第一功臣。这一点有许多历史名人作了结论。全祖望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出。”朱熹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李熙说：“宋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得千载不传之秘于遗经，惟龟山杨先生独得指归，故别而归也，忻然有道南之目，一传为罗豫章，再传为李延平，三传为朱考亭而大集厥成，天下称闽中四贤，皆杨先生倡之也。”显然，杨时确实是道南正统传人。游酢和胡安国等也以洛学传往东南各地，但其效果却差得多。故吕思勉先生在叙述理学源流的派别时说，二程之门，最著称者为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游氏书不传，弟子亦不著。谢氏之门，最著者为朱震，然朱震《易学》，实由自得，不出师门也。尹氏最后起，守师说亦最醇，其传亦不广。惟龟山最老寿，遂为洛学大宗。南渡后朱熹、张拭、吕祖谦三先生之学，实皆出于龟山。（朱修春《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00页）以上肯定杨时倡道东南的正统人物，说得有理有据。然而也有人认为杨时在儒家道统中只是翼统，甚至只是附统。如熊赐履在《学统》文中共罗列了颜、思、孟、周、程、朱为孔门之正统，指出翼统人物有子贡、子有、子游、子夏、董仲舒、韩愈、百源、司马光以及程门弟子和靖（尹焞）、杨时等。同时谁是程门第一高弟呢？张伯行明确地说：“先生（杨时）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而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却说：“程门高门生，窃以上蔡为第一。”也有认为游酢为第一高弟者，《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为最。”还有对杨时发出非词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品评杨时著述说：“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盖瑕瑜互见，通蔽互形，过誉过毁，皆讲学家门户之见，不足据也。”（徐公喜《杨时与儒家道统》，2008年纪念杨时龟山先生诞辰955周年专文）我们认为杨时是程门第一高弟，是正统传人，是传承洛学的中坚人物。
  可是却有人认为杨时只是翼统、附统人物，甚至予以非议，认为仅是“门户之见，不足据”。这些违背事实的议论贬损了杨时的学术成就和名声，造成了不良影响，必须予以澄清。
  三、发展洛学的学术名家杨时对洛学是在维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发展，深化和丰富了其思想内容，有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在对待洛学上有以下特点：1、整体把握，恪守“师说”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也就是说对二程传给的学说的基本义理和主要观点是坚信不疑的，在著作和讲学中反复予以肯定。这在理一分殊说、格物致知说、中庸思想论、理气变化观、“已发未发”指决、仁体义用说等方面都有表现。例如二程哲学最高范畴的“理”又称“天理”，包含以下含意：①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永恒的；②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③理早已“客观”地先于事物存在着，人和物“都自这里出去”；④一物有一物的理，一物之理又为万物之理，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对于这样具有精神性本义既能生物又能统辖万物的“理”，杨时是心领神会的。再如，二程解释格物致知说时，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又说：“不能只格一物便能通众物之理”，“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强调：“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第225页）对于二程这些观点，杨时完全接受。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2、多有创见，自有特色杨时在传承洛学过程中有无创见？回答是肯定的，据陈荣捷先生统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曾引用32个学者的731条语录，而其中就引杨时之论73条，仅次于二程225条，尹焯90条。（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06页）这73条语录应是有创见之论，否则，何不合到二程语录数目之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指出：“杨时创始的闽学，实质是洛学的延伸和发展，逐渐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杨时一方面恪守‘师说’，同时也吸取‘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的‘体用’之说，还有较多吸收张载气的观点来充实洛学的理气观。”（潘复恩《论杨时后继者“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82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衷尔钜指出：“杨时在宣传洛学中有阐有发，不仅阐述，而且有自己之发见，仅举其要：吸收了张载的气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天理天命结合论，提出‘知合内外之道，以体用言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用更重要’。”（衷尔钜《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7页）杨时将《大学》与《中庸》的精意合而为一也是一种创见。他说：“大学言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而以诚意为主；中庸言天下国家有九经，而行之者诚然非格物致知，不能知其道。若谓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之典章，皆为虚器。”（贾至臻《中国理学史》，上海书店）杨时力推孟子性善说和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阐述，诸如在以“四书”为本的理学体系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贡献，为朱熹著《四书集注》提供了思想资料，在修养方法论方面有丰富的思想认识，还有民本思想的独到意识，法治愿治的首倡“主张”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包含新认识、新见解、新观点。诚如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渊源》一书中阐明杨时对二程洛学在太极、理气关系、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已发未发等方面发展了二程学说，有的直接为朱熹接受，有的使朱熹受到影响和启迪，有的使朱熹学说更为严密、理性。
  3、门生众多，实成学派衷尔钜先生最近指出“龟山学派这个题目是一个长时间被忽略，值得进行研究的课题”，“所谓学派，因宗奉的主旨不同而有流派，成为学术一流派，应包括学术源流、学术主旨、治学方法和途径、研究领域、理论和著作风格等方面与其他学派和人物不同而有自己的特色”，还要评价“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新阶段”，“在现实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衷尔钜先生提出了一个杨时研究的重大课题，很有见地和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杨时门生众多，遍布江南各地，其思想传承面很广，时间很长，研讨广泛深入，著述繁多，造就了南宋繁荣的思想文化，这是以杨时这位宗师为领军人物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奋斗的结果。应该认识到，对于形无实有的道南龟山学派的研究是当前杨时研究深化的迫切任务。
  四、洛学南传的闽学鼻祖杨时成为闽学鼻祖，不是今人的结论，而是明代就有的认识。明代林钿在《请补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疏》文中说：“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后来清代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得更明白：“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以杨时领头的道南学派将中原洛学南传福建，至朱熹而集大成，这已经是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的历史上许多学术名人的共识。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今有少数人对此看法不一，也是正常的。如今人蔡仁厚曾这样说道：“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仍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为止。”此言未必完全正确，南剑三先生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仅为闽学学者所重视，而且亦为闽学学者所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学者建构自己理论思想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95页）至于杨时能否称为闽学鼻祖，笔者认为关系到对“闽学”的界定。“闽学”这个名称，最早流行于明代。明初大臣、文学家宋濂有“濂、洛、关、闽四夫子”的说法，陈鼎有“闽之学”的说法，清代张伯行编有《濂洛关闽书》。可见，古人称朱熹之学为闽学。
  这样看来，“闽学”是一个特指名称，它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指具体的人，即朱熹，所以也叫朱子学；二是指这位具体的人所活动的地域，即朱熹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闽）；三是指这位具体的人在这相关的地域组成的学派，即朱熹学徒门人众多，据统计有511人，其哲学思想集大成，成为朱子学派。
  因此，闽学又称朱子学。濂、洛、关学的称呼，同样包含如此内涵。
  由此看来，闽学不等于福建之学。因为前者不仅仅是地域的名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将福建早期的理学也称为闽学的话也未尝不可，但两个“闽学”的内涵就不完全相同。
  福建早期的理学代表人物先有欧阳詹、林蕴，后有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以及同调章望之，黄晞等。他们作为福建早期理学和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还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也不可能在福建真正发展和建立强大的学术派别。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后来的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称他们为鼻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所谓鼻祖，即始祖、创始人。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主要是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继承和发展的二程洛学，从“吾道南矣”的杨时开始，载道而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及其门生的努力，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从整个过程看来，能称为鼻祖者，非杨时莫属。
  五、德才益彰的宗师形象杨时除了学术上有巨大成就外，在道德上亦光耀千秋。龙湖龟山祠的门匾上就写着古人对他的评价：“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这八个字包含着对杨时一生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杨时无论是讲学还是做官，都坚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后人在龙湖故里为他建德星坊，让他名芳后世，由此可见一斑。
  杨时的道德表现，有许多亮点，其主要是：①刻苦研学，为人师表。
  “程门立雪”的佳话反映出他学习上的决心、专心和恒心，“浮沉州县四七春”表现出潜心钻研、专心著述、热心讲学的良好心态和志向。罗从彦听课后“惊汗浹背”说明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无比成功和憾人力量。杨时从“笃钟理学”到“程氏正宗”到“倡道东南”，成为“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求学之路。②为官清正、广施惠政。杨时在浏阳、余杭、萧山任知县时，能以民为邦本，“依法放免租税”、兴修水利、尽量减轻民众负担，以致“民思之不忘”，画像张挂，甚至建祠纪念。一个封建官吏能得到民众如此拥戴，实属不易。③刚正不阿，大义斥奸。蔡京与杨时是福建同乡，蔡京曾举荐杨时进京任秘书郎后迁著作郎。杨时在余杭当知县时竟敢顶掉蔡京扰民的要求，后来还上书朝廷，抨击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民切齿……”杨时敢于揭露花石纲的罪恶，声言要挖除祸根。真是“排老奸不遗余力，非守正不阿不能如是”。④力主抗金，力排和议。杨时在国家危急之际，提出一系列卫国建议和策略，并且大义斥奸，上书乞诛童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⑤孝老爱亲，克俭于家。杨时称颂尧舜“茅茨土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他“身后萧然，家徒壁立”。他对待父母非常孝顺，侍奉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对老师亦充满深情，程颢去世，他在千里之外组织门生祭奠，还写了《哀辞》。他重孝道又反对愚孝。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连宋高宗都赞其“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
  在杨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德才益彰的宗师形象。作为一名思想家，学术成就自然是最重要的，但“德”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北宋四大书法家原是苏（三苏）黄（庭坚）米（芾）蔡（京）。因为蔡京德行很差，名声很臭，人们不接受，后来就改为蔡襄。（袁腾飞《两宋风云》，《中国电视报》2009年7月23日第29期A17版）这说明“德”在人们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之物，人们期盼和敬重的是德才益彰能垂范后世的光辉榜样。
  六、享誉海外的洛学大宗杨时作为一代宗师，著述不少，弟子很多，不下千人，他将中原的洛学传至南方广大地区，成为闽学诞生的关键因素，可见影响深远。《四库全书》在评价《龟山集》中说：“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应为绍兴五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朝论实皆传（杨）时之绪馀。”这完全说明了杨时的声望之实之广。
  杨时不仅声名在江南广大地区广为传播，而且名扬高丽。史书载：傅国华、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安在？”表明高丽国王已知杨时的学术成就，才会以关怀的口吻询问。这说明早在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前，杨时还在世时，其传承和推崇的洛学已传入高丽，而且已经引起高丽高层的关注和重视。据厦门大学副教授高秀华考证，杨时思想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李退溪的思想是在综合研究了杨时及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有关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李退溪的后学申翼等在《祭退溪先生文》中，谓李退溪一生德高望重有如杨时，说：“龟山雅望，允属先生。”（高秀华《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9页）其后朝鲜朱子学大家如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对杨时均有很高的评价。李珥在其名著《圣学辑要》中评价杨时说：“先生独闲居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推力索，务极其趣，涵蓄广大，而不敢轻自肆也。”（衷尔钜《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7页）中国古代，象杨时这样生前就名扬海外的思想家可能不多。杨时的著作何时传入朝鲜，又何时传入日本，尚待考究。但可以肯定在北宋末南宋初，朝鲜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和重视杨时著作和思想，自此，经久不断。这种现象说明杨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延续到东亚。可以这样说，杨时不仅在宋元明清各朝而且在东亚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那种认为杨时影响不广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杨时龟山先生是宋明理学中的关键人物，是既维护传承洛学又有一定创见的理学家，是留下了“吾道南矣”师誉和“程门立雪”佳话的一代宗师，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闽学鼻祖，是才德彰显、光耀千秋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的历史名人。以上这些，期盼能形成共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需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文化、增强时代活力、推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系明溪县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