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同德·同心·同志——以杨时与游酢莫逆之交为例程楷《宋史·杨时传》载：“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此即“程门立雪”的原始来历。此后，“程门立雪”成为著名成语，广被引用。元人谢应芳《杨龟山祠》诗云：“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清人袁枚也有诗云：“枚立雪程门，二十一年矣。”“程门立雪”（亦称“立雪程门”）这一成语久而久之也成了形容尊敬老师、虔诚求教的代名词。“程门立雪”主人公杨时与游酢同庚，均生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游酢比杨时大十个月。两人自认识至终老结交四十余载，情笃谊深，堪称莫逆之交。
同德学无止境同一心愿，同一行动者谓之“同德”。北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24岁中进士，元丰四年（1081）,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此时河南二程明道（程颢）和弟伊川l（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杨时对此颇感兴趣，在徐州几年中常有书信向程颢请教，探讨理学论题，后人已知的文章有《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书）》、《与明道先生子二十三郎书》、《与明道先生论（春秋书）》及《庄子解》、《林志宁书》等书信往来。明道先生的每次答疑解惑，也许对杨时的探索都是鼓舞，便推迟赴司法任，和游酢绕道颍昌，拜程颢为师，从此开始了同学同道追求理学真谛的人生苦旅。那时二程门生颇多，而杨时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他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的学识被师长认可的同时，也被同道称为“程门高弟”。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感慨地说“吾道南矣！”游酢是元丰五年（1082）进士，比杨时迟六年。但他20岁时以乡荐赴京，就认识了洛阳的程颐先生，经“面试”，程先生对其学问潜质赞赏有加，认为“其资可以适道。”果不其然，之后游酢追求理学真谛的意志更加坚定。
不久，在明道先生任扶沟县令期间，游酢到扶沟“从程先生学”，恰遇扶沟召职学事，进而受聘教职，一度追随明道先生左右，“问学日进”。元丰五年（1082）参加殿试，登黄裳榜进士，正好“而立”之年。进士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萧山尉，但赴萧山任未久就收到明道先生讣讯，痛失良师，游酢在萧山致祭“设位哭于寝门”，并为先生作行状。明道先生的学生中不乏先进者，游酢有资格为先生作行状，可见其在程氏族人及同道中有口碑，游酢与明道先生的交情之厚、了解之深无人取代，同时说明其对洛学体系有更为独到的见解。
元祐八年（1093），明道先生逝世八年后，年逾不惑、官职太学博士的游酢仍好学不辍。在钻研理学思想精微处，似有疑惑不解，于是想到程颐先生的学术造诣，决意登门求教深造。游酢的志向与学友杨时不谋而合，此时杨时转任浏阳知县恰在赴任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酢会合，立雪程门以师礼拜见程颐先生，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尊师佳话。后人评介游、杨理学源脉时，简而言之：“程子既长，归北方，乃以其所得周子者，教河洛之间，多从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与杨也。”（明邱浚《道南书院记》，《南平县志》卷十三）同心情笃谊深杨时与游酢自从明道先生学起，进而相识相知，情同兄弟的事例，可以从他们的书信及诗文来往中，感受到同学胜似兄弟间的真挚情谊。
“春初至建安，曾托志宁附书，计尘听览。为别滋久，瞻系之至，旦夕不能忘。夏热不审起居何如？”（《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一＜摘录＞）分别后极为挂念，早晚不能忘记。夏季苦热，不知道你作息怎样？“彭城风物质陋，与吾乡大异，幸有鱼稻鹑雉之类，足以充食，故南人处之，差为便耳。……某离家将半年，思亲之怀，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处之？定夫官期犹一年，思复时常相聚，讲学之乐何可量！但钦羡耳。志宁曾来相会否？企仰高论，无日忘之，惟数以书见教，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万珍卫。”（《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二＜摘录＞）这是杨时到任徐州司法半年，给游酢写的第二封信，介绍彭城风土人情、流露思亲之怀，忆及好友聚会论学的乐趣，尤其是仰慕游酢的高深言论，没有一天会忘记，希望常有书信指教，藉以稍稍安慰思乡心情。末了不忘友情提示：暑天酷热，千万要珍重自己的身体。“京师非食贫之地，公家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趋舍之方，宜审处也。”文前有按“游守太学博士，得此书即求补外，盖绍圣改元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四＜摘录＞）杨时告诉游酢京城不是可以守住贫困的地方，您家中人口很多，考虑一下照这样的趋势下去，能够久住吗？进取还是放弃的方略，还应当慎重处理啊。游酢在京、外之间选择未决之时接到这封信，坚定了离京的决心，当即呈请补外。据《游酢年谱》载：“绍圣二年，公四十三岁。官博士。范公（纯仁）罢政，公亦请外，除签书齐州判官厅公事。”杨时将自己在彭城所见及思乡思亲心情信告游酢，关心提示好友注意起居饮食的同时，对其家境窘廹了如指掌，并非常及时地给以好建议。游酢和杨时互为知己，有传世诗文足证。
黽勉吾将仕，谋身力已分。漆雕惭未信，子夏又离群。
惨淡交情重，间关道路勤。至言宜远寄，孤陋愿频闻。
杨时这首《别游定夫》借漆雕开与子夏典故表达挚友不得不离群的惭愧，但彼此交相思念以及互相殷勤问讯旅途的艰险，可见交情的深厚。末句尤为感人：深切中肯的言论要多多从远方寄来，我见识浅薄，愿意时常听到你的诲言。此诗显然写于早年，句里行间可知杨时相当谦逊，十分敬重同年兄长。
晚年杨时有诗：“早岁结邻初有约，齿豁头童今老矣。筑田预想傍田庐，负耒耦耕何日始？”（杨时《寄游定夫》古风末句）诗意是：你我有约结为邻居，如今两人都头秃齿落已经很老了，当年预想等有能力置田就在田旁边建小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和你一同下田耕作呢？政和元年（1111），游酢将16岁小女嫁给杨时16岁三子杨遹，游杨结为儿女亲家，友情进一步延续，彼此敬重更深一层。政和三年（1113）杨时61岁，萧山知县任满，先后提点湖北均县明道观和成都国宁观，寓居毗陵（含今常州等）多年，至70岁这段时间，仕途无甚作为。《寄游定夫》诗中还有“谈书考古老无用，哺啜糟醨咀糠粃。”“东归虽复有民社，为米折腰良可耻。”的无奈与感慨，可见杨时和游酢私交至深，彼此信任，他们之间的交流无所不谈。
同志正宗传人“事有闲即读《易》，然无朋游共学，相与讲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计须精到，有便愿以所得见教，不宜有吝也。……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质可进者，宜切诱掖之，不当以强聒为耻也。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鞭策。区区非楮可尽。”（《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三＜摘录＞）杨时入仕，游酢还在苦读，两人都在读《易》，杨时自感不如游酢理解精辟。希望“见教”是基于杨时对好友学问的了解，而不是客套话。信中提到将乐至少有三位杨氏是游酢学生，其中一人还是杨时胞弟。大概是太了解游酢的为人处事，想到同道，想到传道重任在肩，杨时建议“凡是资质足以进道的学生，应当急切诱道援引，不要被喧扰所困。”在另一信中杨时与游酢讨论《易传》后序时提到“盖旧本西人传之已多，惟东南未有，此为欲以传东南学者，不叙其所从，恐异时见其文有异同，不足传道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五＜摘录＞）杨时认为这部书要想传给东南学者，如果不叙述所以这样的因由，恐怕他日有人看到里面的文字有异，不足以达到将之传给别人的目的。信末，杨时又一次使用“更希示谕”，足见其为人至谦至诚的品质。还有信提到“所怀千万，临楮不能悉布，惟冀以道自重。”希望游酢以维持道统为重。
杨时如此认真、执着地热衷于传道，完全出自其责任感使然。“伊川先生在时，世人迂怪之论皆归之，以为讪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学者渐众，殊不可晓也。……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六＜摘录＞）杨时写这封信时，程颐先生门下还健在的只有他与游酢两人了，因此，他深切地感到义不容辞，他们两人必须担负起传道的责任。杨时的信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感人肺俯。虽然看不到游酢的回信，但从杨时为游酢逝世后写的《祭游定夫先生文》中，可以找到答案：“念昔从师同志二人，今皆沦亡，渺余独存，虽未即死，而头童齿豁，煢然孤立而谁怜？叹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学者所记多失其真，赖公相与参订，去其讹谬，以传后学，书往未复，而讣已及门。”这段话证实游酢也很重视传道，两人曾经有沟通，并参与了杨时《较正伊川易传后序》等著述的订正。值得一提的是，游、杨师从同门，学问理应相当，早在“较正”之前，杨时已著有《周易解义》、《中庸解义》等，完全有能力完成“较正”，何以还要游酢参与定稿？一是游酢聆听伊川先生论道，原原本本笔记答疑解惑语录，即传之所言“录有伊川先生语”，参照诠释避免失之偏颇；二是在杨时撰写《较正伊川易传后序》几年前，游酢著作《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等已经成书，对师说领悟颇深；三是杨时历来敬重游酢为学为人，作为至交，他们亲密无间，志趣相同，相信能帮这个忙；四是事关师长重要著述，杨时独自“解读”恐难周全，有倚重游酢助力之意。游、杨同志由此可见非同一般。游酢逝世后，杨时晚年居乡，以著书讲学为事，八十一岁时作《三经义辨》、《日录辨》、《辨字说》、《论春秋义》。登门问学者中有顺昌廖刚、建安章才邵，传道依然乐此不疲。后世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确立“道南”学脉第一人，但从上述例举并联系游、杨著述，不难发现，确立“道南”学脉，游酢功不可没。即朱子所言“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游、杨相互“交融”的例子还见于感事吟咏：绛帷燕侍每从容，一听微言万虑空。
却愧犹悬三釜乐，未能终此挹清风。
萧条清颍一茅庐，魂梦长怀与子居。
五里桥西杨柳路，至今车马往来疏。
上两首诗见于《全宋诗》，分别收录在游酢、杨时名下。游诗标题为《在颍昌寄中立二首》，自注：龟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杨诗标题为《寄游定夫在颍昌从明道先生》。前一首忆及师门从学，聆听师长精微言论时杂念尽扫的专注，惭愧为一勺食米而不能够一生在这里瞻仰师长的风采。后一首回忆在颍昌同住茅屋的日子，杨柳夹道的那条路上，现在少有车马往来。
《全宋诗》编者看成既是游诗也是杨诗，不予斟别原创诗作者是有道理的。从游酢诗注推断，是杨时先《寄》而后游酢改杨诗为《在》题寄回（题或后人所为？）。《杨龟山诗集》中末句是“能不能打着马再来呢？”仅为二人之间的寄望。《宋·游酢文集》卷七此诗末句是“现在少有车马往来。”显然超越前者只是对过往的缅怀，视野更为开阔。
古人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四》）并倡导“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九百年前的两个书生，一个建州建阳人，一个南剑州将乐人，机缘巧合结为同道，一路风尘相随、风雪兼程。更为可贵的是，终其一生“倡明道学，为万世宗”。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误读，在理学四贤研究中少有提及与杨时同道的游酢，作为理学家，游酢可以缄默，但他留给后人的理学著述会说话，也会证明：游酢与杨时同德、同心、同志，学问互补、学养交融、一脉难分、各有千秋。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关于杨时学术贡献和影响的再认识李云生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七个单位主办，中共明溪县委宣传部等三个单位承办，并以世界杨氏联谊会为后援单位共同于2008年11月在明溪县召开的“海峡两岸纪念龟山先生诞辰955周年暨杨时文化学术研讨会”完满成功，取得多次预期成果。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只提交论文的作者）清醒认识到：虽然历经长达约二十年的研究，但杨时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却未得到学术界的确认，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以及哲学辞典等著作均没有反映杨时的学术思想，甚至连姓名都未列上。究其原因，是杨时的学术思想未得到充分研究和评价，还不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为此，世界杨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学术总监杨青先生大声疾呼：重评龟山杨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衷尔钜呼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杨时的理论体系作深入研究，并将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评价，从而确立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两位专家的意见切中要害，明确及时，针对性、指导性很强。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对全面深入研究和评价杨时应当面对的问题、研究重点、方法以及紧迫性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表明与会专家学者已经明确目前杨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有必要对杨时学术贡献和影响进行再认识，以便交流切磋，凝聚共识，历史地真实地肯定杨时的学术行为和学术贡献。基于此，结合对杨时的某些歧见，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见解。
一、维护洛学的中流砥柱杨时出生于宋仁宗年间。当时河南程颢、程颐兄弟两人，师事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周敦颐，并在洛阳讲学，弟子盈门，声势很大，其学派称为洛学。
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24岁，考中徐铎榜进士。宋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他去赴任时，绕道颖川（今河南许昌），以师礼拜见程颢，开始了研修洛学的历程。杨时思维敏捷、聪颖，领会快，程颢赞扬他是“学得灵利高才”、“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后辞归，发出“吾道南矣”的赞誉。元丰八年（1085）程颢卒。元祐八年（1093），杨赴浏阳知县任时，绕道洛阳，通过游酢荐引，转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自此，杨时以维护洛学、传承洛学、发展洛学为己任，为之尽心尽力于一生。
杨时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保存洛学维护洛学的。
1、学术环境恶劣宋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上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改革法度的主张，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支持王安石改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精神推行一系列变法措施。熙宁八年（1075）六月，王安石颂行《三经新义》，依托儒家经典宣传变法革新思想，一时号称新学。自此，太学和各州县学都以此为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此后50多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而站在旧党立场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的洛学，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遇官方严禁，受到重大打击。程颐也曾被追夺官爵，甚至“有旨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禁绝讲学，而且将他的弟子如尹焞、张绎等“遂下河南府体究”，并且“尽逐学徒”，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程颐的“立言垂训为世之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傅小凡，何维文《杨时研究文集》，明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52页）这说明在新旧党争中，洛学长期处于被贬被禁的极为不利的处境中。
另一方面，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在与新党的斗争中内部分裂，洛蜀互相攻击、弹劾，朔党也搞小动作。互相展开所谓君子与小人的意气之争，十分激烈，许多失败的旧党人士被放逐。（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49页）杨时在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仍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整理二程言辞和探究洛学精髓。杨时毫不气馁、毫不畏惧、毫不放松的治学精神，鼓舞了集聚了大批洛学门生，对于维护洛学、保持洛学的延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2、社会环境动荡杨时的一生正是两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阶级矛盾集中反映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制造花石纲事件，激起民怨民愤；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不断受到辽、西夏、金的入侵，在战、守、和的对策上，争斗不断，臣民不断上书，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请愿行动，而且杨时亲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和宋室南迁，在南京重建政权的过程。社会动荡必然冲击和干扰杨时，但是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变迁中，杨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洛学的维护和传承。他排除一切干扰，把研修洛学作为他一生的第一要务。那种把杨时师事二程传承洛学视为一般性的读书求学行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在学禁国亡的前提下坚持弘扬洛学的。设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杨时逆风坚持，并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共同把洛学延续下来，就很可能到南宋后没有“集大成”的局面。那是儒家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一大悲哀，也是东南地域传统文化的重大缺失。
3、家庭环境多变杨时幼年丧母，是在孤寂中成长。但他得到了仁慈善良的祖母朱氏和贤淑的继母廖氏的关爱。长大以后，他侍奉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很有规矩，很重礼仪。公元1085年7月，继母去世。时年33岁的杨时立即辞去徐州司法一职回家乡龙湖理丧守孝三年。公元1090年，生父杨埴去世，38岁杨时又辞官回乡理丧守孝三年。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培养，十分悲伤，他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叫《先君行状》。公元1104年5月初4，杨时的长子迪不幸去世，享年才23岁。杨迪是哲宗元符进士，授奉议郎，赠宣议大夫，亦从学伊川先生。伊川曾有书赞曰：“令子名迪者，好学质美，当成远器，于《易》《春秋》尤精诣。”这位“好学质美，当成远器”的理学才俊的去世对年已52岁的杨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从33岁至52岁，这20年是杨时的黄金时期，在理学研究方面有重大进展，有许多成果。然而就是这20年，三次面临亲人去世，特别是在理学研究方面很有潜力潜才的、有继承和“接班”父业可能的长子迪的年轻去世，是杨时一生中的大打击、大磨难、大考验。然而，杨时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悲痛的折磨，继续潜心洛学的维护和传承。
从上述可以看出，杨时是在重重困难之中维护洛学的，说他是维护洛学的中流砥柱毫不过份。
二、传承洛学的中坚力量杨时作为程门弟子，与谢上蔡并称程门二杰，与谢、游、吕并称程门高弟。杨时不负老师的期望，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授徒，“州县浮沉四七春”，倡道江南。他的足迹遍布苏、湘、浙、赣、闽，门生达一千多人。
著书立说是杨时传承洛学的主要方式。阐释经典是杨时著书立说的重点内容。他从维系洛学正统的目的出发，经多方努力将散布各地口耳相传的二程讲学语言收集起来，“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他又用了经年累月的时间收集整理早已散失的《伊川易传》草稿，进行编辑校订。在洛学处于逆境的状态中，杨时不遗余力地编辑成《二程粹言》、《伊川易传》，这是保存洛学正统思想的两大硕果。试想，如果没有这两部书，今天我们就难以窥见二程哲学思想的精华部分。为了诠释和弘扬洛学，杨时还有许多有关的著作，诸如《中庸解》、《论语解》、《周易解义》、《春秋义》、《孟子义》等等，他的著述之多，在洛学师徒中是绝无仅有的。
创办书院是杨时传承洛学的重要平台。杨时为了倡道东南，在湖南、福建、江苏等地创办了以传播洛学为宗旨的一批书院，以书院为依托，以师长为核心，以广传广播为目的。杨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创办的无锡东林书院是江南地区理学文人荟萃之地，是传播洛学的主阵地，成为关中、江右、徽州等书院的楷模。
坚持讲学是杨时传承洛学的重要行为。江南许多地方都有杨时讲学的身影。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杨时从政和元年初寓常州，至建炎三年（1129）离开常州、无锡，返回故里龙湖，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18年。杨时讲学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他是在深入钻研了二程洛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创见之后才开讲的。就是说杨时讲学的内容是穿插有杨时的重要见解，已被杨时“消化”了的洛学，因此授课效果很好。罗从彦初次听龟山讲学，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这说明杨时讲学并非照搬、照传，而是有自己的深刻认识和思想主张。
杨时主要通过以上三种传承方式将洛学从中原传至东南海滨，成为倡道东南第一功臣。这一点有许多历史名人作了结论。全祖望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出。”朱熹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李熙说：“宋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得千载不传之秘于遗经，惟龟山杨先生独得指归，故别而归也，忻然有道南之目，一传为罗豫章，再传为李延平，三传为朱考亭而大集厥成，天下称闽中四贤，皆杨先生倡之也。”显然，杨时确实是道南正统传人。游酢和胡安国等也以洛学传往东南各地，但其效果却差得多。故吕思勉先生在叙述理学源流的派别时说，二程之门，最著称者为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游氏书不传，弟子亦不著。谢氏之门，最著者为朱震，然朱震《易学》，实由自得，不出师门也。尹氏最后起，守师说亦最醇，其传亦不广。惟龟山最老寿，遂为洛学大宗。南渡后朱熹、张拭、吕祖谦三先生之学，实皆出于龟山。（朱修春《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00页）以上肯定杨时倡道东南的正统人物，说得有理有据。然而也有人认为杨时在儒家道统中只是翼统，甚至只是附统。如熊赐履在《学统》文中共罗列了颜、思、孟、周、程、朱为孔门之正统，指出翼统人物有子贡、子有、子游、子夏、董仲舒、韩愈、百源、司马光以及程门弟子和靖（尹焞）、杨时等。同时谁是程门第一高弟呢？张伯行明确地说：“先生（杨时）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而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却说：“程门高门生，窃以上蔡为第一。”也有认为游酢为第一高弟者，《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为最。”还有对杨时发出非词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品评杨时著述说：“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盖瑕瑜互见，通蔽互形，过誉过毁，皆讲学家门户之见，不足据也。”（徐公喜《杨时与儒家道统》，2008年纪念杨时龟山先生诞辰955周年专文）我们认为杨时是程门第一高弟，是正统传人，是传承洛学的中坚人物。
可是却有人认为杨时只是翼统、附统人物，甚至予以非议，认为仅是“门户之见，不足据”。这些违背事实的议论贬损了杨时的学术成就和名声，造成了不良影响，必须予以澄清。
三、发展洛学的学术名家杨时对洛学是在维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发展，深化和丰富了其思想内容，有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在对待洛学上有以下特点：1、整体把握，恪守“师说”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也就是说对二程传给的学说的基本义理和主要观点是坚信不疑的，在著作和讲学中反复予以肯定。这在理一分殊说、格物致知说、中庸思想论、理气变化观、“已发未发”指决、仁体义用说等方面都有表现。例如二程哲学最高范畴的“理”又称“天理”，包含以下含意：①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永恒的；②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③理早已“客观”地先于事物存在着，人和物“都自这里出去”；④一物有一物的理，一物之理又为万物之理，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对于这样具有精神性本义既能生物又能统辖万物的“理”，杨时是心领神会的。再如，二程解释格物致知说时，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又说：“不能只格一物便能通众物之理”，“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强调：“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第225页）对于二程这些观点，杨时完全接受。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2、多有创见，自有特色杨时在传承洛学过程中有无创见？回答是肯定的，据陈荣捷先生统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曾引用32个学者的731条语录，而其中就引杨时之论73条，仅次于二程225条，尹焯90条。（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06页）这73条语录应是有创见之论，否则，何不合到二程语录数目之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指出：“杨时创始的闽学，实质是洛学的延伸和发展，逐渐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杨时一方面恪守‘师说’，同时也吸取‘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的‘体用’之说，还有较多吸收张载气的观点来充实洛学的理气观。”（潘复恩《论杨时后继者“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82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衷尔钜指出：“杨时在宣传洛学中有阐有发，不仅阐述，而且有自己之发见，仅举其要：吸收了张载的气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天理天命结合论，提出‘知合内外之道，以体用言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用更重要’。”（衷尔钜《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7页）杨时将《大学》与《中庸》的精意合而为一也是一种创见。他说：“大学言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而以诚意为主；中庸言天下国家有九经，而行之者诚然非格物致知，不能知其道。若谓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之典章，皆为虚器。”（贾至臻《中国理学史》，上海书店）杨时力推孟子性善说和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阐述，诸如在以“四书”为本的理学体系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贡献，为朱熹著《四书集注》提供了思想资料，在修养方法论方面有丰富的思想认识，还有民本思想的独到意识，法治愿治的首倡“主张”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包含新认识、新见解、新观点。诚如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渊源》一书中阐明杨时对二程洛学在太极、理气关系、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已发未发等方面发展了二程学说，有的直接为朱熹接受，有的使朱熹受到影响和启迪，有的使朱熹学说更为严密、理性。
3、门生众多，实成学派衷尔钜先生最近指出“龟山学派这个题目是一个长时间被忽略，值得进行研究的课题”，“所谓学派，因宗奉的主旨不同而有流派，成为学术一流派，应包括学术源流、学术主旨、治学方法和途径、研究领域、理论和著作风格等方面与其他学派和人物不同而有自己的特色”，还要评价“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新阶段”，“在现实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衷尔钜先生提出了一个杨时研究的重大课题，很有见地和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杨时门生众多，遍布江南各地，其思想传承面很广，时间很长，研讨广泛深入，著述繁多，造就了南宋繁荣的思想文化，这是以杨时这位宗师为领军人物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奋斗的结果。应该认识到，对于形无实有的道南龟山学派的研究是当前杨时研究深化的迫切任务。
四、洛学南传的闽学鼻祖杨时成为闽学鼻祖，不是今人的结论，而是明代就有的认识。明代林钿在《请补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疏》文中说：“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后来清代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得更明白：“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以杨时领头的道南学派将中原洛学南传福建，至朱熹而集大成，这已经是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的历史上许多学术名人的共识。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今有少数人对此看法不一，也是正常的。如今人蔡仁厚曾这样说道：“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仍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为止。”此言未必完全正确，南剑三先生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仅为闽学学者所重视，而且亦为闽学学者所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学者建构自己理论思想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95页）至于杨时能否称为闽学鼻祖，笔者认为关系到对“闽学”的界定。“闽学”这个名称，最早流行于明代。明初大臣、文学家宋濂有“濂、洛、关、闽四夫子”的说法，陈鼎有“闽之学”的说法，清代张伯行编有《濂洛关闽书》。可见，古人称朱熹之学为闽学。
这样看来，“闽学”是一个特指名称，它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指具体的人，即朱熹，所以也叫朱子学；二是指这位具体的人所活动的地域，即朱熹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闽）；三是指这位具体的人在这相关的地域组成的学派，即朱熹学徒门人众多，据统计有511人，其哲学思想集大成，成为朱子学派。
因此，闽学又称朱子学。濂、洛、关学的称呼，同样包含如此内涵。
由此看来，闽学不等于福建之学。因为前者不仅仅是地域的名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将福建早期的理学也称为闽学的话也未尝不可，但两个“闽学”的内涵就不完全相同。
福建早期的理学代表人物先有欧阳詹、林蕴，后有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以及同调章望之，黄晞等。他们作为福建早期理学和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还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也不可能在福建真正发展和建立强大的学术派别。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后来的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称他们为鼻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所谓鼻祖，即始祖、创始人。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主要是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继承和发展的二程洛学，从“吾道南矣”的杨时开始，载道而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及其门生的努力，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从整个过程看来，能称为鼻祖者，非杨时莫属。
五、德才益彰的宗师形象杨时除了学术上有巨大成就外，在道德上亦光耀千秋。龙湖龟山祠的门匾上就写着古人对他的评价：“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这八个字包含着对杨时一生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杨时无论是讲学还是做官，都坚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后人在龙湖故里为他建德星坊，让他名芳后世，由此可见一斑。
杨时的道德表现，有许多亮点，其主要是：①刻苦研学，为人师表。
“程门立雪”的佳话反映出他学习上的决心、专心和恒心，“浮沉州县四七春”表现出潜心钻研、专心著述、热心讲学的良好心态和志向。罗从彦听课后“惊汗浹背”说明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无比成功和憾人力量。杨时从“笃钟理学”到“程氏正宗”到“倡道东南”，成为“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求学之路。②为官清正、广施惠政。杨时在浏阳、余杭、萧山任知县时，能以民为邦本，“依法放免租税”、兴修水利、尽量减轻民众负担，以致“民思之不忘”，画像张挂，甚至建祠纪念。一个封建官吏能得到民众如此拥戴，实属不易。③刚正不阿，大义斥奸。蔡京与杨时是福建同乡，蔡京曾举荐杨时进京任秘书郎后迁著作郎。杨时在余杭当知县时竟敢顶掉蔡京扰民的要求，后来还上书朝廷，抨击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民切齿……”杨时敢于揭露花石纲的罪恶，声言要挖除祸根。真是“排老奸不遗余力，非守正不阿不能如是”。④力主抗金，力排和议。杨时在国家危急之际，提出一系列卫国建议和策略，并且大义斥奸，上书乞诛童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⑤孝老爱亲，克俭于家。杨时称颂尧舜“茅茨土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他“身后萧然，家徒壁立”。他对待父母非常孝顺，侍奉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对老师亦充满深情，程颢去世，他在千里之外组织门生祭奠，还写了《哀辞》。他重孝道又反对愚孝。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连宋高宗都赞其“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
在杨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德才益彰的宗师形象。作为一名思想家，学术成就自然是最重要的，但“德”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北宋四大书法家原是苏（三苏）黄（庭坚）米（芾）蔡（京）。因为蔡京德行很差，名声很臭，人们不接受，后来就改为蔡襄。（袁腾飞《两宋风云》，《中国电视报》2009年7月23日第29期A17版）这说明“德”在人们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之物，人们期盼和敬重的是德才益彰能垂范后世的光辉榜样。六、享誉海外的洛学大宗杨时作为一代宗师，著述不少，弟子很多，不下千人，他将中原的洛学传至南方广大地区，成为闽学诞生的关键因素，可见影响深远。《四库全书》在评价《龟山集》中说：“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应为绍兴五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朝论实皆传（杨）时之绪馀。”这完全说明了杨时的声望之实之广。
杨时不仅声名在江南广大地区广为传播，而且名扬高丽。史书载：傅国华、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安在？”表明高丽国王已知杨时的学术成就，才会以关怀的口吻询问。这说明早在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前，杨时还在世时，其传承和推崇的洛学已传入高丽，而且已经引起高丽高层的关注和重视。据厦门大学副教授高秀华考证，杨时思想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李退溪的思想是在综合研究了杨时及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有关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李退溪的后学申翼等在《祭退溪先生文》中，谓李退溪一生德高望重有如杨时，说：“龟山雅望，允属先生。”（高秀华《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9页）其后朝鲜朱子学大家如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对杨时均有很高的评价。李珥在其名著《圣学辑要》中评价杨时说：“先生独闲居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推力索，务极其趣，涵蓄广大，而不敢轻自肆也。”（衷尔钜《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7页）中国古代，象杨时这样生前就名扬海外的思想家可能不多。杨时的著作何时传入朝鲜，又何时传入日本，尚待考究。但可以肯定在北宋末南宋初，朝鲜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和重视杨时著作和思想，自此，经久不断。这种现象说明杨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延续到东亚。可以这样说，杨时不仅在宋元明清各朝而且在东亚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那种认为杨时影响不广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杨时龟山先生是宋明理学中的关键人物，是既维护传承洛学又有一定创见的理学家，是留下了“吾道南矣”师誉和“程门立雪”佳话的一代宗师，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闽学鼻祖，是才德彰显、光耀千秋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的历史名人。以上这些，期盼能形成共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需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文化、增强时代活力、推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系明溪县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时理学传承与朱熹——兼谈蔡尚思先生点评杨时林欣朱熹作为南宋儒家学者，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是闽学的创始人，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中国自南宋后期和元、明、清近八百年之久，成为官方哲学，被视为儒学正宗，而且也成为十四世纪后东方文化主流。尤其是在哲学上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庞大的理学体系，其后尚未有人堪与比肩。所以，朱熹被选进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50名杰出人物之一（世界千禧人物）及福建省十大名片之一。1988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蔡尚思教授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题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给予朱熹极高的评价。
然而，在朱熹学说耀眼光环的背后，在风生云起的“朱子热”浪潮中，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伟大的人物杨时。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诞生于南剑州将乐县（今福建省将乐县）城北郊龙池团。他立雪程门，“学传东洛，道倡南闽，辟邪冀正，继往开来”，“有功于前圣，有功于后学”，被推崇为“程氏正宗”、“八闽理学之始”。
无独有偶，1993年10月，适逢杨时故里将乐县举行纪念龟山先生940周年活动，特邀请蔡尚思先生参加，我当时在县政府办公室供职，负责接待联络工作，有幸与蔡先生近距离接触。在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的演讲：《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其下榻的宾馆，与他促膝交谈。时而二程洛学，杨时如何将理学南传闽北；时而朱子学说、理学的传统如何由二程到杨时，到罗从彦，到李侗，最后到朱熹。他说：史学界要对杨时有个公充的评价。闽学的形成与创立，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的完成，无不与杨时有关。“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他侃侃而谈，全然不像一个八十八岁的耄耋老者。在行将离开将乐的前夜，他在我的一枚纪念杨时“首日封”上欣然写下他酝酿已久的五言绝句：“鲁南有孔孟，闽北出杨朱。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这首诗与前五年在武夷山所题的诗，格律相同，韵味相似，可谓异曲同工，肯綮之言，是对杨时、朱熹的点睛之评。
明年是杨时诞辰960周年，目前我正在做杨时研究会的工作，经常接触到与研究杨时有关专家学者，研读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又时常忆起近二十年前的蔡尚思先生的教诲；潜心研读，认真咀嚼他对杨时的点评，以自己初浅的认知，从蔡先生对杨时，对杨时将二程洛学南传以及为之后朱熹创建闽学和朱熹思想体系的脉络作一梳理，力图说明杨时承洛启闽的作用和功绩。
杨时是继洛启闽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沟通二程与朱熹的关键人物理学产生于北宋，正是社会动荡，外侮累侵的历史变革时期。作为一种思潮，理学的产生不是孤立思想运动的结果。那是深陷苦闷彷徨的封建思想家为起敝振衰，济世救民，寻找长治久安道路所作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尤其是关、洛地区、中原大地，讲学之风日甚。一种以伦理为主、倡导儒学，着力建立儒家“形而上”的体系，并兼收道、儒、释三种思想的新儒学（亦即“理学”）正风生云起，蓬勃发展。最具影响的是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濂学”是理学的初创时期，它是对传统佛道理解中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融合，提出诸如“仁义礼智信”、“善恶”、“无欲”、“主静”等观点。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无极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范畴”。“关学”认为宇宙本源是“气”，“太虚即气”，由于气的聚散变化而形成各种事物现象。当然，宋初开理学之先声的还有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四先生”。而后又有“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最著名的当属二程兄弟。其学说被称为“洛学”，是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认为“道”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天”即“理”即“心”。因程颢早逝，程颐与其兄师承学说基本相同。他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生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从而强调“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并主张“涵养须用敬，讲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宋代理学这些流派，蔡尚思在文中也有谈到：“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四大派，濂洛关闽四大派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
那么，为什么是洛学南传而非濂学亦非关学？这当然与杨时有关。杨时在洛学南传、载道东南的历程中，功不可没。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杨时考中进士后，曾杜门不仕多年。他调官不赴主要原因是到颖昌拜程颢为师。他一生不求闻达，只探求传播、研习理学，深得二程器重。故史上有学成南归时，程颢送之所说的“吾道南矣”。南归后，他大部分时间游学我国东南地区，“浮沉州县达四十七年之久”。程颢逝世后，他经同乡游酢之邀往洛阳拜师程颐，故又有了脍炙人口的成语“程门立雪”佳话。蔡先生评价：“他除了自己的《龟山先生全集》以外，还有《二程粹言》，最可看出杨时与二程的学术关系。”蔡先生此言极是。二程作为宋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精髓体现在《二程全书》，杨时正是通过《二程粹言》对先生思想的研究铨释、传承，使朱熹理学思想日益丰富、日臻成熟、完善，更加精致，更富于思辨性，乃至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在谈到闽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杨时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时，他又说：“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爷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派，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的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这个理学传统是这样：由二程而杨时，由杨时而罗从彦，由罗从彦而李侗，由李侗到朱熹”。至此，其学脉传播与师承关系，蔡先生说的明明白白了：一传为福建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传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也是道派系理学传播大师的重要关键人物，被尊为“程氏正宗”、“洛学中枢”“道南第一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这就是，从二程辞世到朱熹诞生跨度近半个世纪。程颢死后45年，程颐死后23年，朱熹才出生。穿越时光隧道，将二程思想体系与朱熹道统思想交融汇合，使之一脉相承，正是杨时。杨时穷经皓首，辗转东南，讲学授徒，著书立著。对弟子罗从彦产生十分直接有效的影响，也使李侗甚至三传弟子朱熹也深受其理学氛围的熏陶。杨时是连接程、朱之间的一座过渡桥梁，使这两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思想体系”得到交融，形成思想链条。由二程理学创立，到朱熹对理学的发展直至闽学的创立，唯杨时及其弟子是也。
在此，顺便提及：史学界有少数人认为“载道东南”应是游酢与杨时二人。然而，在传承与“吾道南矣”上蔡先生亦有自己的见解：“杨时、罗从彦、李侗号称‘南剑三先生’。罗从彦是杨时弟子（也算是二程的弟子），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也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是四传弟子，杨时的三传弟子，罗从彦的再传弟子，李侗的弟子。”接着，蔡先生又不无幽默说到：“杨时以二程为师，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为‘程门四先生’。二程是洛阳人属于北方。程颢独说：‘吾道南矣’，而未曾说：‘吾道北矣’、‘吾道西矣’。这个‘南’是指将乐的杨时而不是指建阳的游酢。杨时一生讲学著述活动都是在我国东南地区。”关于这一方面，朱熹自己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载道东南”正是杨龟山先生。同样，朱熹的私淑弟子，著名闽学家真德秀也概括为：“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弟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真文忠公读书记卷31》）。真德秀，号西峰先生，建州浦城人。作为同是闽北出生的他，其哲学观点继承二程、朱熹之说。他推崇的“最得其宗”两人之一的朱熹自不待说，另所提及的张栻曾师从胡宏（称五峰先生），而胡宏是出生于闽北崇安的北宋著名理学家胡安国之弟子，安国又师出谢良佐（上蔡先生），谢与杨时、游酢、吕大临称“程门四大弟子”。两派殊途同归程门，实为二程、杨时一脉相承，真是剪不断的渊源啊！故才有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所言：“无龟山则无朱子。”一言中的，点睛之说！也才有以后的学界所说的：没有杨时，就没有朱子理学。信也，我以为并不为过。
杨时承传并发展了宋代理学，为朱熹思想体系形成，创立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理学这一种学术体系，在宋明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宋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主要是以洛学为主干，直至南宋发展到高峰，以至到了明代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并维持着正统地位。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朱熹，被称为程朱理学。他们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用“理学”指称他们的思想体系。理学的主干内容则属于儒家哲学，是构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内容之一。朱熹是这个时代的理学集大成者，也是南宋闽学的始创者。
除了自身的因素，历史和时势给了杨时这种机遇。杨时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理学家。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杨时的一生都在维护洛学，倡导理学，积极发展福建文化、东南文化。
朱熹的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是由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修养论等理论组成的。林林总总，纷繁厚重。长期以来，自有大家、能者著述专著。这里，仅以理气关系和《四书集注》来看看杨时的理学思想如何对朱熹产生的影响。
其一，从杨时的以理为本到朱熹的理气论。
“关学”代表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体的唯物论哲学，二程推崇张载的《西铭》但否定了他的“气”的世界观（即气本体），建立了理本体论。二程的“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杨时师承先生“气行满天地之中”的观点，同样把“理”、“天理”作为世界的出发点进行论述。杨时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天理之常，非往非来，虽寿夭兮何伤！”也就是说，“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不生不灭的。他的观点，与二程的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把“理”看成一个超越一切的最高范畴。但是，杨时虽与二程有相同立场，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也不排斥张载有关“气化”的思想而引入他的一些观点，注意对张载“气”说的吸收，以充实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内涵。譬如，“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知合之非来，尽之非往，则其生也沤浮，其死也冰释，如昼夜之常，无是悦戚者”。
“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气耳”。在杨时看来，天下的人和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在一起便生，气散去便会死。万物之生，如水凝为冰，其死，就如冰融入水。所以，人的生生死死都是由气所决定，就象昼夜变化一样，人本身不值得悲喜。理气的关系，理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主宰者。杨时这种以理为本，吸收张载“气”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给后者朱熹的理气论进行更加严密的论证开启了先河，奠定了丰实的理论基础。
从朱熹思想体系看，理气论正是其理论基石。但朱熹又进一步发挥了二程，杨时理本体论。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探讨和解决理气关系问题并建立了理气论的哲学家。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个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质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不仅第一次全面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气化学说。朱熹既重视气化的意义，同时又坚持以理为本，强调理在气先，把“气”置于“理”的支配和决定之下的理气观。这是对宋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二程洛学、杨时理气论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样，由理气论到理事论，朱熹更是发挥二程、杨时关于理事的“休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也发挥程、杨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太极就是一，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是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本乎一源”，都是出自太极。就每一个事物来看，它们都是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就象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理”是“本”，“气”是“末”，理即本体，气是现象。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是形而上之迹，而气则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理气关系也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正是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代代传承至朱熹，包含理气论在内许多思想到朱熹得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蔡尚思先生讲到杨时活到八十三岁，比其他四位程门弟子的岁数都高得多。游酢、尹焞都只七十岁，其余二人都只五十出头。所以蔡先生得出这样评价：“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其二，二程推崇“四书”，杨时潜心研究并铨释“四书”，都深刻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的注释作品极为丰富。仅《四书》就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这是他对理学研究的巅峰之作。自元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直至清末科学废除止，风靡近七百年，且远播东亚、东南亚，对当地儒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理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
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结穴，亦无不可”，真是推崇至极，赞誉有加。朱子与二程年代相差几十年，而正是杨时等人的牵线搭桥将他们二者思想联系在一起。
蔡尚思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程颐、杨时都很注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在《杨龟山先生集》中有《论语义序》、《孟子义序》、《中庸义序》、《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等文，杨时对《中庸》认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朱熹因此而有其代表作《四书集注》。”纵观儒家“经学”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足见中国思想史上的演变。
先秦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去《乐》，故为“五经”。至唐代则更加繁冗，有“五经”、“九经”、“十二经”之称。到宋时又将《孟子》入经，谓“十三经”，浩瀚庞杂。学子即使皓首穷经也难以尽览，更何况掌握古今先贤的思想。于是宋儒开始转向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传》等先秦著作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二程开风气之先，十分推崇和重视“四书”。从《宋史·学道传·序论》中看到：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整合贯通，无复余蕴。”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二程首创。二程还说过：“《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又说：“《中庸》是孔门传授之法。”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
在师承二程理学过程中，杨时对“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他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论语》之中，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茲乎？“《孟子》其要旨是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其功不在禹之下的睿智刚明之材孟子的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中庸》之书，盖应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为此，他著述不倦，著有《论语讲义》、《论语义序》、《孟子解》、《孟子义序》、《孟子序说》、《中庸解》、《中庸义》、《经筵讲义》、《春秋义》、《校正伊川易》、《题肖欲仁大学篇后》等著作，洋洋洒洒几十种。他尤其重视《中庸》和《大学》。认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是高明之书。
告诫弟子：“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
杨时这些关乎“四书”的阐述，对朱熹日后集注“四书”产生了深刻影响。罗从彦于政和元年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才著有《语孟新说》、《中庸说》、《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书。对“四书”作进一步阐释。其弟子李侗的《延平答问》许多条目是回答朱熹关于“四书”中的疑问的。朱熹正是在系统整理二程、杨、罗、李等人的遗说，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濂学的“太极”、“关学”、的“气”的理论，发挥二程和杨时“理”的思想，凝聚并高度体现在他对“四书章句”的集注上。朱熹二程理学“四书”学的继承是杨时在二者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客观上为朱熹《四书集注》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据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引用了三十二位学者七百三十一条语录。祖师爷二程最多二百二十五条，次之是曾师从程颐，著有《论语孟子解》等书的北宋哲学家尹焞，为九十条，再次之就是杨时，引用的言论多达七十三条。引用他的老师李侗有十三条，而且杨时的《孟子序说》还被朱熹全文引用在《孟子集注》卷首，作为注释《孟子》的提纲挚领性的说明；又引述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段论述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
质言之，朱熹的“四书集注”正是由二程首创，道南学派杨时等人推崇“四书”，铨释“四书”，继而发挥，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最后的接力棒由朱熹来完成集注“四书”的大任。这是一个传承光大的历程；它标志着理学由形成到成熟的逐步发展历程。朱熹学说与二程理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杨时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的许多言论也是朱熹构筑闽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他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是无庸置疑的，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结语朱熹是中国南宋最为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儒、释、道三教，构建了自然、社会、人生整体性、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朱子学说的研究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在东亚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朱熹的许多学说，尤其是道德本体论对今天我们仍有许多可借鉴可吸取的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诚然，朱熹思想体系令后人高山仰止；因此，在赞誉、评价他的时候，也应客观实事求是评价这座大山背后那些孜孜不倦努力探索理学的先贤先哲们。同样，也应记住他的老师李侗以及老师的老师罗从彦乃至杨时、二程，他们都是师出同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例子层出不穷。“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时在史学上虽然还称不上是以自立门风的一代大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当是时，他所处的北宋政治局势险劣，理学又处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沤心沥血，站在洛学的立场上，汇通理学诸派之说，潜心钻研，注解理学经典《四书》，从而成为由二程到朱熹，从洛学到闽学之间，传承与转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也不能苛求杨时（同样包括孔孟、朱子）。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言：“我以为此在各理学家均难避免，不必独怪杨时一人。”对于杨时，人们更多知道他是“闽学鼻祖”、“程氏正宗”、“南渡洛学大宗”的称号；更多听到是他“程门立雪”、“创办东林书院”、“载道东南”的佳话。杨时，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他还有令人钦仰的另一面：廉明节俭、体国恤民；志在世道，抗金拒和。
行文至此，顺便也表达我对已离世四年的蔡先生缅怀之情。从蔡先生在将乐参加杨时诞辰940周年，到明年又是杨时诞辰960周年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水。蔡先生作为闽籍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专家，对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思想、哲学伦理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对闽学、对杨时有精辟的认识和见解。对理学南传的影响与成果，他直言：“程门高弟子，窃以龟山为第一。”我想还是顺着蔡尚思先生点评杨时这条脉络，以他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蔡尚思先生是这样褒扬的：“理学家中能做到理学、经济（按此在古代是指“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的政治事功而不限于近代现代所说的经济）、气节（指道德）、文章（指诗文）四长的不多，杨时却能把‘四者合而为一’（用张伯行等人之语）超过了在他以前的濂、洛、关三派的大师。后人多只知杨时是理学家之一而不知他的其他三长。他的气节，如他敢于率同列上疏论三大权奸（蔡京、王黼、童贯）等的罪恶之类，有人指出杨时的‘经济’可与李纲‘竟烈’。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物为杨时作‘画像赞’而杨时的诗文也为其师友所不及。”蔡老点评，出乎胸襟。诚哉斯言，夫复何言？！（作者系将乐杨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时对朱熹的影响邓天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延平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以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代表的“延平四贤”，对宋明理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思想影响中国近千年。“延平四贤”中，杨时是闽学鼻祖，是洛学南传第一人，他为闽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学者程敏政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龟山（杨时）的洛学南传，也就没有朱子（朱熹）的集闽学之大成。可见，杨时与朱熹密不可分。研究朱熹，研究闽学，绕不开杨时。
杨时和朱熹作为那个时代伟大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涵盖方方面面，影响中国思想界、教育界近千年。本文试从杨时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来论述杨时对朱熹的影响。
一、杨时哲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杨时一生孜孜于理学的探索、传播与发展，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闽学鼻祖的地位，不愧为“程氏正宗”与“闽儒鼻祖”，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宋高宗赠文称赞杨时：“言正而行端，德宏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辩斜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经义可以开来学于后世。”作为洛学南传与闽学开创的第一人，杨时对朱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朱熹对杨时也是赞赏有加，他在《祭延平先生》中这样评价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高度肯定了杨时对理学的贡献。
1、从“理一分殊”来看“理一分殊”这一理学观点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对《西铭》中的“民胞物与”等普爱众生万物的思想，杨时写信给老师程颐，对《西铭》中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言体而不得用，恐其流逐于兼爱。”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阐发“仁之用”。
程颐说：“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无分。分殊之弊，和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杨时在以后的讲学过程中多次提到“理一分殊”的体用关系，并将“理一分殊”的关系与“仁和义”联系起来。杨时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杨时将“理一分殊”与“仁与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
杨时认为，儒家阐述的仁义道德准则是绝对神圣，无可非议的，这就是“理一”。而人们依据这样的准则去对待、认识世界万物和人生，这就是“分殊”。杨时把“理一分殊”用于事物的体用关系，特别是社会伦理道德关系，这是对“二程”“理本论”的丰富与发展，为朱熹的“一本万殊”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继承并发扬了杨时“理一分殊”的思想，他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他还说：“一统尔万殊”，“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2、从“格物致知”来看关于“格物致知”，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从《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的“即物穷理”的观点就是从杨时的“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思。”演化而来的。
对于“格物致知”，杨时认为，人性虽善，如果不“格物”，是不能明理的。他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尤其是格外物的重要性。杨时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也，此其序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思。”综上所述，杨时“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朱熹在吸收了杨时的这一哲学思想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杨时的哲学思想，两者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二、杨时教育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杨时和朱熹，既是学贯古今的理学家，又是万代师表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朱熹的身上，可以看到杨时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从朱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及成果来看，他在继承的同时，又发展了杨时的教育思想。
杨时和朱熹都十分重视书院教育，提倡道德教化与实学本领，培养有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注重书院建设。杨时和朱熹一生致力理学的研究与传播，他们四处游学，或创建书院，或重修书院，或在书院传播“体用之学”。
在杨时八十三年漫漫人生岁月中，讲学的生涯就有“四十有七年”。其中在东林书院，杨时前后生活了18年。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正和元年（1111），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所创办。而据最早记录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志书《咸淳昆陵志》记载：“公（杨时）居昆陵（今常州）者十有八年。”《东林书院志》记载更为明确，该志卷二一记载：“政和元年，杨龟山先生年五十九岁。三月四日，初寓昆陵之龟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昆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岁，乃至昆陵还南剑之将乐，前后共留有十又有载。有讲舍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地名东林。”“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东林书院享誉海内外，培养出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一大批理学造诣颇深的门人弟子。这其中就有朱熹的祖师罗从彦以及朱熹好友张拭的老师胡宏。胡宏，字仁仲，崇安（今福建）人，胡安国季子，自幼有志于大道，尝见龟山于京师。曾优游衡山二十余年。张栻曾师事之。张栻，字敬夫，宋绵竹（今四川）人。徙居衡阳。与朱熹友善，两人后在岳麓书院“会讲”，留下一段佳话。
杨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倡导东南”活动中，足迹遍及江苏、福建、浙江、湖南等地，与之结缘的书院有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
朱熹秉承了杨时的这一办学理念，创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那时潭州已是“师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访，与张拭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朱熹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朱熹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还在湖南各地延聘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正如岳麓书院大门的对联所说：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培养了大批传道济民的经世之才，奠定了其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由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匾额，就是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岳麓书院至今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据考证，与朱熹有关联的书院全国共有68所，涉及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如福建武夷精舍、江西白鹿洞书院、安徽紫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注重理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杨时和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们都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针对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朱熹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
朱熹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教育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这种教育思想与杨时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一脉相承。杨时面对：“今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风俗怎抵挡也！”的世风，刚直不阿的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他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杨时强调“志学之士，学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之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主张应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杨时注重把个人的修养与实现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讲学还是为官，他都能秉持这崇高的操守，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从官也未曾改变。始终固守清正廉洁的道德底线。他说：“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脏’。不受脏，岂份外事乎？”他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当然，作为一代教育家，杨时和朱熹的教育思想远不止这些，他们那博大精深的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研究和弘扬。
朱熹是杨时门下的第三代弟子，这种师承关系人所共知。明代东林首领顾宪成说：“孔子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周元公，结局得朱晦翁。而二程及张载、邵（雍）、罗（从彦）、李（侗）诸先生，复相与后先主持于其间。天实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这种师承关系，明代的周木说的更明白：“愿中（李侗）之学得之豫章（罗从彦），豫章之学得龟山（杨时），龟山实得之于伊洛，伊洛之学则又得于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虽聋瞽之人，有不可掩者。”（作者系将乐县社科联副主席）论杨时以德、法治理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观黄睦胜杨时（1053～1135），北宋哲学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将乐）人，学者称他龟山先生，北宋熙宁进士。杨时幼聪颖，八岁善诗文，潜心经史，游学于邵武。杨时杜门不仕凡十年，后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北宋徽宗时应召，官至徽猷阁待制；后在南宋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就学于二程（程颢、程颐），他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弟子”。他的哲学观点继承二程学说，主张“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
闽学鼻祖之一的杨时与游酢两人“立雪程门”，是尊师重道的模范，至今已900多年。游酢、杨时的“立雪程门”是世人赞扬的。“莫倚家风比谢王，正须立雪比游杨”（明李东阳诗），“台有高风迹，门多立雪人”（清赵翼诗）。游酢与杨时都出生在宋皇祐五年（1053），杨时24岁入进士，游酢30岁入进士。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在仕途上一样是提倡勤政廉洁，惠政于民。有不同之处是：游酢比杨时先研究二程的理学思想；比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早9年。但相反，杨时比游酢的影响更大。其原因是：第一，宋礼部尚书冯初心说：“臣见龟山杨文靖公立雪程门载道而南，……然道南一语独归于龟山，是则师表东南为斯文倡，实自龟山始，可不尚乎！”这段话是冯初心说的，他是杨时的同乡，他没有提起游酢。第二，宋福建提刑《请从祀疏》中说：“二先生殁，传其道者曰龟山杨文靖公，龟山杨文靖公传罗先生从彦，罗先生从彦传之李先生侗，时朱文公笃志讲学，求师四方，后见李先生……从游累年，往复问辩。”第三，游酢的第十六代孙、明刑部侍郎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也说：“而将乐杨时中立，受学于二程之门，而得其统归闽。故程伯淳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之归南也，一传而为罗从彦，再传而为李侗氏，三传而为朱熹。至朱熹而集诸儒之大成。”以上的三个原因，“道南第一人”，“程门立雪”，只说杨时，没有说游酢，这不符事实。有朱熹联句为证：“道南首豸山，并与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上述的三个原因，第一人怎么说，随后的人又怎么说。除了这三个原因，还有如下的四个具体的原因：第一，南归以后，杨时撰写了大量的程氏理学著作，如《上毛宪书》、《论西铭》、《史论》、《与州牧书》、《周易解义》等，尤其是杨时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由二程首倡，杨时继而发挥，最后由朱熹集大成，编著《四书集注》，才完成了理学的“四书”。
第二，游酢是循吏型的学者，他在勤政、惠政等方面的影响更大。他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无耻。”他勤政、廉洁、奉公。
第三，杨时居乡多，游酢居外多。杨时学生多，游酢的学生较少。杨时对理学研究时间更长，著作也更多。
第四，游酢的门人没有形成一个核心；杨时有一批群体，有学生一千多人。形成了一批推崇杨时的精英群体。
以上可见，杨时对闽学的份量更多。而总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对社会稳定的理论思想可以归纳以下几点：（一）以民为本，惠民。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有六贼当政，即蔡京、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童贯。又有金兵侵犯。“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那时，杨时认为要以“收民心为先”，就要“仁”、“爱人”、“爱人之道”，“民才，邦之本也”。他反对对人民施苛政，反对对人民用酷刑。六贼执朝政时，向浙江征缴“花石纲”。杨时说：“东南花石，其害尤甚。”杨时提出“爱人节用”的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二）重视工农商业。杨时提出废除茶盐二法，以保证自由贸易。他提出要发展农业生产。他提出每一个农民必须有一份土地，“使天下人务有常。”浙江发生旱灾时，他鼓励农民自救，开两条水塘。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德治为主。他提出立法、执法和变法的系列主张。“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立法，以中庸为准，法律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改变。“因为秉理”，同时要以德育为要素，这也是孔子的治国方略，孔子曰：“要使圣智益明”，要以道德教化人民，教育人民，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百姓才能安分守己，如做坏事，有羞耻心理。这样，道德威力也会上升。德治，首先要以礼义廉耻之俗来教育人。这也是与孔子的思想一致的。
（四）反对议和主张抗金。他主张恢复李纲统帅抗金的职务。加强边防，招募边民为弓弩手。反对求和，他说：“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杨时主张对内：①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②重视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特别要保护农民有地可耕；③必须以法制与德治相结合，以德治为主。对外：坚决抗金，反对议和。
（作者系武夷学院副教授、离休干部）浅说延平四贤之道德人品黄睦平两宋时期，南剑州先后诞生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儒，他们是中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史称“延平四贤”，延平便有了“四贤故里”、“理学名邦”和“东南邹鲁”的称誉。可以说，“延平四贤”的学术造诣是深厚的，影响是广泛持久的，其所留下的文化遗存，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理学谱系，既是一座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富矿，又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在聚焦探究理学文化、钩沉探颐千年贤圣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发现“延平四贤”的高尚品德亦如珍珠一般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本文试对这四位先哲的道德人品进行粗浅分析，以作一段往事犹新的历史回顾，做一次睿知酌见的心灵交流，以表对他们的崇仰之情。
第一、尊师敬道，谦恭好学，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从洛河到闽江，河洛理学由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一脉相承。他们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
杨时自幼聪颖好学，8岁就会写文章，被人称为神童。他从小知书识礼，孝敬父母。幼时以将乐人杨希旦为师。15岁到邵武求学，稍长，潜心研究经史。北宋时，延平教育兴盛，且最早在全国办起州学，南剑学风对他影响很大。杨时常在延平建溪与西溪相汇处的藏春峡与文化名人吴仪、吴熙、黄裳为友在一起读书、论学。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这时河南程明道（程颢）和程伊川（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杨时便放弃当官之念，和游定夫（游酢）绕道颍昌，拜程颢为师，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后来与其他三人被称为“程门高弟”。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说：“吾道南矣！”也就是说：“我的理学要南渡啰！”杨时、游酢“立雪程门”典故为后学推崇为尊师的典范。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杨时曾在江苏东林书院讲学，宣传洛学。晚年告老还乡，逾八十高龄，仍讲学著述不倦。杨时弟子多至千人，人才济济，培养造就了如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不少著名的学者。
青年罗从彦，孜孜不倦地问学穷理，他听说杨时得河南二程的河洛理学真谛，羡慕不已。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徒步到萧山（那时杨时为萧山县令）拜见杨时，与陈渊一起为杨时弟子。他初入杨时门下时“汗惊浃背”，惊叹说：“要是没有到这里来，几乎虚过一生了！”通过观察，杨时认为在众多门下弟子中，唯有与罗从彦可以言道。杨时在与罗从彦讲《易·乾九四爻》时，曾说“伊川（程颐）说得非常好”。罗从彦为了求证，便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回来之后，师事杨时更为虔诚。通过五次受学于杨时，“终得杨时不传之秘”。后人评介罗从彦对闽学发展的贡献时，概括为一句话：“他以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而著称，是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罗源、篁路两村留下了罗从彦的足迹，也留下了记载罗从彦毕生穷理并阐扬二程学说的人生轨迹。
李侗一生模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仕，李侗亦不当官，罗从彦筑室罗浮山，谢绝世故。李侗二十四岁从学于罗从彦后，亦“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李延平集》卷四）。罗从彦淡泊，“严毅清苦……于世之嗜好泊如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李侗亦淡泊，“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李延平集》四卷）。李侗很佩服罗从彦的“不求人知，安贫乐道”的精神；“（罗）从彦好静坐，（李）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宋史·李侗传》）。李侗拜罗从彦为师前，为人十分豪迈，喝酒没有限度，喝起来必是几十杯，醉了喜欢纵马奔驰，没有跑上二三十里路不回头，拜师之后就不相同了，好象判若二人。
李侗在学问上造诣颇深，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朱熹、罗博文、刘嘉誉等人是他的门下高足。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从同安徒步到延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当时朱熹方24岁，而李侗已经61岁了。此后十年，朱熹先后六至延平、五访李侗先生，每至延平都住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寺。朱熹年轻时虽然诸子百家、释老之书无所不读，但缺乏自己的立论根本，自受学于李侗后“洞明在道，颇怪异学之非”、“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矣”。确确实实，李侗的思想对朱熹哲学的成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全祖望说；“朱熹的老师有四位，传授二程理学的首推李侗。”清代学者张伯行说：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其道南（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由于李侗将河洛理学传给朱熹，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史称“程朱理学”。
第二、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卖国投降，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理学家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延平四贤”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受其师辈、父辈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们辈辈相传，具有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异族入侵。
杨时生当北宋衰亡，南宋初建的年代，他为维护国家统一，十分关心民族危亡，勇于弹劾权奸，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支持主战派李纲等抗金重臣。当“六贼”之一的童贯贪生怕死，弃军而逃时，他义正词严，坚决要求诛杀他“以正典型”。当朝廷怯弱，欲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敌议和时，他“极言其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杨龟山先生集》卷一）。
罗从彦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职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向众多学生灌输爱祖国、爱民族的高尚品质，在教育中始终贯穿着忧民、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传播教育进步思想为准则。他反对秦桧统治的腐朽势力，同情农民生活的艰辛，这种高尚品质也传授给李侗，每当“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
位居“延平四贤”之末的朱熹，继承了其师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他入仕后，曾屡次向朝廷进谏或上疏，一再阐明他反对同金议和坚决抗金的主张，指出“讲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提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在奏章中，他请求为“天理”而战，表现了尊王攘夷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还先后多次或上《封事》，或向皇帝面奏，提出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和富国强兵、抵抗金人的一系列爱国主张和措施。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帝召朱熹进京陈述政见，朱熹在进京前专程请教李先生面见皇帝时该说些什么，李先生嘱其上朝后应：“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宋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这三点不仅道出了李侗学术之见，也反映了他抗金救国的政治主张。
由于抗金主张的相同，朱熹同爱国诗人辛弃疾、陆游、进步学者陈亮等过从甚密，互以道义相许。辛弃疾被朝廷一度罢免，闲居上饶，朱熹听说后为之愤愤不平，称赞他“卓荤奇才，疏通远识”。陈亮赞赏朱熹的抗金意志是“赤手丹心扑不破”。朱熹与陆游的深厚友谊是在他们二人长期共同的抱负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由于双方共同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们相见恨晚。朱熹不仅赞赏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对他的诗歌推崇备至：“放翁老笔愈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陆游的祭文充分表现了他对朱熹的深切思念和极高的评价。祭文曰：“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期来享。”延平四贤政治观点明朗，政治态度一脉相承，都具有强烈的抗金的言论和行为。杨时“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罗从彦在教学中，能结合当时社会的状况，向学生灌输爱国爱民的思想，以国家盛衰利弊分析和审慎地教育学生。李侗写信对朱熹说：“讲和误国的权奸该骂”，“金虏与我不共戴天今日第一义。”朱熹也是主张抗金，反对和议，“大金人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致胜。”第三、廉明清正，刚直不阿，珍惜民力，反对奢靡，同情民间疾苦北宋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突出。杨时认为要以民为本，即以“收民心为先”，要“仁”、“爱人”、“爱人之道”，“民，邦之本也”。他反对对人民施苛政，用酷刑。六贼执朝政时，强令东南各地征缴“花石纲”；乃致在全国各地，不断增加赋税，巧立名目；四川地区特别严重，向人民征收几十倍的赋税。杨时提出“爱人节用”的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杨时上表批评朝廷：“东南花石，其害尤甚。”他还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做到量入而出，防止滥用浪费。
杨时一生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十分称颂尧舜“茅茨士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宋史·杨史传》）。中年时虽任下级官吏，却忧国忧民。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如政和二年（1112）四月，杨时赴萧山任县令，此时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筑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为此，杨时被乡民建祠崇祀。
罗从彦十分厌恶贪官污吏，认为官吏必须正直忠厚、廉洁奉公，为国家、为百姓办事。他说：“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遇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因为正直忠厚与廉洁奉公相辅相成，只有廉洁奉公才是正直忠厚的表现。罗先生这番议论同样影响了李侗的一生，虽然李侗一生没有做过官，但“伤时忧国”。他在《瓮荠》一诗赞美瓮荠，要求为官者要珍惜民力，反对奢靡。
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但常亲事稼穑。由于他亲近下层人民，故不仅关注国事，还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心。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国家中最大的要务莫大于体恤百姓。”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乾道三年（1167）七月，此时，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绍兴二十三年（1152）朱熹任同安主簿、乾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
第四、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视为修身之要、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被当作是修身之要、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毛泽东以“力行节俭，勤俭建国”为治国经验；胡锦涛总书记也号召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可见，国家的富强、家庭的富裕，勤俭节约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李商隐所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杨时虽然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祭酒、工部侍郎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生活要求不高。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世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书含云寺学者》）他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
罗从彦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绝意仕进”，发愤著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后人以及门生影响极大。
李侗几乎与其师罗从彦相似，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李侗不仅在学问上造诣颇深，而且人品极好。他隐居山村40余年，生活清苦简朴，不求功名利禄，潜心研究儒学真谛。他对自己的处境悠然自得，泰然处之。他说：“胜如城市宅，花木拥檐前。一雨晓时过，群峰翠色鲜。采荆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车马长无到，逍遥乐葛天。”（和静庵山居自咏）其乐观精神令人称羡。
朱熹一生七十载，兼具学者、良师、名宦、才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并经其化为家训，传与后世。在《训子从学帖》说过“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以及“谁在平时节衣缩食，在穷困时容易渡过难关；谁在富足时豪华奢侈，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这辩证的道德箴言能让学生谨记节约的必要。
由于“延平四贤”的道德人品高尚，促使了由河洛理学得到进一步的传承，给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康熙帝亲笔御书“程氏正宗”赐给延平玉地村杨龟山祠；御书“奥学清节”赐延平罗从彦祠；御书“静中气象”赐延平李侗祠；御书“学达性天”赐朱熹，匾额悬挂于武夷精舍。这种褒赏对他们来说，可谓当之无愧。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南平市民俗学会副会长）试论杨时被尊为闽学鼻祖的缘由和意义李云生宋代理学家杨时，字行可，后改中立，号龟山，明溪县龙湖村人。杨时一生笃锺理学，以传承播扬理学为己任，通过著书立说、注经解经、创办学院、讲学授徒将二程洛学传至东南海滨，经朱熹集大成，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成为元明清三朝七百年的治国理论。而杨时则被尊为闽学鼻祖，声名远播，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
将杨时尊为闽学鼻祖，是以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为依据的；尊杨时为闽学鼻祖，具有多重意义。
一、闽学是特指名称所谓闽学，是指朱熹所创立的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比过去更为严密和完整的新儒学。顾名思义，“闽学”是指福建地域的学术思想。以“闽”作为福建省的简称，古已有之。《周礼·夏官·职方氏》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少数民族的记载。“七闽”是指七支居住在福建各地的闽族。“闽”是什么意思呢？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闽，为东南越蛇穜。”福建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居住福建的古代氏族是以蛇作为图腾崇拜的。秦始皇设郡时，不泛称“东越”，而改称“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取福州和建州的词头各一字合起来置福建经略史，首次出现“福建”名称，唐大历十二年（777）开始把“闽”作为福建的简称。
“闽学”这个名称，最早流行于明代。明初大儒宋濂说：“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涂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日于中天，万象罗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朱子而已。”明大臣解缙建议修书，“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清代礼部尚书张伯行编有《濂洛关闽集解》19卷。可见，古人称朱熹学说为闽学。这和称周敦頤学说为濂学、二程学说为洛学、张载学说为关学是一致的。
为什么把祖籍江西的朱熹学说称为闽学？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以上说明，朱熹生于福建，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朱熹学派也基本上在福建活动，朱熹集大成的学说称为朱子学，故也称闽学。闽学是宋代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一。
那么，杨时是何时开始被誉为“闽学鼻祖”呢？明巡按御史大梁杨四知在杨时的《像赞》中说：“受学伊洛，倡道海滨；升堂覩奥，扶世觉民；闽称邹鲁，公则鼻祖；遗像俨然，师表千古。”明代林钿在《请补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疏》中说：“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后来清代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得更明白：“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清代朱任弘也说：“居恒溯八闽理学源流，久心企龟山先生倡始之功，开草昧，启曈昽，自是醇儒辈出，朱子爰集其成。……朱之学行，杨之学当与并行而不悖。”可见，以杨时领头的道南学派将中原洛学南传福建，至朱熹而集大成，这已经是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的历史上许多学术名人的共识。明代礼部右侍郎程敏政“无龟山则无朱子”的论断是指称杨龟山为闽学鼻祖的另一种表白方式。
至于杨时能誉称为“闽学”鼻祖，这关系到对“闽学”的界定。“闽学”是一个特指名称，它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指具体的人，即朱熹，所以闽学也叫朱子学；二是指这位具体的人所活动的地域，即朱熹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闽）；三是指这位具体的人，在这相关的地域组成的学派，即朱熹门徒众多，据统计有511人，其哲学思想集大成，成为朱子学派。
由此看来，闽学不等于福建之学。因为前者不仅仅是地域的名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将福建早期的理学也称为“闽学”的话也未尝不可，但两个“闽学”的内涵就不完全相同。
二、闽学鼻祖非杨时莫属闽学鼻祖究竟谁更符合，谁更恰切呢？是福建早期的理学家还是宋朝道南哪一位知名学者呢？福建早期的理学代表人物有欧阳詹、林蕴，后有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以及同调章望之、黄晞等。他们作为福建早期理学和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对理学进行了启始性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也没有在福建形成学术派别。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后来的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是最根本的和最关键的基础性影响。
武夷“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也是福建早期理学的一个学系。父子叔侄五人在当时学术思想界皆有盛誉。胡安国进士出身，曾任太学博士，虽非二程嫡传，却与杨时、游酢、谢良佐为师友，是南宋的经学家，以治《春秋》见长。其子胡宏，始从学其父，后师事杨时，一生不耽于仕途，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造诣最高的理学家。胡寅、胡宁、胡宪在理学研究上亦各有所长，各有成就。“胡氏五贤”对闽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但也不是最根本的和最关键的基础性影响。
以杨时为领头的道南学派通过著书立说、注经解经、创办书院、讲学授徒等传承方式将中原洛学传至东南海滨，成为倡道东南的第一功臣。清乾隆元年进士、大学者全祖望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所出。”明御史李熙说：“宋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得千载不传之秘于遗经，惟龟山杨先生独得指归，故别而归也，忻然有道南之目，一传为罗豫章、再传为李延平、三传为朱考亭（朱熹）而大集厥成，天下称闽中四贤，皆杨先生倡之也。”显然，杨时确实是道南正统创始人。虽然将洛学传往东南各地的还有其他人，但吕思勉先生在叙述理学源流派别时说，二程之门，最著称者为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游氏书不传，弟子亦不著。谢氏之门，最著者为朱震，然朱震《易学》实由自得，不出师门也。尹氏最后起，守师说亦最醇，其传亦不广。惟龟山最老寿，遂为洛学大宗。南渡后朱熹、张栻、吕祖谦三先生之学，皆实出于龟山。这些议论实际上肯定了龟山是闽学鼻祖的论断。
杨时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发展、传承二程洛学，“州县浮沉四七春”，足迹遍布江南各地，在湖南、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创办书院讲学授徒，并且不停地著书传道，其传承面很广，时间很长，著述繁丰，门生众多，师徒共同造就了南宋初繁荣的思想文化。这是以杨时这位宗师为领军人物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奋斗的结果，它为后来的朱熹在理学上集大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由此看来，朱熹集大成的理学直接思想来源主要是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继承和发展的二程洛学。从“吾道南矣”的杨时开始，载道而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及其门生的努力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所以《四库全书》在评价《龟山集》中就说：“杨时卒于高宗绍兴五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朝论，实皆传（杨）时绪馀。”清代《宋元学案》续编者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吕（大临）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可见从理学形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看来，倡道东南，参与者众，并非杨时一人之力，然杨时著述最丰、授徒最多，讲学最勤、理解最正、耗时最长、影响最广、功绩最大，将杨时尊为闽学鼻祖是必然的。
三、闽学鼻祖之尊称意义深远尊杨时为闽学鼻祖，是对杨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的学术贡献和影响的直接肯定，也是对闽学的源流、性质和意义的准确解说。
1、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肯定了杨时有重大的学术贡献。宋明理学是元明清三朝700年的治国理论，这种治国理论自何而来，怎样发展，如何完善，是一个学术界不可弃缺的重大问题。宋代理学家杨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在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中均没有反映杨时的学术思想，甚至连姓名都未列上。将杨时尊为闽学鼻祖，就已肯定了杨时有重大的学术贡献。事实也是如此。
公元1081年，程颢目送弟子杨时学成返归福建时，情不自禁地对周围人说：“吾道南矣！”自此杨时作为“道南”学派的领军人物不遗余力地将洛学传至东南海滨，至朱熹而集大成，创立闽学，终至成为治国理论。“道南”之言，不仅仅是将“道”传至南方，而是“道”在南方得到保存和空前发展，因为不久北方已被金人占领，北宋灭亡，没有“道”的生存空间。还不仅如此，随着“道”的发展，南方成了伊洛之地、邹鲁之邦，福建成了宋明理学的根据地。天旋地转，福建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当时学术，南自福建，北到河朔，东起苏浙，西迄四川，几乎都是闽学生贤及门人后学的天下。所谓“朱子门人半天下”，其言不假。可见，杨时这位闽学鼻祖的贡献是直接关系到理学存亡续绝的根本性问题，其对中国思想文化所建立的功绩，是应该永载史册的。
2、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说明闽学源远流长。闽学的创立，是朱熹这位集大成的理学家的丰功伟绩，但又不完全是朱熹一人的功绩。闽学是洛学闽化的重大成果，说明是自洛学而来。洛学是起始于北宋周敦颐的濂学，周敦颐兴理学之始，经程颢、程颐潜思力行，发展成洛学，在宋代的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再以杨时为领军的众多学者南传至闽，经朱熹将洛学闽化而成一门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所以朱熹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这也说明朱熹是直接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实，他还吸收了先秦以来的一些思想观点。再往上溯，朱熹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说他是“继往圣、开来学”，是准确的。
由此可见，闽学思想是自孔子而来，自先秦而来。而最主要的是自二程而来。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说明闽学“源之远”。至于流，其成为元明清三朝的治国理论就已经表明“流之长”，何况，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儒学文化的许多积极因素、进步理念和正面意蕴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潜移默化和借鉴启迪的重大作用，对于思想道德建设的转化和陶冶的独特作用。
说闽学以龟山为始祖，源远流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3、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说明闽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杨时并非代表自己一人，他代表了道南学派和龟山学派的整体。一是杨时开启了南宋三脉理学。
杨时将洛学传罗从彦和张九成，张九成传吕祖谦；罗从彦传李侗、胡宏，胡宏传张栻。因此与朱熹一同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张栻也接受了杨时的思想影响，只是对朱熹影响最大、最直接。二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这个传承系列有三个共同特点：都是南方人；三个福建人，一个准福建人；道德操守都符合贤者的要求；学术思想一致，且都专心坚毅求学。他们组成传播洛学接力系列，可以说是强强组合。三是龟山门生众多，遍布江南各地，在一千多人的门生中，有不少是学术造诣高，且名见经传的理学俊才，如王居正、胡寅、罗从彦、胡宏、陈渊、喻樗、张九成、张拭、李郁、刘勉之、廖刚、萧顗、黄用和、王苹、胡德辉、宋之才、潘良贵等等。
上述这些学者之中，有把自己理解掌握甚至发展的洛学直接间接传给朱熹的，也有其学术思想影响朱熹的，这就直接或间接地为闽学的形成出了力。
象游酢、谢良佐、尹焞、胡安国、陈瓘、邹浩、吕大临这些理学高才也都或多或少地从某方面给了朱熹正面的积极影响。
同时，朱熹在创立闽学的过程中，除了以杨时为主传承的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为基础外，还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吸收了邵雍的象数学，甚至吸收了韩愈、李翱从唯心主义角度反对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还吸收了王弼所曲解的老子的“有生于无”的观点。朱熹还综合发展了秦汉之际《大学》《中庸》所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如此等等，说明朱熹通过博采众长而创立闽学，说闽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4、杨时尊为闽学鼻祖，揭示了闽学博大精深的必然性。朱子学即闽学内容博大精深。它包含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认识论、知先行后的知行学说、关于天命与气质的人性论、人心与道心及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伦理学说、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等等。它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比过去严密和完整。为什么闽学能达到如此高度呢？因为它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而是长时间、广地域、多学者的思想成果，体现出其博大精深的必然性。
博大精深，就是包含天、地、人、物的方方面面，有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性论、知行观、修养论、境界论等等，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种种现象有深入的分析和见解，形成一种完整的和严密的认识。这和杨时大有关系，正如明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说：“譬之水也，则杨时肇其端，罗从彦浚其流、李侗洪其派，至朱熹汇其波澜，而要其止宿者也。”《宋元学案》中说：“杨文靖公三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综上所述，“闽学鼻祖”不只是表示起始的荣誉称号。杨时被尊为闽学鼻祖，有其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和实际内容。也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和时代意义。杨时这位杨氏精英、理学鸿儒、南剑州先贤无愧于“闽学鼻祖”这尊闪耀千秋的桂冠。
（作者系省闽学研究会理事、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顾问）杨时与当今社会杨志华杨思浩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都对它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影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都对历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杨时思想文化，也必定会在当今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发挥文化引领良好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才能推动当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杨时作为“二程”理学南传和闽学开辟的第一人，将“二程”理学之真谛首传罗从彦，罗从彦又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得以延续相传，并经朱熹之手进一步发扬光大，成就了朱子理学之大成，极大促进了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福建以“理学之邦”、“海滨邹鲁”之名称誉天下。
杨时八十三岁而终，生平留下许多诗词和文章。杨时文集在古代光宋时就有三种刻本：分别为二十卷本、二十八卷本、三十五卷本。明朝时，品类更多，有选集本和全集本之分。现存的有《春秋义》、《孟子》、《字说论》、《日录论》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二程粹言》和《龟山集》。杨时的著作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库。清康熙帝十分赞赏杨时，曾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程氏正宗”四字加以褒扬；其真迹至今还珍藏在南平市延平区玉地村（杨时三子杨遹后裔故居地）。
杨时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从政理念以及高尚的品德一直影响着后人，成为古代传统文化中一颗光芒耀眼的明珠，对当今社会进步的借鉴作用可从五个方面简而述之。
一、杨时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值得当今社会学习和借鉴杨时的从政经历从宋熙宁八年（1075）起算至建炎二年（1128），共计50余年。期间无论是在京为官，还是在州县为吏，都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戴。杨时所任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见《宋史·杨时传》）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他在浏阳县县令任上，见该县连年逢灾，农民颗粒无收。而朝廷仍然照征粮税，农民苦不堪言！他不考虑个人得失，毅然接连向朝廷上疏《上程漕书》、《与州牧书》、《上提举议役顾钱书》等奏章，反映该县灾情，请求朝廷免征粮税，并拨粮款赈济灾民。为了应急，他先将县库存粮调出赈济灾民，竟遭到上司漕使胡师文的嫉恨，被诬陷为“摧欠不力”，为此付出惨痛的被罢官代价。
杨时在任余杭县令时，敢顶撞宰相蔡京为母浚河筑坟的不义之举，保护了千亩农田，维护了农民利益，但从此却与蔡相结下仇隙而屡遭排挤。
杨时担任萧山县令时，能深入实地考察，制定出建湖蓄水，改造万亩农田的规划，并积极组织实施，经过努力终于将城边内涝外旱的万亩农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南宋建炎元年，他又一次上疏朝廷，请求取消萧山县茶、盐二法，减轻了该县人民的负担。
古代儒家思想熏陶的杨时从政时尚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联想时下的政府官员，还不该从杨时良好的从政行为中反思点什么？抛弃些什么？把为官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落在行动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保证社会和谐、安定。
二、杨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程门立雪”是杨时尊师重教的典范。公元1093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杨时与游酢同往洛阳拜见程颐，不巧，老师正在厅堂冥坐静休，为了不打断老师休息，他们俩一直站在门廊下，直到纷纷而下的大雪在他们的旁边堆起尺把积雪时，程颐方醒，立马唤他们进屋相见。世上尊师不乏其人，然而尊师到如此程度实属罕见！杨时尊师但不盲从，据记载，杨时研读了程颐极力推荐的张载的《西铭》后，对书中的某些观点心存疑问，大胆质疑道：“发明圣人维意至深，然而言华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程颐耐心答疑他说：《西铭》以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无分。这次对话中，程颐一针见血指出张载的兼爱与墨子的兼爱有着本质区别，为理学更深层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从他们师生的对话中，不难看出杨时虽然对老师尊重有加，但在求知过程中，还是通过提疑、问疑、释疑，弄清楚了老师的真知灼见。这个故事把杨时尊师之德提升到更为完美的高度。杨时还时时教导学生：“学者当有所疑、乃能尽德”，此话应当成为当今社会求学者的座右铭。
杨时还强调学习要树立正确的目的性，倡言“不为非正义之士”，“质诸圣人治可取正”等主张，教导门生要“博闻强识诸子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循是而进。”这对当今锐意求知进取的人们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杨时心系家国安危的主张与当今所提倡的爱国主义是一致的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杨时闻知金兵大举南侵消息后，向朝廷连上二个奏折，旗帜鲜明提出“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的主张。当听到奸臣童贯临阵脱逃的消息时，他又义愤填膺上奏朝廷诛杀童贯“当正典刑”，并当廷怒斥奸相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误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共齿。”请求朝廷罢免投降派主要代表人物张邦昌官职。在奸臣当道，皇帝昏庸的北宋朝廷上，敢站出振臂高呼，怒斥奸臣，该有何等的勇气啊！靖康二年（1127），北宋徽、钦二帝被掳至金国，金兵继续围困国都汴京，宋王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投降派又提出割三镇二十州地给金国，以求一时安宁的卖国主张时，杨时毅然挺身而出，怒斥道：“欲助寇而自攻也”，并力荐李纲重掌兵权领兵抗金。杨时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不畏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激励我们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精神动力！对杨时凛然大义的勇敢行为，抗金名臣李纲为之题赞称：“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四、杨时勤俭朴素、反对铺张浪费的生活作风值得我们借鉴杨时职位不谓不高，他担任过的秘书郎、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均为五品以上的京官，但他却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同朝幕僚中众口皆碑。朝中人云：“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每加一衣，虽狐貉褞袍若皆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敞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见宋吕聪《问书册》）可是杨时平时对自己的吃穿住的要求简单到近乎苛刻地步！杨时逝世时，“身后肖然，家徒壁立”。（见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杨时身上所体现出的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也足以让当今社会中那些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人愧疚汗颜！虽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走共同富裕的小康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牢记杨时先祖的教诲，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投身于建设小康社会中。
五、杨时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有许多可鉴之处杨时77岁时辞官告老还乡回到将乐县，与儿孙一起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他立下家规说：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揀揀；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柱；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而且杨时还时时教育儿孙“俭以养德。”我们从杨时教育子孙的这番肺腑之言中，不难看出他虽曾身居高位，但他从不居高自傲，欺凌乡里，更不允许儿孙去侵占他人利益。为了教育儿孙永远不要贪图金钱地位，永远牢记和保持勤俭节约的好家风，他还特意赋诗一首留勉晚生后代：“敞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在严格优良的家庭教育熏陶下，杨时五个儿子杨迪、杨迥、杨遹、杨适、杨造都个个成才，登进士榜；个个都做一个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好官，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联想当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某些缺陷和问题，更感到大力宣扬先贤杨时堪称楷模的家教很有必要。
虽然，杨时离开我们800多年了，但其留下的丰厚的文化宝藏、良好的从政风范以及崇高的品德涵养却将永存于世，为当今建成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杨思浩系南平市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级经济师；作者杨志华系南平市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延平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杨时研究述要陈双珠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改字中立，溢文靖“北宋南剑州”将乐县人，生于宋仁宗皇裕五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享年八十三岁。由于久居龟山之下，故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宋哲宗以后到宋高宗绍兴初年，南渡后，东南学者推其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的各种著述汇编为《龟山集》。
至今为止，学术界对杨时研究成果的整理尚缺乏，唯一可获寻的是2007年在《朱子文化》上发表的一篇杨时思想研究综述，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包佳道。而2007年之前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时隔5年，学术界对其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新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研究再作述评。
研究成果本人从四个方面出发，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
一、古籍现存关于杨时的全集、语录、传记、年谱、思想研究等古籍是古之学者的成就，也是当今学术界众多学者研究杨时的第一手资料。一是杨时的著作，有《杨龟山全集》清光绪刻本和1986年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有《龟山集》四库全书本和《龟山集》万历本，收于《宋集珍本丛刊》等。二是杨时的语录。其各版本保存较好，如有1934年版的杨时：《龟山先生语录》、杨时：《龟山语录》诸儒鸣道集、《龟山语录》四部丛刊等三个版本。三是杨时的生平、传记、年谱。如有1986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杨时传》、2003黄去疾编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收于《宋人年谱丛书》、毛念侍编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和张夏朴编的《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同收于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宋明理学家年谱》等。四是历来学者对杨时的研究。虽远不及程朱，但龟山门下及其后学于其说引评颇多，而朱子除在著说中引评外，更有较详论说的《伊洛渊源录》、《闽中理学渊源考》、《宋史道学》和明黄宗羲《宋元学案》《龟山学案》6卷；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等也作专门评说。（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二、当代学术著作国内现研究杨时的专著暂属空白，但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和宋明儒学、宋明理学、宋明道学的某些著作上可见对杨时思想论述的篇章。
第一，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领域，如1982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95年张岱年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2001陈来等著的《中国哲学史》，2005年劳思光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另外，中国思想史各版本中较具代表性的有2003年陈来等著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2001年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和2004年徐复观著的《中国思想史论集》等。第二，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对杨时的思想的阐述较为具体和集中，此类研究著作从数量上看也比较可观，约有20余本。如1984年版侯外庐等编的《宋明理学史》、1991年版陈来著的《宋明理学》、1977年修订重版的钱穆著的《宋明理学概述》、徐远和先生的《洛学源流》、何乃川的《闽学困知录》、何俊先生所著的《南宋儒学建构》等当中都有介绍杨时思想的章节，此外不一一列出。在这些前辈的著作当中，研究的重点不一，陈来先生主要从杨时的心性论方面阐述，侯外庐先生的研究较为全面，徐远和先生的研究则主要从杨时的思想历史来探讨，分为新学的批判者、洛学的继承者、闽学的开创者三个方面研究，《闽学困知录》则主要分析了杨时的“理一分殊”思想和杨时的政治思想，从道南学派的角度入手简单地叙述了杨时思想。（周杨波：《杨时理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三，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2007版刘京菊著的《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研究》，该书论述了道南学派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位思想家的思想源流，作为道南学派的第一人，其中应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杨时思想进行论述和，是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研究最具体的学术成果。
三、论文类关于杨时的学术论文是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最直接的体现，由此可以准确了解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现状。
一是学位论文。现收集到学位论文13篇，其中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0篇。二是期刊。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清华数据库中收集到以“杨时”为主题的期刊（除去散文、诗歌）约有54篇。三是研究文集。有研讨会、座谈会论文集等，粗略统计约有47篇。至今学术界召开了约三次研讨会，出了一本研究文集。早在1989年举行的“延平四贤”学术讨论会，收集到5篇关于研究杨时的文章；其后在2000年“朱子学与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有一篇研究杨时的文章；2003年召开的“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座谈会”中收集了约10篇研究杨时的文章；还有2008年明溪县政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编写的《杨时研究文集》，共收录32篇文章。除去1篇重名同作者的文章，其收入研究文集的文章有47篇。但这47篇与期刊网收集到的期刊略有重复（重复的文章时间统计以期刊为主），除去重复的7篇，现国内学术界对杨时的学术论文总量约94篇。
四、海外论著类由于杨时当时声名远播，其思想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所以国外也不乏对杨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虽然日本学者对杨时研究也未见专著，但在研究宋明理学、宋明儒学、两宋政治史等诸多著作中多有论述，最早的是1962版楠本正继著的《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其后有1995年版寺地遵著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有译本，台湾有售。较新的成果是2008年冈田武彦著的《宋明哲学的本质》及2009年包弼德著的《历史上的理学》，此书有译本，国内有售。最后是2009年版岛田虔次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此书有译本，国内有售。
台湾地区也多有对杨时的研究，较早的如1977台湾师范大学林义胜的博士论文《道南学脉观中思想研究》，另外就是200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义研究所侯洁之的硕士论文《杨龟山学术思想研究》。另外，有两篇文章当今学术界比较关注，一篇是1981年日本荒木见悟作的《杨龟山小论》，另一篇是1984年美国罗狮谷作的《从杨时到朱熹宋代理学的传授和继承问题》。
研究现状分析从专著上看，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暂时还未见专著，从收集到国内的文章总数来看，也不过百余篇，单从成果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当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从具体内容上说，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是在一步步推进和深入的，是走向具体化的历程。从对其研究成果的归类、整理、统计、分析可总结出如下若干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观点。
一、纵向考察学术界对其研究最早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应是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黎昕于1982年发表在《福建论坛》上的《道南第一人杨时》，其作开创了研究杨时作论的先河。如果研究历程即从1982年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三十年，而这三十年的研究历程，文章总数不过上百篇，更加说明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冷淡，但从具体来看，其研究历程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历程。
第一阶段为1982年至1997年，此阶段为研究的低谷期。第一阶段历时15年的时间只出了15篇成果，研究人员也只局限在少数学者，代表性的有何乃川、黎昕、朱修春等，其中以黎昕最具代表性，其成果多达5篇。从内容上看，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杨时生平、出生地的考述、对其理学思想的阐发及对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的认可，如有林家齐的《杨时纪略》、陈秀玲《杨时生地考》、黎昕的《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刘树勋的《论杨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何乃川的《简论杨时的理一元论思想》、朱春修的《杨时政治思想述论》等，由此可见该阶段的研究只涉及对杨时的史迹、贡献、一般性思想的研究，说明此阶段学术界对杨时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对其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2004年，此阶段可称为研究的回暖期。此5年时间，约收集到15篇文章，与之前二十年相比，学术界对杨时的关注度开始上升。令人可喜的是，此阶段开始出现了多篇对杨时研究的学位论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由此说明对杨时的研究开始出现具体化、系统化的趋势。从研究内容上看，此阶段的研究除了对其进行生平、史迹、学术地位和贡献的论述外，还出现了对其开创的学派道南学派思想及源流的研究、对其理学思想的特点等研究，说明此阶段对其思想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代表性的如山西大学王建龙的硕士论文《论杨时、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华中师范大学朱修春的硕士论文《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理学》、中国人民大刘京菊的博士论文《杨时思想与道南学派研究》等。
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今，此阶段进入研究的高峰期。最近六年来，杨时的思想开始日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代表的学者有何乃川、刘京菊、朱春修、包佳道等，此阶段共收集到文章78篇，其中研究的高峰集中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这说明近年来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另外，此阶段也是学位论文成果最多的时期，有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3篇，说明对杨时的研究系统化、具体化逐渐成熟。从内容上看，此阶段的研究开始深入探讨杨时的理学思想，如其理学思想的特色、思想的渊源等，且对之前较少涉及的道德本体论、中庸、格物致知等范畴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同时这一阶段也开始逐步探讨其道学、易学、文学、历史、政治、教育等学术界之前没有涉及或极少关注的思想领域，这说明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其广度在不断拓展，深度也在加深。
二、横向考察从研究内容上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现今学术界对其研究的主要视域和方向。
（一）杨时“史”、“迹”、“著”研究一是关于杨时生平、后世的研究，代表性的有1989林家齐的《杨时纪略》、张金华的《杨时龟山年表》、2003年董承荣的《杨时纪年表》。对于杨时的家谱、后世流传的研究的如2003年曾学榕的《杨时世系源流考》及2008年吴铁坚的《闽学鼻祖杨时与家谱琐谈》、张正森的《杨时后裔紫云台杨氏一族》等。二是关于杨时故里、古迹探考，此类文章篇数最多，多达11篇，多集中于2008年编的《杨时研究文集》。最具代表性的是2008年林华东作的《为杨时故里明溪龙湖正言立论》、2008年林海权作《杨时故里考辨》及胡鸣作《龟山故里考辩》，其后在2011年胡鸣又分述两篇文章《龟山地处考辨杨时故里考之一》、《南迁三湖考辨杨时故里考之二》更具体考证了杨时的故里。林华东从历史源流的连续性、谱牒史料的广泛性、故里文物的真实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现在的三明市明溪县翰仙镇龙湖村是宋代杨时先生故里、杨时是宋代福建南剑州将乐人。林海权在文中论述了杨时故里之辩问题的由来，他认为杨时是宋将乐人，但在明成化六年以后随着其龙湖故里管辖关系的改变，杨时也是归化县人即今明溪县人。文中他针对学界杨时故里是将乐还是明溪的争论，进行翔实的考证，认为杨时故里在龙湖，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古人早有定论，是无法否定的。（林海权：《杨时故里考辨》，《东南学术》，2008年第五期）另外，也有对杨时有关的著名古迹的探考，如早在1993年杨艾香的《杨时在湖南浏阳的史迹谈考》，考察了杨时在浏阳的著作史料及杨时在浏阳的活动遗迹。另外还有2008年李云生的《明溪杨时与无东林学院》和连炳开的《永不忘怀的杨文靖祠》。三是关于杨时的作品集《龟山集》的版本的考证。目前学术界只有一篇相关的文章，为2008年高令印作的《＜龟山集＞版本考》。杨时的著作，辑为《杨时龟山先生集》，宋代称《龟山扬文靖公集》，明代称《宋儒杨文靖公全集》，清代称《杨龟山先生集》，简称《杨时集》或《龟山集》，明林熙春所刊四十二卷本，被视为杨时全集，是现存最完善的刊本。（高令印：《＜龟山集＞版本考》，《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二）杨时思想渊源研究对于杨时思想渊源的考察，学术界对此专项研究得很少，但不少学位论文在研究杨时思想的同时也详细论述了其思想渊源。杨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二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巨大，另外，其思想还受到佛家、道家的深厚影响，带着明显的佛学、道学的倾向。朱修春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关于杨时的学术渊源，学界似无专门研究，但历来学者有一个基本致的观点，即认为杨时曾师事程颢、程颐，先后接受过二程的教诲，杨时继承的的是二程的思想体系，纵观杨时一生，就其学术主流来看，二程对他的教育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思想方面，杨时系统地接受了洛学和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接受《中庸》、《易》学影响尤深。二是通过二程，杨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的影响。然而，全面地探究杨时在学术上的成长过程，如果说场时的学术思想仅仅只受到二程的影响是很不完全的。首先，北宋中期以来的学术环境是杨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当时佛教各教派内部的“定祖”和争道统事件给儒家学者以极大的刺激，成为日后杨时在学术具有鲜明宗派立场的渊源。（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本）黄觉弘对杨时《春秋》遗说进行了文献的考察，并探讨了杨时《春秋》学之渊源。他得出结论：《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黄觉弘：《春秋遗说及渊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詹石窗、李育富分析了学术界对杨时易学的研究状况及原因，认为近年来，致力于杨时研究者方兴未艾，如考辨杨时行迹、著作，从不同方面揭示其理学思想等，展示了一种理论考察的新动向。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其易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原因可能是杨时易学淹没在其理学思想中未被突显，更重要的是，杨时所注的《周易解义》已散佚，未有易学专著留传于今，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他认为杨时主要继承了二程的易学思想，注重从义理释“易”，同时也认同画前元有易，推崇先天学，融义理、象数为一炉。然而，杨时的易学旨趣却在于用易，不流于空谈易理。他主张反身而诚，学《易》必须心通的为学之方，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影响，杨时的易学思想理论建构并未超出前人范畴，但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朱雪芳在其文章中，对杨时对《易传》的研究略有涉及：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刘京菊：《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3期）杨时思想也极大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是其理学思想的特色所在，学术界对此也颇有研究，如2000年王建龙的硕士论文《论杨时、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赖万宜的《浅谈杨时理学思想与佛教的吸收、渗透关系》。赖万宜认为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杨时对佛家形上思辨予以严厉批判，杨时批评佛家“色空”之说、对佛家弃世绝俗的作法表示反对等，但杨时在反对佛家的同时对佛教也有肯定，他认为儒佛都是“传心之术”。杨时对佛的赞同和批评事实上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杨时反佛是以儒家基本理论为依据进行的，同样，对佛教的肯定也是有儒家基本理论作依托的。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是从儒家立场出发，而且对佛的认同也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赖万宜：《浅谈杨时理学思想与佛教的吸收、渗透关系》，《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另外包佳道的《杨时“空”论略探》，也比较详细论述了杨时理学思想与佛家学说的关系。
对于杨时道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极少的，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也相当迟，唯一一篇博士论文可观杨时的道学思想来源。其作者将杨时定义为“两宋之际著名的道学思想家”，对杨时的道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他考察了杨时以道统观和佛老观为中心思想历程，在第二章中着重围绕道学的天道思想展开论述。通过分别对二程与杨龟山的天道思想进行考察，揭示杨龟山思想中的工夫实践特色，在对天道概念的理解方面，龟山的思想不外于师说，但是，龟山最为重视的是学者如何行道，龟山强调“中庸”所说的“道不可离，可离非道”，学者之行道不离人伦日用。行道的前提离不开学者求道以知道的工夫，对于求道工夫的详细论述，乃是龟山道学思想的重点所在。同时围绕道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诚者合内外之道”的命题，针对龟山观点以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周杨波：《杨时理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杨时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得到二程的真传，道学才能南传，从而开启了闽学发展之路，所以其尊师重道的事迹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在学术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学术界也有不少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程门立雪”这个成语的渊源及发展演变，方彦寿认为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游酢、杨时立雪程门故事的发生到“程门立雪”这一成语的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来源来说，既有记录这一史实的若干史籍，也有将此作为典故入诗的宋明时期的一批诗人，还有对这一成语的形成和普及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通俗类书。（方彦寿：《“程门立雪”的文献考察》，《朱子文化》，2012年）在文中，作者对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最早出现这个成语的典籍及其历史演变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还有2010年陈建生作《“程门立雪”辨析》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该成语的出处、发生年代进行了考述，还厘清了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
（三）杨时理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其理学思想上，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体论。对其理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本体论上，代表性的有何乃川的《杨时“理一分殊”思想》、朱学军《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略论》等，还有王晓朴的《论杨时的理学思想》和周杨波的《杨时理学思想研究》两篇学位论文。王晓朴比较系统阐述了杨时的理学思想，通过对杨时理学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阐释了杨时在理气、心性、格物致知和圣人观思想上对老师二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理一分殊思想中，杨时通过和老师探讨《西铭》之旨把“理”的问题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气论中，杨时汲取张载气学思想中的诸多合理成分，把气与道义相联系，为二程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含义；在人性论思想中，杨时继承了张载的气质之性和变化气质，以论述人性之善；在心论中，通过反对王安石的学说，提出了“循天理，去胜心”的主张；在格物致知思想中，杨时把“反身而诚”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加以提出；在圣人观的思想中，杨时以“圣人可学而至”来鼓励学者。杨时把二程思想体系中的一些不同倾向加以融合，形成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之中，再加以汲取其他学说作为补充，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理学思想架构。（王晓朴：《论杨时的理学思想》，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对杨时“理一分殊”思想的阐述和评价，何乃川论述得精辟，他认为杨时在论述“理一分殊“命题时不仅强化了“理一”的本体论地位，还进一步把”理一分殊”思想运用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及人生哲学，将懦家伦理观同哲学本体论统一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其颇有特色的“理一分殊”思想既促进了儒家人本哲学向精致化、系统化、思辨化的力向发展，也促进了中同抽象思维水平的全新提高。（何乃川：《杨时的“理一分殊”说》，《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从总的来看，虽然研究杨时理学思想比较多，但许多学者对其理学思想的架构还比较零散，各有其标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着重对其理学思想的体系化，系统化。
二是认识论。其认识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诚”、“空”等的研究，如牛耀锋的《杨时“格物致知”思想简论》及其硕士论文《格物致知思想新论》、周燕春的《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等。以牛耀锋的研究为代表，他认为从当时的学术氛围来看，宋儒之学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在宋代尤其是洛学尤为重视对格物致知概念的阐发，由格物致知所衍生的认识论和心性论沉寂了一千多年终于在宋代得到重视，并成为宋明理学家各学派争论的核心内容，这样对杨时“格物致知”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他将杨时的格物致知理论体系化，从格物致知的本体入手，通过研究“理”的渊源，明确了杨时和二程的继承关系，并对其中杨时对“理”的理论发展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进而通过对诚中、未发已发、静敬等概念的阐发，使人们能够比较明了直观地对杨时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了解。另外，周杨波的硕士论文《杨时理学思想研究》也探讨了杨时与二程不同的“格物致知”思想内容和特色。
三是道德观。对于杨时道德观的研究近几年关注得比较多，但对其中庸思想的研究早有其人，1989年许永澜的《略论杨时的中庸思想》，应该是最早的一篇成果，其后便无人再研究杨时的道德思想，直至2005年，而且主要集中在这一两年，现收集到12篇文章有7篇是在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近几年随着对杨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视域。从研究成果上看，对道德观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可观，有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可见对其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系统。从研究内容上看，较早也较集中的是对其“中庸”思想的研究，集中在3篇学位论文上，有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王晓薇的博士论文《宋代中庸思想研究》、程洁的《杨时＜中庸＞思想研究》还有对其道德观、道德修养的研究，如王治伟、朱人求的《杨时道德修养观探微》、李星的《杨时修养论之层次脉理探微》等。
对杨时中庸思想的研究以包佳道的硕士论文阐述得较为系统，他从杨时“中庸”思想学术渊源、《中庸义》的成书；杨时“中庸”思想的道德本体论；杨时“中庸”思想的“德性”存养论；杨时“中庸”思想的“德性”政治观；杨时“中庸”思想的理学特征及其理学地位等六个方面考察了杨时的中庸思想。
四是政治思想。杨时是否是政治家，众人说法不一，有人评价杨时最多只能是理学家，不能算得上是政治家，但无论杨时是否是政治家，其政治思想都是丰富的，值得研究。朱修春的《杨时政治思想述论》就客观地阐述了杨时的政治思想，其外还有刘京菊的《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陆翠玲的《杨时民本思想探微》都清晰都论述了杨时的政治思想。朱春修认为“正心诚意”是杨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理学家，杨时对“正心诚意”做了理学化的注解。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他提出“正心诚意”和“格君心之非”，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他得以“正心诚意”为核心的圣德王功学颇具特色，特别是他提出要以正学术为先务，矛头更是直指王安石新学，其学说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对两宋之际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同时他认为杨时的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杨时过度地依赖统治者的道德素养，其学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意义也不可高估。举凡熟悉两宋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杨时生活的两宋之际，更大的当务之急，则是要迅速理顺政治、抓紧时机、整军经武，有效地抵御驱兵南下的金人入侵。在金人的铁骑已兵临城下、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杨时作为思想家并未警醒，而是始终沉溺于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中，以辨学术、正君心为先务，必然会加剧当时政治的混乱。（朱修春：《杨时政治思想述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刘京菊对杨时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归纳：理学家杨时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亦关注着社会政治。他继承传统儒家学者经世济事之志，积极地出仕为政，试图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挽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的危局。在为政方略上，他提出知人善任，为政以公；重保仁心，视民如伤；积极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等具体的政治主张。（刘京菊：《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陆翠玲分析了杨时的民本思想：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杨时，秉承儒家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其师二程之说，他倡导知人善用以安民、制民之常产，重力行，爱民、护民、恤民，并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他所到之处无不有惠民政策，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杨时这种为民的思想及践履精神着实值得我们借鉴。但他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毕竟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为人民谋利益的，其民本思想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陆翠玲：《杨时民本思想探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五是历史观。杨时写了30多篇史论，主要评述春秋战国、汉朝及三国时期的一些人和事。这些史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反映他的人生意愿，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因此，这些史论是杨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史观的体现。李云生的《试折宋代理学家杨时的历史观》是目前学术界对杨时历史观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唯一一篇文章。他总结了十点从杨时的史论中反应出来的观点和见解：表达民本思想，倡仁政，反暴政；推崇智隐身退，重功名，轻富贵；主张法治愿治，循公义，反擅杀；主张审时度势，重德威，斥冒失；赞赏封建朝仪，重纲常，倡名分；赞扬英雄壮举，重实质，斥冒险；推崇君子之风，敬贤士，贬小人；提倡用人唯贤，重人品，轻亲情；推崇秉公体国，赞贤吏，斥佞臣；反对和亲联姻，倡攮外，斥和议。（李云生：《试折宋代理学家杨时的历史观》，《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这也是杨时政治观点的体现，因为他的史论主要目的是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另外，他还总结了杨时史论的特点，他认为杨时的史论总体来说比较尊重客观事实，材料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比较客观公正，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察，他的史论观点许多是正确的、积极的，他的史学观点对今人也有启迪和告诫作用，但同时也有局限性，也有偏激看法，带着封建时代的痕迹，这是必然的。
六是学术思想。杨时的学术思想包括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对此相关的研究也较少，但学术界早有人关注，一是早在1947年陈默涵的学士论文《杨龟山教育思想研究》，还有就是1977年台湾师范大学林义胜的博士论文《杨龟山学术思想》，说明那时对杨时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具体化了。其他国内的论作就比较少了。2011年举办了一次关于杨时教育思想的学术研讨会，具体论文不详，但从包佳道作的《杨时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承“杨时教育思想与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可以了解学术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如合肥学院陶新宏强调杨时教育思想经世致用的特质，他指出杨时教育目标学至圣人，无非是要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杨时把儒家“四书”、“六经”作为教学内容，取舍标准为是否有益于后世之治；教学方法上注重精思力行。他还在此基础上挖掘了杨时教育思想“尊师重教、学贵坚持、学应有方、互动辩难、以身垂范”的真知灼见对克服我们当前教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的借鉴价值。另外有的学者还从“杨时的人格魅力”、“杨时的教育哲学”、“杨时尊师重教理念”、“杨时家庭教育观”等角度专门探讨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包佳道：《杨时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承“杨时教育思想与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武夷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还有对杨时学术精神、学术态度的研究的如李星的《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和王玲莉的《杨时的“学习”之道》。李星在其文中介绍了杨时立志向道的行为和“倡道东南”的贡献，阐述了杨时“静中涵养，体验未发”的求道、悟道方法。认为杨时的“为道之方”，为我们从本体论、工夫论以至践行天道的不同层面展示了一代名儒如何修身求道、悟道的涵养路数。通过对杨时“为道之方”的探究，使我们从“为道”而非仅仅“为学”的角度走进了杨时的思想，体会到杨时的“为道”志向和“行道”执着，也让我们在兴味其修养意蕴的同时升华了自身的求道热诚和行道意志。（李星：《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王玲莉认为长期的教学实践造就了杨时独特的“学习”之道。对于“学习”，杨时给出的定义是：“大概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习。”他把“学习”理解为实践圣人之事业，倡导“学始于致知”、“知止而力行”、“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充分体现了杨时理学工夫论的次第、目标、方法与境界，对道南学派和朱子闽学影响至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玲莉：《杨时的“学习”之道》，《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其外还有探讨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的，如2012年陈利华的《南剑学风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她认为在杨时少年求学时期，形成于福建南剑州州治一带的南剑学风，既促进了当地的人才培养、学术思想体系形成及文脉传承，同时也对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七是文学思想。对于杨时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在近几年开始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如杨国学的《论杨时对武夷文学的贡献》、陈忻的《杨时的文学思想》，陈忻认为《龟山集》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无不打上理学思想的烙印，为人、为文以及表现风格三个方面对杨时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探究，主要表现为特别强调作者的正心无邪、作品的温柔敦厚和冲淡自然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杨时是将作者自身的道德品格修养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提及文学性，其因人而及文、因文而见人的思想意识是极为清晰的。（陈忻：《杨时的文学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5期）另外还有研究杨时诗歌的，有陈庆元的《宋代闽中理学家诗文一一从杨时到林希逸》、张迅的硕士论文《杨时诗歌研究》，张迅的研究比较详细和深入。他认为杨时作为一个理学家，杨时比较注重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重视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他既主张诗歌要“贯明道理”，又要求其“自然流出”，这就导致了他的诗作相应地形成言谈义理与吟咏性情两大类型。他虽然反对以玩物为道，但他把山水景物当作怡情体道的对象，因此山水景物诗成为杨时诗作的主要内容。杨时在诗歌创作中坚持“温柔敦厚”的理念，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诗大多是“温柔敦厚”之作。与此相关联，他认为平淡是诗歌的极致，是诗歌的审美标准。他的多数诗歌表现出的风貌是：冲淡自然。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歌接近于富有文采和才情的诗人之诗，运用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多隶事用典，讲究严格的对仗，且以押韵为工。
他有些诗句运用的比喻和拟人新巧精妙；有些诗句写景清新，运用迭字，显得活泼俏皮。（张迅：《杨时诗歌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四）杨时地位及贡献对于杨时贡献、地位的研究学术上也比较早、成果也较多，主要体现在其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其学术地位的研究，较为代表性的如黎听的《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陈遵沂的《关于杨时在理学思想史上地位的几点考察》、朱春修的《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也有突出杨时对洛学的传承、闽学的开启的历史贡献的成果，如傅小凡的《论杨时对洛学的传承》、张品端的《论杨时在洛学到闽学中的作用》等。何维从三个方面解析杨时在两宋之际为传承及播扬洛学所做的贡献。一是介绍杨时进行传承及播扬洛学活动时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于杨时在对二程典籍的整理，以及站在洛学学者的立场对于儒学典籍重新解注与发现上的功绩的讨论说明其对于洛学传承与发展的影响；二是讨论杨时对于《中庸》一书的推崇及其在理学四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说明杨时在理学体系的最终形成中所做的贡献；三是探讨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杨时为了张大理学，在承接二程思想的基础上，也注意对与洛学并行于世的理学其他学派学说的吸收融摄，从而为集理学大成的朱熹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何维：《试论杨时在两宋之交理学传承中的地位》，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另外，他的学术贡献最集中体现在他的丰硕的著作中，如朱修春认为杨时一生勤学，著述较丰。他的著作主要有《三经义辨》、《春秋义辨》、《礼记解》、《大学解》、《中庸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辨》、《解易》、《字解》、《论日录奏议》、《庄子解》《列子解》、《龟山文集》等。此外，他还编辑过《二程粹言》、修订过《伊川易传》从这些著作来看，杨时的学术对理学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
（詹石窗、李育富：《杨时易学思想考论》，《周易研究》，2011第5期）在阐述杨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内容中，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一般会被列入其中，这是其政治贡献也是其学术贡献，刘京菊认为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朱雪芳：《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9第3期）周杨波论述了杨时对王安石的批判，总结出杨时认为王安石的主要罪过有四点，一是王安石变法挟管、商之术，变乱祖宗法度，导致社会民众为追逐名利而变得混乱；二是导致北宋后来的贪官蔡京等人效法王安石，以图身利；三是败坏统治者心术，让北宋统治者不以勤俭为荣，导致后来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四是败坏学术，宣传错误的思想，扰乱读书人的思想，是为邪说。（申绪璐：《两宋之际道学思想研究一一以杨龟山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杨时的学术影响力在杨时在世时就已经远至海外，高秀华经过文献学的考察，认为杨时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她认为：杨时使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是闽中以至南方理学的开创者，为以后理学闽学的东传朝鲜、日本创造了条件，杨时在中国以至东亚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高秀华：《杨时思想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在总结杨时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朱春修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评价，他肯定了杨时在两宋之际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杨时在理学处于存亡绝续之交下，力行二程之道，传道入闽，倡道东南，开启了南宋理学，是闽学理学化的奠基人，但杨时等人极端强调内圣的理学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时等人丢掉了经世传统，以讲学论道代替了从政问俗，甚至不惜借用政治权势来压制王安石的新学，人为地将儒学重点片面地转移列内圣的一面，这个不仅使他们的思想日渐脱离现实事务而沦落为无益的空沦，而且使他们的思想发展趋向僵化，给社会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朱修春：《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理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他认为综观杨时的一生，尽管杨时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州县为官中度过的，曾参与过不少的政治实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却不大，他是作为二程的后学而在史书上留名的，从本质上讲，杨时是一位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本）（五）杨时思想的时代意义对于探讨杨时思想的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必金的《浅议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蔡登秋的《“道南衍派”的成因、文化现象和祭祀》及陈登平的《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将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王必金探讨了杨时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关系，他认为杨时高风亮节精神个性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二者的渊源一致，认识相同，相辅相成，二者在现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时代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组成的部分；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大理、良心”道德观为反腐倡廉提供精神武器；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王必金：《浅议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陈登平认为将乐已经具备了实施生态文化旅游的现实可能性，故而将乐应当适时提出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生态文化旅游指导原则和包括力推杨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合作研究与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具体实施策略，以期对将乐旅游从文化价值上提升品位与知名度，促进将乐旅游事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陈登平：《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将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三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蔡登秋认为对杨时的祭祀文化随着现代交通便捷，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近十多年来纪念活动的开展面的不断拓宽，台湾、香港等地的杨时后裔开始加入祭祀，这无疑为现代的杨时祭祀注入新鲜的血液。杨时祭典成了海内外同胞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政府联系海外的一个管道。文化渐渐作为社会发展软实力并初见成效的当今，各级政府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开拓正在日渐重视，这样，势必大大加强杨时之“道南衍派”的繁荣。（蔡登秋：《“道南衍派”的成因、文化现象和祭祀》，《淮海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经纬）》，2011第24期）综上所述，本文从整体上、纵向及横向的维度考察了当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现状，罗列出一些研究成果和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分析了其研究现状的特点，但因笔者能力有限，收集的资料不能完全，文字繁琐，归纳不足，文中若干观点乃笔者个人观点，不敢作为结论，只希望能在一般意义上了解现今对杨时的研究状况，以作述评。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同德学无止境同一心愿，同一行动者谓之“同德”。北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24岁中进士，元丰四年（1081）,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此时河南二程明道（程颢）和弟伊川l（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杨时对此颇感兴趣，在徐州几年中常有书信向程颢请教，探讨理学论题，后人已知的文章有《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书）》、《与明道先生子二十三郎书》、《与明道先生论（春秋书）》及《庄子解》、《林志宁书》等书信往来。明道先生的每次答疑解惑，也许对杨时的探索都是鼓舞，便推迟赴司法任，和游酢绕道颍昌，拜程颢为师，从此开始了同学同道追求理学真谛的人生苦旅。那时二程门生颇多，而杨时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他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的学识被师长认可的同时，也被同道称为“程门高弟”。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感慨地说“吾道南矣！”游酢是元丰五年（1082）进士，比杨时迟六年。但他20岁时以乡荐赴京，就认识了洛阳的程颐先生，经“面试”，程先生对其学问潜质赞赏有加，认为“其资可以适道。”果不其然，之后游酢追求理学真谛的意志更加坚定。
不久，在明道先生任扶沟县令期间，游酢到扶沟“从程先生学”，恰遇扶沟召职学事，进而受聘教职，一度追随明道先生左右，“问学日进”。元丰五年（1082）参加殿试，登黄裳榜进士，正好“而立”之年。进士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萧山尉，但赴萧山任未久就收到明道先生讣讯，痛失良师，游酢在萧山致祭“设位哭于寝门”，并为先生作行状。明道先生的学生中不乏先进者，游酢有资格为先生作行状，可见其在程氏族人及同道中有口碑，游酢与明道先生的交情之厚、了解之深无人取代，同时说明其对洛学体系有更为独到的见解。
元祐八年（1093），明道先生逝世八年后，年逾不惑、官职太学博士的游酢仍好学不辍。在钻研理学思想精微处，似有疑惑不解，于是想到程颐先生的学术造诣，决意登门求教深造。游酢的志向与学友杨时不谋而合，此时杨时转任浏阳知县恰在赴任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酢会合，立雪程门以师礼拜见程颐先生，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尊师佳话。后人评介游、杨理学源脉时，简而言之：“程子既长，归北方，乃以其所得周子者，教河洛之间，多从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与杨也。”（明邱浚《道南书院记》，《南平县志》卷十三）同心情笃谊深杨时与游酢自从明道先生学起，进而相识相知，情同兄弟的事例，可以从他们的书信及诗文来往中，感受到同学胜似兄弟间的真挚情谊。
“春初至建安，曾托志宁附书，计尘听览。为别滋久，瞻系之至，旦夕不能忘。夏热不审起居何如？”（《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一＜摘录＞）分别后极为挂念，早晚不能忘记。夏季苦热，不知道你作息怎样？“彭城风物质陋，与吾乡大异，幸有鱼稻鹑雉之类，足以充食，故南人处之，差为便耳。……某离家将半年，思亲之怀，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处之？定夫官期犹一年，思复时常相聚，讲学之乐何可量！但钦羡耳。志宁曾来相会否？企仰高论，无日忘之，惟数以书见教，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万珍卫。”（《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二＜摘录＞）这是杨时到任徐州司法半年，给游酢写的第二封信，介绍彭城风土人情、流露思亲之怀，忆及好友聚会论学的乐趣，尤其是仰慕游酢的高深言论，没有一天会忘记，希望常有书信指教，藉以稍稍安慰思乡心情。末了不忘友情提示：暑天酷热，千万要珍重自己的身体。“京师非食贫之地，公家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趋舍之方，宜审处也。”文前有按“游守太学博士，得此书即求补外，盖绍圣改元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四＜摘录＞）杨时告诉游酢京城不是可以守住贫困的地方，您家中人口很多，考虑一下照这样的趋势下去，能够久住吗？进取还是放弃的方略，还应当慎重处理啊。游酢在京、外之间选择未决之时接到这封信，坚定了离京的决心，当即呈请补外。据《游酢年谱》载：“绍圣二年，公四十三岁。官博士。范公（纯仁）罢政，公亦请外，除签书齐州判官厅公事。”杨时将自己在彭城所见及思乡思亲心情信告游酢，关心提示好友注意起居饮食的同时，对其家境窘廹了如指掌，并非常及时地给以好建议。游酢和杨时互为知己，有传世诗文足证。
黽勉吾将仕，谋身力已分。漆雕惭未信，子夏又离群。
惨淡交情重，间关道路勤。至言宜远寄，孤陋愿频闻。
杨时这首《别游定夫》借漆雕开与子夏典故表达挚友不得不离群的惭愧，但彼此交相思念以及互相殷勤问讯旅途的艰险，可见交情的深厚。末句尤为感人：深切中肯的言论要多多从远方寄来，我见识浅薄，愿意时常听到你的诲言。此诗显然写于早年，句里行间可知杨时相当谦逊，十分敬重同年兄长。
晚年杨时有诗：“早岁结邻初有约，齿豁头童今老矣。筑田预想傍田庐，负耒耦耕何日始？”（杨时《寄游定夫》古风末句）诗意是：你我有约结为邻居，如今两人都头秃齿落已经很老了，当年预想等有能力置田就在田旁边建小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和你一同下田耕作呢？政和元年（1111），游酢将16岁小女嫁给杨时16岁三子杨遹，游杨结为儿女亲家，友情进一步延续，彼此敬重更深一层。政和三年（1113）杨时61岁，萧山知县任满，先后提点湖北均县明道观和成都国宁观，寓居毗陵（含今常州等）多年，至70岁这段时间，仕途无甚作为。《寄游定夫》诗中还有“谈书考古老无用，哺啜糟醨咀糠粃。”“东归虽复有民社，为米折腰良可耻。”的无奈与感慨，可见杨时和游酢私交至深，彼此信任，他们之间的交流无所不谈。
同志正宗传人“事有闲即读《易》，然无朋游共学，相与讲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计须精到，有便愿以所得见教，不宜有吝也。……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质可进者，宜切诱掖之，不当以强聒为耻也。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鞭策。区区非楮可尽。”（《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三＜摘录＞）杨时入仕，游酢还在苦读，两人都在读《易》，杨时自感不如游酢理解精辟。希望“见教”是基于杨时对好友学问的了解，而不是客套话。信中提到将乐至少有三位杨氏是游酢学生，其中一人还是杨时胞弟。大概是太了解游酢的为人处事，想到同道，想到传道重任在肩，杨时建议“凡是资质足以进道的学生，应当急切诱道援引，不要被喧扰所困。”在另一信中杨时与游酢讨论《易传》后序时提到“盖旧本西人传之已多，惟东南未有，此为欲以传东南学者，不叙其所从，恐异时见其文有异同，不足传道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五＜摘录＞）杨时认为这部书要想传给东南学者，如果不叙述所以这样的因由，恐怕他日有人看到里面的文字有异，不足以达到将之传给别人的目的。信末，杨时又一次使用“更希示谕”，足见其为人至谦至诚的品质。还有信提到“所怀千万，临楮不能悉布，惟冀以道自重。”希望游酢以维持道统为重。
杨时如此认真、执着地热衷于传道，完全出自其责任感使然。“伊川先生在时，世人迂怪之论皆归之，以为讪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学者渐众，殊不可晓也。……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六＜摘录＞）杨时写这封信时，程颐先生门下还健在的只有他与游酢两人了，因此，他深切地感到义不容辞，他们两人必须担负起传道的责任。杨时的信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感人肺俯。虽然看不到游酢的回信，但从杨时为游酢逝世后写的《祭游定夫先生文》中，可以找到答案：“念昔从师同志二人，今皆沦亡，渺余独存，虽未即死，而头童齿豁，煢然孤立而谁怜？叹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学者所记多失其真，赖公相与参订，去其讹谬，以传后学，书往未复，而讣已及门。”这段话证实游酢也很重视传道，两人曾经有沟通，并参与了杨时《较正伊川易传后序》等著述的订正。值得一提的是，游、杨师从同门，学问理应相当，早在“较正”之前，杨时已著有《周易解义》、《中庸解义》等，完全有能力完成“较正”，何以还要游酢参与定稿？一是游酢聆听伊川先生论道，原原本本笔记答疑解惑语录，即传之所言“录有伊川先生语”，参照诠释避免失之偏颇；二是在杨时撰写《较正伊川易传后序》几年前，游酢著作《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等已经成书，对师说领悟颇深；三是杨时历来敬重游酢为学为人，作为至交，他们亲密无间，志趣相同，相信能帮这个忙；四是事关师长重要著述，杨时独自“解读”恐难周全，有倚重游酢助力之意。游、杨同志由此可见非同一般。游酢逝世后，杨时晚年居乡，以著书讲学为事，八十一岁时作《三经义辨》、《日录辨》、《辨字说》、《论春秋义》。登门问学者中有顺昌廖刚、建安章才邵，传道依然乐此不疲。后世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确立“道南”学脉第一人，但从上述例举并联系游、杨著述，不难发现，确立“道南”学脉，游酢功不可没。即朱子所言“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游、杨相互“交融”的例子还见于感事吟咏：绛帷燕侍每从容，一听微言万虑空。
却愧犹悬三釜乐，未能终此挹清风。
萧条清颍一茅庐，魂梦长怀与子居。
五里桥西杨柳路，至今车马往来疏。
上两首诗见于《全宋诗》，分别收录在游酢、杨时名下。游诗标题为《在颍昌寄中立二首》，自注：龟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杨诗标题为《寄游定夫在颍昌从明道先生》。前一首忆及师门从学，聆听师长精微言论时杂念尽扫的专注，惭愧为一勺食米而不能够一生在这里瞻仰师长的风采。后一首回忆在颍昌同住茅屋的日子，杨柳夹道的那条路上，现在少有车马往来。
《全宋诗》编者看成既是游诗也是杨诗，不予斟别原创诗作者是有道理的。从游酢诗注推断，是杨时先《寄》而后游酢改杨诗为《在》题寄回（题或后人所为？）。《杨龟山诗集》中末句是“能不能打着马再来呢？”仅为二人之间的寄望。《宋·游酢文集》卷七此诗末句是“现在少有车马往来。”显然超越前者只是对过往的缅怀，视野更为开阔。
古人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四》）并倡导“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九百年前的两个书生，一个建州建阳人，一个南剑州将乐人，机缘巧合结为同道，一路风尘相随、风雪兼程。更为可贵的是，终其一生“倡明道学，为万世宗”。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误读，在理学四贤研究中少有提及与杨时同道的游酢，作为理学家，游酢可以缄默，但他留给后人的理学著述会说话，也会证明：游酢与杨时同德、同心、同志，学问互补、学养交融、一脉难分、各有千秋。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关于杨时学术贡献和影响的再认识李云生由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七个单位主办，中共明溪县委宣传部等三个单位承办，并以世界杨氏联谊会为后援单位共同于2008年11月在明溪县召开的“海峡两岸纪念龟山先生诞辰955周年暨杨时文化学术研讨会”完满成功，取得多次预期成果。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只提交论文的作者）清醒认识到：虽然历经长达约二十年的研究，但杨时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却未得到学术界的确认，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以及哲学辞典等著作均没有反映杨时的学术思想，甚至连姓名都未列上。究其原因，是杨时的学术思想未得到充分研究和评价，还不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为此，世界杨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学术总监杨青先生大声疾呼：重评龟山杨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衷尔钜呼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杨时的理论体系作深入研究，并将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评价，从而确立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两位专家的意见切中要害，明确及时，针对性、指导性很强。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对全面深入研究和评价杨时应当面对的问题、研究重点、方法以及紧迫性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表明与会专家学者已经明确目前杨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有必要对杨时学术贡献和影响进行再认识，以便交流切磋，凝聚共识，历史地真实地肯定杨时的学术行为和学术贡献。基于此，结合对杨时的某些歧见，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见解。
一、维护洛学的中流砥柱杨时出生于宋仁宗年间。当时河南程颢、程颐兄弟两人，师事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周敦颐，并在洛阳讲学，弟子盈门，声势很大，其学派称为洛学。
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24岁，考中徐铎榜进士。宋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他去赴任时，绕道颖川（今河南许昌），以师礼拜见程颢，开始了研修洛学的历程。杨时思维敏捷、聪颖，领会快，程颢赞扬他是“学得灵利高才”、“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后辞归，发出“吾道南矣”的赞誉。元丰八年（1085）程颢卒。元祐八年（1093），杨赴浏阳知县任时，绕道洛阳，通过游酢荐引，转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自此，杨时以维护洛学、传承洛学、发展洛学为己任，为之尽心尽力于一生。
杨时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保存洛学维护洛学的。
1、学术环境恶劣宋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上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改革法度的主张，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支持王安石改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精神推行一系列变法措施。熙宁八年（1075）六月，王安石颂行《三经新义》，依托儒家经典宣传变法革新思想，一时号称新学。自此，太学和各州县学都以此为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此后50多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而站在旧党立场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的洛学，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遇官方严禁，受到重大打击。程颐也曾被追夺官爵，甚至“有旨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禁绝讲学，而且将他的弟子如尹焞、张绎等“遂下河南府体究”，并且“尽逐学徒”，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程颐的“立言垂训为世之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傅小凡，何维文《杨时研究文集》，明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52页）这说明在新旧党争中，洛学长期处于被贬被禁的极为不利的处境中。
另一方面，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在与新党的斗争中内部分裂，洛蜀互相攻击、弹劾，朔党也搞小动作。互相展开所谓君子与小人的意气之争，十分激烈，许多失败的旧党人士被放逐。（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49页）杨时在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仍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整理二程言辞和探究洛学精髓。杨时毫不气馁、毫不畏惧、毫不放松的治学精神，鼓舞了集聚了大批洛学门生，对于维护洛学、保持洛学的延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2、社会环境动荡杨时的一生正是两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阶级矛盾集中反映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制造花石纲事件，激起民怨民愤；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不断受到辽、西夏、金的入侵，在战、守、和的对策上，争斗不断，臣民不断上书，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请愿行动，而且杨时亲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和宋室南迁，在南京重建政权的过程。社会动荡必然冲击和干扰杨时，但是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变迁中，杨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洛学的维护和传承。他排除一切干扰，把研修洛学作为他一生的第一要务。那种把杨时师事二程传承洛学视为一般性的读书求学行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在学禁国亡的前提下坚持弘扬洛学的。设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杨时逆风坚持，并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共同把洛学延续下来，就很可能到南宋后没有“集大成”的局面。那是儒家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一大悲哀，也是东南地域传统文化的重大缺失。
3、家庭环境多变杨时幼年丧母，是在孤寂中成长。但他得到了仁慈善良的祖母朱氏和贤淑的继母廖氏的关爱。长大以后，他侍奉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很有规矩，很重礼仪。公元1085年7月，继母去世。时年33岁的杨时立即辞去徐州司法一职回家乡龙湖理丧守孝三年。公元1090年，生父杨埴去世，38岁杨时又辞官回乡理丧守孝三年。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培养，十分悲伤，他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叫《先君行状》。公元1104年5月初4，杨时的长子迪不幸去世，享年才23岁。杨迪是哲宗元符进士，授奉议郎，赠宣议大夫，亦从学伊川先生。伊川曾有书赞曰：“令子名迪者，好学质美，当成远器，于《易》《春秋》尤精诣。”这位“好学质美，当成远器”的理学才俊的去世对年已52岁的杨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从33岁至52岁，这20年是杨时的黄金时期，在理学研究方面有重大进展，有许多成果。然而就是这20年，三次面临亲人去世，特别是在理学研究方面很有潜力潜才的、有继承和“接班”父业可能的长子迪的年轻去世，是杨时一生中的大打击、大磨难、大考验。然而，杨时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悲痛的折磨，继续潜心洛学的维护和传承。
从上述可以看出，杨时是在重重困难之中维护洛学的，说他是维护洛学的中流砥柱毫不过份。
二、传承洛学的中坚力量杨时作为程门弟子，与谢上蔡并称程门二杰，与谢、游、吕并称程门高弟。杨时不负老师的期望，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授徒，“州县浮沉四七春”，倡道江南。他的足迹遍布苏、湘、浙、赣、闽，门生达一千多人。
著书立说是杨时传承洛学的主要方式。阐释经典是杨时著书立说的重点内容。他从维系洛学正统的目的出发，经多方努力将散布各地口耳相传的二程讲学语言收集起来，“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他又用了经年累月的时间收集整理早已散失的《伊川易传》草稿，进行编辑校订。在洛学处于逆境的状态中，杨时不遗余力地编辑成《二程粹言》、《伊川易传》，这是保存洛学正统思想的两大硕果。试想，如果没有这两部书，今天我们就难以窥见二程哲学思想的精华部分。为了诠释和弘扬洛学，杨时还有许多有关的著作，诸如《中庸解》、《论语解》、《周易解义》、《春秋义》、《孟子义》等等，他的著述之多，在洛学师徒中是绝无仅有的。
创办书院是杨时传承洛学的重要平台。杨时为了倡道东南，在湖南、福建、江苏等地创办了以传播洛学为宗旨的一批书院，以书院为依托，以师长为核心，以广传广播为目的。杨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创办的无锡东林书院是江南地区理学文人荟萃之地，是传播洛学的主阵地，成为关中、江右、徽州等书院的楷模。
坚持讲学是杨时传承洛学的重要行为。江南许多地方都有杨时讲学的身影。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杨时从政和元年初寓常州，至建炎三年（1129）离开常州、无锡，返回故里龙湖，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18年。杨时讲学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他是在深入钻研了二程洛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创见之后才开讲的。就是说杨时讲学的内容是穿插有杨时的重要见解，已被杨时“消化”了的洛学，因此授课效果很好。罗从彦初次听龟山讲学，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这说明杨时讲学并非照搬、照传，而是有自己的深刻认识和思想主张。
杨时主要通过以上三种传承方式将洛学从中原传至东南海滨，成为倡道东南第一功臣。这一点有许多历史名人作了结论。全祖望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出。”朱熹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李熙说：“宋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得千载不传之秘于遗经，惟龟山杨先生独得指归，故别而归也，忻然有道南之目，一传为罗豫章，再传为李延平，三传为朱考亭而大集厥成，天下称闽中四贤，皆杨先生倡之也。”显然，杨时确实是道南正统传人。游酢和胡安国等也以洛学传往东南各地，但其效果却差得多。故吕思勉先生在叙述理学源流的派别时说，二程之门，最著称者为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游氏书不传，弟子亦不著。谢氏之门，最著者为朱震，然朱震《易学》，实由自得，不出师门也。尹氏最后起，守师说亦最醇，其传亦不广。惟龟山最老寿，遂为洛学大宗。南渡后朱熹、张拭、吕祖谦三先生之学，实皆出于龟山。（朱修春《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00页）以上肯定杨时倡道东南的正统人物，说得有理有据。然而也有人认为杨时在儒家道统中只是翼统，甚至只是附统。如熊赐履在《学统》文中共罗列了颜、思、孟、周、程、朱为孔门之正统，指出翼统人物有子贡、子有、子游、子夏、董仲舒、韩愈、百源、司马光以及程门弟子和靖（尹焞）、杨时等。同时谁是程门第一高弟呢？张伯行明确地说：“先生（杨时）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而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却说：“程门高门生，窃以上蔡为第一。”也有认为游酢为第一高弟者，《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为最。”还有对杨时发出非词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品评杨时著述说：“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盖瑕瑜互见，通蔽互形，过誉过毁，皆讲学家门户之见，不足据也。”（徐公喜《杨时与儒家道统》，2008年纪念杨时龟山先生诞辰955周年专文）我们认为杨时是程门第一高弟，是正统传人，是传承洛学的中坚人物。
可是却有人认为杨时只是翼统、附统人物，甚至予以非议，认为仅是“门户之见，不足据”。这些违背事实的议论贬损了杨时的学术成就和名声，造成了不良影响，必须予以澄清。
三、发展洛学的学术名家杨时对洛学是在维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发展，深化和丰富了其思想内容，有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在对待洛学上有以下特点：1、整体把握，恪守“师说”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也就是说对二程传给的学说的基本义理和主要观点是坚信不疑的，在著作和讲学中反复予以肯定。这在理一分殊说、格物致知说、中庸思想论、理气变化观、“已发未发”指决、仁体义用说等方面都有表现。例如二程哲学最高范畴的“理”又称“天理”，包含以下含意：①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永恒的；②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③理早已“客观”地先于事物存在着，人和物“都自这里出去”；④一物有一物的理，一物之理又为万物之理，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对于这样具有精神性本义既能生物又能统辖万物的“理”，杨时是心领神会的。再如，二程解释格物致知说时，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又说：“不能只格一物便能通众物之理”，“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强调：“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第225页）对于二程这些观点，杨时完全接受。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2、多有创见，自有特色杨时在传承洛学过程中有无创见？回答是肯定的，据陈荣捷先生统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曾引用32个学者的731条语录，而其中就引杨时之论73条，仅次于二程225条，尹焯90条。（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06页）这73条语录应是有创见之论，否则，何不合到二程语录数目之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指出：“杨时创始的闽学，实质是洛学的延伸和发展，逐渐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杨时一方面恪守‘师说’，同时也吸取‘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的‘体用’之说，还有较多吸收张载气的观点来充实洛学的理气观。”（潘复恩《论杨时后继者“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82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衷尔钜指出：“杨时在宣传洛学中有阐有发，不仅阐述，而且有自己之发见，仅举其要：吸收了张载的气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天理天命结合论，提出‘知合内外之道，以体用言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用更重要’。”（衷尔钜《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7页）杨时将《大学》与《中庸》的精意合而为一也是一种创见。他说：“大学言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而以诚意为主；中庸言天下国家有九经，而行之者诚然非格物致知，不能知其道。若谓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之典章，皆为虚器。”（贾至臻《中国理学史》，上海书店）杨时力推孟子性善说和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阐述，诸如在以“四书”为本的理学体系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贡献，为朱熹著《四书集注》提供了思想资料，在修养方法论方面有丰富的思想认识，还有民本思想的独到意识，法治愿治的首倡“主张”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包含新认识、新见解、新观点。诚如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渊源》一书中阐明杨时对二程洛学在太极、理气关系、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已发未发等方面发展了二程学说，有的直接为朱熹接受，有的使朱熹受到影响和启迪，有的使朱熹学说更为严密、理性。
3、门生众多，实成学派衷尔钜先生最近指出“龟山学派这个题目是一个长时间被忽略，值得进行研究的课题”，“所谓学派，因宗奉的主旨不同而有流派，成为学术一流派，应包括学术源流、学术主旨、治学方法和途径、研究领域、理论和著作风格等方面与其他学派和人物不同而有自己的特色”，还要评价“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新阶段”，“在现实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衷尔钜先生提出了一个杨时研究的重大课题，很有见地和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杨时门生众多，遍布江南各地，其思想传承面很广，时间很长，研讨广泛深入，著述繁多，造就了南宋繁荣的思想文化，这是以杨时这位宗师为领军人物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奋斗的结果。应该认识到，对于形无实有的道南龟山学派的研究是当前杨时研究深化的迫切任务。
四、洛学南传的闽学鼻祖杨时成为闽学鼻祖，不是今人的结论，而是明代就有的认识。明代林钿在《请补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疏》文中说：“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后来清代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得更明白：“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以杨时领头的道南学派将中原洛学南传福建，至朱熹而集大成，这已经是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的历史上许多学术名人的共识。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今有少数人对此看法不一，也是正常的。如今人蔡仁厚曾这样说道：“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仍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为止。”此言未必完全正确，南剑三先生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仅为闽学学者所重视，而且亦为闽学学者所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学者建构自己理论思想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95页）至于杨时能否称为闽学鼻祖，笔者认为关系到对“闽学”的界定。“闽学”这个名称，最早流行于明代。明初大臣、文学家宋濂有“濂、洛、关、闽四夫子”的说法，陈鼎有“闽之学”的说法，清代张伯行编有《濂洛关闽书》。可见，古人称朱熹之学为闽学。
这样看来，“闽学”是一个特指名称，它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指具体的人，即朱熹，所以也叫朱子学；二是指这位具体的人所活动的地域，即朱熹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闽）；三是指这位具体的人在这相关的地域组成的学派，即朱熹学徒门人众多，据统计有511人，其哲学思想集大成，成为朱子学派。
因此，闽学又称朱子学。濂、洛、关学的称呼，同样包含如此内涵。
由此看来，闽学不等于福建之学。因为前者不仅仅是地域的名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将福建早期的理学也称为闽学的话也未尝不可，但两个“闽学”的内涵就不完全相同。
福建早期的理学代表人物先有欧阳詹、林蕴，后有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以及同调章望之，黄晞等。他们作为福建早期理学和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还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也不可能在福建真正发展和建立强大的学术派别。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后来的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称他们为鼻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所谓鼻祖，即始祖、创始人。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主要是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继承和发展的二程洛学，从“吾道南矣”的杨时开始，载道而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及其门生的努力，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从整个过程看来，能称为鼻祖者，非杨时莫属。
五、德才益彰的宗师形象杨时除了学术上有巨大成就外，在道德上亦光耀千秋。龙湖龟山祠的门匾上就写着古人对他的评价：“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这八个字包含着对杨时一生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杨时无论是讲学还是做官，都坚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后人在龙湖故里为他建德星坊，让他名芳后世，由此可见一斑。
杨时的道德表现，有许多亮点，其主要是：①刻苦研学，为人师表。
“程门立雪”的佳话反映出他学习上的决心、专心和恒心，“浮沉州县四七春”表现出潜心钻研、专心著述、热心讲学的良好心态和志向。罗从彦听课后“惊汗浹背”说明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无比成功和憾人力量。杨时从“笃钟理学”到“程氏正宗”到“倡道东南”，成为“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求学之路。②为官清正、广施惠政。杨时在浏阳、余杭、萧山任知县时，能以民为邦本，“依法放免租税”、兴修水利、尽量减轻民众负担，以致“民思之不忘”，画像张挂，甚至建祠纪念。一个封建官吏能得到民众如此拥戴，实属不易。③刚正不阿，大义斥奸。蔡京与杨时是福建同乡，蔡京曾举荐杨时进京任秘书郎后迁著作郎。杨时在余杭当知县时竟敢顶掉蔡京扰民的要求，后来还上书朝廷，抨击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民切齿……”杨时敢于揭露花石纲的罪恶，声言要挖除祸根。真是“排老奸不遗余力，非守正不阿不能如是”。④力主抗金，力排和议。杨时在国家危急之际，提出一系列卫国建议和策略，并且大义斥奸，上书乞诛童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⑤孝老爱亲，克俭于家。杨时称颂尧舜“茅茨土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他“身后萧然，家徒壁立”。他对待父母非常孝顺，侍奉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对老师亦充满深情，程颢去世，他在千里之外组织门生祭奠，还写了《哀辞》。他重孝道又反对愚孝。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连宋高宗都赞其“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
在杨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德才益彰的宗师形象。作为一名思想家，学术成就自然是最重要的，但“德”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北宋四大书法家原是苏（三苏）黄（庭坚）米（芾）蔡（京）。因为蔡京德行很差，名声很臭，人们不接受，后来就改为蔡襄。（袁腾飞《两宋风云》，《中国电视报》2009年7月23日第29期A17版）这说明“德”在人们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之物，人们期盼和敬重的是德才益彰能垂范后世的光辉榜样。六、享誉海外的洛学大宗杨时作为一代宗师，著述不少，弟子很多，不下千人，他将中原的洛学传至南方广大地区，成为闽学诞生的关键因素，可见影响深远。《四库全书》在评价《龟山集》中说：“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应为绍兴五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朝论实皆传（杨）时之绪馀。”这完全说明了杨时的声望之实之广。
杨时不仅声名在江南广大地区广为传播，而且名扬高丽。史书载：傅国华、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安在？”表明高丽国王已知杨时的学术成就，才会以关怀的口吻询问。这说明早在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前，杨时还在世时，其传承和推崇的洛学已传入高丽，而且已经引起高丽高层的关注和重视。据厦门大学副教授高秀华考证，杨时思想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李退溪的思想是在综合研究了杨时及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有关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李退溪的后学申翼等在《祭退溪先生文》中，谓李退溪一生德高望重有如杨时，说：“龟山雅望，允属先生。”（高秀华《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9页）其后朝鲜朱子学大家如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对杨时均有很高的评价。李珥在其名著《圣学辑要》中评价杨时说：“先生独闲居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推力索，务极其趣，涵蓄广大，而不敢轻自肆也。”（衷尔钜《杨时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编《杨时学术文化研究》，第7页）中国古代，象杨时这样生前就名扬海外的思想家可能不多。杨时的著作何时传入朝鲜，又何时传入日本，尚待考究。但可以肯定在北宋末南宋初，朝鲜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和重视杨时著作和思想，自此，经久不断。这种现象说明杨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延续到东亚。可以这样说，杨时不仅在宋元明清各朝而且在东亚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那种认为杨时影响不广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杨时龟山先生是宋明理学中的关键人物，是既维护传承洛学又有一定创见的理学家，是留下了“吾道南矣”师誉和“程门立雪”佳话的一代宗师，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闽学鼻祖，是才德彰显、光耀千秋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应有其地位的历史名人。以上这些，期盼能形成共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需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文化、增强时代活力、推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系明溪县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时理学传承与朱熹——兼谈蔡尚思先生点评杨时林欣朱熹作为南宋儒家学者，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是闽学的创始人，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中国自南宋后期和元、明、清近八百年之久，成为官方哲学，被视为儒学正宗，而且也成为十四世纪后东方文化主流。尤其是在哲学上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庞大的理学体系，其后尚未有人堪与比肩。所以，朱熹被选进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50名杰出人物之一（世界千禧人物）及福建省十大名片之一。1988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蔡尚思教授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题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给予朱熹极高的评价。
然而，在朱熹学说耀眼光环的背后，在风生云起的“朱子热”浪潮中，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伟大的人物杨时。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诞生于南剑州将乐县（今福建省将乐县）城北郊龙池团。他立雪程门，“学传东洛，道倡南闽，辟邪冀正，继往开来”，“有功于前圣，有功于后学”，被推崇为“程氏正宗”、“八闽理学之始”。
无独有偶，1993年10月，适逢杨时故里将乐县举行纪念龟山先生940周年活动，特邀请蔡尚思先生参加，我当时在县政府办公室供职，负责接待联络工作，有幸与蔡先生近距离接触。在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的演讲：《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其下榻的宾馆，与他促膝交谈。时而二程洛学，杨时如何将理学南传闽北；时而朱子学说、理学的传统如何由二程到杨时，到罗从彦，到李侗，最后到朱熹。他说：史学界要对杨时有个公充的评价。闽学的形成与创立，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的完成，无不与杨时有关。“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他侃侃而谈，全然不像一个八十八岁的耄耋老者。在行将离开将乐的前夜，他在我的一枚纪念杨时“首日封”上欣然写下他酝酿已久的五言绝句：“鲁南有孔孟，闽北出杨朱。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这首诗与前五年在武夷山所题的诗，格律相同，韵味相似，可谓异曲同工，肯綮之言，是对杨时、朱熹的点睛之评。
明年是杨时诞辰960周年，目前我正在做杨时研究会的工作，经常接触到与研究杨时有关专家学者，研读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又时常忆起近二十年前的蔡尚思先生的教诲；潜心研读，认真咀嚼他对杨时的点评，以自己初浅的认知，从蔡先生对杨时，对杨时将二程洛学南传以及为之后朱熹创建闽学和朱熹思想体系的脉络作一梳理，力图说明杨时承洛启闽的作用和功绩。
杨时是继洛启闽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沟通二程与朱熹的关键人物理学产生于北宋，正是社会动荡，外侮累侵的历史变革时期。作为一种思潮，理学的产生不是孤立思想运动的结果。那是深陷苦闷彷徨的封建思想家为起敝振衰，济世救民，寻找长治久安道路所作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尤其是关、洛地区、中原大地，讲学之风日甚。一种以伦理为主、倡导儒学，着力建立儒家“形而上”的体系，并兼收道、儒、释三种思想的新儒学（亦即“理学”）正风生云起，蓬勃发展。最具影响的是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濂学”是理学的初创时期，它是对传统佛道理解中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融合，提出诸如“仁义礼智信”、“善恶”、“无欲”、“主静”等观点。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无极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范畴”。“关学”认为宇宙本源是“气”，“太虚即气”，由于气的聚散变化而形成各种事物现象。当然，宋初开理学之先声的还有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四先生”。而后又有“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最著名的当属二程兄弟。其学说被称为“洛学”，是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认为“道”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天”即“理”即“心”。因程颢早逝，程颐与其兄师承学说基本相同。他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生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从而强调“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并主张“涵养须用敬，讲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宋代理学这些流派，蔡尚思在文中也有谈到：“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濂洛关闽四大派，濂洛关闽四大派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
那么，为什么是洛学南传而非濂学亦非关学？这当然与杨时有关。杨时在洛学南传、载道东南的历程中，功不可没。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杨时考中进士后，曾杜门不仕多年。他调官不赴主要原因是到颖昌拜程颢为师。他一生不求闻达，只探求传播、研习理学，深得二程器重。故史上有学成南归时，程颢送之所说的“吾道南矣”。南归后，他大部分时间游学我国东南地区，“浮沉州县达四十七年之久”。程颢逝世后，他经同乡游酢之邀往洛阳拜师程颐，故又有了脍炙人口的成语“程门立雪”佳话。蔡先生评价：“他除了自己的《龟山先生全集》以外，还有《二程粹言》，最可看出杨时与二程的学术关系。”蔡先生此言极是。二程作为宋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精髓体现在《二程全书》，杨时正是通过《二程粹言》对先生思想的研究铨释、传承，使朱熹理学思想日益丰富、日臻成熟、完善，更加精致，更富于思辨性，乃至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在谈到闽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杨时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时，他又说：“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爷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派，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的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这个理学传统是这样：由二程而杨时，由杨时而罗从彦，由罗从彦而李侗，由李侗到朱熹”。至此，其学脉传播与师承关系，蔡先生说的明明白白了：一传为福建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传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也是道派系理学传播大师的重要关键人物，被尊为“程氏正宗”、“洛学中枢”“道南第一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这就是，从二程辞世到朱熹诞生跨度近半个世纪。程颢死后45年，程颐死后23年，朱熹才出生。穿越时光隧道，将二程思想体系与朱熹道统思想交融汇合，使之一脉相承，正是杨时。杨时穷经皓首，辗转东南，讲学授徒，著书立著。对弟子罗从彦产生十分直接有效的影响，也使李侗甚至三传弟子朱熹也深受其理学氛围的熏陶。杨时是连接程、朱之间的一座过渡桥梁，使这两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思想体系”得到交融，形成思想链条。由二程理学创立，到朱熹对理学的发展直至闽学的创立，唯杨时及其弟子是也。
在此，顺便提及：史学界有少数人认为“载道东南”应是游酢与杨时二人。然而，在传承与“吾道南矣”上蔡先生亦有自己的见解：“杨时、罗从彦、李侗号称‘南剑三先生’。罗从彦是杨时弟子（也算是二程的弟子），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也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是四传弟子，杨时的三传弟子，罗从彦的再传弟子，李侗的弟子。”接着，蔡先生又不无幽默说到：“杨时以二程为师，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为‘程门四先生’。二程是洛阳人属于北方。程颢独说：‘吾道南矣’，而未曾说：‘吾道北矣’、‘吾道西矣’。这个‘南’是指将乐的杨时而不是指建阳的游酢。杨时一生讲学著述活动都是在我国东南地区。”关于这一方面，朱熹自己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载道东南”正是杨龟山先生。同样，朱熹的私淑弟子，著名闽学家真德秀也概括为：“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弟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真文忠公读书记卷31》）。真德秀，号西峰先生，建州浦城人。作为同是闽北出生的他，其哲学观点继承二程、朱熹之说。他推崇的“最得其宗”两人之一的朱熹自不待说，另所提及的张栻曾师从胡宏（称五峰先生），而胡宏是出生于闽北崇安的北宋著名理学家胡安国之弟子，安国又师出谢良佐（上蔡先生），谢与杨时、游酢、吕大临称“程门四大弟子”。两派殊途同归程门，实为二程、杨时一脉相承，真是剪不断的渊源啊！故才有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所言：“无龟山则无朱子。”一言中的，点睛之说！也才有以后的学界所说的：没有杨时，就没有朱子理学。信也，我以为并不为过。
杨时承传并发展了宋代理学，为朱熹思想体系形成，创立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理学这一种学术体系，在宋明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宋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主要是以洛学为主干，直至南宋发展到高峰，以至到了明代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并维持着正统地位。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朱熹，被称为程朱理学。他们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用“理学”指称他们的思想体系。理学的主干内容则属于儒家哲学，是构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内容之一。朱熹是这个时代的理学集大成者，也是南宋闽学的始创者。
除了自身的因素，历史和时势给了杨时这种机遇。杨时是上承洛学之传，下开闽学之绪的理学家。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杨时的一生都在维护洛学，倡导理学，积极发展福建文化、东南文化。
朱熹的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是由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修养论等理论组成的。林林总总，纷繁厚重。长期以来，自有大家、能者著述专著。这里，仅以理气关系和《四书集注》来看看杨时的理学思想如何对朱熹产生的影响。
其一，从杨时的以理为本到朱熹的理气论。
“关学”代表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体的唯物论哲学，二程推崇张载的《西铭》但否定了他的“气”的世界观（即气本体），建立了理本体论。二程的“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杨时师承先生“气行满天地之中”的观点，同样把“理”、“天理”作为世界的出发点进行论述。杨时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天理之常，非往非来，虽寿夭兮何伤！”也就是说，“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不生不灭的。他的观点，与二程的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把“理”看成一个超越一切的最高范畴。但是，杨时虽与二程有相同立场，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也不排斥张载有关“气化”的思想而引入他的一些观点，注意对张载“气”说的吸收，以充实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内涵。譬如，“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知合之非来，尽之非往，则其生也沤浮，其死也冰释，如昼夜之常，无是悦戚者”。
“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气耳”。在杨时看来，天下的人和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在一起便生，气散去便会死。万物之生，如水凝为冰，其死，就如冰融入水。所以，人的生生死死都是由气所决定，就象昼夜变化一样，人本身不值得悲喜。理气的关系，理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主宰者。杨时这种以理为本，吸收张载“气”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给后者朱熹的理气论进行更加严密的论证开启了先河，奠定了丰实的理论基础。
从朱熹思想体系看，理气论正是其理论基石。但朱熹又进一步发挥了二程，杨时理本体论。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探讨和解决理气关系问题并建立了理气论的哲学家。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个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质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不仅第一次全面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气化学说。朱熹既重视气化的意义，同时又坚持以理为本，强调理在气先，把“气”置于“理”的支配和决定之下的理气观。这是对宋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二程洛学、杨时理气论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样，由理气论到理事论，朱熹更是发挥二程、杨时关于理事的“休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也发挥程、杨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太极就是一，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是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本乎一源”，都是出自太极。就每一个事物来看，它们都是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就象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理”是“本”，“气”是“末”，理即本体，气是现象。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是形而上之迹，而气则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理气关系也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正是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代代传承至朱熹，包含理气论在内许多思想到朱熹得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蔡尚思先生讲到杨时活到八十三岁，比其他四位程门弟子的岁数都高得多。游酢、尹焞都只七十岁，其余二人都只五十出头。所以蔡先生得出这样评价：“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其二，二程推崇“四书”，杨时潜心研究并铨释“四书”，都深刻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的注释作品极为丰富。仅《四书》就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这是他对理学研究的巅峰之作。自元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直至清末科学废除止，风靡近七百年，且远播东亚、东南亚，对当地儒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理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
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结穴，亦无不可”，真是推崇至极，赞誉有加。朱子与二程年代相差几十年，而正是杨时等人的牵线搭桥将他们二者思想联系在一起。
蔡尚思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程颐、杨时都很注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在《杨龟山先生集》中有《论语义序》、《孟子义序》、《中庸义序》、《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等文，杨时对《中庸》认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朱熹因此而有其代表作《四书集注》。”纵观儒家“经学”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足见中国思想史上的演变。
先秦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去《乐》，故为“五经”。至唐代则更加繁冗，有“五经”、“九经”、“十二经”之称。到宋时又将《孟子》入经，谓“十三经”，浩瀚庞杂。学子即使皓首穷经也难以尽览，更何况掌握古今先贤的思想。于是宋儒开始转向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传》等先秦著作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二程开风气之先，十分推崇和重视“四书”。从《宋史·学道传·序论》中看到：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整合贯通，无复余蕴。”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二程首创。二程还说过：“《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又说：“《中庸》是孔门传授之法。”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
在师承二程理学过程中，杨时对“四书”予以高度重视。他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论语》之中，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茲乎？“《孟子》其要旨是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其功不在禹之下的睿智刚明之材孟子的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中庸》之书，盖应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为此，他著述不倦，著有《论语讲义》、《论语义序》、《孟子解》、《孟子义序》、《孟子序说》、《中庸解》、《中庸义》、《经筵讲义》、《春秋义》、《校正伊川易》、《题肖欲仁大学篇后》等著作，洋洋洒洒几十种。他尤其重视《中庸》和《大学》。认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是高明之书。
告诫弟子：“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
杨时这些关乎“四书”的阐述，对朱熹日后集注“四书”产生了深刻影响。罗从彦于政和元年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才著有《语孟新说》、《中庸说》、《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书。对“四书”作进一步阐释。其弟子李侗的《延平答问》许多条目是回答朱熹关于“四书”中的疑问的。朱熹正是在系统整理二程、杨、罗、李等人的遗说，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濂学的“太极”、“关学”、的“气”的理论，发挥二程和杨时“理”的思想，凝聚并高度体现在他对“四书章句”的集注上。朱熹二程理学“四书”学的继承是杨时在二者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客观上为朱熹《四书集注》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据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引用了三十二位学者七百三十一条语录。祖师爷二程最多二百二十五条，次之是曾师从程颐，著有《论语孟子解》等书的北宋哲学家尹焞，为九十条，再次之就是杨时，引用的言论多达七十三条。引用他的老师李侗有十三条，而且杨时的《孟子序说》还被朱熹全文引用在《孟子集注》卷首，作为注释《孟子》的提纲挚领性的说明；又引述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段论述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
质言之，朱熹的“四书集注”正是由二程首创，道南学派杨时等人推崇“四书”，铨释“四书”，继而发挥，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最后的接力棒由朱熹来完成集注“四书”的大任。这是一个传承光大的历程；它标志着理学由形成到成熟的逐步发展历程。朱熹学说与二程理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杨时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的许多言论也是朱熹构筑闽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他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是无庸置疑的，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结语朱熹是中国南宋最为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儒、释、道三教，构建了自然、社会、人生整体性、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朱子学说的研究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在东亚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朱熹的许多学说，尤其是道德本体论对今天我们仍有许多可借鉴可吸取的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诚然，朱熹思想体系令后人高山仰止；因此，在赞誉、评价他的时候，也应客观实事求是评价这座大山背后那些孜孜不倦努力探索理学的先贤先哲们。同样，也应记住他的老师李侗以及老师的老师罗从彦乃至杨时、二程，他们都是师出同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例子层出不穷。“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时在史学上虽然还称不上是以自立门风的一代大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当是时，他所处的北宋政治局势险劣，理学又处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沤心沥血，站在洛学的立场上，汇通理学诸派之说，潜心钻研，注解理学经典《四书》，从而成为由二程到朱熹，从洛学到闽学之间，传承与转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也不能苛求杨时（同样包括孔孟、朱子）。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言：“我以为此在各理学家均难避免，不必独怪杨时一人。”对于杨时，人们更多知道他是“闽学鼻祖”、“程氏正宗”、“南渡洛学大宗”的称号；更多听到是他“程门立雪”、“创办东林书院”、“载道东南”的佳话。杨时，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他还有令人钦仰的另一面：廉明节俭、体国恤民；志在世道，抗金拒和。
行文至此，顺便也表达我对已离世四年的蔡先生缅怀之情。从蔡先生在将乐参加杨时诞辰940周年，到明年又是杨时诞辰960周年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水。蔡先生作为闽籍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专家，对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思想、哲学伦理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对闽学、对杨时有精辟的认识和见解。对理学南传的影响与成果，他直言：“程门高弟子，窃以龟山为第一。”我想还是顺着蔡尚思先生点评杨时这条脉络，以他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蔡尚思先生是这样褒扬的：“理学家中能做到理学、经济（按此在古代是指“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的政治事功而不限于近代现代所说的经济）、气节（指道德）、文章（指诗文）四长的不多，杨时却能把‘四者合而为一’（用张伯行等人之语）超过了在他以前的濂、洛、关三派的大师。后人多只知杨时是理学家之一而不知他的其他三长。他的气节，如他敢于率同列上疏论三大权奸（蔡京、王黼、童贯）等的罪恶之类，有人指出杨时的‘经济’可与李纲‘竟烈’。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物为杨时作‘画像赞’而杨时的诗文也为其师友所不及。”蔡老点评，出乎胸襟。诚哉斯言，夫复何言？！（作者系将乐杨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时对朱熹的影响邓天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延平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以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代表的“延平四贤”，对宋明理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思想影响中国近千年。“延平四贤”中，杨时是闽学鼻祖，是洛学南传第一人，他为闽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学者程敏政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龟山（杨时）的洛学南传，也就没有朱子（朱熹）的集闽学之大成。可见，杨时与朱熹密不可分。研究朱熹，研究闽学，绕不开杨时。
杨时和朱熹作为那个时代伟大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涵盖方方面面，影响中国思想界、教育界近千年。本文试从杨时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来论述杨时对朱熹的影响。
一、杨时哲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杨时一生孜孜于理学的探索、传播与发展，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闽学鼻祖的地位，不愧为“程氏正宗”与“闽儒鼻祖”，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宋高宗赠文称赞杨时：“言正而行端，德宏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辩斜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经义可以开来学于后世。”作为洛学南传与闽学开创的第一人，杨时对朱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朱熹对杨时也是赞赏有加，他在《祭延平先生》中这样评价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高度肯定了杨时对理学的贡献。
1、从“理一分殊”来看“理一分殊”这一理学观点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对《西铭》中的“民胞物与”等普爱众生万物的思想，杨时写信给老师程颐，对《西铭》中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言体而不得用，恐其流逐于兼爱。”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阐发“仁之用”。
程颐说：“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无分。分殊之弊，和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杨时在以后的讲学过程中多次提到“理一分殊”的体用关系，并将“理一分殊”的关系与“仁和义”联系起来。杨时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杨时将“理一分殊”与“仁与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
杨时认为，儒家阐述的仁义道德准则是绝对神圣，无可非议的，这就是“理一”。而人们依据这样的准则去对待、认识世界万物和人生，这就是“分殊”。杨时把“理一分殊”用于事物的体用关系，特别是社会伦理道德关系，这是对“二程”“理本论”的丰富与发展，为朱熹的“一本万殊”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继承并发扬了杨时“理一分殊”的思想，他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他还说：“一统尔万殊”，“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2、从“格物致知”来看关于“格物致知”，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从《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的“即物穷理”的观点就是从杨时的“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思。”演化而来的。
对于“格物致知”，杨时认为，人性虽善，如果不“格物”，是不能明理的。他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尤其是格外物的重要性。杨时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也，此其序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思。”综上所述，杨时“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朱熹在吸收了杨时的这一哲学思想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杨时的哲学思想，两者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二、杨时教育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杨时和朱熹，既是学贯古今的理学家，又是万代师表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朱熹的身上，可以看到杨时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从朱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及成果来看，他在继承的同时，又发展了杨时的教育思想。
杨时和朱熹都十分重视书院教育，提倡道德教化与实学本领，培养有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注重书院建设。杨时和朱熹一生致力理学的研究与传播，他们四处游学，或创建书院，或重修书院，或在书院传播“体用之学”。
在杨时八十三年漫漫人生岁月中，讲学的生涯就有“四十有七年”。其中在东林书院，杨时前后生活了18年。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正和元年（1111），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所创办。而据最早记录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志书《咸淳昆陵志》记载：“公（杨时）居昆陵（今常州）者十有八年。”《东林书院志》记载更为明确，该志卷二一记载：“政和元年，杨龟山先生年五十九岁。三月四日，初寓昆陵之龟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昆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岁，乃至昆陵还南剑之将乐，前后共留有十又有载。有讲舍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地名东林。”“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东林书院享誉海内外，培养出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一大批理学造诣颇深的门人弟子。这其中就有朱熹的祖师罗从彦以及朱熹好友张拭的老师胡宏。胡宏，字仁仲，崇安（今福建）人，胡安国季子，自幼有志于大道，尝见龟山于京师。曾优游衡山二十余年。张栻曾师事之。张栻，字敬夫，宋绵竹（今四川）人。徙居衡阳。与朱熹友善，两人后在岳麓书院“会讲”，留下一段佳话。
杨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倡导东南”活动中，足迹遍及江苏、福建、浙江、湖南等地，与之结缘的书院有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
朱熹秉承了杨时的这一办学理念，创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那时潭州已是“师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访，与张拭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朱熹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朱熹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还在湖南各地延聘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正如岳麓书院大门的对联所说：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培养了大批传道济民的经世之才，奠定了其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由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匾额，就是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岳麓书院至今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据考证，与朱熹有关联的书院全国共有68所，涉及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如福建武夷精舍、江西白鹿洞书院、安徽紫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注重理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杨时和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们都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针对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朱熹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
朱熹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教育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这种教育思想与杨时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一脉相承。杨时面对：“今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风俗怎抵挡也！”的世风，刚直不阿的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他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杨时强调“志学之士，学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之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主张应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杨时注重把个人的修养与实现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讲学还是为官，他都能秉持这崇高的操守，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从官也未曾改变。始终固守清正廉洁的道德底线。他说：“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脏’。不受脏，岂份外事乎？”他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当然，作为一代教育家，杨时和朱熹的教育思想远不止这些，他们那博大精深的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研究和弘扬。
朱熹是杨时门下的第三代弟子，这种师承关系人所共知。明代东林首领顾宪成说：“孔子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周元公，结局得朱晦翁。而二程及张载、邵（雍）、罗（从彦）、李（侗）诸先生，复相与后先主持于其间。天实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这种师承关系，明代的周木说的更明白：“愿中（李侗）之学得之豫章（罗从彦），豫章之学得龟山（杨时），龟山实得之于伊洛，伊洛之学则又得于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虽聋瞽之人，有不可掩者。”（作者系将乐县社科联副主席）论杨时以德、法治理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观黄睦胜杨时（1053～1135），北宋哲学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将乐）人，学者称他龟山先生，北宋熙宁进士。杨时幼聪颖，八岁善诗文，潜心经史，游学于邵武。杨时杜门不仕凡十年，后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北宋徽宗时应召，官至徽猷阁待制；后在南宋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就学于二程（程颢、程颐），他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弟子”。他的哲学观点继承二程学说，主张“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
闽学鼻祖之一的杨时与游酢两人“立雪程门”，是尊师重道的模范，至今已900多年。游酢、杨时的“立雪程门”是世人赞扬的。“莫倚家风比谢王，正须立雪比游杨”（明李东阳诗），“台有高风迹，门多立雪人”（清赵翼诗）。游酢与杨时都出生在宋皇祐五年（1053），杨时24岁入进士，游酢30岁入进士。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在仕途上一样是提倡勤政廉洁，惠政于民。有不同之处是：游酢比杨时先研究二程的理学思想；比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早9年。但相反，杨时比游酢的影响更大。其原因是：第一，宋礼部尚书冯初心说：“臣见龟山杨文靖公立雪程门载道而南，……然道南一语独归于龟山，是则师表东南为斯文倡，实自龟山始，可不尚乎！”这段话是冯初心说的，他是杨时的同乡，他没有提起游酢。第二，宋福建提刑《请从祀疏》中说：“二先生殁，传其道者曰龟山杨文靖公，龟山杨文靖公传罗先生从彦，罗先生从彦传之李先生侗，时朱文公笃志讲学，求师四方，后见李先生……从游累年，往复问辩。”第三，游酢的第十六代孙、明刑部侍郎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也说：“而将乐杨时中立，受学于二程之门，而得其统归闽。故程伯淳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之归南也，一传而为罗从彦，再传而为李侗氏，三传而为朱熹。至朱熹而集诸儒之大成。”以上的三个原因，“道南第一人”，“程门立雪”，只说杨时，没有说游酢，这不符事实。有朱熹联句为证：“道南首豸山，并与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上述的三个原因，第一人怎么说，随后的人又怎么说。除了这三个原因，还有如下的四个具体的原因：第一，南归以后，杨时撰写了大量的程氏理学著作，如《上毛宪书》、《论西铭》、《史论》、《与州牧书》、《周易解义》等，尤其是杨时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由二程首倡，杨时继而发挥，最后由朱熹集大成，编著《四书集注》，才完成了理学的“四书”。
第二，游酢是循吏型的学者，他在勤政、惠政等方面的影响更大。他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无耻。”他勤政、廉洁、奉公。
第三，杨时居乡多，游酢居外多。杨时学生多，游酢的学生较少。杨时对理学研究时间更长，著作也更多。
第四，游酢的门人没有形成一个核心；杨时有一批群体，有学生一千多人。形成了一批推崇杨时的精英群体。
以上可见，杨时对闽学的份量更多。而总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对社会稳定的理论思想可以归纳以下几点：（一）以民为本，惠民。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有六贼当政，即蔡京、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童贯。又有金兵侵犯。“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那时，杨时认为要以“收民心为先”，就要“仁”、“爱人”、“爱人之道”，“民才，邦之本也”。他反对对人民施苛政，反对对人民用酷刑。六贼执朝政时，向浙江征缴“花石纲”。杨时说：“东南花石，其害尤甚。”杨时提出“爱人节用”的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二）重视工农商业。杨时提出废除茶盐二法，以保证自由贸易。他提出要发展农业生产。他提出每一个农民必须有一份土地，“使天下人务有常。”浙江发生旱灾时，他鼓励农民自救，开两条水塘。
（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德治为主。他提出立法、执法和变法的系列主张。“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立法，以中庸为准，法律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改变。“因为秉理”，同时要以德育为要素，这也是孔子的治国方略，孔子曰：“要使圣智益明”，要以道德教化人民，教育人民，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百姓才能安分守己，如做坏事，有羞耻心理。这样，道德威力也会上升。德治，首先要以礼义廉耻之俗来教育人。这也是与孔子的思想一致的。
（四）反对议和主张抗金。他主张恢复李纲统帅抗金的职务。加强边防，招募边民为弓弩手。反对求和，他说：“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杨时主张对内：①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②重视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特别要保护农民有地可耕；③必须以法制与德治相结合，以德治为主。对外：坚决抗金，反对议和。
（作者系武夷学院副教授、离休干部）浅说延平四贤之道德人品黄睦平两宋时期，南剑州先后诞生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儒，他们是中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史称“延平四贤”，延平便有了“四贤故里”、“理学名邦”和“东南邹鲁”的称誉。可以说，“延平四贤”的学术造诣是深厚的，影响是广泛持久的，其所留下的文化遗存，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理学谱系，既是一座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富矿，又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在聚焦探究理学文化、钩沉探颐千年贤圣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发现“延平四贤”的高尚品德亦如珍珠一般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本文试对这四位先哲的道德人品进行粗浅分析，以作一段往事犹新的历史回顾，做一次睿知酌见的心灵交流，以表对他们的崇仰之情。
第一、尊师敬道，谦恭好学，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从洛河到闽江，河洛理学由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一脉相承。他们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
杨时自幼聪颖好学，8岁就会写文章，被人称为神童。他从小知书识礼，孝敬父母。幼时以将乐人杨希旦为师。15岁到邵武求学，稍长，潜心研究经史。北宋时，延平教育兴盛，且最早在全国办起州学，南剑学风对他影响很大。杨时常在延平建溪与西溪相汇处的藏春峡与文化名人吴仪、吴熙、黄裳为友在一起读书、论学。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这时河南程明道（程颢）和程伊川（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杨时便放弃当官之念，和游定夫（游酢）绕道颍昌，拜程颢为师，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后来与其他三人被称为“程门高弟”。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说：“吾道南矣！”也就是说：“我的理学要南渡啰！”杨时、游酢“立雪程门”典故为后学推崇为尊师的典范。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杨时曾在江苏东林书院讲学，宣传洛学。晚年告老还乡，逾八十高龄，仍讲学著述不倦。杨时弟子多至千人，人才济济，培养造就了如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不少著名的学者。
青年罗从彦，孜孜不倦地问学穷理，他听说杨时得河南二程的河洛理学真谛，羡慕不已。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徒步到萧山（那时杨时为萧山县令）拜见杨时，与陈渊一起为杨时弟子。他初入杨时门下时“汗惊浃背”，惊叹说：“要是没有到这里来，几乎虚过一生了！”通过观察，杨时认为在众多门下弟子中，唯有与罗从彦可以言道。杨时在与罗从彦讲《易·乾九四爻》时，曾说“伊川（程颐）说得非常好”。罗从彦为了求证，便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回来之后，师事杨时更为虔诚。通过五次受学于杨时，“终得杨时不传之秘”。后人评介罗从彦对闽学发展的贡献时，概括为一句话：“他以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而著称，是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罗源、篁路两村留下了罗从彦的足迹，也留下了记载罗从彦毕生穷理并阐扬二程学说的人生轨迹。
李侗一生模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仕，李侗亦不当官，罗从彦筑室罗浮山，谢绝世故。李侗二十四岁从学于罗从彦后，亦“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李延平集》卷四）。罗从彦淡泊，“严毅清苦……于世之嗜好泊如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李侗亦淡泊，“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李延平集》四卷）。李侗很佩服罗从彦的“不求人知，安贫乐道”的精神；“（罗）从彦好静坐，（李）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宋史·李侗传》）。李侗拜罗从彦为师前，为人十分豪迈，喝酒没有限度，喝起来必是几十杯，醉了喜欢纵马奔驰，没有跑上二三十里路不回头，拜师之后就不相同了，好象判若二人。
李侗在学问上造诣颇深，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朱熹、罗博文、刘嘉誉等人是他的门下高足。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从同安徒步到延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当时朱熹方24岁，而李侗已经61岁了。此后十年，朱熹先后六至延平、五访李侗先生，每至延平都住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寺。朱熹年轻时虽然诸子百家、释老之书无所不读，但缺乏自己的立论根本，自受学于李侗后“洞明在道，颇怪异学之非”、“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矣”。确确实实，李侗的思想对朱熹哲学的成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全祖望说；“朱熹的老师有四位，传授二程理学的首推李侗。”清代学者张伯行说：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其道南（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由于李侗将河洛理学传给朱熹，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史称“程朱理学”。
第二、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卖国投降，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理学家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延平四贤”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受其师辈、父辈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们辈辈相传，具有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异族入侵。
杨时生当北宋衰亡，南宋初建的年代，他为维护国家统一，十分关心民族危亡，勇于弹劾权奸，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支持主战派李纲等抗金重臣。当“六贼”之一的童贯贪生怕死，弃军而逃时，他义正词严，坚决要求诛杀他“以正典型”。当朝廷怯弱，欲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敌议和时，他“极言其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杨龟山先生集》卷一）。
罗从彦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职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向众多学生灌输爱祖国、爱民族的高尚品质，在教育中始终贯穿着忧民、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传播教育进步思想为准则。他反对秦桧统治的腐朽势力，同情农民生活的艰辛，这种高尚品质也传授给李侗，每当“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
位居“延平四贤”之末的朱熹，继承了其师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他入仕后，曾屡次向朝廷进谏或上疏，一再阐明他反对同金议和坚决抗金的主张，指出“讲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提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在奏章中，他请求为“天理”而战，表现了尊王攘夷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还先后多次或上《封事》，或向皇帝面奏，提出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和富国强兵、抵抗金人的一系列爱国主张和措施。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帝召朱熹进京陈述政见，朱熹在进京前专程请教李先生面见皇帝时该说些什么，李先生嘱其上朝后应：“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宋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这三点不仅道出了李侗学术之见，也反映了他抗金救国的政治主张。
由于抗金主张的相同，朱熹同爱国诗人辛弃疾、陆游、进步学者陈亮等过从甚密，互以道义相许。辛弃疾被朝廷一度罢免，闲居上饶，朱熹听说后为之愤愤不平，称赞他“卓荤奇才，疏通远识”。陈亮赞赏朱熹的抗金意志是“赤手丹心扑不破”。朱熹与陆游的深厚友谊是在他们二人长期共同的抱负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由于双方共同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们相见恨晚。朱熹不仅赞赏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对他的诗歌推崇备至：“放翁老笔愈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陆游的祭文充分表现了他对朱熹的深切思念和极高的评价。祭文曰：“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期来享。”延平四贤政治观点明朗，政治态度一脉相承，都具有强烈的抗金的言论和行为。杨时“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罗从彦在教学中，能结合当时社会的状况，向学生灌输爱国爱民的思想，以国家盛衰利弊分析和审慎地教育学生。李侗写信对朱熹说：“讲和误国的权奸该骂”，“金虏与我不共戴天今日第一义。”朱熹也是主张抗金，反对和议，“大金人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致胜。”第三、廉明清正，刚直不阿，珍惜民力，反对奢靡，同情民间疾苦北宋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突出。杨时认为要以民为本，即以“收民心为先”，要“仁”、“爱人”、“爱人之道”，“民，邦之本也”。他反对对人民施苛政，用酷刑。六贼执朝政时，强令东南各地征缴“花石纲”；乃致在全国各地，不断增加赋税，巧立名目；四川地区特别严重，向人民征收几十倍的赋税。杨时提出“爱人节用”的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杨时上表批评朝廷：“东南花石，其害尤甚。”他还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做到量入而出，防止滥用浪费。
杨时一生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十分称颂尧舜“茅茨士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宋史·杨史传》）。中年时虽任下级官吏，却忧国忧民。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如政和二年（1112）四月，杨时赴萧山任县令，此时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筑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为此，杨时被乡民建祠崇祀。
罗从彦十分厌恶贪官污吏，认为官吏必须正直忠厚、廉洁奉公，为国家、为百姓办事。他说：“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遇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因为正直忠厚与廉洁奉公相辅相成，只有廉洁奉公才是正直忠厚的表现。罗先生这番议论同样影响了李侗的一生，虽然李侗一生没有做过官，但“伤时忧国”。他在《瓮荠》一诗赞美瓮荠，要求为官者要珍惜民力，反对奢靡。
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但常亲事稼穑。由于他亲近下层人民，故不仅关注国事，还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心。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国家中最大的要务莫大于体恤百姓。”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乾道三年（1167）七月，此时，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绍兴二十三年（1152）朱熹任同安主簿、乾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
第四、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视为修身之要、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被当作是修身之要、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毛泽东以“力行节俭，勤俭建国”为治国经验；胡锦涛总书记也号召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可见，国家的富强、家庭的富裕，勤俭节约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李商隐所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杨时虽然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祭酒、工部侍郎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生活要求不高。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世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书含云寺学者》）他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
罗从彦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绝意仕进”，发愤著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后人以及门生影响极大。
李侗几乎与其师罗从彦相似，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李侗不仅在学问上造诣颇深，而且人品极好。他隐居山村40余年，生活清苦简朴，不求功名利禄，潜心研究儒学真谛。他对自己的处境悠然自得，泰然处之。他说：“胜如城市宅，花木拥檐前。一雨晓时过，群峰翠色鲜。采荆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车马长无到，逍遥乐葛天。”（和静庵山居自咏）其乐观精神令人称羡。
朱熹一生七十载，兼具学者、良师、名宦、才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并经其化为家训，传与后世。在《训子从学帖》说过“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以及“谁在平时节衣缩食，在穷困时容易渡过难关；谁在富足时豪华奢侈，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这辩证的道德箴言能让学生谨记节约的必要。
由于“延平四贤”的道德人品高尚，促使了由河洛理学得到进一步的传承，给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康熙帝亲笔御书“程氏正宗”赐给延平玉地村杨龟山祠；御书“奥学清节”赐延平罗从彦祠；御书“静中气象”赐延平李侗祠；御书“学达性天”赐朱熹，匾额悬挂于武夷精舍。这种褒赏对他们来说，可谓当之无愧。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南平市民俗学会副会长）试论杨时被尊为闽学鼻祖的缘由和意义李云生宋代理学家杨时，字行可，后改中立，号龟山，明溪县龙湖村人。杨时一生笃锺理学，以传承播扬理学为己任，通过著书立说、注经解经、创办学院、讲学授徒将二程洛学传至东南海滨，经朱熹集大成，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成为元明清三朝七百年的治国理论。而杨时则被尊为闽学鼻祖，声名远播，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
将杨时尊为闽学鼻祖，是以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为依据的；尊杨时为闽学鼻祖，具有多重意义。
一、闽学是特指名称所谓闽学，是指朱熹所创立的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比过去更为严密和完整的新儒学。顾名思义，“闽学”是指福建地域的学术思想。以“闽”作为福建省的简称，古已有之。《周礼·夏官·职方氏》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少数民族的记载。“七闽”是指七支居住在福建各地的闽族。“闽”是什么意思呢？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闽，为东南越蛇穜。”福建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居住福建的古代氏族是以蛇作为图腾崇拜的。秦始皇设郡时，不泛称“东越”，而改称“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取福州和建州的词头各一字合起来置福建经略史，首次出现“福建”名称，唐大历十二年（777）开始把“闽”作为福建的简称。
“闽学”这个名称，最早流行于明代。明初大儒宋濂说：“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涂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日于中天，万象罗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朱子而已。”明大臣解缙建议修书，“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清代礼部尚书张伯行编有《濂洛关闽集解》19卷。可见，古人称朱熹学说为闽学。这和称周敦頤学说为濂学、二程学说为洛学、张载学说为关学是一致的。
为什么把祖籍江西的朱熹学说称为闽学？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以上说明，朱熹生于福建，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朱熹学派也基本上在福建活动，朱熹集大成的学说称为朱子学，故也称闽学。闽学是宋代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一。
那么，杨时是何时开始被誉为“闽学鼻祖”呢？明巡按御史大梁杨四知在杨时的《像赞》中说：“受学伊洛，倡道海滨；升堂覩奥，扶世觉民；闽称邹鲁，公则鼻祖；遗像俨然，师表千古。”明代林钿在《请补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疏》中说：“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后来清代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得更明白：“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清代朱任弘也说：“居恒溯八闽理学源流，久心企龟山先生倡始之功，开草昧，启曈昽，自是醇儒辈出，朱子爰集其成。……朱之学行，杨之学当与并行而不悖。”可见，以杨时领头的道南学派将中原洛学南传福建，至朱熹而集大成，这已经是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的历史上许多学术名人的共识。明代礼部右侍郎程敏政“无龟山则无朱子”的论断是指称杨龟山为闽学鼻祖的另一种表白方式。
至于杨时能誉称为“闽学”鼻祖，这关系到对“闽学”的界定。“闽学”是一个特指名称，它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指具体的人，即朱熹，所以闽学也叫朱子学；二是指这位具体的人所活动的地域，即朱熹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闽）；三是指这位具体的人，在这相关的地域组成的学派，即朱熹门徒众多，据统计有511人，其哲学思想集大成，成为朱子学派。
由此看来，闽学不等于福建之学。因为前者不仅仅是地域的名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将福建早期的理学也称为“闽学”的话也未尝不可，但两个“闽学”的内涵就不完全相同。
二、闽学鼻祖非杨时莫属闽学鼻祖究竟谁更符合，谁更恰切呢？是福建早期的理学家还是宋朝道南哪一位知名学者呢？福建早期的理学代表人物有欧阳詹、林蕴，后有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以及同调章望之、黄晞等。他们作为福建早期理学和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对理学进行了启始性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也没有在福建形成学术派别。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后来的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是最根本的和最关键的基础性影响。
武夷“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也是福建早期理学的一个学系。父子叔侄五人在当时学术思想界皆有盛誉。胡安国进士出身，曾任太学博士，虽非二程嫡传，却与杨时、游酢、谢良佐为师友，是南宋的经学家，以治《春秋》见长。其子胡宏，始从学其父，后师事杨时，一生不耽于仕途，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造诣最高的理学家。胡寅、胡宁、胡宪在理学研究上亦各有所长，各有成就。“胡氏五贤”对闽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但也不是最根本的和最关键的基础性影响。
以杨时为领头的道南学派通过著书立说、注经解经、创办书院、讲学授徒等传承方式将中原洛学传至东南海滨，成为倡道东南的第一功臣。清乾隆元年进士、大学者全祖望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所出。”明御史李熙说：“宋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得千载不传之秘于遗经，惟龟山杨先生独得指归，故别而归也，忻然有道南之目，一传为罗豫章、再传为李延平、三传为朱考亭（朱熹）而大集厥成，天下称闽中四贤，皆杨先生倡之也。”显然，杨时确实是道南正统创始人。虽然将洛学传往东南各地的还有其他人，但吕思勉先生在叙述理学源流派别时说，二程之门，最著称者为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游氏书不传，弟子亦不著。谢氏之门，最著者为朱震，然朱震《易学》实由自得，不出师门也。尹氏最后起，守师说亦最醇，其传亦不广。惟龟山最老寿，遂为洛学大宗。南渡后朱熹、张栻、吕祖谦三先生之学，皆实出于龟山。这些议论实际上肯定了龟山是闽学鼻祖的论断。
杨时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发展、传承二程洛学，“州县浮沉四七春”，足迹遍布江南各地，在湖南、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创办书院讲学授徒，并且不停地著书传道，其传承面很广，时间很长，著述繁丰，门生众多，师徒共同造就了南宋初繁荣的思想文化。这是以杨时这位宗师为领军人物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奋斗的结果，它为后来的朱熹在理学上集大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由此看来，朱熹集大成的理学直接思想来源主要是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继承和发展的二程洛学。从“吾道南矣”的杨时开始，载道而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及其门生的努力完成了洛学闽化的过程，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所以《四库全书》在评价《龟山集》中就说：“杨时卒于高宗绍兴五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朝论，实皆传（杨）时绪馀。”清代《宋元学案》续编者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吕（大临）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可见从理学形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看来，倡道东南，参与者众，并非杨时一人之力，然杨时著述最丰、授徒最多，讲学最勤、理解最正、耗时最长、影响最广、功绩最大，将杨时尊为闽学鼻祖是必然的。
三、闽学鼻祖之尊称意义深远尊杨时为闽学鼻祖，是对杨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的学术贡献和影响的直接肯定，也是对闽学的源流、性质和意义的准确解说。
1、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肯定了杨时有重大的学术贡献。宋明理学是元明清三朝700年的治国理论，这种治国理论自何而来，怎样发展，如何完善，是一个学术界不可弃缺的重大问题。宋代理学家杨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在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中均没有反映杨时的学术思想，甚至连姓名都未列上。将杨时尊为闽学鼻祖，就已肯定了杨时有重大的学术贡献。事实也是如此。
公元1081年，程颢目送弟子杨时学成返归福建时，情不自禁地对周围人说：“吾道南矣！”自此杨时作为“道南”学派的领军人物不遗余力地将洛学传至东南海滨，至朱熹而集大成，创立闽学，终至成为治国理论。“道南”之言，不仅仅是将“道”传至南方，而是“道”在南方得到保存和空前发展，因为不久北方已被金人占领，北宋灭亡，没有“道”的生存空间。还不仅如此，随着“道”的发展，南方成了伊洛之地、邹鲁之邦，福建成了宋明理学的根据地。天旋地转，福建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当时学术，南自福建，北到河朔，东起苏浙，西迄四川，几乎都是闽学生贤及门人后学的天下。所谓“朱子门人半天下”，其言不假。可见，杨时这位闽学鼻祖的贡献是直接关系到理学存亡续绝的根本性问题，其对中国思想文化所建立的功绩，是应该永载史册的。
2、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说明闽学源远流长。闽学的创立，是朱熹这位集大成的理学家的丰功伟绩，但又不完全是朱熹一人的功绩。闽学是洛学闽化的重大成果，说明是自洛学而来。洛学是起始于北宋周敦颐的濂学，周敦颐兴理学之始，经程颢、程颐潜思力行，发展成洛学，在宋代的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再以杨时为领军的众多学者南传至闽，经朱熹将洛学闽化而成一门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新儒学闽学。所以朱熹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这也说明朱熹是直接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实，他还吸收了先秦以来的一些思想观点。再往上溯，朱熹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说他是“继往圣、开来学”，是准确的。
由此可见，闽学思想是自孔子而来，自先秦而来。而最主要的是自二程而来。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说明闽学“源之远”。至于流，其成为元明清三朝的治国理论就已经表明“流之长”，何况，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儒学文化的许多积极因素、进步理念和正面意蕴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潜移默化和借鉴启迪的重大作用，对于思想道德建设的转化和陶冶的独特作用。
说闽学以龟山为始祖，源远流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3、杨时尊为闽学鼻祖，说明闽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杨时并非代表自己一人，他代表了道南学派和龟山学派的整体。一是杨时开启了南宋三脉理学。
杨时将洛学传罗从彦和张九成，张九成传吕祖谦；罗从彦传李侗、胡宏，胡宏传张栻。因此与朱熹一同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张栻也接受了杨时的思想影响，只是对朱熹影响最大、最直接。二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这个传承系列有三个共同特点：都是南方人；三个福建人，一个准福建人；道德操守都符合贤者的要求；学术思想一致，且都专心坚毅求学。他们组成传播洛学接力系列，可以说是强强组合。三是龟山门生众多，遍布江南各地，在一千多人的门生中，有不少是学术造诣高，且名见经传的理学俊才，如王居正、胡寅、罗从彦、胡宏、陈渊、喻樗、张九成、张拭、李郁、刘勉之、廖刚、萧顗、黄用和、王苹、胡德辉、宋之才、潘良贵等等。
上述这些学者之中，有把自己理解掌握甚至发展的洛学直接间接传给朱熹的，也有其学术思想影响朱熹的，这就直接或间接地为闽学的形成出了力。
象游酢、谢良佐、尹焞、胡安国、陈瓘、邹浩、吕大临这些理学高才也都或多或少地从某方面给了朱熹正面的积极影响。
同时，朱熹在创立闽学的过程中，除了以杨时为主传承的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为基础外，还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吸收了邵雍的象数学，甚至吸收了韩愈、李翱从唯心主义角度反对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还吸收了王弼所曲解的老子的“有生于无”的观点。朱熹还综合发展了秦汉之际《大学》《中庸》所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如此等等，说明朱熹通过博采众长而创立闽学，说闽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4、杨时尊为闽学鼻祖，揭示了闽学博大精深的必然性。朱子学即闽学内容博大精深。它包含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认识论、知先行后的知行学说、关于天命与气质的人性论、人心与道心及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伦理学说、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等等。它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解释比过去严密和完整。为什么闽学能达到如此高度呢？因为它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而是长时间、广地域、多学者的思想成果，体现出其博大精深的必然性。
博大精深，就是包含天、地、人、物的方方面面，有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性论、知行观、修养论、境界论等等，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种种现象有深入的分析和见解，形成一种完整的和严密的认识。这和杨时大有关系，正如明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说：“譬之水也，则杨时肇其端，罗从彦浚其流、李侗洪其派，至朱熹汇其波澜，而要其止宿者也。”《宋元学案》中说：“杨文靖公三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综上所述，“闽学鼻祖”不只是表示起始的荣誉称号。杨时被尊为闽学鼻祖，有其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和实际内容。也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和时代意义。杨时这位杨氏精英、理学鸿儒、南剑州先贤无愧于“闽学鼻祖”这尊闪耀千秋的桂冠。
（作者系省闽学研究会理事、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顾问）杨时与当今社会杨志华杨思浩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都对它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影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都对历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杨时思想文化，也必定会在当今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发挥文化引领良好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才能推动当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杨时作为“二程”理学南传和闽学开辟的第一人，将“二程”理学之真谛首传罗从彦，罗从彦又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得以延续相传，并经朱熹之手进一步发扬光大，成就了朱子理学之大成，极大促进了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福建以“理学之邦”、“海滨邹鲁”之名称誉天下。
杨时八十三岁而终，生平留下许多诗词和文章。杨时文集在古代光宋时就有三种刻本：分别为二十卷本、二十八卷本、三十五卷本。明朝时，品类更多，有选集本和全集本之分。现存的有《春秋义》、《孟子》、《字说论》、《日录论》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二程粹言》和《龟山集》。杨时的著作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库。清康熙帝十分赞赏杨时，曾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程氏正宗”四字加以褒扬；其真迹至今还珍藏在南平市延平区玉地村（杨时三子杨遹后裔故居地）。
杨时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从政理念以及高尚的品德一直影响着后人，成为古代传统文化中一颗光芒耀眼的明珠，对当今社会进步的借鉴作用可从五个方面简而述之。
一、杨时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值得当今社会学习和借鉴杨时的从政经历从宋熙宁八年（1075）起算至建炎二年（1128），共计50余年。期间无论是在京为官，还是在州县为吏，都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戴。杨时所任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见《宋史·杨时传》）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他在浏阳县县令任上，见该县连年逢灾，农民颗粒无收。而朝廷仍然照征粮税，农民苦不堪言！他不考虑个人得失，毅然接连向朝廷上疏《上程漕书》、《与州牧书》、《上提举议役顾钱书》等奏章，反映该县灾情，请求朝廷免征粮税，并拨粮款赈济灾民。为了应急，他先将县库存粮调出赈济灾民，竟遭到上司漕使胡师文的嫉恨，被诬陷为“摧欠不力”，为此付出惨痛的被罢官代价。
杨时在任余杭县令时，敢顶撞宰相蔡京为母浚河筑坟的不义之举，保护了千亩农田，维护了农民利益，但从此却与蔡相结下仇隙而屡遭排挤。
杨时担任萧山县令时，能深入实地考察，制定出建湖蓄水，改造万亩农田的规划，并积极组织实施，经过努力终于将城边内涝外旱的万亩农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南宋建炎元年，他又一次上疏朝廷，请求取消萧山县茶、盐二法，减轻了该县人民的负担。
古代儒家思想熏陶的杨时从政时尚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联想时下的政府官员，还不该从杨时良好的从政行为中反思点什么？抛弃些什么？把为官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落在行动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保证社会和谐、安定。
二、杨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程门立雪”是杨时尊师重教的典范。公元1093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杨时与游酢同往洛阳拜见程颐，不巧，老师正在厅堂冥坐静休，为了不打断老师休息，他们俩一直站在门廊下，直到纷纷而下的大雪在他们的旁边堆起尺把积雪时，程颐方醒，立马唤他们进屋相见。世上尊师不乏其人，然而尊师到如此程度实属罕见！杨时尊师但不盲从，据记载，杨时研读了程颐极力推荐的张载的《西铭》后，对书中的某些观点心存疑问，大胆质疑道：“发明圣人维意至深，然而言华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程颐耐心答疑他说：《西铭》以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无分。这次对话中，程颐一针见血指出张载的兼爱与墨子的兼爱有着本质区别，为理学更深层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从他们师生的对话中，不难看出杨时虽然对老师尊重有加，但在求知过程中，还是通过提疑、问疑、释疑，弄清楚了老师的真知灼见。这个故事把杨时尊师之德提升到更为完美的高度。杨时还时时教导学生：“学者当有所疑、乃能尽德”，此话应当成为当今社会求学者的座右铭。
杨时还强调学习要树立正确的目的性，倡言“不为非正义之士”，“质诸圣人治可取正”等主张，教导门生要“博闻强识诸子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循是而进。”这对当今锐意求知进取的人们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杨时心系家国安危的主张与当今所提倡的爱国主义是一致的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杨时闻知金兵大举南侵消息后，向朝廷连上二个奏折，旗帜鲜明提出“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的主张。当听到奸臣童贯临阵脱逃的消息时，他又义愤填膺上奏朝廷诛杀童贯“当正典刑”，并当廷怒斥奸相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误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共齿。”请求朝廷罢免投降派主要代表人物张邦昌官职。在奸臣当道，皇帝昏庸的北宋朝廷上，敢站出振臂高呼，怒斥奸臣，该有何等的勇气啊！靖康二年（1127），北宋徽、钦二帝被掳至金国，金兵继续围困国都汴京，宋王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投降派又提出割三镇二十州地给金国，以求一时安宁的卖国主张时，杨时毅然挺身而出，怒斥道：“欲助寇而自攻也”，并力荐李纲重掌兵权领兵抗金。杨时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不畏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激励我们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精神动力！对杨时凛然大义的勇敢行为，抗金名臣李纲为之题赞称：“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四、杨时勤俭朴素、反对铺张浪费的生活作风值得我们借鉴杨时职位不谓不高，他担任过的秘书郎、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均为五品以上的京官，但他却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同朝幕僚中众口皆碑。朝中人云：“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每加一衣，虽狐貉褞袍若皆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敞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见宋吕聪《问书册》）可是杨时平时对自己的吃穿住的要求简单到近乎苛刻地步！杨时逝世时，“身后肖然，家徒壁立”。（见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杨时身上所体现出的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也足以让当今社会中那些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人愧疚汗颜！虽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走共同富裕的小康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牢记杨时先祖的教诲，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投身于建设小康社会中。
五、杨时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有许多可鉴之处杨时77岁时辞官告老还乡回到将乐县，与儿孙一起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他立下家规说：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揀揀；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柱；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而且杨时还时时教育儿孙“俭以养德。”我们从杨时教育子孙的这番肺腑之言中，不难看出他虽曾身居高位，但他从不居高自傲，欺凌乡里，更不允许儿孙去侵占他人利益。为了教育儿孙永远不要贪图金钱地位，永远牢记和保持勤俭节约的好家风，他还特意赋诗一首留勉晚生后代：“敞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在严格优良的家庭教育熏陶下，杨时五个儿子杨迪、杨迥、杨遹、杨适、杨造都个个成才，登进士榜；个个都做一个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好官，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联想当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某些缺陷和问题，更感到大力宣扬先贤杨时堪称楷模的家教很有必要。
虽然，杨时离开我们800多年了，但其留下的丰厚的文化宝藏、良好的从政风范以及崇高的品德涵养却将永存于世，为当今建成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杨思浩系南平市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级经济师；作者杨志华系南平市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延平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杨时研究述要陈双珠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改字中立，溢文靖“北宋南剑州”将乐县人，生于宋仁宗皇裕五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享年八十三岁。由于久居龟山之下，故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宋哲宗以后到宋高宗绍兴初年，南渡后，东南学者推其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的各种著述汇编为《龟山集》。
至今为止，学术界对杨时研究成果的整理尚缺乏，唯一可获寻的是2007年在《朱子文化》上发表的一篇杨时思想研究综述，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包佳道。而2007年之前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时隔5年，学术界对其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新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研究再作述评。
研究成果本人从四个方面出发，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
一、古籍现存关于杨时的全集、语录、传记、年谱、思想研究等古籍是古之学者的成就，也是当今学术界众多学者研究杨时的第一手资料。一是杨时的著作，有《杨龟山全集》清光绪刻本和1986年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有《龟山集》四库全书本和《龟山集》万历本，收于《宋集珍本丛刊》等。二是杨时的语录。其各版本保存较好，如有1934年版的杨时：《龟山先生语录》、杨时：《龟山语录》诸儒鸣道集、《龟山语录》四部丛刊等三个版本。三是杨时的生平、传记、年谱。如有1986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杨时传》、2003黄去疾编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收于《宋人年谱丛书》、毛念侍编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和张夏朴编的《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同收于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宋明理学家年谱》等。四是历来学者对杨时的研究。虽远不及程朱，但龟山门下及其后学于其说引评颇多，而朱子除在著说中引评外，更有较详论说的《伊洛渊源录》、《闽中理学渊源考》、《宋史道学》和明黄宗羲《宋元学案》《龟山学案》6卷；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等也作专门评说。（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二、当代学术著作国内现研究杨时的专著暂属空白，但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和宋明儒学、宋明理学、宋明道学的某些著作上可见对杨时思想论述的篇章。
第一，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领域，如1982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95年张岱年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2001陈来等著的《中国哲学史》，2005年劳思光著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另外，中国思想史各版本中较具代表性的有2003年陈来等著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2001年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和2004年徐复观著的《中国思想史论集》等。第二，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对杨时的思想的阐述较为具体和集中，此类研究著作从数量上看也比较可观，约有20余本。如1984年版侯外庐等编的《宋明理学史》、1991年版陈来著的《宋明理学》、1977年修订重版的钱穆著的《宋明理学概述》、徐远和先生的《洛学源流》、何乃川的《闽学困知录》、何俊先生所著的《南宋儒学建构》等当中都有介绍杨时思想的章节，此外不一一列出。在这些前辈的著作当中，研究的重点不一，陈来先生主要从杨时的心性论方面阐述，侯外庐先生的研究较为全面，徐远和先生的研究则主要从杨时的思想历史来探讨，分为新学的批判者、洛学的继承者、闽学的开创者三个方面研究，《闽学困知录》则主要分析了杨时的“理一分殊”思想和杨时的政治思想，从道南学派的角度入手简单地叙述了杨时思想。（周杨波：《杨时理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三，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2007版刘京菊著的《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研究》，该书论述了道南学派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位思想家的思想源流，作为道南学派的第一人，其中应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杨时思想进行论述和，是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研究最具体的学术成果。
三、论文类关于杨时的学术论文是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最直接的体现，由此可以准确了解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现状。
一是学位论文。现收集到学位论文13篇，其中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0篇。二是期刊。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清华数据库中收集到以“杨时”为主题的期刊（除去散文、诗歌）约有54篇。三是研究文集。有研讨会、座谈会论文集等，粗略统计约有47篇。至今学术界召开了约三次研讨会，出了一本研究文集。早在1989年举行的“延平四贤”学术讨论会，收集到5篇关于研究杨时的文章；其后在2000年“朱子学与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有一篇研究杨时的文章；2003年召开的“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座谈会”中收集了约10篇研究杨时的文章；还有2008年明溪县政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编写的《杨时研究文集》，共收录32篇文章。除去1篇重名同作者的文章，其收入研究文集的文章有47篇。但这47篇与期刊网收集到的期刊略有重复（重复的文章时间统计以期刊为主），除去重复的7篇，现国内学术界对杨时的学术论文总量约94篇。
四、海外论著类由于杨时当时声名远播，其思想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所以国外也不乏对杨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虽然日本学者对杨时研究也未见专著，但在研究宋明理学、宋明儒学、两宋政治史等诸多著作中多有论述，最早的是1962版楠本正继著的《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其后有1995年版寺地遵著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有译本，台湾有售。较新的成果是2008年冈田武彦著的《宋明哲学的本质》及2009年包弼德著的《历史上的理学》，此书有译本，国内有售。最后是2009年版岛田虔次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此书有译本，国内有售。
台湾地区也多有对杨时的研究，较早的如1977台湾师范大学林义胜的博士论文《道南学脉观中思想研究》，另外就是200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义研究所侯洁之的硕士论文《杨龟山学术思想研究》。另外，有两篇文章当今学术界比较关注，一篇是1981年日本荒木见悟作的《杨龟山小论》，另一篇是1984年美国罗狮谷作的《从杨时到朱熹宋代理学的传授和继承问题》。
研究现状分析从专著上看，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暂时还未见专著，从收集到国内的文章总数来看，也不过百余篇，单从成果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当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从具体内容上说，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是在一步步推进和深入的，是走向具体化的历程。从对其研究成果的归类、整理、统计、分析可总结出如下若干现今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观点。
一、纵向考察学术界对其研究最早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应是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黎昕于1982年发表在《福建论坛》上的《道南第一人杨时》，其作开创了研究杨时作论的先河。如果研究历程即从1982年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三十年，而这三十年的研究历程，文章总数不过上百篇，更加说明学术界对杨时研究的冷淡，但从具体来看，其研究历程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历程。
第一阶段为1982年至1997年，此阶段为研究的低谷期。第一阶段历时15年的时间只出了15篇成果，研究人员也只局限在少数学者，代表性的有何乃川、黎昕、朱修春等，其中以黎昕最具代表性，其成果多达5篇。从内容上看，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杨时生平、出生地的考述、对其理学思想的阐发及对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的认可，如有林家齐的《杨时纪略》、陈秀玲《杨时生地考》、黎昕的《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刘树勋的《论杨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何乃川的《简论杨时的理一元论思想》、朱春修的《杨时政治思想述论》等，由此可见该阶段的研究只涉及对杨时的史迹、贡献、一般性思想的研究，说明此阶段学术界对杨时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对其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2004年，此阶段可称为研究的回暖期。此5年时间，约收集到15篇文章，与之前二十年相比，学术界对杨时的关注度开始上升。令人可喜的是，此阶段开始出现了多篇对杨时研究的学位论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由此说明对杨时的研究开始出现具体化、系统化的趋势。从研究内容上看，此阶段的研究除了对其进行生平、史迹、学术地位和贡献的论述外，还出现了对其开创的学派道南学派思想及源流的研究、对其理学思想的特点等研究，说明此阶段对其思想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代表性的如山西大学王建龙的硕士论文《论杨时、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华中师范大学朱修春的硕士论文《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理学》、中国人民大刘京菊的博士论文《杨时思想与道南学派研究》等。
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今，此阶段进入研究的高峰期。最近六年来，杨时的思想开始日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代表的学者有何乃川、刘京菊、朱春修、包佳道等，此阶段共收集到文章78篇，其中研究的高峰集中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这说明近年来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另外，此阶段也是学位论文成果最多的时期，有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3篇，说明对杨时的研究系统化、具体化逐渐成熟。从内容上看，此阶段的研究开始深入探讨杨时的理学思想，如其理学思想的特色、思想的渊源等，且对之前较少涉及的道德本体论、中庸、格物致知等范畴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同时这一阶段也开始逐步探讨其道学、易学、文学、历史、政治、教育等学术界之前没有涉及或极少关注的思想领域，这说明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其广度在不断拓展，深度也在加深。
二、横向考察从研究内容上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现今学术界对其研究的主要视域和方向。
（一）杨时“史”、“迹”、“著”研究一是关于杨时生平、后世的研究，代表性的有1989林家齐的《杨时纪略》、张金华的《杨时龟山年表》、2003年董承荣的《杨时纪年表》。对于杨时的家谱、后世流传的研究的如2003年曾学榕的《杨时世系源流考》及2008年吴铁坚的《闽学鼻祖杨时与家谱琐谈》、张正森的《杨时后裔紫云台杨氏一族》等。二是关于杨时故里、古迹探考，此类文章篇数最多，多达11篇，多集中于2008年编的《杨时研究文集》。最具代表性的是2008年林华东作的《为杨时故里明溪龙湖正言立论》、2008年林海权作《杨时故里考辨》及胡鸣作《龟山故里考辩》，其后在2011年胡鸣又分述两篇文章《龟山地处考辨杨时故里考之一》、《南迁三湖考辨杨时故里考之二》更具体考证了杨时的故里。林华东从历史源流的连续性、谱牒史料的广泛性、故里文物的真实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现在的三明市明溪县翰仙镇龙湖村是宋代杨时先生故里、杨时是宋代福建南剑州将乐人。林海权在文中论述了杨时故里之辩问题的由来，他认为杨时是宋将乐人，但在明成化六年以后随着其龙湖故里管辖关系的改变，杨时也是归化县人即今明溪县人。文中他针对学界杨时故里是将乐还是明溪的争论，进行翔实的考证，认为杨时故里在龙湖，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古人早有定论，是无法否定的。（林海权：《杨时故里考辨》，《东南学术》，2008年第五期）另外，也有对杨时有关的著名古迹的探考，如早在1993年杨艾香的《杨时在湖南浏阳的史迹谈考》，考察了杨时在浏阳的著作史料及杨时在浏阳的活动遗迹。另外还有2008年李云生的《明溪杨时与无东林学院》和连炳开的《永不忘怀的杨文靖祠》。三是关于杨时的作品集《龟山集》的版本的考证。目前学术界只有一篇相关的文章，为2008年高令印作的《＜龟山集＞版本考》。杨时的著作，辑为《杨时龟山先生集》，宋代称《龟山扬文靖公集》，明代称《宋儒杨文靖公全集》，清代称《杨龟山先生集》，简称《杨时集》或《龟山集》，明林熙春所刊四十二卷本，被视为杨时全集，是现存最完善的刊本。（高令印：《＜龟山集＞版本考》，《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二）杨时思想渊源研究对于杨时思想渊源的考察，学术界对此专项研究得很少，但不少学位论文在研究杨时思想的同时也详细论述了其思想渊源。杨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二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巨大，另外，其思想还受到佛家、道家的深厚影响，带着明显的佛学、道学的倾向。朱修春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关于杨时的学术渊源，学界似无专门研究，但历来学者有一个基本致的观点，即认为杨时曾师事程颢、程颐，先后接受过二程的教诲，杨时继承的的是二程的思想体系，纵观杨时一生，就其学术主流来看，二程对他的教育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术思想方面，杨时系统地接受了洛学和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接受《中庸》、《易》学影响尤深。二是通过二程，杨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的影响。然而，全面地探究杨时在学术上的成长过程，如果说场时的学术思想仅仅只受到二程的影响是很不完全的。首先，北宋中期以来的学术环境是杨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当时佛教各教派内部的“定祖”和争道统事件给儒家学者以极大的刺激，成为日后杨时在学术具有鲜明宗派立场的渊源。（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本）黄觉弘对杨时《春秋》遗说进行了文献的考察，并探讨了杨时《春秋》学之渊源。他得出结论：《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黄觉弘：《春秋遗说及渊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詹石窗、李育富分析了学术界对杨时易学的研究状况及原因，认为近年来，致力于杨时研究者方兴未艾，如考辨杨时行迹、著作，从不同方面揭示其理学思想等，展示了一种理论考察的新动向。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其易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原因可能是杨时易学淹没在其理学思想中未被突显，更重要的是，杨时所注的《周易解义》已散佚，未有易学专著留传于今，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他认为杨时主要继承了二程的易学思想，注重从义理释“易”，同时也认同画前元有易，推崇先天学，融义理、象数为一炉。然而，杨时的易学旨趣却在于用易，不流于空谈易理。他主张反身而诚，学《易》必须心通的为学之方，由于受到当时学术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影响，杨时的易学思想理论建构并未超出前人范畴，但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朱雪芳在其文章中，对杨时对《易传》的研究略有涉及：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刘京菊：《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3期）杨时思想也极大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是其理学思想的特色所在，学术界对此也颇有研究，如2000年王建龙的硕士论文《论杨时、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赖万宜的《浅谈杨时理学思想与佛教的吸收、渗透关系》。赖万宜认为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杨时对佛家形上思辨予以严厉批判，杨时批评佛家“色空”之说、对佛家弃世绝俗的作法表示反对等，但杨时在反对佛家的同时对佛教也有肯定，他认为儒佛都是“传心之术”。杨时对佛的赞同和批评事实上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杨时反佛是以儒家基本理论为依据进行的，同样，对佛教的肯定也是有儒家基本理论作依托的。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是从儒家立场出发，而且对佛的认同也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赖万宜：《浅谈杨时理学思想与佛教的吸收、渗透关系》，《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另外包佳道的《杨时“空”论略探》，也比较详细论述了杨时理学思想与佛家学说的关系。
对于杨时道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极少的，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也相当迟，唯一一篇博士论文可观杨时的道学思想来源。其作者将杨时定义为“两宋之际著名的道学思想家”，对杨时的道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他考察了杨时以道统观和佛老观为中心思想历程，在第二章中着重围绕道学的天道思想展开论述。通过分别对二程与杨龟山的天道思想进行考察，揭示杨龟山思想中的工夫实践特色，在对天道概念的理解方面，龟山的思想不外于师说，但是，龟山最为重视的是学者如何行道，龟山强调“中庸”所说的“道不可离，可离非道”，学者之行道不离人伦日用。行道的前提离不开学者求道以知道的工夫，对于求道工夫的详细论述，乃是龟山道学思想的重点所在。同时围绕道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诚者合内外之道”的命题，针对龟山观点以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周杨波：《杨时理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杨时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得到二程的真传，道学才能南传，从而开启了闽学发展之路，所以其尊师重道的事迹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在学术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学术界也有不少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程门立雪”这个成语的渊源及发展演变，方彦寿认为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游酢、杨时立雪程门故事的发生到“程门立雪”这一成语的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来源来说，既有记录这一史实的若干史籍，也有将此作为典故入诗的宋明时期的一批诗人，还有对这一成语的形成和普及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通俗类书。（方彦寿：《“程门立雪”的文献考察》，《朱子文化》，2012年）在文中，作者对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最早出现这个成语的典籍及其历史演变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还有2010年陈建生作《“程门立雪”辨析》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该成语的出处、发生年代进行了考述，还厘清了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
（三）杨时理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其理学思想上，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体论。对其理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本体论上，代表性的有何乃川的《杨时“理一分殊”思想》、朱学军《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略论》等，还有王晓朴的《论杨时的理学思想》和周杨波的《杨时理学思想研究》两篇学位论文。王晓朴比较系统阐述了杨时的理学思想，通过对杨时理学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阐释了杨时在理气、心性、格物致知和圣人观思想上对老师二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理一分殊思想中，杨时通过和老师探讨《西铭》之旨把“理”的问题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气论中，杨时汲取张载气学思想中的诸多合理成分，把气与道义相联系，为二程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含义；在人性论思想中，杨时继承了张载的气质之性和变化气质，以论述人性之善；在心论中，通过反对王安石的学说，提出了“循天理，去胜心”的主张；在格物致知思想中，杨时把“反身而诚”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加以提出；在圣人观的思想中，杨时以“圣人可学而至”来鼓励学者。杨时把二程思想体系中的一些不同倾向加以融合，形成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之中，再加以汲取其他学说作为补充，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理学思想架构。（王晓朴：《论杨时的理学思想》，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对杨时“理一分殊”思想的阐述和评价，何乃川论述得精辟，他认为杨时在论述“理一分殊“命题时不仅强化了“理一”的本体论地位，还进一步把”理一分殊”思想运用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及人生哲学，将懦家伦理观同哲学本体论统一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其颇有特色的“理一分殊”思想既促进了儒家人本哲学向精致化、系统化、思辨化的力向发展，也促进了中同抽象思维水平的全新提高。（何乃川：《杨时的“理一分殊”说》，《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版）从总的来看，虽然研究杨时理学思想比较多，但许多学者对其理学思想的架构还比较零散，各有其标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着重对其理学思想的体系化，系统化。
二是认识论。其认识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诚”、“空”等的研究，如牛耀锋的《杨时“格物致知”思想简论》及其硕士论文《格物致知思想新论》、周燕春的《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等。以牛耀锋的研究为代表，他认为从当时的学术氛围来看，宋儒之学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在宋代尤其是洛学尤为重视对格物致知概念的阐发，由格物致知所衍生的认识论和心性论沉寂了一千多年终于在宋代得到重视，并成为宋明理学家各学派争论的核心内容，这样对杨时“格物致知”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他将杨时的格物致知理论体系化，从格物致知的本体入手，通过研究“理”的渊源，明确了杨时和二程的继承关系，并对其中杨时对“理”的理论发展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进而通过对诚中、未发已发、静敬等概念的阐发，使人们能够比较明了直观地对杨时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了解。另外，周杨波的硕士论文《杨时理学思想研究》也探讨了杨时与二程不同的“格物致知”思想内容和特色。
三是道德观。对于杨时道德观的研究近几年关注得比较多，但对其中庸思想的研究早有其人，1989年许永澜的《略论杨时的中庸思想》，应该是最早的一篇成果，其后便无人再研究杨时的道德思想，直至2005年，而且主要集中在这一两年，现收集到12篇文章有7篇是在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近几年随着对杨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视域。从研究成果上看，对道德观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可观，有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可见对其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系统。从研究内容上看，较早也较集中的是对其“中庸”思想的研究，集中在3篇学位论文上，有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王晓薇的博士论文《宋代中庸思想研究》、程洁的《杨时＜中庸＞思想研究》还有对其道德观、道德修养的研究，如王治伟、朱人求的《杨时道德修养观探微》、李星的《杨时修养论之层次脉理探微》等。
对杨时中庸思想的研究以包佳道的硕士论文阐述得较为系统，他从杨时“中庸”思想学术渊源、《中庸义》的成书；杨时“中庸”思想的道德本体论；杨时“中庸”思想的“德性”存养论；杨时“中庸”思想的“德性”政治观；杨时“中庸”思想的理学特征及其理学地位等六个方面考察了杨时的中庸思想。
四是政治思想。杨时是否是政治家，众人说法不一，有人评价杨时最多只能是理学家，不能算得上是政治家，但无论杨时是否是政治家，其政治思想都是丰富的，值得研究。朱修春的《杨时政治思想述论》就客观地阐述了杨时的政治思想，其外还有刘京菊的《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陆翠玲的《杨时民本思想探微》都清晰都论述了杨时的政治思想。朱春修认为“正心诚意”是杨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理学家，杨时对“正心诚意”做了理学化的注解。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他提出“正心诚意”和“格君心之非”，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他得以“正心诚意”为核心的圣德王功学颇具特色，特别是他提出要以正学术为先务，矛头更是直指王安石新学，其学说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对两宋之际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同时他认为杨时的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杨时过度地依赖统治者的道德素养，其学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意义也不可高估。举凡熟悉两宋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杨时生活的两宋之际，更大的当务之急，则是要迅速理顺政治、抓紧时机、整军经武，有效地抵御驱兵南下的金人入侵。在金人的铁骑已兵临城下、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杨时作为思想家并未警醒，而是始终沉溺于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中，以辨学术、正君心为先务，必然会加剧当时政治的混乱。（朱修春：《杨时政治思想述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刘京菊对杨时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归纳：理学家杨时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亦关注着社会政治。他继承传统儒家学者经世济事之志，积极地出仕为政，试图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挽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的危局。在为政方略上，他提出知人善任，为政以公；重保仁心，视民如伤；积极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等具体的政治主张。（刘京菊：《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陆翠玲分析了杨时的民本思想：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杨时，秉承儒家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其师二程之说，他倡导知人善用以安民、制民之常产，重力行，爱民、护民、恤民，并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他所到之处无不有惠民政策，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杨时这种为民的思想及践履精神着实值得我们借鉴。但他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毕竟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为人民谋利益的，其民本思想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陆翠玲：《杨时民本思想探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五是历史观。杨时写了30多篇史论，主要评述春秋战国、汉朝及三国时期的一些人和事。这些史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反映他的人生意愿，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因此，这些史论是杨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史观的体现。李云生的《试折宋代理学家杨时的历史观》是目前学术界对杨时历史观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唯一一篇文章。他总结了十点从杨时的史论中反应出来的观点和见解：表达民本思想，倡仁政，反暴政；推崇智隐身退，重功名，轻富贵；主张法治愿治，循公义，反擅杀；主张审时度势，重德威，斥冒失；赞赏封建朝仪，重纲常，倡名分；赞扬英雄壮举，重实质，斥冒险；推崇君子之风，敬贤士，贬小人；提倡用人唯贤，重人品，轻亲情；推崇秉公体国，赞贤吏，斥佞臣；反对和亲联姻，倡攮外，斥和议。（李云生：《试折宋代理学家杨时的历史观》，《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这也是杨时政治观点的体现，因为他的史论主要目的是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另外，他还总结了杨时史论的特点，他认为杨时的史论总体来说比较尊重客观事实，材料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比较客观公正，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察，他的史论观点许多是正确的、积极的，他的史学观点对今人也有启迪和告诫作用，但同时也有局限性，也有偏激看法，带着封建时代的痕迹，这是必然的。
六是学术思想。杨时的学术思想包括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对此相关的研究也较少，但学术界早有人关注，一是早在1947年陈默涵的学士论文《杨龟山教育思想研究》，还有就是1977年台湾师范大学林义胜的博士论文《杨龟山学术思想》，说明那时对杨时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具体化了。其他国内的论作就比较少了。2011年举办了一次关于杨时教育思想的学术研讨会，具体论文不详，但从包佳道作的《杨时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承“杨时教育思想与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可以了解学术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如合肥学院陶新宏强调杨时教育思想经世致用的特质，他指出杨时教育目标学至圣人，无非是要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杨时把儒家“四书”、“六经”作为教学内容，取舍标准为是否有益于后世之治；教学方法上注重精思力行。他还在此基础上挖掘了杨时教育思想“尊师重教、学贵坚持、学应有方、互动辩难、以身垂范”的真知灼见对克服我们当前教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的借鉴价值。另外有的学者还从“杨时的人格魅力”、“杨时的教育哲学”、“杨时尊师重教理念”、“杨时家庭教育观”等角度专门探讨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包佳道：《杨时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承“杨时教育思想与书院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武夷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还有对杨时学术精神、学术态度的研究的如李星的《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和王玲莉的《杨时的“学习”之道》。李星在其文中介绍了杨时立志向道的行为和“倡道东南”的贡献，阐述了杨时“静中涵养，体验未发”的求道、悟道方法。认为杨时的“为道之方”，为我们从本体论、工夫论以至践行天道的不同层面展示了一代名儒如何修身求道、悟道的涵养路数。通过对杨时“为道之方”的探究，使我们从“为道”而非仅仅“为学”的角度走进了杨时的思想，体会到杨时的“为道”志向和“行道”执着，也让我们在兴味其修养意蕴的同时升华了自身的求道热诚和行道意志。（李星：《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王玲莉认为长期的教学实践造就了杨时独特的“学习”之道。对于“学习”，杨时给出的定义是：“大概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习。”他把“学习”理解为实践圣人之事业，倡导“学始于致知”、“知止而力行”、“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充分体现了杨时理学工夫论的次第、目标、方法与境界，对道南学派和朱子闽学影响至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玲莉：《杨时的“学习”之道》，《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其外还有探讨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的，如2012年陈利华的《南剑学风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她认为在杨时少年求学时期，形成于福建南剑州州治一带的南剑学风，既促进了当地的人才培养、学术思想体系形成及文脉传承，同时也对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七是文学思想。对于杨时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在近几年开始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如杨国学的《论杨时对武夷文学的贡献》、陈忻的《杨时的文学思想》，陈忻认为《龟山集》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无不打上理学思想的烙印，为人、为文以及表现风格三个方面对杨时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探究，主要表现为特别强调作者的正心无邪、作品的温柔敦厚和冲淡自然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杨时是将作者自身的道德品格修养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提及文学性，其因人而及文、因文而见人的思想意识是极为清晰的。（陈忻：《杨时的文学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5期）另外还有研究杨时诗歌的，有陈庆元的《宋代闽中理学家诗文一一从杨时到林希逸》、张迅的硕士论文《杨时诗歌研究》，张迅的研究比较详细和深入。他认为杨时作为一个理学家，杨时比较注重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重视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他既主张诗歌要“贯明道理”，又要求其“自然流出”，这就导致了他的诗作相应地形成言谈义理与吟咏性情两大类型。他虽然反对以玩物为道，但他把山水景物当作怡情体道的对象，因此山水景物诗成为杨时诗作的主要内容。杨时在诗歌创作中坚持“温柔敦厚”的理念，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诗大多是“温柔敦厚”之作。与此相关联，他认为平淡是诗歌的极致，是诗歌的审美标准。他的多数诗歌表现出的风貌是：冲淡自然。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歌接近于富有文采和才情的诗人之诗，运用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多隶事用典，讲究严格的对仗，且以押韵为工。
他有些诗句运用的比喻和拟人新巧精妙；有些诗句写景清新，运用迭字，显得活泼俏皮。（张迅：《杨时诗歌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四）杨时地位及贡献对于杨时贡献、地位的研究学术上也比较早、成果也较多，主要体现在其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其学术地位的研究，较为代表性的如黎听的《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陈遵沂的《关于杨时在理学思想史上地位的几点考察》、朱春修的《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也有突出杨时对洛学的传承、闽学的开启的历史贡献的成果，如傅小凡的《论杨时对洛学的传承》、张品端的《论杨时在洛学到闽学中的作用》等。何维从三个方面解析杨时在两宋之际为传承及播扬洛学所做的贡献。一是介绍杨时进行传承及播扬洛学活动时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于杨时在对二程典籍的整理，以及站在洛学学者的立场对于儒学典籍重新解注与发现上的功绩的讨论说明其对于洛学传承与发展的影响；二是讨论杨时对于《中庸》一书的推崇及其在理学四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说明杨时在理学体系的最终形成中所做的贡献；三是探讨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杨时为了张大理学，在承接二程思想的基础上，也注意对与洛学并行于世的理学其他学派学说的吸收融摄，从而为集理学大成的朱熹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何维：《试论杨时在两宋之交理学传承中的地位》，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另外，他的学术贡献最集中体现在他的丰硕的著作中，如朱修春认为杨时一生勤学，著述较丰。他的著作主要有《三经义辨》、《春秋义辨》、《礼记解》、《大学解》、《中庸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辨》、《解易》、《字解》、《论日录奏议》、《庄子解》《列子解》、《龟山文集》等。此外，他还编辑过《二程粹言》、修订过《伊川易传》从这些著作来看，杨时的学术对理学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
（詹石窗、李育富：《杨时易学思想考论》，《周易研究》，2011第5期）在阐述杨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内容中，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一般会被列入其中，这是其政治贡献也是其学术贡献，刘京菊认为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朱雪芳：《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9第3期）周杨波论述了杨时对王安石的批判，总结出杨时认为王安石的主要罪过有四点，一是王安石变法挟管、商之术，变乱祖宗法度，导致社会民众为追逐名利而变得混乱；二是导致北宋后来的贪官蔡京等人效法王安石，以图身利；三是败坏统治者心术，让北宋统治者不以勤俭为荣，导致后来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四是败坏学术，宣传错误的思想，扰乱读书人的思想，是为邪说。（申绪璐：《两宋之际道学思想研究一一以杨龟山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杨时的学术影响力在杨时在世时就已经远至海外，高秀华经过文献学的考察，认为杨时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她认为：杨时使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是闽中以至南方理学的开创者，为以后理学闽学的东传朝鲜、日本创造了条件，杨时在中国以至东亚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高秀华：《杨时思想是朝鲜退溪学的理论渊源》，《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在总结杨时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朱春修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评价，他肯定了杨时在两宋之际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杨时在理学处于存亡绝续之交下，力行二程之道，传道入闽，倡道东南，开启了南宋理学，是闽学理学化的奠基人，但杨时等人极端强调内圣的理学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时等人丢掉了经世传统，以讲学论道代替了从政问俗，甚至不惜借用政治权势来压制王安石的新学，人为地将儒学重点片面地转移列内圣的一面，这个不仅使他们的思想日渐脱离现实事务而沦落为无益的空沦，而且使他们的思想发展趋向僵化，给社会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朱修春：《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理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他认为综观杨时的一生，尽管杨时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州县为官中度过的，曾参与过不少的政治实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却不大，他是作为二程的后学而在史书上留名的，从本质上讲，杨时是一位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朱春修：《杨时的学术活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时研究文集》，2008版本）（五）杨时思想的时代意义对于探讨杨时思想的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必金的《浅议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蔡登秋的《“道南衍派”的成因、文化现象和祭祀》及陈登平的《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将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王必金探讨了杨时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关系，他认为杨时高风亮节精神个性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二者的渊源一致，认识相同，相辅相成，二者在现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时代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组成的部分；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大理、良心”道德观为反腐倡廉提供精神武器；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王必金：《浅议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陈登平认为将乐已经具备了实施生态文化旅游的现实可能性，故而将乐应当适时提出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生态文化旅游指导原则和包括力推杨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合作研究与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具体实施策略，以期对将乐旅游从文化价值上提升品位与知名度，促进将乐旅游事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陈登平：《以杨时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将乐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三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蔡登秋认为对杨时的祭祀文化随着现代交通便捷，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近十多年来纪念活动的开展面的不断拓宽，台湾、香港等地的杨时后裔开始加入祭祀，这无疑为现代的杨时祭祀注入新鲜的血液。杨时祭典成了海内外同胞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政府联系海外的一个管道。文化渐渐作为社会发展软实力并初见成效的当今，各级政府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开拓正在日渐重视，这样，势必大大加强杨时之“道南衍派”的繁荣。（蔡登秋：《“道南衍派”的成因、文化现象和祭祀》，《淮海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经纬）》，2011第24期）综上所述，本文从整体上、纵向及横向的维度考察了当今学术界对杨时的研究现状，罗列出一些研究成果和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分析了其研究现状的特点，但因笔者能力有限，收集的资料不能完全，文字繁琐，归纳不足，文中若干观点乃笔者个人观点，不敢作为结论，只希望能在一般意义上了解现今对杨时的研究状况，以作述评。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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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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