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1053-1135）字中立，谥文靖，福建南剑州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与游酢（1053-1123）既是程门同学又是儿女亲家，相互有诗文往来，因游酢《文集》散佚，无法知晓其往来具体情况，进而还出现一些不妥的说法。
  一、杨时与游酢往来之诗简析杨时与游酢往来之诗有数章，《两宋名贤小集》（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之《龟山集》与四库《龟山集》（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所收同，皆为六章，即《寄游定夫》七绝二章、七古一章，《别游定夫》、《归雁》、《感事》各一章。
  《寄游定夫》七绝二章，《两宋名贤小集》卷九十八《龟山集》题作《寄游定夫》，四库《龟山集》卷四十二题作《寄游定夫·在颍昌从明道先生》。杨时此二诗，与所谓游酢《在颍昌寄中立》二诗同，唯第二章之次句“居”作“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笔者较倾向此二诗为杨时所作。此七绝二章与《别游定夫》诗，《杨时故里行实考》（林海权、胡鸣：《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之《＜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认为皆作于“元丰四年辛酉（1081）”，谓“《别游定夫》：卷四十，页八七三。诗云：黾勉……杨时与游定夫二度师事程门，二次与游定夫别离，心境完全不同。相较于第二次别离所展示的对世事深沉的伤感，第一次别离则更多地沉溺于对同门的眷念之情。此诗与……绍圣二年别离游定夫的《归雁》、《感事》二诗的心境不合，故次为元丰年间。……从《颖昌西湖泛舟》诗知，别离颖昌不早于辛酉暮春。从其长子迪生于元丰五年二月十二日逆推，别离不晚于初夏，故此诗应作于辛酉暮春至初夏间。《寄游定夫》二首。其一‘绛帷……’其二‘萧绦……’：卷四十二，页九三六。此二诗题注云‘在颖昌从明道先生’。在颖昌者，游氏也，非杨氏。杨时别离程门之时，游氏仍师事明道于颖昌。元丰五年，明道离颖昌，居洛讲学。由此诗仍寄于颖昌及诗中所云皆颖昌旧事推断，此二诗作于元丰四年。”其中“颖”皆为“颍”之误。
  杨时《归雁》、《感事》二诗，也被误为游酢诗，故《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游酢：《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游亮采等刊，刻本）卷十《诗赋》与《宋·游酢文集》（《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卷七《诗集》皆收。《＜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系编此二诗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谓“《归雁》、《感事》，卷四十……此二诗之作，未可详考。黄谱云‘游定夫得杨时所贻书及二诗，即乞出京为齐州签判。’以此观之，此二诗亦为劝游氏弃京补外之作，且诗中寓意甚合，故次之。”然而在“元丰四年辛酉（1081）”却谓：《别游定夫》“此诗与……绍圣二年别离游定夫的《归雁》、《感事》二诗的心境不合”云云。按尽管“此二诗之作，未可详考”，似亦不必出现“绍圣元年”与“绍圣二年”二说。其中所谓“黄谱”即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杨时故里行实考》亦收录，谓“绍圣元年甲戌（1094）……公贻书与之曰：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趋舍之方，宜审处也。又有《归雁》、《感事》二诗寄定夫。游得书，即乞出为齐州签判。”杨时《寄游定夫》七古，嘉靖《建阳县志》（嘉靖《建阳县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4月版）卷五《学校》“廌山书院”亦收，题作“杨龟山《寄至廌山》诗”。《＜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系编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谓“《寄游定夫》卷三十九，页八六四。诗云‘忆昨相逢凤山址……’，凤山坐落南陵境内，由此推之，杨时仍在荆州任上，姑次之甲申。”此外，《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诗赋》附收杨时《同游定夫登归宗岩》七绝一章，落款为“前人”；《宋·游酢文集》卷八《附刊文诗》亦收，而于目录标题脱“游”字。上述二种《龟山集》皆无此诗。而康熙《建宁府志》（康熙《建宁府志》，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本，1994年8月印）卷四十五《艺文》与民国《建瓯县志》（民国《建瓯县志》，詹宣猷修，蔡振坚等纂，民国十八年（1929）修，建瓯芝新印刷所代印，线装本）卷七《名胜》则皆收录游酢、杨时《登归宗岩》同题诗各一章。
  所谓杨时《登归宗岩》诗如下：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
  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
  所谓游酢《登归宗岩》诗如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
  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t刘先我知。
  《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遗蹟》谓：“归宗岩，一名鬼子岩，在瓯宁县慈惠里。淳熙间，有曹道人卓锡居此庵……文肃公与龟山杨先生同登此焉。”草星星“已收入《福建档案》和《风雅建瓯》”之《美丽建瓯之三——走进归宗岩》（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b4b2901000b19.html）“据县志记载：归宗岩在城西北三十公里宜均溪口（今建瓯市徐墩镇境内），宋淳熙间有曹道人卓庵居此庵……宋杨时登归宗岩时曾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曹刘先我知’……崇仁禅寺建于南宋，清道光年间重修……宋杨时临寺时曾留下这样的佳句：‘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云云，其中“三十公里”为“三十里”之误，民国《建瓯县志》是“归宗岩在城西北三十里宜均溪口”；而其大误者乃“杨时登归宗岩时曾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至今来访谁先至，知是曹刘先我知’”，至少，依民国《建瓯县志》此诗为“游酢”所作而非“杨时……写下”。另，康熙《建宁府志》与民国《建瓯县志》之《寺观》皆无“崇仁禅寺”，依“崇仁禅寺建于南宋”，则即使是建于南宋初的建炎元年（1127），时年七十五之杨时又如何能“临寺”？简言之，若“瑶草侵阶古刹幽”诗为杨时所作，则其所“临寺”即“古刹”必定不是“建于南宋”的“崇仁禅寺”。所谓游酢《登归宗岩》，民国《崇安县新志》（民国《崇安县新志》，武夷山方志委整理本，1996年12月印）第十八卷《艺文》谓：游酢“《：登归宗岩》云：奇冠闽南此最奇，归宗千古是谁归。俗不可耐，其非原作可知，亟宜删去，以免乱真。”笔者亦倾向于此诗非游酢所作，因为还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杨时与游酢究竟何时同“登归宗岩”？游酢自元丰元年（1078）应程颢延请前往扶沟任教职之后，据其《年谱》及笔者考证，仅在其父母卒守制之绍圣二年（1095）三月至绍圣四年六月、政和七年（1117）七月至宣和元年（1119）十月其间二度居乡，而这两次居乡因为是守制，或恐不宜去“登归宗岩”。因此，如果杨时与游酢有同在建瓯“登归宗岩”，就应当在熙宁六年（1073）至元丰元年期间。杨时与游酢相识应始于熙宁六年春赴京师参加礼部试，而杨时诸《年谱》谓其“下第，补太学生，归”，熙宁九年三月登进士第，次年“授汀州司户参军，以疾不赴任”而返乡。如果游酢于熙宁六年三月“下第”后与杨时一同“归”，由于归宗岩处于建阳与将乐之间，则游酢要多送杨时一程才能同“登归宗岩”，然后独自返回建阳。但是，此时游杨之间的感情还没有深厚到这一步，当时的最大可能性只会是：杨时在建阳多留宿几天而游酢多陪杨时几天。游杨之间深厚感情应始于元丰四年，即杨时赴调至京师后往颍昌拜访游酢，在游酢陪同下始以师礼拜见程颢。故杨时撰《御史游公墓志铭》谓：“昔在元丰中，俱受业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门，有友二人焉，谢良佐显道，公其一也。”因此，《登归宗岩》诗各一章，应当不是游酢与杨时所作，而是后人所作或后人附会为游酢与杨时所作。
  二、杨时与游酢之书信综述杨时与游酢之书信《与游定夫书》，《龟山集》卷十九、《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八与《宋·游酢文集·附刊文诗》皆收录六函，据其书信内容，尚有元丰六年（1083）春初“托志宁附书”一函未见收录。据其内容，此六函之年代依次如下：首函即“其一”，为元丰六年四月杨时到任徐州司法不久之时，其谓“春初至建安，曾托志宁附书，计尘听览……夏热，不审起居何如。某自衢买舟渡江，沿淮入河清，过吕梁、百步，凡五十二日始达彭城……幸而举家幼累各安，差足为慰……在鄙心为可悔恨者，特去亲远耳，其他无足念者”云云；据“曾托志宁附书”可知，当杨时“春初至建安”时，建安林志宁已有前往拜访游酢之计，故杨时“托志宁附书”给游酢，否则杨时不会“托志宁附书”；另参“其二”之信可知，此行杨时约于农历二月十一自将乐家起程。
  次函即“其二”，为元丰六年七月下旬，其谓“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职事……幸有鱼稻鹑鴙之类，足以克食……某离家将半年……定夫官期犹一年……志宁曾来相会否……暑毒，千万珍卫。”其中“克”《宋·游酢文集》作“充”。
  上二函，《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谓：“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是年，先生到任后，已有二书寄定夫，以无关问学不录。”《＜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亦认为是“元丰六年”，谓“《与游定夫》其一‘春初至建安……’其二‘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卷十九……。上二书作于元丰六年五月至七月间。前书……知作于初夏之后。后书……可知作于七月，因其举家离乡为是年正月。”再函即“其三”详下专考。
  四函即“其四”，为绍圣元年（1094）四月后不久，题注有“游守太学博士，得此书即求补外。盖绍圣改元也”之语，又杨时诸《年谱》亦谓绍圣元年“赴浏阳任。是年有《与游定夫书》”；其谓“……京师非食贫之地，公聚口颇众，度其势能久居否”云云。其中“聚”《宋·游酢文集》作“家”。
  《＜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也认为“《与游定夫》其四”是“绍圣元年甲戌”，谓“《与游定夫》……其四……卷十九……书四云……是时，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章申公拜相，游定夫守太学博士，游氏得书，即乞出为齐州签判。由此可知，此书作于甲戌夏。”五函即“其五”，应为宣和元年（1119），其谓“《易传·后序》，显道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师与显道议”云云；《宋·游酢文集》脱“与”字。据杨时《年谱》，杨时于政和四年（1114）作《校正伊川先生＜易传＞后序》，则此书必在此后；而谢良佐显道于政和七年前后监西京竹木场，此前直至政和二年前后在任河南府渑池县令，此后约政和八年或宣和元年“以飞语坐系诏狱，褫官”即“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参拙作《谢良佐及第后“历仕”与生卒年辨析》。
  六函即“其六”，应为宣和四年，其谓“伊川先生在时……康侯皆有之，候寻便以书询求……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遗事》亦引作“龟山与游定夫书曰……《龟山文集》”。其中“候”，《闽南道学源流》作“俟”，《宋·游酢文集》误作“侯”。程门四先生游杨谢吕，吕大临卒于元祐七年（1092），谢良佐卒于宣和三年，游酢卒于宣和五年。
  杨时《与游定夫》其五、其六两函，《＜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未列编。
  三、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专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应为元祐五年（1090），谓：“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蓋吾侪所学既与世背驰，朋交数人又各南北……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区区非楮可尽。”其中“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据其诸《年谱》，杨时于元丰八年七月至元祐二年十月“以继母丧”居制，其后于次年赴京师候调，得虔州司法后于“秋七月还自京师”，再次年即元祐四年赴任；但依“去年相别”及“吾友闲居”，而太学正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应范纯仁之邀前往为颍昌府学教授，次年因未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正处于候缺（待次）亦即“闲居”之时，因此“去年相别”应在元祐四年，由此判断，杨时于元祐三年奉“调虔州司法”后可能不是“秋七月”自京师南还，而应当是元祐四年春返闽而后赴任，在返闽途经颍昌府时曾拜会府学教授游酢，故有“去年相别”与“穷居习閒久矣”之语。
  张谱系此“其三”函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却谓：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初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自京师至颍，以书请见……后辞归”；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与游定夫问读＜易＞书》，略曰：某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黄谱以及清·毛念恃《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黄璋《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亦谓：杨时于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至颍昌以师礼见明道先生而后辞归（此句综合诸年谱）；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也就是说，杨时与游酢“相别”于颍昌是在元丰四年，若依其“去年相别”则应系编于元丰五年而非“元丰六年”，然而系编于元丰五年又不符合“吾友闲居”，游酢既要向明道学习又要准备考进士，并非“闲居”；若系编“以飞语坐系诏狱，褫官”即“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参拙作《谢良佐及第后“历仕”与生卒年辨析》。
  六函即“其六”，应为宣和四年，其谓“伊川先生在时……康侯皆有之，候寻便以书询求……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遗事》亦引作“龟山与游定夫书曰……《龟山文集》”。其中“候”，《闽南道学源流》作“俟”，《宋·游酢文集》误作“侯”。程门四先生游杨谢吕，吕大临卒于元祐七年（1092），谢良佐卒于宣和三年，游酢卒于宣和五年。
  杨时《与游定夫》其五、其六两函，《＜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未列编。
  三、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专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应为元祐五年（1090），谓：“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蓋吾侪所学既与世背驰，朋交数人又各南北……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区区非楮可尽。”其中“某穷居习閒久矣，乍尔莅事”，据其诸《年谱》，杨时于元丰八年七月至元祐二年十月“以继母丧”居制，其后于次年赴京师候调，得虔州司法后于“秋七月还自京师”，再次年即元祐四年赴任；但依“去年相别”及“吾友闲居”，而太学正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应范纯仁之邀前往为颍昌府学教授，次年因未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正处于候缺（待次）亦即“闲居”之时，因此“去年相别”应在元祐四年，由此判断，杨时于元祐三年奉“调虔州司法”后可能不是“秋七月”自京师南还，而应当是元祐四年春返闽而后赴任，在返闽途经颍昌府时曾拜会府学教授游酢，故有“去年相别”与“穷居习閒久矣”之语。
  张谱系此“其三”函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却谓：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初以师礼见明道程先生于颍昌……自京师至颍，以书请见……后辞归”；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与游定夫问读＜易＞书》，略曰：某乍尔莅事，不无应接之烦。……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杨时故里行实考》所收黄谱以及清·毛念恃《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黄璋《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亦谓：杨时于元丰四年“授徐州司法”，自京师至颍昌以师礼见明道先生而后辞归（此句综合诸年谱）；五年“居乡”；六年“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初到官”。也就是说，杨时与游酢“相别”于颍昌是在元丰四年，若依其“去年相别”则应系编于元丰五年而非“元丰六年”，然而系编于元丰五年又不符合“吾友闲居”，游酢既要向明道学习又要准备考进士，并非“闲居”；若系编于“元丰六年”，则既不符“去年相别”也不符合“吾友闲居”，元丰五年，杨时“居乡”，游酢“领太学荐”且登进士第，又要候调，没得“闲居”。况且，此时游酢自己还只是初学者，这又不符合函中“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之说。故“其三”函系于元丰年间皆属误。
  《＜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认为“《与游定夫》其三”是“绍圣元年甲戌（1094）”谓：“《与游定夫》其三……卷十九……书三云……杨、游二氏读《易》始于元祐八年从学伊川之后……推之，此书作于绍圣元年初赴浏阳任之际。”按“杨、游从学伊川”并非皆“始于元祐八年”而分别是元祐八年和元祐五年“待次”之初；其次，“杨、游二氏读《易》”可能也未必“始于元祐八年从学伊川之后”；再者是信中的“吾友闲居”，游酢自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后，元祐八年春夏皆仍在任，黄谱、毛谱与张谱皆印证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和“时游定夫知河清县”，其后，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复秉钧轴，即除公太学博士”而游酢因“命再下，就职”，直到绍圣元年四月改元后“求补外”都是“守太学博士”，并无“闲居”之时。故将“《与游定夫》其三”系编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有误。
  此外，杨时《与杨仲远》其二之“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此语与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之“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语意、语境皆相同，必是同年所书之函。然而，张谱既系编《与游定夫》其三于“元丰六年”，却又系编《与杨仲远》其二于“元丰八年乙丑（1085）”，谓：“《与杨仲远书》……又书云：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云。《＜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亦然，既系编《与游定夫》其三于“绍圣元年”，却又系编《与杨仲远》其二于“元丰八年乙丑”，谓：“《与杨仲远》其一……其六……卷十六……疑此六书非同年之作，因难以详考，姑次之乙丑。”这是颇令人不解之处。简言之，即使错编，《与游定夫》其三与《与杨仲远书》其二也应当错编于同一年。
  四、杨时《与游定夫》其三“敝乡二杨与舍弟”附考杨时《与游定夫》其三谓：“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驱策。”其中“敝乡二杨与舍弟”究竟是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敝乡二杨与舍弟”所述共三人，所谓“二杨与舍弟”是一种相互不包含的关系，是“舍弟”即非“二杨”，反之亦然。
  杨时《与杨仲远》其二谓：“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其中“杨仲远”即杨敦仁。敦仁字仲远，万历《将乐县志》（万历《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卷八《选举·进士》载：“元祐三年（1088）李常宁（“宁”字原脱，据其他地方志补）榜，杨敦仁，字仲远。”其卷九《儒林》载：“杨敦仁，字仲远，元祐二年（“二年”为“三年”之误）进士……治经读史，能不囿于俗……龟山先生尝称其‘用意精深，亦见好学之笃’。书札往返”云云。乾隆十七年《汀州府志》（乾隆《汀州府志》，曾曰瑛修、李绂纂，清乾隆十七年（1752）修，同治六年（1867）翻镌本，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卷十七《职官》载：“武平县知县事：杨敦仁，元符间（1098-1100）任。”那么，杨敦仁仲远与“二杨与舍弟”关系如何？林海权先生《杨时故里考辨》（收于《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与《杨时故里之考辨》（收于《杨时故里行实考》）二文略有不同，但以下内容则是一致的，即在引述杨均政《龟山公家谱序》之“第三公生二子：长十五公（指杨埴），次十七公（指杨益）生念二公（指杨敦仁），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家声由是而日振焉”等资料后，以为“此‘念二公’指任武平知县的杨敦仁”，并据“《杨时集》卷十六《书一》收有《与杨仲远》书信六通，称之为‘吾弟’，问‘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知杨敦仁是杨时的堂弟，杨时排行为十二郎，杨敦仁为‘念二公’（即念二郎）。”其中之“堂弟”是否能等同于“舍弟”？若能，则“敝乡二杨”又是谁呢？然而，其《＜杨时集＞诗文编年考证》却谓：“元丰八年……《杨仲远字序》卷二十五，页五九九。序云：‘杨君敦仁以其名求字于予……’……《与杨君玉》卷二十六，页四一一。杨君玉与杨仲远被杨时称为‘敝乡二杨’，均已（“已”通“以”）吾子相称。
  《与杨仲远》书云：‘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即嘱杨仲远督杨君玉就学事。”其中，“杨君玉与杨仲远被杨时称为‘敝乡二杨，”与二篇《考辨》之“杨敦仁是杨时的堂弟”相互龃龉；显然，杨敦仁仲远既是“舍弟”（堂弟）又是“敝乡二杨”之一，则必定有一误。
  其实，杨时不仅称杨敦仁仲远为“吾弟”，更以“杨君”与“吾子相称”。杨时《杨仲远字序》称“杨君敦仁以其名求字于予”云云，《与杨仲远》其一谓：“录所惠书谓能不变于俗，此同区区所望，而吾子所当勉也……吾子勉之。先帝睿圣，方将大有为而遽有凶变，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务在宽民，一时聚敛之臣迁谪殆尽。东州民吏，如释重负，息阴休迹，而遇清风也。幸甚幸甚！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司马君实已作两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师。君玉或未归，计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某苟禄如常。”其二谓：“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某迂拙之学，无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犹孜孜不已，宜为后生豪俊之所悯笑，而乃过为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区区不敢嘿也，惟亮之。”因此可以肯定，杨敦仁仲远并非“舍弟”（堂弟）而是“敝乡二杨”之一；同时也说明，《龟山公家谱序》中之“念二公”并非“指杨敦仁”，故其所谓“次十七公生念二公，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亦或有误。
  再者，杨时确实自有“舍弟”。《龟山集》与《杨文靖公全集》卷二十九《状述》之《先君行状》谓：“先君讳某，南剑州将乐县人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陈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其卷三十《志铭》之《杨母朱氏墓志》谓：“杨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讳某之女。杨父先娶萧氏，夫人乃继室也。……配杨父，无违德。其岁时奉祀，割牲省器，必亲临之，未尝委诸妇，终其身不懈。生子二人……杨父讳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孙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时曰度曰州仆曰二仆，曾孙三人，曰迪曰逈曰遹，双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宁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终。”其中“生子二人”与“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之意相同。另，《杨母朱氏墓志》及志铭文中之“杨母”，《杨时故里行实考》及二篇《考辨》皆误作“王母”。
  显然，据《先君行状》与《杨母朱氏墓志》可知，杨时确实有“舍弟”，综合判断，上述杨明“子五人”中，先娶萧氏生三子，而所称“曰助曰梦”者应当是此三子之子（谁为谁子则不详），继室朱氏生二子即杨埴、杨益，其中杨埴娶陈氏生杨时，再娶廖氏所生应当是“曰度”者，所称“曰时曰度”即《先君行状》之“先君……有子二人，曰某曰某”者；而杨益所生应当是“曰州仆曰二仆”此兄弟二人。因此，归化（今明溪县）《宏农杨氏房谱》之“埴公……生一子：时”与明溪盖洋姜坊《宏农郡杨氏族谱》之“埴，字永谋……生子：时”之记录或恐有误。此引二谱亦见诸《杨时故里行实考》。
  至此可知，杨时《与游定夫》“其三”之“敝乡二杨”正是指杨君玉与杨敦仁仲远，而“舍弟”则应当是指杨时胞弟杨度。杨君玉、杨敦仁仲远与杨度此“三杨”应当是有前往游酢处“亲炙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