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北宋仁宗皇祐五年诞生于福建南剑州将乐县城北郊龟山，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享年八十三岁。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启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被尊为“程氏正宗”“洛闽中枢”“闽学鼻祖”。同时也是毕生致力于讲学授道、卓有贡献的著名教育家。杨时一生大部分时间主要在我国东南地区游历讲学，“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之久。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杨时倡导以理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开展以书院为模式的教育活动，培养一大批诸如罗从彦、吕本中、李郁等知名硕儒。“纵观杨时一生，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传道育人、桃李满天下的师表和职业教育家”。（杨青《论“吾道南矣”！》）一、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杨时教育思想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杨时教育思想，不仅得益于个人主观努力与名师教诲，同时也得益于南剑教育与书院教育的文化语境。
  1、南剑教育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南剑教育，顾名思义指的是两宋时期形成于福建南剑州州治（今福建省南平市）一带的良好教育。南剑州“独先天下”首开了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在福建的八个州（郡）中最早创建了州学。州县学校的兴办，使所有州县学子都必须依据庆历教改的规定，在校习业期满300日后方许应举。这无疑极大推动南剑州县重学风气的形成。除了官学，南剑州还出现了书院、精舍等私学。
  这些私学一般都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而来，它们的创建者与主讲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目的都不是为了适应科举，而是侧重于劝导生徒修养品性、增长才识、引领一方为学风气。南剑教育这种秉承儒家教育理想，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强调立志，以及尊师重教、聚徒讲学的教育传统，在杨时成长、求学乃至其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起到过难以忽略的引领之功。
  2、书院教育是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的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它兴于中唐，雏形于晚唐、五代，鼎盛于宋元，持续和普及于明清，流风于当代。特别是宋元明清四代的书院，又主要是以宋明理学这种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研讨和讲习的。因此书院盛行于宋代固然与以往的私学传统、禅林讲经以及当时的科举之风、政治气候等有关，但更直接、根本的原因则是理学思想的指导。书院的普及又为理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书院同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宋代书院主持人或讲学者来看，多是著名学者、思想家，或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官员，他们对发展学术理论有一定的优越条件。杨时的太老师周敦颐就亲手创办了濂溪书堂，他的老师二程兄弟就兴办了伊泉书院并讲学嵩阳书院。杨时本人也是热爱书院教育的，是书院教育的实践者和宣传者。他像周濂溪一样，每到一地做官，都要邀集士子讲学。特别是他从59岁开始，为了“倡道东南”，传播理学，先后在晋陵、毗陵一带讲学授徒，累计达十多年之久。晚年落叶归根，回将乐在含云寺和闽北各地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在书院史上，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常州的龟山书院，福建将乐的含云山讲书楼、南平书院、邵武和平书院等地都是他当年聚徒谈经之所。书院教育造就了杨时教育思想，反过来杨时教育思想促进了书院教育、书院文化的发展。
  3、杨时潜心经史，是其教育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杨时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清福建巡抚张伯行说：“先生（杨时）为程们高弟，游、杨、伊、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杨龟山先生全集序》）杨时的老师二程也对他赞赏有加：“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望客曰：‘吾道南矣。’”（《龟山先生年谱》）杨时潜心钻研学问，不但学到了理学的真谛，而且对孟子、庄子、列子以及春秋、西铭、周易、中书、中庸等都有阐述，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他既为学又为官，曾做过多种职务的地方官，有经邦济世的体验。这一切都为杨时教育思想形成奠定了丰富理论基础。因此，他讲学深透，真正能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格外受到欢迎。
  二、杨时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是其从事教育活动的指导，而教育思想则是其哲学思想的运用。杨时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他理学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教育思想以倡导理学为核心，突出体现传统儒家哲学精神，是“行动着的圣贤之学”。主要包含以下主张：1、提出学以致圣，强调道德教育杨时认为，教育的目的乃是要学以至圣，“质诸圣人始可取正”。杨时对于学生学习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他们应当要像圣人那样，注重道德教育，反对追名逐利。他说：“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龟山集》卷十）“六经”记录了圣人的思想言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在《送吴子正序》一文中，他指出：“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抚卷而尽得之也”。（《龟山集》卷二十五）六经能为学者“指其攸趣”，学者因其所指而之，乃可渐入圣人之门户。如果舍先圣之书以求至圣，就好象“适九达之衢未知所之”，所以杨时说：“至学非难，知所以学为难”。（《龟山集》卷二十）“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龟山集》卷二十五）对于“学”，杨时强调“稽诣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而不是徒侈闻见，雕章镂句，更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科举记诵之学。他指责应举者读书，只是为了“应举得官而止耳，岂真学道之人”。（《龟山集》卷十三）因此，他屡屡告诫弟子：“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龟山集》卷十一）并指出君子当以直为学：“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学者必欲进德，则己不可不直，盖孔子之门人皆于其师无隐情者，知直故也”。（《龟山集》，卷十）杨时所谓的“直”，便是二程所倡导的至诚之心，就是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体察或实践圣人之道，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
  2、提倡精思力行，强调致知格物在学习方法上，杨时强调要精思力行。为学者以六经为学习内容，教育者以六经为教育内容，都不能只停留于六经章句之末，而是要精思之、力行之，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这样才能真正知道“圣人之所以学”。对于“精思”，他首先提倡怀疑的精神，认为学有疑方可进德，指出：“学者当有所疑，乃能进德，然亦须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读书为学，盖自以为无可疑者，故其学莫能相当，如孔子门人所疑，皆后世所谓不必疑者也”。（《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附录》）在“精思”同时还要“力行”。在《劝学》一文中，他强调：“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龟山集》卷二十七）由此来看，杨时所强调的“思”，并非脱离现实，漫无边际的随想，更不是追求抽象高深的哲理，而是建立在“力行”“实践”基础之上，对于日常生活中切近的问题和道德行为的检验和体察。
  在学习方法上，杨时还强调致知格物。“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思祈于意诚心正远矣。”（《龟山集》卷二十）致知始能明善，明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所以，“学始于致知，终于知止而止”。（《龟山集》卷二十五）致知在格物，“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知至斯知止矣”。（《龟山集》卷二十一）知所止然后始可渐进，不知所止，进而无功。譬如四方万里之远，苟无止焉，则无有归处。无有归处，则“质诸圣人”亦不复可能。所以，“《大学》所论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龟山集》卷二十一）除强调致知格物外，杨时还主张要博学守约。如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多识前言往行，皆为博学。但如果不能畜德而反约，则非真为学。所以，既要“博闻强识于诸子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循是而进”，又要“求古人所谓卓约者而守之”，这样才能近乎至矣。（《龟山集》卷二十五）3、重视立志教育杨时重视“立志”的作用，认为“圣学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泪于世习而不知。虽英才异禀，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曾日瑛、李绂《汀州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五·答胡康侯书）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他在48岁居乡含云寺讲学时，就曾作《勉学歌示诸生》，奉劝年轻的学子说：“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无限期许与厚望。
  4、强调教师作用，秉承尊师美德杨时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国家开设学校，建师儒之官，盖将讲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其责任可谓重矣。师资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教育的结果。
  如：在孔子弟子中，许多人的素质并没有什么太过人的地方，都有或此或彼的不足，象参之鲁、师之辟、由之喭，商之不及等等，但因他们“学于孔子”，所以，“所至远近虽不同，其秉节励行，皆有以自立于世”，为后世宿儒皓首所不能穷。后世为学之士，并非其材皆不及古，“徒以学无师承，不知所以裁之”，（《龟山集》卷十六）故“自秦汉迄于魏晋隋唐之间，明知之士见于其时不无人矣，间有一节一义可称于世者，概以圣人中道，非过则不及”。
  （《龟山集》卷十六）可见，一个优秀的教师，可使学生受益非浅。
  杨时对教师作用的认识，还表现在其尊师美德上。元祐八年，即公元1093年，41岁的杨时在赴湖南浏阳任知县的途中，不辞辛劳绕道洛阳，与游酢（游定夫）一道去向伊川（程颐）请教。“一日，伊川偶瞑而坐，公与定夫侍立不去，及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出门，雪深一尺。”（宋·吕聪问《书册》）这就是“程门立雪”典故，成为杨时尊师重道的经典佳话。宋徽宗即位后，洛学遭受更沉重打击，当时朝廷“遂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二程集》）在“学者胶口无敢复道”（《杨时集》）的情况下，杨时忠于学术，牢记师训，依旧宣讲洛学，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他传播和推进二程学说，继承和宣扬师长的治学精神，使洛学在东南得以发挥光大，并有所创新。
  这又从另一方面表现杨时对导师的崇敬和尊重。
  此外，杨时还认为社会环境对教育之影响不可忽视。古之为学者，皆有以自立于世，除师承之外，“士之朝夕蹈袭者，无非礼乐之间”，亦是一个重要原因。（《龟山集》卷十六）而“末世以来”，“圣学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汨于世习而不知。虽英才异禀，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龟山集》卷二十）（作者系将乐一中高级教师、将乐县龟山文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