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两宋之交的福建而言，虽然大部分地区都活跃着理学学者的踪影，但是几个较大的理学派系，大都还是集中在建溪一线的文化中心地带上。这个地带，攘括了两宋时期福建最主要的三个“地级”建置，即：建州、南剑州和邵武军，它们由崇安（武夷山）、建阳、建安（建瓯）、剑浦（延平）以及浦城、邵武等州县组成，民间俗称之为“闽北”。闽北作为汉文化由北向南推进的重要关口和文化走廊，早在三国两晋时就已成了福建最早的经济开发区和文化繁育区，人口与农业生产都有长足发展。后来，到了王朝政治经济断续南移的唐宋时期，该地更是在中原文化的哺育下，在本区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局势、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福建经济、文化最为繁荣兴盛的区域之一，被时人概言为：“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张守《毗陵集·附拾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然而，在我们细细数过这个享誉东南“全盛之邦”的所有盛名之后，我们却发现，其盛名之中最为后人记取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出广泛影响的，却是闽中理学学派的最终形成和闽中理学学者延续不绝的上承下传之观。于是，好奇的人们便不禁争相问询：何以这样一个地域、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群体，竟能产生如此相沿数百年而求学不绝、人才辈出、成就斐然的特殊现象？其个中的原因又究竟在哪里呢？为了说明问题，笔者试以致力于“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的“闽学鼻祖”杨时为例，谈一谈南剑学风对其学术养成、思想形成及文脉传承的重要影响。
  一、悄然蕴育的南剑学风与求学少年杨时南剑学风，顾名思义指的是两宋时期形成于福建南剑州州治（今福建省南平市）一带的良好学风。这种风气的作用，使南剑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够保持“儒为上，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的发展态势（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578页。以下仅注书名），为闽北带来堪称辉煌的教育成就。据《福建省志人物志（上）》“福建历代进士表”的有关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两宋时期南剑州州治所在的南平县，其进士总数为318人，在闽北地区位列第二，在南剑州位列第一，约占整个州区的61.04％，文教水平相当发达（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人物志》）。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官员对教育的重视和南剑学风影响下的人文蔚起，其主要表现在：1、州学的兴办史料记载，北宋庆历四年（1044），朝廷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兴学活动，要求各地都要建立州（军）学和县学等官学，使天下遍设学校。但是，这一诏令却受到了各地的抵制，没有得到积极推行。我们从江西南城人李觏（1009-1059）所写的《袁州州学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政令不行的窘迫状况：“皇帝二十有三年（即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即“无”）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袁梅、刘焱等《古文观止今译·卷之九·唐宋文》山东：齐鲁书社，第78页）但是，这种“倡而不和，教尼不行”的形势却在南剑州成为一种例外。
  当时的南剑州，不仅在福建的八个州（军）中最早创建了州学，而且其开始创办的时间，还比仁宗下诏办学的时间早了整整十九年。民国版《南平县志》刊载元翰林学士虞集《延平路新修宣圣庙学记》就记录说：“前宋时，州名南剑。天圣乙丑（1025），守臣曹修古始建学于其西山之颠（即“巅”）。庆历癸未（1043），天下始皆立学，而是邦之学，先廿年成矣。”（《南平县志》第759页）于是，这个原本无意出名的南剑州州学，就这样“独先天下”首开了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为北宋时期的三次兴学运动，保留了相当的成就和影响。
  州县学校的兴办，使所有州县学子都必须依据庆历教改的规定，在校习业期满300日后方许应举。因此，当时属于南剑州治下的剑浦（今南平市延平区）、将乐、顺昌、沙县、尤溪等五县学子便陆续汇聚到了南剑州的州治所在，不断促进着南剑学风的发展和传承。据查证，南剑州州学创立两年后，即北宋天圣五年（1027），剑浦人李参就高中进士，成了州学登第的第一人。三年后，即北宋天圣八年（1030），剑浦县南山人吴辅又高中进士，成了州学登第的第二人。此后，从天圣年到重建州学的建炎初的一百年间，南剑州共有一百二十六人中进士，平均每榜皆有七、八人，而建炎戊（1128）李易榜竟高中了十七人之多，不可不谓盛况空前。这期间，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将乐人，1076年登第），南剑历史上第一个状元黄裳（南平人，1083年登第），历任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工部尚书的“道南高弟，绍兴名臣”廖刚（顺昌人，1106年登第，少年时曾从学杨时），官至显谟阁待制的张致远（沙县人，1121年登第）以及著名的抗金志士罗荐可（沙县人，1112年登第）等众多南剑名人，全都是出身于这个州学而后得中进士的。
  2、私学的兴起除了官学，南剑州还出现了书院、精舍等私学，大大促进了南剑教育的繁荣和发展。这些私学一般都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而来，它们的创建者与主讲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目的都不是为了适应科举，而是侧重于劝导生徒修养品性、增长才识、引领一方为学风气，其中名气最大、做得最好的当属南剑州藏春峡。
  藏春峡的创办者吴仪（约1043-1107），为州学登第第二人吴辅之次子，他虽然深受父亲影响，以学问起家，但却天生不乐仕宦。他在城东玉屏山峡谷处精心构建别馆，卜居论道，邀约学友，着力开创南剑民间讲学之先河，“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吴一鸣《藏春先生行传》，南山吴氏宗谱，民间藏书），使得小小的藏春峡，很快就成为当时南剑名人学士和地方官员共同神往的地方，对两宋时期的南剑教育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据《延平府志》、《八闽通志》、《南平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在同郡读书的理学名家杨时、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陈瓘（沙县人，1079年登第）、状元黄裳以及南剑州知州王汝舟（元祐间知州，1086-1094）等都是吴仪的至交好友。他们时常在藏春峡论学讲道、吟诗唱和，留存下颇多吟颂藏春峡的诗文歌赋。公元1084年间，年仅13岁的罗从彦（1072-1135）闻得州治一带学风浓郁，曾慕名前来拜投吴仪门下，潜心学习，深受吴仪器重。后来，当吴仪把杨时已然求得理学真谛的讯息告诉他后，他又不辞辛劳地徒步前往萧山拜见杨时，开启了一段千年不解的道脉学缘。
  可以说，通过对两宋时期南剑学风兴盛之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杨时成长、求学乃至其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不论他是上承名师还是下传高足，南剑学风都对这个“闽学鼻祖”起到过难以忽略的引领之功。而更为令人击节称叹的是，他的一而再、再而三且最有建树的续传弟子罗从彦、李侗、朱熹，竟然也都是全部出生于南剑辖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南剑学风的影响者和传承者。
  二、潜移默化的学风渗透与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众所周知，传统社会里，人们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即年轻一代接受年长一代某种类型的教育，待他们成长之后，便也会以同样的类型和方式去教育他们的后辈。作为在南剑学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杨时来说，州治求学期间所接受的藏春峡私学与南剑州的州学教育，无时无刻不对他的思想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1、崇高气节，强调道德教育，反对追名逐利南剑教育秉承儒家教育理想，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主张通过教育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人格。杨时受此影响，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学以至圣，“质诸圣人始可取正”。因此，他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国家开设学校，建师儒之官，盖将讲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为浮文以夸耀之也。”（曾曰瑛、李绂《汀州府志卷之三十九·艺文一·序》）而且他还特别指出：“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杨时《杨龟山集·卷十》，上海：商务印书馆）这说明，杨时对于学生学习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他们应当要像圣人那样，注重道德教育，反对追名逐利。虽然他所讲的圣人，不过是封建社会一种抽象的做人模式，他所要求的学以至圣，也仅仅只是要求人们努力去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已。但是，这种成就人格的教育理论，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却是非常合理的且有效的。它不断推动着人们去关心朝政，重义轻利，正所谓：“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杨时《杨龟山集·卷十》，上海：商务印书馆）因此，历史才会造就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推动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对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秉承传统，注意尊师爱生，建立师生情谊在南剑教育尤其是私学教育中，学生们未入门时就已对老师的学问、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又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往往会对老师更加尊崇。而老师在教导学生时，除了重在传授知识外，还经常以身作则，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培养起深厚的师生情谊。深受这种教育影响的杨时，不论是在自己为师或是为生的环境中，都能秉承传统，注意尊师爱生，建立良好的师生情谊。他的这种优秀品质，在最初投学期间就曾深得程颢的赞赏和钦佩，以至于学成回归，程颢目送他远去时，竟不由感慨地对坐客断言说：“吾道南矣！”可以说，程颢发此预言，完全是基于对杨时聪慧、尊师的品德，师承洛学的至诚和学而有成的赞许。而后来，又令这种品质和情谊再次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则是在程颢去世后的元佑八年（1093）五月。这一年，杨时41岁，已对理学有着相当的造诣，但他为了进一步研习义理，仍然又一次北上来到伊川书院求学，师从程颢之弟程颐，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有一天，杨时与学友游酢因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便一起去老师家请教。他们来到程颐家时，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磕睡，便不忍惊动地静静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这件事，后来既成了尊师重道的经典佳话，同时也成了杨时与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由来。
  而为他们诚心求学精神所感动的程颐，从此则更加尽心尽力授教，使杨时可以不负重望载得程门真谛，为其“倡道东南”奠定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3、重视立志，加强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南剑在形成良好学风的过程中，不但重视“立志”的作用，同时也非常重视从日常行为举止出发，加强对学生思想品质和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杨时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认为“圣学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汨于世习而不知。虽英才异禀，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曾曰瑛、李绂《汀州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五·答胡康侯书》）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珍惜美好的青春时光。他在48岁居乡含云寺讲学时，就曾作《勉学歌示诸生》，奉劝年轻的学子说：“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
  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林海权点校《杨时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823页）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无限期许与厚望。
  4、创办书院，鼓励学问相长的研习风气藏春私学注重学术研讨，常常约请学有所成的学者前来讲解自己的学术主张或与之进行论辩，这既有利于推动学术进步、促进教学，同时也有利于开启学生智慧，使学生大都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自修质疑讨论自省自察躬行实践”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自学以及掌握、应用知识的能力。杨时继承了这种聚徒讲学的教育传统，在面对两宋时期山河破碎、朝政腐败、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义理不明、人心散乱的情势下，认同有识之士“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学术……故正学术，以正人心，诚当今之急务也”（《南平县志》第616页）的思想主张，“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在遍及福建闽北，湖南浏阳，浙江余杭、萧山，湖北荆州的广大地域游历讲学达47年，是当时秉承洛学、创建闽学的扛鼎人物，被学界誉为“洛闽中枢”。这其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毗陵（今江苏无锡）东林书院（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创建）的讲学，前后竟长达18年之久。后来，明代著名的东林书院就建在杨时讲学的旧址之上，是天下读书人争相赴会的著名圣地，有“天下言书院首东林”之美誉，而天下学者，也无不以到东林书院讲学为荣。三、结语总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杨时与师友门人广播义理，辛苦授学，提倡正人心、励风俗、端士习、明教化，不仅使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与龟山学派都有师承关系，而且还使得以朱熹为代表的师承四代（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闽学一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至为重大的影响作用。此功绩，正如后人所评说的那样：“他们通过讲学著述等活动，寓政治、伦理等于学术之中，提出了明天理、正心术、崇节义、盛廉耻、辟邪说、排和议、立纪纲、收人心，以及存理去欲、爱养民力、任贤使民、爱国恤民等一系列整治社会的主张，这无异于给全民族全社会重新建立了重要的精神支柱，使我们民族增强了庄敬自强、励精图治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杨青、杨钊《论“吾道南矣！”杨时倡道东南的历史功绩与当今价值》，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第4期，第20页）可以说，杨时倡导的学术活动之所以可以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这既得益于他的主观努力与名师教诲，同时也得益于闽北肥沃文化土壤和尊师重学良好风气的滋养。直到今天，蕴育了南剑学风并诞生了“延平四贤”的闽北一带，仍因为“为有宋四先生过化之区，吾道南来，人志蔚起。”（《南平县志》第6页）其风俗“夙号敦庞。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间，而海滨邹鲁称极盛焉。今虽代远年湮，而入其邑聚，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型仁讲让，先儒之流风遗韵，犹有存者。”（《南平县志》第13页）（作者系武夷学院副教授，福建省杨时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