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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字中立，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被后人尊为宋代“理学南传第一人”、“闽学鼻祖”。因他出生在福建省将乐县城北郊龟山脚，后来的学者又称为“龟山先生”。杨时22岁开始，除从学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和从政外，就是讲学著书，为教育和理学南传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的讲学生涯是从将乐县城西含云山开始的。因此，探讨杨时在将乐县含云山讲学的实践，对于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当今教育的借鉴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求各位学者指教。
一、杨时在将乐讲学的时间与地点查阅杨时遗著和南宋至清代不同时期的五部杨时年谱可知，他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讲学的时间是北宋熙宁七年（1074）和元符三年（1100）。有学者说，杨时晚年告老返乡后还在将乐含云山讲学。笔者认为，这没有史实根据。
据杨时晚年的撰文和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清代学者毛念恃补订的杨时年谱的记载，杨时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自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返乡，次年春节后才回到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旧居。他回乡后，正遇上南宋初年的政治动荡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朝廷扈从统制苗傅勾结刘正彦等人，埋伏兵，杀死枢密院事王渊等人，逼高宗皇帝赵构禅位给三岁的皇太子旉，由元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国号为明。四月，朝廷大臣张浚会同韩世忠、刘世光等将领，率军讨伐苗、刘，攻陷临平。苗、刘残军向南败走，五月窜入闽地浦城、崇安等地，烧杀抢劫，后被韩世忠引兵剿灭。同时，建安、建阳、清流等地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建炎四年（1130）六月，荆南府制置使王燮领兵六万，增援在洞庭湖围剿杨么起义军的程昌寓部，被起义军打败。王燮部下溃败之军窜入闽地建州、南剑州等地，沿途掳掠烧杀，将乐县受害尤为严重。杨时被迫去躲避兵灾，以致中暑湿，染上疟疾。这年，杨时写给傅子骏的信中说：“某自还家，盗发建安，群凶响应，释来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数计。辟地流徙，无一日得安其居。虽仰道之勤，日欲修问，以故久而未能。”（清·杨缙廷刊订的《宋儒杨文靖公集》卷二十二之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杨时无一日得以安居，还能在将乐含云山讲学吗？绍兴元年（1131），南宋的局面才稳定下来，这年杨时已79岁。从这年到绍兴五年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里的撰文和此后编订的五部杨时年谱中均无在此间讲学含云山的记载。因此，杨时告老还乡后在将乐含云山讲学不是史实。
对杨时讲学将乐县城西含云山的具体地点，从南宋至今也有不同的说法。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说，杨时在含云寺讲学，元、清代的四部杨时年谱也沿用此说。而清康熙年间曾任泰宁县教谕的萧正模撰的《含云山读书楼记》明确记载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史实。此文记曰“含云寺之左山，龟山先生读书楼故址也。先生以熙宁七年建是楼，著《礼记经解》”（《将乐县志》卷四“古迹”，清乾隆三十年）从这则记载可看出，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建的读书楼在含云寺之左山坡，并不在含云寺内。他建读书楼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讲学的场所。据《将乐县志》等史料记载，含云寺坐落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谷，始建于前唐，以后经扩建和修葺，宋代已有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此寺址改为县人武部驻址，八十年代含云寺迁建华山腰原华山庙旧址。笔者多次到含云寺旧址。该址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据史料载，古代含云寺有三殿堂，殿与殿之间的两侧为两排厢房，中间一条通道。如果说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内，势必破坏该寺的结构布局。因此，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左侧含云山坡较符合实际情况，杨时讲学于此读书楼是史实。
二、杨时讲学的内容与方法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著有《礼记解义》，这是否就是他讲学的讲义或教案积累而成的著作，不见任何记载，无法考证。但是，这时杨时尚未从师河南洛阳的“二程”，因此可以说此年他讲学的内容还是孔孟的旧儒学。北宋元符三年（1100），杨时又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这时讲学的内容已有升华，即从他年轻时传授旧儒学到这时传播新儒学（宋代理学思想）。这两次讲学间隔了26年，杨时通过从师“二程”，加上自己的刻苦悟道，对理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旨，讲学已成为他南传“二程”理学的重要途径与平台。不仅如此，他按照老师程颢、程颐的要求，把《大学》作为初学者的必读课目。他在《余杭所闻》中就写到他老师的这一要求：“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一语录二《余杭所闻》，1993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将乐含云山和东林书院的讲学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这在他对其弟子罗从彦的谈话和写给友人的信中都讲到这一方法。杨时对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又说：“《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主，正如杜顺作法界观样。”（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也说：“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信、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同上卷十七，书第427页）从这些话可看出，杨时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就是身体力行，用心体验，学道讲道重在悟道。这种方法，是杨时把“已发未发”这一心性哲学观点应用于读书教学实践的体现。它强调读书教学的过程就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只有掌握心性修养的要旨，才能取得读书教学的最佳效果。这种读书教学方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死背硬记、一味贯输的读书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改进和创新，对当今的教学也有借鉴作用。
三、从杨时作诗《此日不再得》看他倡导的学风北宋元符三年（1098），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有的称《勉学歌》示诸生）。这首诗歌的原文是：“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间，所差亦毫芒。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斯人已云没，简篇有遗芳。
希颜亦颜徒，要在用心刚。譬犹适千里，驾言勿徊徨。驱马日云远，谁谓阻且长？宋流学多岐，倚门诵韩荘。出入四寸间，雕镌事辞章。学成欲何用，奔趋利名场。挟策博寒游，异趣均亡羊。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至宝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备吾身，求得舍即亡。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清·杨缙廷编订《宋儒杨文靖公集》卷四十一）在这首诗歌里，杨时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要分清圣人的善学与王安石的利学的区别，视富贵如浮云，贫贱不是羞耻。要愿过艰苦的读书生活，劳其心骨，在用心体验上下功夫。读书是为了求得圣贤之道，不要误入岐学，为追逐名利而学。要想获得高深的学问，就必须在读书的梯子上勤奋攀登，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这首诗歌，充分体现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和倡导的学风，是我们研究杨时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杨时倡导的这种教育思想与学风，在他撰写的其他文章中多有体现。如杨时在余杭任知县时，曾对其弟子罗从彦说：“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之四十三，19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余杭所闻》中又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九）“古之学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余年，得尽力于学问，无他营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学缀文觅官，岂尝有意为已之学？夫以不学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长民治事，宜事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不足道以此。”（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十）他在《南都所闻》中也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还指出：“然尝谓君子之学，求仁而已”。
（同上卷十七，书第246页）杨时这些论述，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是求圣贤之道，学圣贤所为，归纳为两个字就是“求仁”。这些论述与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中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完全一致。这说明，《此日不再得》中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是杨时的一贯主张。只有把杨时这首诗与他一贯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联系起来看，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这首诗的意义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杨时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的精神实质。
对杨时诗歌《此日不再得》创作的时间，南宋至今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在编订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中记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含云山讲学时作此诗。这年，杨时二十二岁。但从诗句“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来看，杨时作此诗已不是年轻人，说此诗作于宋熙宁七年显然不符史实。清康熙二年（1663）曾任延平府教谕的毛念恃在补订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中，把杨时《此日不再得》诗创作的的时间改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此后清代无锡后学张夏和浙江余姚县举人黄璋在补订的杨时年谱中沿用毛念恃这一记载。对杨时生平的考证来看，毛念恃这一记载与史实相符。据台北县海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印刷出版的《东林道上》一书记载，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真迹稿飘流岭南，先后被罗、卢、伍三氏收藏于箧筍，至清道光二十六年，此稿去向不明。幸得潘仕成先生赶借刻拓于前，收入潘氏《海山仙石馆真藏续集》。民国时期，财政部长叶恭悼先生发现此续集收录有杨时此诗手稿真迹刻版，后即收录《东林道上》。此书载的杨时《此日不再得》手迹中，明确刻有“元符三年八月既望”的字样，这与毛念恃记载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此手迹刻版是否是按杨时真迹稿刻的，罗、卢、伍三氏收藏杨时此诗稿是否就是他的真迹，有待进一步考证。2008年有位学者在“《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一文中，考证《此日不再得》这首时诗时认为：“此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林海权、胡鸣著《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第180页）其理由是这首诗中写道：“舜跖善利间，”而北宋元祐元年（1086）杨时《与吴国华》的书信中说：“王金陵力学而不知道，”尚不知废王安石之学后“欲何术以开后学”。北宋崇宁二年（1103），杨时《答胡康侯》一文中才明确舜、跖之分“乃在乎善、利之间”。政和元年（1111）杨时《答李杭》的信中，他提出的舜跖善利之分作为辨别圣人之学与王氏力学的依据。笔者认为，杨时于崇宁二年撰《答胡康侯》一文，比《此日不再得》诗创作于元符三年仅迟3年时间。很可能杨时在元符三年作《此日不再得》诗中就第一次提出“舜跖善利间”的看法，并非崇宁二年《答胡康侯》一文中才首次提出。因此，仅凭崇宁二年、政和元年杨时先后《答胡康侯》和《答李杭》的信来判断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从杨时的遗文和五部杨时年谱去考证，崇宁二年至绍兴五年四月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不存在杨时讲学将乐作诗《此日不再得》的史实。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杨时先后到荆州、余杭、南京、萧山等地和中央朝廷任官职，还寓居毗陵讲学东林书院8年之久。这期间，只有北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两个孙子先后出生，他从毗陵回家乡一趟，居家时间短暂，当年十一月就返回毗陵。杨时晚年在家乡也没有讲学并作诗《此日不再得》，这一点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考证分析，不再重复。由此看出，“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之说与史实不符。至于此诗是否在东林书院讲学期间作的，这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杨时讲学将乐含云山读书楼，为闽地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较出名的有罗从彦、陈渊、廖刚等人。不仅如此，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对海内外特别是客家地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研究杨时讲学含云山和东林书院，对当今的教育有借鉴作用。从我国现代教育的现状看，为追逐名利而学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死背硬记，死读书，读死书，没有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这样的人走向社会后，往往不能把所学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读了也无用。反思当今的教育，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就是本文探讨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目的。
（作者系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将乐县客家联谊会会长）
一、杨时在将乐讲学的时间与地点查阅杨时遗著和南宋至清代不同时期的五部杨时年谱可知，他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讲学的时间是北宋熙宁七年（1074）和元符三年（1100）。有学者说，杨时晚年告老返乡后还在将乐含云山讲学。笔者认为，这没有史实根据。
据杨时晚年的撰文和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清代学者毛念恃补订的杨时年谱的记载，杨时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自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返乡，次年春节后才回到将乐县城北郊龟山旧居。他回乡后，正遇上南宋初年的政治动荡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朝廷扈从统制苗傅勾结刘正彦等人，埋伏兵，杀死枢密院事王渊等人，逼高宗皇帝赵构禅位给三岁的皇太子旉，由元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国号为明。四月，朝廷大臣张浚会同韩世忠、刘世光等将领，率军讨伐苗、刘，攻陷临平。苗、刘残军向南败走，五月窜入闽地浦城、崇安等地，烧杀抢劫，后被韩世忠引兵剿灭。同时，建安、建阳、清流等地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建炎四年（1130）六月，荆南府制置使王燮领兵六万，增援在洞庭湖围剿杨么起义军的程昌寓部，被起义军打败。王燮部下溃败之军窜入闽地建州、南剑州等地，沿途掳掠烧杀，将乐县受害尤为严重。杨时被迫去躲避兵灾，以致中暑湿，染上疟疾。这年，杨时写给傅子骏的信中说：“某自还家，盗发建安，群凶响应，释来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数计。辟地流徙，无一日得安其居。虽仰道之勤，日欲修问，以故久而未能。”（清·杨缙廷刊订的《宋儒杨文靖公集》卷二十二之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杨时无一日得以安居，还能在将乐含云山讲学吗？绍兴元年（1131），南宋的局面才稳定下来，这年杨时已79岁。从这年到绍兴五年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里的撰文和此后编订的五部杨时年谱中均无在此间讲学含云山的记载。因此，杨时告老还乡后在将乐含云山讲学不是史实。
对杨时讲学将乐县城西含云山的具体地点，从南宋至今也有不同的说法。黄去疾编订的杨时年谱说，杨时在含云寺讲学，元、清代的四部杨时年谱也沿用此说。而清康熙年间曾任泰宁县教谕的萧正模撰的《含云山读书楼记》明确记载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史实。此文记曰“含云寺之左山，龟山先生读书楼故址也。先生以熙宁七年建是楼，著《礼记经解》”（《将乐县志》卷四“古迹”，清乾隆三十年）从这则记载可看出，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建的读书楼在含云寺之左山坡，并不在含云寺内。他建读书楼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讲学的场所。据《将乐县志》等史料记载，含云寺坐落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谷，始建于前唐，以后经扩建和修葺，宋代已有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此寺址改为县人武部驻址，八十年代含云寺迁建华山腰原华山庙旧址。笔者多次到含云寺旧址。该址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据史料载，古代含云寺有三殿堂，殿与殿之间的两侧为两排厢房，中间一条通道。如果说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内，势必破坏该寺的结构布局。因此，杨时的读书楼建在含云寺左侧含云山坡较符合实际情况，杨时讲学于此读书楼是史实。
二、杨时讲学的内容与方法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著有《礼记解义》，这是否就是他讲学的讲义或教案积累而成的著作，不见任何记载，无法考证。但是，这时杨时尚未从师河南洛阳的“二程”，因此可以说此年他讲学的内容还是孔孟的旧儒学。北宋元符三年（1100），杨时又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这时讲学的内容已有升华，即从他年轻时传授旧儒学到这时传播新儒学（宋代理学思想）。这两次讲学间隔了26年，杨时通过从师“二程”，加上自己的刻苦悟道，对理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旨，讲学已成为他南传“二程”理学的重要途径与平台。不仅如此，他按照老师程颢、程颐的要求，把《大学》作为初学者的必读课目。他在《余杭所闻》中就写到他老师的这一要求：“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一语录二《余杭所闻》，1993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将乐含云山和东林书院的讲学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这在他对其弟子罗从彦的谈话和写给友人的信中都讲到这一方法。杨时对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又说：“《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主，正如杜顺作法界观样。”（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也说：“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信、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同上卷十七，书第427页）从这些话可看出，杨时独特的教学读书方法就是身体力行，用心体验，学道讲道重在悟道。这种方法，是杨时把“已发未发”这一心性哲学观点应用于读书教学实践的体现。它强调读书教学的过程就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只有掌握心性修养的要旨，才能取得读书教学的最佳效果。这种读书教学方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死背硬记、一味贯输的读书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改进和创新，对当今的教学也有借鉴作用。
三、从杨时作诗《此日不再得》看他倡导的学风北宋元符三年（1098），杨时在将乐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学（有的称《勉学歌》示诸生）。这首诗歌的原文是：“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间，所差亦毫芒。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斯人已云没，简篇有遗芳。
希颜亦颜徒，要在用心刚。譬犹适千里，驾言勿徊徨。驱马日云远，谁谓阻且长？宋流学多岐，倚门诵韩荘。出入四寸间，雕镌事辞章。学成欲何用，奔趋利名场。挟策博寒游，异趣均亡羊。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至宝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备吾身，求得舍即亡。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清·杨缙廷编订《宋儒杨文靖公集》卷四十一）在这首诗歌里，杨时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要分清圣人的善学与王安石的利学的区别，视富贵如浮云，贫贱不是羞耻。要愿过艰苦的读书生活，劳其心骨，在用心体验上下功夫。读书是为了求得圣贤之道，不要误入岐学，为追逐名利而学。要想获得高深的学问，就必须在读书的梯子上勤奋攀登，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这首诗歌，充分体现了杨时的教育思想和倡导的学风，是我们研究杨时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杨时倡导的这种教育思想与学风，在他撰写的其他文章中多有体现。如杨时在余杭任知县时，曾对其弟子罗从彦说：“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林海权点校《杨时集》卷十二语录三《余杭所闻》之四十三，19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时在《余杭所闻》中又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九）“古之学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余年，得尽力于学问，无他营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学缀文觅官，岂尝有意为已之学？夫以不学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长民治事，宜事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不足道以此。”（同上卷十三语录四《余杭所闻》之十）他在《南都所闻》中也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同上）杨时《寄翁好德》的信中还指出：“然尝谓君子之学，求仁而已”。
（同上卷十七，书第246页）杨时这些论述，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是求圣贤之道，学圣贤所为，归纳为两个字就是“求仁”。这些论述与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中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完全一致。这说明，《此日不再得》中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是杨时的一贯主张。只有把杨时这首诗与他一贯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联系起来看，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这首诗的意义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杨时倡导和实践的教育思想和学风的精神实质。
对杨时诗歌《此日不再得》创作的时间，南宋至今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南宋咸淳六年，将乐知县黄去疾在编订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中记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杨时在含云山讲学时作此诗。这年，杨时二十二岁。但从诗句“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来看，杨时作此诗已不是年轻人，说此诗作于宋熙宁七年显然不符史实。清康熙二年（1663）曾任延平府教谕的毛念恃在补订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中，把杨时《此日不再得》诗创作的的时间改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此后清代无锡后学张夏和浙江余姚县举人黄璋在补订的杨时年谱中沿用毛念恃这一记载。对杨时生平的考证来看，毛念恃这一记载与史实相符。据台北县海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印刷出版的《东林道上》一书记载，杨时撰诗《此日不再得》真迹稿飘流岭南，先后被罗、卢、伍三氏收藏于箧筍，至清道光二十六年，此稿去向不明。幸得潘仕成先生赶借刻拓于前，收入潘氏《海山仙石馆真藏续集》。民国时期，财政部长叶恭悼先生发现此续集收录有杨时此诗手稿真迹刻版，后即收录《东林道上》。此书载的杨时《此日不再得》手迹中，明确刻有“元符三年八月既望”的字样，这与毛念恃记载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此手迹刻版是否是按杨时真迹稿刻的，罗、卢、伍三氏收藏杨时此诗稿是否就是他的真迹，有待进一步考证。2008年有位学者在“《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一文中，考证《此日不再得》这首时诗时认为：“此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林海权、胡鸣著《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第180页）其理由是这首诗中写道：“舜跖善利间，”而北宋元祐元年（1086）杨时《与吴国华》的书信中说：“王金陵力学而不知道，”尚不知废王安石之学后“欲何术以开后学”。北宋崇宁二年（1103），杨时《答胡康侯》一文中才明确舜、跖之分“乃在乎善、利之间”。政和元年（1111）杨时《答李杭》的信中，他提出的舜跖善利之分作为辨别圣人之学与王氏力学的依据。笔者认为，杨时于崇宁二年撰《答胡康侯》一文，比《此日不再得》诗创作于元符三年仅迟3年时间。很可能杨时在元符三年作《此日不再得》诗中就第一次提出“舜跖善利间”的看法，并非崇宁二年《答胡康侯》一文中才首次提出。因此，仅凭崇宁二年、政和元年杨时先后《答胡康侯》和《答李杭》的信来判断此诗创作的时间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从杨时的遗文和五部杨时年谱去考证，崇宁二年至绍兴五年四月杨时病逝的这段时间，不存在杨时讲学将乐作诗《此日不再得》的史实。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杨时先后到荆州、余杭、南京、萧山等地和中央朝廷任官职，还寓居毗陵讲学东林书院8年之久。这期间，只有北宋政和五年（1115）杨时两个孙子先后出生，他从毗陵回家乡一趟，居家时间短暂，当年十一月就返回毗陵。杨时晚年在家乡也没有讲学并作诗《此日不再得》，这一点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考证分析，不再重复。由此看出，“勉学歌似作于政和元年之后，至早不先于崇宁二年”之说与史实不符。至于此诗是否在东林书院讲学期间作的，这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杨时讲学将乐含云山读书楼，为闽地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较出名的有罗从彦、陈渊、廖刚等人。不仅如此，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对海内外特别是客家地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研究杨时讲学含云山和东林书院，对当今的教育有借鉴作用。从我国现代教育的现状看，为追逐名利而学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死背硬记，死读书，读死书，没有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这样的人走向社会后，往往不能把所学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读了也无用。反思当今的教育，杨时倡导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就是本文探讨杨时讲学含云山读书楼的目的。
（作者系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将乐县客家联谊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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