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旅游是非定居者为寻求精神上的愉快感受而进行转换空间的旅行游览。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旅游随之兴盛起来。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人，“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熙宁九年（1076）进士，历任州县，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被奉为理学中的“道南正脉”、“闽学鼻祖”。他一生优游林泉，有旅游审美意境上的精进。但是，他的旅游思想、旅游实践及其对当今旅游的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就此作些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一、慕君子之乐的旅游思想杨时继承了儒家孔孟的“旅游”思想，追慕君子之乐。《乐全亭记》是杨时为将乐妻族余君所建之亭写的一篇记文，文中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杨时慕君子之乐的旅游思想。该文记载余君作亭于其屋之东偏，种花植竹，以资岁时燕游之好；又辟其后为堂，聚先世所藏之书，以遗子孙。杨时游览此亭后于是抒发感慨：“使其登是堂也，撷六艺之英，茹道德之实，知慕夫君子之乐。而出游是亭也，能不为玩物丧志，则内外之乐全矣。故将此亭名之为‘乐全亭’”（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67页）。何为“君子之乐”呢？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虽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
  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道德精神的修为，还包括游艺之学的培养。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成为君子则比较现实。杨时在《孟子解》中解释“今乐犹古乐”这句话时说：“盖乐者，天地之和也。而乐以和为主，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同上第157页）因此“乐”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身心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
  君子如何才能达到“乐”的境界呢？杨时认为君子应该“以德为舆，以忠信为輗軏，以志为御，以古圣贤为前驱，以同方合志者为骖乘，乃相与驰骋于仁义之途，翱翔乎诗书之府，涉猎乎百家之园囿，而后税驾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乐，而众人之不与也。“（同上第565页）可见，杨时的旅游追求君子之乐，强调道德修养和圣贤品格的人生目标，重视志同道合的伙伴，强调通过求知审美怡养性情，是典型的儒家旅游审美范式。正因为如此，杨时以孔子与曾点的舞雩之风为榜样，他在《寄题赵贯道后乐亭》中说“嗟予一漫叟，放浪犹虚舟。舞雩有清风，遗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将谁俦？寄言春服成，尚觊一来游”（同上第839页）。孔子当年表示“吾与点也”的理想：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杨时所企慕的。
  杨时的旅游常胸怀一颗君子的仁爱之心。如《观猎》云：“林间百鸟恣孳乳，虽欲击搏知无由”（同上第865页）就反映了他观猎时想到幼鸟待哺而心存不忍。元祐七年（1092）杨时乘船过福建顺昌，“见有赤子暴尸洲渚间为乌鹰食者，恻然感之，有泚吾颡”（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故写信给顺昌县令俞仲宽，论及县邑教化。可见，杨时的旅游具有仁民爱物的君子品格。而世俗追求耳目感官享受，玩物丧志的旅游行为是君子不屑为的，他说：“乘飞玲之车，御遗风之驷，郑女曼姬，扶舆挟輈，发轫乎康衢，柅轮于椒丘，卸觞列鼎，丝管间作，凡可以悦耳目而娱心意者，无不具焉。此众人之至乐，而君子之不为也”（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65页）杨时的旅游正是要摆脱这种弥漫有身边的世俗尘网，渴望身心的自由。
  其《遣怀》诗云：“天地一阱中，逼仄身亦孤。游世在虚己，浩荡与时俱。灵府有天游，环中真道枢”（同上第843页）。诗中无疑表达了他想摆脱庸常的俗世生活，向往至道之墟如同天游般的自由精神境界。可见，杨时的旅游既在于通过接近自然而获得的外在快乐，更在于成为圣贤的内在快乐。只有达天地之和，才能内外之乐全，才是天下之至乐。
  二、不懈的旅游实践者杨时是一位坚定的旅游实践者，他的旅游活动多选择景色自然山水和寺庙宫观，既有居家近游，也有因宦游、求学而离家远游，足迹涉及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
  杨时家居期间，几乎游遍了将乐的山山水水。其诗文涉及家乡的含云寺、虎头岩、西山之麓的求仁斋、杨道真君洞、孔子山之阳的白云庵、资圣院、玉华洞、乌石山等等。例如，绍兴四年（1134）杨时与将乐蛟湖人、福建提刑梁兼济游玉华洞；熙宁十年（1077），他游县东南之虎头岩并作记（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元祐三年（1088）七月，他还自京师，应友人黄君之请，亲临县北墉之隅、西山之麓的求仁斋，留连数日，作《求仁斋记》（张夏辑《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33页）；元祐七年（1092）夏四月，他解官居制期间，与堂兄弟游家乡杨道真君洞，并作记（吴福瑞《杨时与将乐》，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第33页）。
  杨时也因求学而远游。游学是古代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通过拜师访友来增益学问，虽以“学”为目的，但也有“游”的内容。据记载，“（嘉祐）四年丁末先生15岁。潜心经史，游邵武学有声“（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9页）元丰四年（1081）杨时“授徐州司法，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师生“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此间，游贾丞相曲水园，有《颍昌西湖泛舟》诗。元丰八年（1085），杨时解官居制期间与福建南平藏春峡吴仪（字国华，号审律）往来甚密。吴仪曾授将仕郎太晟府审验音律。杨时在《吴国华先生墓志铭》中把他视为前辈，认为“少得从审律游最厚”。《藏春峡六咏》、《题赠吴国华钓台》等诗即是杨时赴南平与吴仪唱酬游赏之作。在程颢去世后，元祐八年（1093）杨时与游酢一起“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杨时还利用出仕为官的机会广泛游历。如，绍圣元年（1094）杨时赴浏阳知县任，途中留下了“《过丰城诗》及《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任上又有《假山》、《龙图谢》《公孝思堂记》、《飞鷃亭》、《归鸿阁记》、《浏阳五咏》等诗文（同上第2933页）。元符元年（1097）八月杨时过建阳游武夷山（同上第44页），然后入浙自钱塘附詹司业安世船到开封，“有《谢詹司业送酒》诗”（同上第35页）。元符二年（1098）七月，当年他被授无为军判官，“至桐庐，登桐君山有诗（张夏辑《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是年有《出京》、《汴上》、《陈留》、《泗上》、《过金山》、《湘君祠》、《过钱塘江迎潮》、《梭山候潮》、《晚泊围头》、《江上》、《登桐君山》、《过七里滩》、《严陵钓台》、《夜雨》、《吉溪早起》、《汉坂舟行》诸诗（毛念恃《宋儒杨龟山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43页）；崇宁元年壬午（1102）杨时任荆州教授途中，“有《观打鱼》、《南康值雨》、《过庐山遇雨》、《东林道上闲步三首》、《送王充道游三茅庐阜》、《江上夜行》、《过汉江》诸诗……到任有《过石首谒县官回》诗。”（同上第40页）其中，杨时游庐山东林寺所赋之诗成为无锡“东林书院”名称的来历。
  据《东林书院志》引清初无锡学者钱肃润的《东林书院前记》云：“东林书院者，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讲道地也。地以‘东林’名者何？先生素爱庐山之胜，尝于东林道上感而有赋诗……，及归而讲道锡邑，其地即以‘东林’名”（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编《东林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可见，杨时无论是居家，还是游学、仕宦在外，一生优游林泉。他成为一个不懈的旅游实践者。
  三、热心的旅游资源宣传者、保护者与开发者杨时“七岁能诗，八岁能赋（文天祥题像赞）”，（同上）博学多才。
  他留下的旅游诗文扩大了旅游地的影响，有的甚至还起了导游的作用。
  元符元年（1097）八月杨时游武夷山，他的《游武夷》云：“玉女翠拥秋云松”（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860页），将玉女峰比作翠拥秋云松柏、亭亭玉立的仙女。“此诗是今见最早咏唱武夷山玉女峰并将其拟人化的作品。它为后世文人和民间歌者开启了一片无限广阔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再如，江西庐山有卧龙庵，朱熹的《卧龙庵记》云：“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见其说卧龙庵刘君隐辟谷木食涧饮，盖已度百岁而神清眼碧。客至辄先知之，则固已知是庵矣。”（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第19页）说明朱熹对卧龙庵的了解首先是从杨时的旅游诗开始的。
  杨时的一些游记对人文景物的兴废沿革、自然名胜的佳美神奇娓娓道来，实际上起了导游辞的作用。虎头岩即将乐古八景中“龙岫烟霞”所在，因形似虎头或龙头故名。杨时的《虎头岩记》道：“以示往来者，使观之无惑焉。”说明他作记的目的即在以游观之美示来游者，使游人无惑。《杨道真君洞记》这篇游记则详细介绍杨时游将乐县城之北隅杨道真君洞的动机、该洞的位置、历史由来和他的游程、游感等。记中云：“壬申夏四月（1092），因与二三昆弟蹑履担簦，翛然前往，行近五里余，而颓崖断堑，荒翳险绝，初若不可投步，扪萝引蔓，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刓鬼划，其中窈然莫能窥其远近也。……至于穷山绝谷、僻陋之邦，缙绅游士之所不至。虽有环奇绝特之观，往往为幽潜之士，遁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虽然显晦者诚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隐秀含胥于丘荒榛莽之间，常自如也，夫岂有加损哉。”他为天地之美未曾开发、未曾被缙绅游士所知而感慨，这不禁引起读者对该洞的好奇。
  杨时爱护文物古迹，把修复古迹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哲宗绍圣元年（1094），杨时知湖南浏阳县事。他于县署高大仪门外之右建归鸿阁，又建飞鷃亭。《归鸿阁记》云：“县宇西北墉之隅有废址焉，初看蔚为秽墟，而细察则嘉木茂卉，连山穷谷，挺芳含媚，隐然四出。于是视为宝地。取县府之弃材为阁于其上。落成之日与宾客同登斯楼，感到微云洞开，一目千里。遂以归鸿名之，盖取昔人目送归鸿之义也。”（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72页）此类修复古迹而作记文还有不少。
  杨时的旅游是带有文化审美意识的活动，他能运用生花之笔描绘游观感受，因其诗文传布广泛，客观上起到了介绍旅游地，扩大旅游地影响的作用。
  而他的许多记文又反映杨时对文物古迹保护的热情。
  四、其遗迹是宝贵的旅游资源杨时遗迹主要有书院、读书处、陵墓、遗物、传说、祠庙、纪念性牌坊等，最为集中的是在家乡将乐。将乐杨时故宅今虽已无存，但当地居民新村仍用“龟山园”为名；其读书、讲学的含云寺至今香火依然旺盛；龟山陵园在将乐水南东南里许乌石山；杨时四世祖杨荣墓、曾祖杨胜达墓均在将乐光明乡光明村；祖父杨明墓在光明乡的永吉村；其父杨埴墓在水南乌石山杨时墓左侧山腰处；杨时曾应将乐县令方异之请，题写了“玉华洞”额名，至今清晰可见，这是杨时存世极少的手迹；其《游玉华洞》诗摩崖石刻尚在，但有的字已汗漫不清；其生前喜爱的一方文房之宝龙池砚至今还珍藏在将乐城内嫡孙家中；将乐南部蛟湖杨氏宗祠是仿该祠建筑结构而建，该祠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近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祠堂曾成为红六师机关驻地，2010年拨专款进行维修，是将乐县仅存的一座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纪念杨时的祠堂；福建明溪县龙湖村有明清时期修建的儒学文庙，存有“杨龟山故里”、“德星坊”等石碑；连城县新泉镇则有杨时后裔于康熙六年（1667）合族修建的杨家坊龟山祠等。
  自杨时去世后其传说与故迹就已成为游人凭吊的对象。落星穴位于将乐县城北门，传说与杨时的诞生有关。“按图经晋义熙中（405-418）有长星坠于县北，忽成一穴（名落星穴），近杨氏故居。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及龟山先生笃生于此，人以为应云”（黄仕祯《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刻本，京师图书馆藏本，卷一）。这个民间附会增添了杨时降生的神异色彩。明代兵部右侍郎福建长乐陈省《游玉华洞记》云：“武夷直温面目四肢，玉华空涵肺肠脏脾。彼有朱熹此有杨时。藏用显仁造化真机。惟二先生百世为师“（同上）。明朝人把将乐胜景归之为八：桃溪春涨、虹桥暮雨、五马晴岚、九仙霁雪、玉洞秋云、金溪夜月、龙岫炯霞、龟山弦诵。明代吴绅诗曰：“闽南胜筑首西镛，秀毓龟山道学宗。玉洞秋云联五马，金溪夜月映长虹。九仙雪霁来湘子，龙岫烟霞隐赤松。八景天生诚可玩，地灵应见产人龙。”（同上）将乐八景几乎与“人龙”杨时有直接的联系。
  杨时身后的遗迹是宝贵的旅游资源，见其迹而思其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今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是他创办并长期讲学的地方，已于2002年全面修复。有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道南祠等建筑。它于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迎接四面八方络绎不绝的游客。2009年7月全国首家杨时纪念馆在将乐县开馆，该馆位于将乐县古镛镇电信巷6号，由明末清初杨时嫡裔的故居杨氏家祠（贞节坊）改造和扩建而成。将乐的龟山陵园、杨氏家祠（贞节坊）分别于1991年和2009年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五、结语杨时一生优游林泉，游踪广布。其《书怀》诗云：“好去杖藜穿蜡屐，伴云随月弄潺湲”（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第907页），这是他旅游活动的写照。他的旅游诗既是对自身旅游审美享受的感悟，也是对景物意境美的升华。他的旅游活动顺乎理义，涵养情操，旨在塑造圣贤文化人格而达至乐。他并没因游废政，因游废学，而是把旅游当作繁忙工作、学习之余的调适。史载他多有惠政，声名闻于高丽，“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元·脱脱《宋史》，第12743页）是洛学南传的极为重要的理学家。通过游览山水杨时达到“智者乐，仁者寿”的目的。杨时能活到83岁在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这与他悠游林泉的爱好是分不开的。旅游强化了杨时的仁民爱物的精神。胡安国在《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评价说：“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气。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态自不形也。……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孤貉縕袍，皆适其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弊庐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园皆先世之所遗，守其世业，亦无所营增豆区之大也。老之将至，沉伏下僚，厄穷遗佚若将终身焉。子孙蒲前，每食之不饱亦不改其乐也。（黄仕祯《将乐县志》，卷十一）他一生的旅游实践见证了一个坚定的旅游实践者、热心的旅游宣传者和建设者的崇高品格；其旅游思想行迹无疑丰富了中国旅游文化，成为珍贵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然，杨时对旅游价值的认识，更多的还只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上，对经济价值认识还有不足，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可否认，杨时旅游思想重德性、重审美、重调适，与当今的旅游有一致的地方，对于提高当前旅游者的旅游审美质量有一定启示；杨时的旅游实践及其遗迹对于旅游企事业单位挖掘地方旅游开发潜力，增加旅游供给，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