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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把五个儿子都培养成“进士”，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这与他的教育思想尊师重教，以孔孟绝学为传道正宗，培养熟读儒学经典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论道讲学，德育为先启发“觉悟”，引导向圣贤学习道德修养为根本；言传身教，忠孝廉节家庭教育息息相关，也是杨时丰富的教育思想的体现。
  谱牒云：“杨迪，字遵道时公长子，进士、奉议郎，亦从学伊川先生，敕赠宣议大夫。杨迥，字昭远时公次子，进士、右司佥中书舍人。杨通，字昭祖时公三子，进士、监丞、工部尚书员外郎。杨适，字循道时公四子，进士，监丞宗正丞，宣教郎、婺州明州通判。杨造，字安旨时公五子，进士、承议郎兼管吕州崇道院”。（清嘉庆八年《宏农杨氏房谱》卷一、卷二）杨时五个儿子均登进士为官，确是难能可贵。就这个问题，笔者对杨时教育思想就以下三个方面谈一些粗浅见解。
  一、尊师重教，以孔孟绝学为传道正宗，培养熟读儒学经典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杨时从师二程（程颢、程颐），载道而南，完成了由洛学到闽学的过渡及理学的承启和发展。
  二程洛学面临唐末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长期混战局面。个人的人格主体的生命意识面临着由于社会混战、动荡所造成的道德沦丧，纲纪荡然，精神困惑，理想破灭，以及人性失落，那样的一种社会生存状态的严峻局面。
  二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如雨果所言：“在人类的灵魂中再烧起理想。”其洛学继承孔孟绝学，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同时批判地吸收佛教、道教哲学的思辨分析的方法，而又融汇了儒、道、佛中间某些具有当代性的精神气质，创立新说，长期讲学洛阳，世称洛学。二程用“理”来解释天地间的一切，说：“天下只有一个理”，所以后来称为“理学”。二程理学以“穷理、格物致知”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理”，“只是一理”。（程颐《遗书》卷十五）而二程的理学思想直接来源是其老师周敦颐的理学范畴。不过“理”在周敦颐那儿尚未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最高哲学范畴是“太极”，“理”只是“太极”的一种存在形式。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家思想，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帷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既“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寡欲，才能达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一境界。
  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跨越北宋到南宋，影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
  杨时尊师重教，感人至深。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授徐州司法。
  “闻河南程明道与弟伊川讲孔孟绝学于河洛，遂弃仕，与建安游君定夫往颖昌，以师礼从学焉”。（宋·吕聪问《书册》）杨时对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清福建巡抚张伯行说：“先生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杨龟山先生全集序》）程颢对杨时极为赞赏，认为杨时可以代表他的学说。后辞归，明道送出门，谓望客曰：“吾道南矣。”元丰八年（1085）六月底杨时获悉明道先生逝世，悲痛万分，恸哭于寝门，就在徐州设灵堂带领学生吊唁。元佑八年（1093）杨时41岁，这时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在赴湖南浏阳任知县途中，与游定夫绕道洛阳，拜见程颐老师。“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杨时传》）这便是“程门立雪”典故的来历。杨时尊师重教、诚挚求学的精神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
  杨时以从师二程学习研究孔孟绝学传道正宗为标指。胡文定曰：“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此其源流所本欤。”杨时常以书信与老师程颢切磋，讨论学问。元丰五年（1082），有《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书》，元丰六年（1083），有《与明道先生二十三郎书》、《与明道论（春秋）书》。
  《宋史·程颐传》讲程颐“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杨时认为，《大学》乃至人之门户，学者研习圣学之必由之径，他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非余所知也。”（《龟山集·＜题萧欲仁大学篇后＞》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355页）而《论语》则是千载以还，学者所以得孔子正传的最为正宗的凭据。他说：“道废千有余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学者将安取正乎？质诸圣人而已矣！”（《龟山集·＜论语义序＞》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346页）而《孟子》一书亦是理学学者所当深思慎取的核心典藏，“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龟山集·＜孟子义序＞》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347页）而《中庸》一书更是素为杨时所推崇，他说：“余以圣学所传俱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龟山集·＜题中庸后示陈知默＞》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357页）杨时强调“四书”的圣学地位，对于以“四书”为本的理学体系的最终形成打下坚实基础。杨时在从师二程过程中对二程的儒教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曾著《礼记解义》、《列子解》、《庄子解》、《大学解》、《周易解义》、《论语解》、《中庸解》、《书解》、《春秋义》、《孟子义》、《三经义辨》等。
  杨时所著儒学经典，对其五个儿子成长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据专家研究发现：“0至14岁是缔造一个人成为天才的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成长阶段。”杨时的儿子近水楼台先得月，耳闻目染杨时学习研究著述儒学经典全过程。从小就接触学习儒家经典。
  犹太人教子“三宝”，第一宝就是熟读经典。从小就培养孩子诵读乃至背诵经典的好习惯，而且已成为世代不变的教育法则，他们认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给他们灌输代表民族最高智慧的经典“圣经”、“摩西律法”等，为其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其次是保护孩子的创造力。三是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经典是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任何教育只有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才能显现出生机与活力。通过经典教育才能从中获得能供给孩子一生能量及智慧的活水源头。
  以上不难看出，杨时对儿子从小进行儒教经典教育与犹太人教育孩子熟读经典异曲同工。
  二、论道讲学，德育为先启发“觉悟”，引导向圣贤学习道德修养为根本杨时从师二程，把二程的理学倡道东南，用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孜孜不倦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而且深得二程真传，造诣尤深功绩卓著，泽被后人。杨时从师二程后，学问大进。自此，他尽心尽力，兴教讲学，教书育人。
  他总是一边学习，一边著书，一边讲学。即使在主持浏阳、余杭、萧山三县之政事时，牢记孟子教导：“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不忘秉教，一州人才彬彬辈出。”（《杨龟山先生通纪》卷一）王云五《杨龟山集》原序载：“自先生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余人，讲述不辍，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无溯源于闽哉？”“宋名儒辈出，几以百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杨时先生在福建、江苏、湖南、浙江、江西等地兴教讲学，教书育人。然而影响最为久远的是杨时在无锡办的东林书院，并在常州、无锡前后讲学18年。杨时聚徒讲学，弟子千余人。著名的有王蘋、吕本中、关治、罗从彦、张九成、萧顗、胡寅、胡宏、刘勉之、李郁、廖刚、邹浩、江琦、徐逢、陈渊等。其中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皆为硕儒。特别是罗从彦传道李侗，李侗授朱熹，终使理学思想大昌。其五子迪、迥、遹、适、造，均承传父业服膺理学，以“学而优则仕”，德、才兼备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诰封文曰：奉天承运，皇帝昭曰：钟灵毓秀，虽山川之气运，亦先世之贤良，后裔之德操，故子孙之显荣，尔龙图阁直学士时，刚方立朝，理学秉心，恳请宗祠匾额。朕宜钦奖，特赐‘笃钟理学’，四字于堂宇，以昭盛世之隆，庶彰文明之化。钦此钦遵，诏至奉行敕命。大宋崇宁四年（1105）乙酉十月之宝。”（摘自《弘农杨氏房谱·＜恩荣图文曰＞》清同治九年（1870）冬重修，由福建文化堂刻印）杨时弟子成为北宋末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杨时也被东南学者尊为“道南第一人”。这与杨时论道讲学，德育为先启发“觉悟”，引导向圣贤学习道德修养为根本息息相关。
  杨时讲学主张向孔孟圣贤学习道德修养，体认天理就是本然之善性，崇尚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纲常理论。在教育过程中，德育为先启发“觉悟”，使学子通过学习修养达到内圣外王。他提出儒家道德的至上性与普遍性，为人的道德行为安身立命形上依据。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异名，初无二致也。故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杨龟山先生全集》卷十四）“古人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于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杨龟山全集》卷二五）“格物致知”还要“正心诚意”才能“穷理尽性，明理诚意”。为什么要正心诚意呢？杨时认为：“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窥天人之蕴，故物我异见，而肝胆之间楚越矣。”“心得正然后知性之善”。（《杨龟山先生全集》卷十三）因此，必须正心，心正就可排除五光十色外界的干扰达到诚意，欲望顺天理、明天人之蕴。
  格物致知还要“力行”。杨时在《劝学》中讲：“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杨龟山全集》卷二）后来，朱熹把《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理学“十六字心传”。朱熹说：“‘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和各种物欲联系着，是很危险的；‘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即伦理道德的准则，是很微妙的，惟‘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才能使危者安，微者著’，合乎中庸（无过与不及）的要求。”（朱熹《中庸章句序》）杨时不仅提出了理一分殊道德伦理思想，“正心诚意”的圣德王功学说，而且提出了“体验未发和反身而诚”的为学之方，且把求“仁”作为自己追求的精神境界，不断砥砺自己。
  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说“中国古代教育是一贯注重觉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即真理。第一个明字便是明白和阐明。明白是自觉，阐明是觉他。这个道理和‘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是相通的。并且觉悟是智仁勇三达德之康庄大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拒’。因为不惑，才能不忧、不拒，不惑便是思想贯通而觉悟了。‘中庸’说‘不诚无物’。无论是‘自诚明’或是‘自明诚’都离不了诚。不诚便没有觉悟。诚心追求真理才能自觉觉他。”（《生活教育运动十三周年告同志》一文）这印证了杨时教育思想德育为先启发“觉悟”的正确性。
  杨时还强调学习为了经世致用，把个人的修养与现实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其实从一开始，孔子就将“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在承认“人”享有权力之外，还强调每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在全球伦理的内涵中注重人性，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受益孔子思想。杨时秉承孔孟思想主张应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杨龟山全集》卷六）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激发和汇聚亿万人民的道德力量，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儒家优秀传统道德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尚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忠报国思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改革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等等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今天千万道德模范“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为文明的和谐社会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优先于经济和政治，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尤其可贵。
  三、言传身教，忠孝廉节家庭教育父母是天然的第一个教师。杨时既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又是老师，他的一言一行成为孩子模仿、学习的榜样。杨时力行儒家纲常，传承孔孟济世思想。
  综观杨时的一生，他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仁慈宽容的好父亲、学而不厌的好学生、诲人不倦的好先生。在地方，他是“勤政爱民、刚正不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清官；在朝廷，他是爱国爱民、忠肝义胆的元老大臣，维护国家统一的崇高民族气节的楷模。中华文化典籍《二十四史》有杨时的长篇传记，《四库全书》收有杨时文集，当代小学语文课本有杨时的故事。他给世人留下了“程门立雪”、“笃钟理学”、“程氏正宗”、“倡道东南”、“广施惠政”、“守正不阿”、“力主抗金”等著名典故及大量的著作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也是我们进行中华文明传统教育的人物典范之一。
  杨时十分称颂尧舜“茅茨士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民兴利除弊。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不忘”。（《宋史·杨时传》）元祐八年（1093）任浏阳知县，时值该县受灾，为解救灾民，他写了《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和《与州牧书》向漕帅反映灾情，请求赈灾，反而被漕帅以“不催积欠”罪而丢官。崇宁五年（1106）任余杭知县，当朝太师蔡京的母亲的坟墓在余杭，蔡以风水之私利要在坟前设湖蓄水，借口便民。杨时实地查看后奏知朝廷，以小小知县为民请命力拒权贵被调离。政和二年（1112）杨时任萧山知县，率百姓筑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当地人们为纪念杨时筑湖的业绩，于明成化元年（1465）在城厢镇西门外净土山麓建造德惠祠，以颂其功德。
  杨时孝老爱亲。杨时孝敬父母和培育子孙的事迹在宋代已是名声在外。
  他对待继母如亲生母亲一样。元丰八年（1085）七月，杨时继母病逝，他辞去徐州司法的官职，日夜兼程回家殡丧，并在家守孝三年。元祐五年（1090），杨时父亲杨埴逝世，他辞去虔州司法回家理丧守孝三年。他想起父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十分悲伤，哭着写下《先君行状》记叙父亲一生的德行，用来悼念父亲的亡灵。
  杨时以德育的家规教育子孙。为了教育子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子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弟子：“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
  总之，杨时的教育思想既传承孔孟又有创新，内容丰富，方法科学，特别是德育为先启发“觉悟”，是当今增强教育活力的源头活水。
  （作者系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