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杨时教育思想与政治抱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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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楊時文化研究》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10004427
颗粒名称: 宋儒杨时教育思想与政治抱负之研究
分类号: B244.99
页数: 8
页码: 101-108
摘要: 本文是作者陈国代对于杨时教育思想与政治抱负的研究。
关键词: 杨时 家庭教育 政治抱负

内容

杨时(1053-1135)南剑州将乐人,登熙宁九年(1076)进士第,仕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宦亦所至,讲学不辍,退守林泉,专事著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义方聆教终身佩立雪程门载道归杨时幼年丧母,由祖母朱氏抚养成人,又教以义方,得所恃为成人。(杨时《龟山集》(四库本第1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杨时父亲隐行弗彰,却“为人质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无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约有节,虽一介不妄以与人,亦不妄取人也。……始励其子以学。熙宁中,某以进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于言色,其后虽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问也。及闻其从师友之贤,磨切以德义,则充然厌其欲。其恬于荣利而乐于义方如此。”(杨时《龟山集》第373页)杨时早年受祖母、父亲的良好教育,行事遵守规矩法度,养成习惯,终身不渝。
  杨时八岁能属文,十五岁便潜心经史,游邵武郡学,与李夔同为诸生,毕业于上庠,挟策考疑,时相从也。在太学,又与游酢等人相互砥砺。其曾作《劝学》文云:“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谓口耳之学,非所望于吾友也。”(杨时《龟山集》第363页)杨时勤奋好学,十分珍惜光阴,且以君子儒相期许。其作《此日不再得提示同学》云:“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
  舜跖善利间,所差亦毫芒。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斯人已云没,简编有遗芳。希彦亦颜(顽)徒,要在用心刚。譬如犹千里,驾言勿徊徨。驱马日云远,谁谓阻且长。末流学多岐,倚门诵韩庄。出入方寸间,雕镌事辞章。学成欲何用,奔趋名利伤。挟策博塞游,异趣均亡羊。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至宝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备吾身,求得舍即忘。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杨时《龟山集》第456页)杨时及第后调官不赴,家居十年读书为乐,视世事多不经意,此乃受家教之影响。元丰三年(1080)“调官至京师,于朋游间获闻(明道)先生之绪言,鄙俗之心,固以潜释,于是慨然兴起,”(杨时《龟山集》第264页)以师礼见先生于颍昌。杨时接受教育,虚心学习,明道喜甚,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杨时辞别南归,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南归将乐后,致书问疑,涉及《礼》和《春秋》等诸多问题。元丰八年明道先生殁。元祐八年(1093)杨时又与游酢见伊川先生于河南洛阳,此际杨时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他们尊师重教,铸成典范。张载著《西铭》,杨时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当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
  又元符间,伊川自涪陵归,见学者凋医治,多从佛学,独龟山与上蔡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杨时不惑于异端邪说,对洛学诚心穷究,造诣颇深,名声日隆。杨时先师事明道,后来又问学于伊川,成为洛学的主要传人之一。胡安国说:“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道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在南方则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和公(杨时)三人是也。”(朱熹《伊洛渊源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8页)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7页)杨时在程朱理学派系中的承前启后之作用得到肯定。
  此外,杨时与胡安轩、陈瓘、邹浩、游复、郑修为讲友,交往论学,受益匪浅。如建中初年(1101)杨时为建阳贰令(县丞),从游酢族父游复游,成忘年之交,游氏“其学以中庸为宗,以诚意为主,以闭邪寡欲为入德之途,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杨时《龟山集》第387页)这些磊落坦荡的为人处事精神,对杨时中庸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也是龟山思想的折射。
  仕官游踪无处定儒林传信美声驰杨时登第后杜门十年,调徐州司法,丁继母忧,服除,授虔州司法。丁外忧,除丧,迁瀛洲防御推官。知浏阳县。除荆南教授,改宣教郎知余杭县,迁南京宗子博士。知萧山县,提点均州明道观、成都府国宁观。监常州市贸务,年近七十矣。(胡安国《龟山墓志铭》)杨时在将乐、建阳、徐州、浏阳、荆南、京师、余杭、南都、毗陵、萧山等地累年辗转,沉伏州县多年,而不卑小官,兴教立学,讲学不辍。如:(一)荆南讲学。甲申(1104)四月至乙酉十一月,杨时在荆南教授任上讲学,内容甚多,但要求学者以圣人为师,对儒、释、道进行比较以见其异同、高下,如“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言。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之类是也。”(杨时《龟山集》第189页)要求学者明义利,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君子。
  (二)京师讲学。丙戌(1106)四月至六月,杨时在京师讲学,论孔孟之仁学、论诚意、论操存等。“荆公云: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说源流发于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术之蔽。观其所为,虽名为义,其实为利。”(杨时《龟山集》第209页)受学者有李似祖、曹令德、罗仲素、赵敦临、高闶等。
  (三)余杭讲学。丁亥(1107)三月,罗从彦受学之,论古今人物。讲“《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到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讲“《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杨时对仲素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杨时《龟山集》第214页)杨时对“神宗赐金荆公,荆公即时赐蒋山寺”批评王氏“作此事绝无久理。”(《龟山集》卷十三)(四)南都讲学。已丑(1109)四月至七月,讲论《易》、《春秋》,又论一以贯之,要求学者以敬为事。(杨时《龟山集》第235页)(五)毗陵讲学。辛卯(1111)七月至十一月,罗从彦受学,论义利。徐存、柴禹声学于毗陵,见龟山。(杨时《龟山集》第241页)(六)萧山讲学。壬辰(1112)五月至八月,罗从彦来受学,尽得程门之诀,成为高足。(杨时《龟山集》第245页)以上地点和时间,见载于《龟山集》卷十至卷十三,为受学者所记。杨时讲学的时间,有可能较之在前或有延后。杨时门下受学者以千计,而突出者有杨迪、杨安止、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萧顗、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高闶、喻樗、徐府、卢魁、廖衙、林宋卿、黄锾、宋之才、李郁、李似祖、范济美、陈彦、胡珵、邹柄、曾恬、章宪、章悊、徐存、柴禹声、柴禹功、江琦、翁谷、李德骏、童大定、王师愈、王庭秀、范浚等等。(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9-943页)杨时除面授释疑外,十分关心后学,常致书屡问于学之用心与进度情况,且施点拨指误。如“录所惠书,谓能不变于俗,此固区区所望而吾子所当勉也。甚慰甚慰。道废千年,学士大夫溺于异端之习久矣。天下靡然成风,莫知以为非。士志于道者,非见善明、用心刚,往往受变而不自知。
  此俗习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势利声色不为流俗诡谲之行,以是为不变于俗,则于学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杨时《龟山集》第268页)又“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夫为己之学,正犹饥渴之于饮食,非有悦乎外也。……古之善学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后可以渐进。
  伥伥然莫知所之,而欲望圣贤之域,多见其难矣。”(杨时《龟山集》第268页)据《宋史》记载,张九成游京师,从杨时学,绍兴二年以“刚大之气”对策,得杨时赞许。王居正之学根据《六经》,杨时器之,于阳羡出所著《三经义辨》示之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
  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变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69页)教育者关心国事,其正确的理论与价值取得之引导,显得十分重要。降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德高学湛的顾宪成等人在杨时讲学过的毗陵兴复东林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弘扬“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使得此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可见,杨时在毗陵讲学的流风不息,至今人们为此敬仰有加。
  登堂睹奥明训经范世苏民解厄时杨时素时勤奋,读书甚广,兼及经史子集,元丰初见二程之前作《列子解》,沈公雅为之作后语,“是书则传,而其为龟山之累也甚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2页)从学于程颢时拟解《春秋》,后业转移研究方向。《宋史》著录其所作《诗辨疑》一卷、《周礼义辨疑》一卷、《中庸解》一卷、《论语解》二卷。南宋名流汪应辰、朱熹于隆兴元年(1163)收集、整理杨时作品,汇集并刊刻《龟山集》。龟山侄儿杨安止听从朱熹的奉劝,将龟山“奏议”收补此集,于延平刊刻,以释世人疑龟山晚年出山之动机。后诸本源于此本,包括《四库全书》收入的《龟山集》四十二卷本。
  从《龟山集》所收杨时的《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书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序》、《中庸义序》、《孙先生春秋传序》诸文来看,其学术是围绕儒家经典而展开的,侧重点则是“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龟山接受二程思想,编校二程著作,于毗陵修订伊川《易传》,将二程语录改写成《河南程粹言》,以传东南之后学,大力推广程氏正学。杨时深得程氏学术之旨趣,以“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因此作《中庸义》以广“道学之传”。熙宁八年(1075)六月己酉,朝廷颁王安石、王旉、陆佃等分撰的《周官新义》、《诗义》、《书义》于学官,由是《三经新义》成为官学教材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王安石又著《学说》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杨时则撰《王氏字说辨》,如“空无士以为穴则空,无相工以穴之则空,无作无相,无作则空名不立。”“作者之说,出于佛氏。吾儒无有也。”(杨时《龟山集》第160页)开篇即明确对王荆公《字说》提出批评,指出王氏杂引佛说误导士子。胡安国引近臣朱震奏言:“公尝排邪说以正天下学术之谬,辩诬谤以明宣仁圣烈之功,雪冤抑制以复照慈圣献之位,据经论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经义辩》,有益学者,乞下本州抄录。”(《龟山墓志铭》)朱熹认为“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辩》中亦有不必辩者,却有当辩而不曾辩者。”(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9页)好在王居正受学于阳羡,杨时托以深辨王氏《字义》之非,居正不负师望而毕功。张栻在《浏阳归鸿阁龟山杨谏义画像记》说:“宋兴百余年,四方无虞,风俗敦厚,民不识干戈。有儒生出于江南,高谈诗书,自拟伊、傅,而实窃佛、老之似,济非,鞅之术,举世风动,虽巨德故老有莫能烛其奸者。其说一行,而天下始纷纷多事,反理之评,诡道之论,日以益炽,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来矣。”(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朱熹说“自孟子既没,世无传心之学,此一片田地,渐渐抛荒。至东晋时,无人耕种,佛之徒如达庅辈最为桀黠,见此间隙,以为无人,遂入中国。面壁端坐,扬眉瞬目,到处称尊,此士之人,拱手归降,不能出他圈(?)”(朱熹《伊洛渊源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4页)士大夫倡言儒释道兼修,看似学问广大,兼容并包,却不能消化为我所有,终使士人迷失本心而不知止,文官武将皆贪生畏死,危害极大,北宋亡国与此关联最为密切。尽管程颐、杨时都有辟佛之说,但远未彻底,因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抗异端之说时就显得软弱无力,后起之秀朱熹则殚精竭虑,集理学之大成,建构起缜密的理学体系以回应异端之挑战,终使中国免于沦为宗教国度。
  北宋“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未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6页)社会弊端甚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更革势在必行。
  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便开始熙宁变法图强,当朝“诸公实共谋之”,于是大刀阔斧地“秘易更革天下之事”,各种激进的法令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公布,显然出于王氏集团的满腔热情;王安石博览群书,对经籍“有所去取”,建构起王氏新学,用以配合更革运动,横扫士林,具有很大的历史反响。然而,王氏新学杂糅百家,见道理不透彻,“有合于心者”必取,完全以喜好断定是非,具有明显的缺陷,用于指导社会更革,难免行不通。加之“更革天下之事”要遭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后业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王安石孤立无助却一意孤行,而执行改革的人良莠不齐,大多是短视的势利者,更革之举必然走不出失败的怪圈。意识到一个时代积习既久,社会弊端就会阻碍文明进程,立志于更革,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然而,如果只有变法之肇端,没有后续力量进行下去,只是将社会秩序搅乱,让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特别是后来蔡京执政期间挟王氏之学蠹政害民,其危害性不可小视。何况熙宁“新法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富人变成穷人,而穷人愈发贫困”。(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这种适得其反的变法,遭到同时代人的反对,自然不可避免。杨时不遗余力的批评王氏学术坏人心,着眼点也在后者。朱熹也说:“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8页)杨时作为教育家,也看到当时教育、科举的弊端,批评“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杨时《龟山集》第237页)当下教育与选拔人才,亦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虑远谋深忧偾事行端合用帝王师杨时于道学有造诣,但统治集团不重用他。然而,他的声名早已远播海外,高丽国王向宋使傅国华询问杨时近况,傅归国则告知庙堂,并向朝廷举荐杨时。“高明过听,俯加论荐。……道学不传,士鲜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侧闻先生长者之余论,妄自有意焉。”(杨时《龟山集》第322页)1、迩英殿说书备论圣学徽宗有艺术天赋,喜欢搜奇猎艳,耽于歌舞升平,各色官员投其所好。
  其统治后期,北宋进入衰老期,宣和末,“是时天下多故,或说当世贵人(蔡京等人)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力引着耆德老成,置诸左右,开导上意,庶几犹可及也,则以秘书郎召(杨时)。(龟山)到阙,迁著作郎,及对陈儆戒之言,除迩英殿说书。”(《龟山墓志铭》)年过古稀的杨时于宣和七年(1125)三月赴京师,向徽宗上《论时事》劄子,陈论政事,一慎令,二茶法,三盐法,四转般,五籴买、六坑冶、七边事、八盗贼、九择将、十军制,(杨时《龟山集》第128页)凡十余事政不能用,至此仍是报国无门。
  朝廷除杨时为迩英殿说书。龟山上奏状:“右臣伏蒙圣恩,除臣充迩英殿说书者,闻命震惊,罔知所措。窃惟陛下圣学高明,劝讲之官宜得深于经术之士以充其选,如臣浅陋,其敢冒居,伏望圣慈,追还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祗受,已送秘书寄纳。”(杨时《龟山集》第117页)但朝廷不允,龟山上表:“臣某言:伏蒙圣恩,除臣充迩英殿说书,寻其状辞免,奉圣旨不允者,备员东观,曾未逾时,讲经宸庭,洊膺异数,恳辞上渎,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荣为惧,中谢。伏念臣仕惟为禄,学不知方,自怜挟筴以亡羊,奚殊博簺,几类画墁,而志食有愧轮舆,落拓一官,践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亲逢睿圣之误知,擢寘书林,复陪经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诵遗编,顾申公之无文,宁堪待问。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虽小善而不遗,无一夫之弗获,致兹庸陋,亦预甄收,非尧舜之道不陈,敢忘训奖,惟虞夏之书具在,益前闻,期自竭于埃涓,庶或逃乎尸素。”(杨时《龟山集》第123页)其辞受合仪,言辞恳切,一派儒者风度。杨时有《经筵讲义》,一讲《尚书》,讲“吉人为善节”、“播弃犁老节”、“惟天惠民节”、“惟受罪浮于桀节”;二讲《论语》,讲“巧言令色章”、“吾日三省吾身章”、“道千乘之国章”、“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慎终追究章”、“夫子至于是邦也章”、“君子食无求馆章”、“贫而无谄章”、“不患人之人不知章”。
  (杨时《龟山集》第137-140页)惜乎,迟矣!而虏骑人寇,局势聚变,朝野惊惶失措,杨时建言不被采用。“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73页)2、国子祭酒论王学之谬宣和末,金国毁盟,虏蹄南进,局势危及,杨时上劄二道“论金人侵边”,条陈利害。京师受困,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又乞留李纲、种师道,军民从之者万人。为了平息事态,朝廷任命杨时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又兼国子祭酒以息民愤。
  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飨,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但遭到反对,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异见,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说,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许采其长,实为通论。而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
  诏罢时祭酒。”(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29-11630页)杨时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几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为此,《宋史·杨时传》有长篇论述并表彰之。
  尽管杨时登庙堂论事,当时便遭到反对而未能立竿见影,但余响不绝。绍兴九年(1139)宋高宗与右正言陈渊有一番对话,乃论程颐、王安石学术同异。帝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渊曰:“杨时始宗安石,后得程颢师之,乃悟其非。”帝曰:“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石穿凿。”渊曰:“杨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帝曰:“差事何谓?”渊曰:“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已。《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36-11737页)王安石位居宰相,其职责是佐天子,总统百及和政务,安定百姓,“卒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1104)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可以说是盖棺定论。“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淳祐元年(1241),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王安石生前、身后境遇有天壤之别,后世诸人每从中汲取教训。
  总之,对金斗争与王安石变法是两宋最重要的两大问题,关乎宋朝的兴亡,无论是参与者、反对者、旁观者还是研究者,都要围绕这两大问题而展开。作为生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且肩负教育使命的杨时,是个积极的抗金者,也是大胆而坚定地批评王安石学术的代表。历史人物终是一面镜子,有好德行才能导民醇俗,有好学术才能治国安邦。于今重新审视宋代教育史,不能忽略杨时所作所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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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時文化研究》

《楊時文化研究》是延平区杨时文化研究会与延平区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委共同发起征集、编撰的杨时文化研究专著,这部文集,共汇编文章近50篇,全书收录一批关于杨时文化研究的精彩文章,普及杨时思想和先贤事迹。汇聚了近年来我区在杨时学术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论点和新成果。既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又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品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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