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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作为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影响到后世朱熹的学说，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整理洛学思想和为官从政之余，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著书立说，梳理儒家经典著作，弘扬传播儒家思想；二是循道守理，注重品格操持；三是注重实践，以行动作出表率，在日常生活中实证儒家思想规范。
  广著学说弘扬传播儒家思想杨时是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的弟子，曾与老师辩论张载《西铭》书。
  《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它的核心思想在于：以乾坤，天地，和父母（含男女，夫妇及家庭）为一体，以乾坤确立起感通之德能，阐明此德能如何从个体之身位向家庭或家政展开，并推达到天下。乾坤之说源于《易经》，与阴阳之气的理论也相关，这与张载的“气本论”相通。《西铭》反映了张载试图通过提倡孝道来整顿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围绕着这一宗旨，《西铭》将社会秩序视为家庭秩序，整个论证由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再到家庭秩序，致使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之间一脉相承，三位一体。”（魏义霞《＜西铭＞的逻辑：乾父坤母是立论根基》，《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0日）杨时曾就其中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异同提出他的看法，并向程颐请教，由此也可看出“《西铭》的理论根基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相互通约是理学家的共识，反映了多数理学家的共同愿望。正因为如此，《西铭》受到二程、朱熹等一批理学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上）杨时正是以儒家经典为契入口，思考儒学思想体系，并结合他老师程颢、程颐的思想，站在观察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立场上，来充实并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的。
  杨时的思想体系与洛学构成了共契关系，他致力于理清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并提出了很多命题，如“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等，都有他的贡献，特别是在“传播洛学与阐述二程的哲学思想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宋·杨时撰、林海权校《杨时集》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页。以下简称林海权校《杨时集》）杨时很多时间都在从事洛学资料的整理和教育工作，消化吸引前人阐述，反哺并思考建立自己的学说，并以此培养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人才。北宋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寓居余杭、毗陵等地，在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讲学长达十余年，宣扬洛学。他曾说：“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请祠馆，退居余杭，因得温寻旧学悼斯文之将坠，于是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著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学者因吾言而求之于圣学之门墙，庶几可窥而入也。”（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中庸义序》，第593-594页）这种精益求精、勤勉校勘、追求真理、完善道行的问学精神用于整理先师遗著中，他自信已在先师著述基础上穷究义理，让后学者能以此而入圣学之门，使社会风俗能挽于斯文之将坠，能补察时弊。
  同时，他搜集整理二程平时讲学答问，回顾老师的语录，删去重复与可疑者，仔细核查校对，还原失真之处，稍加润色，共成一书，编成《二程粹言》，使之传播益广，以传后学。
  杨时整理《伊川易传》，为洛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很有体会地谈到如何艰辛地理清洛学在传播过程中的讹错，他说“伊川先生著《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不久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体。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而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第594-595页）可以说，杨时正是以二程弟子的立场，亲炙亲为，使二程的著述经他的整理而显得更完整、全面、准确，这样“作为洛学一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杨时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在学术上以二程的思想为基础和核心进行了整理和发挥。”（黄夏玉《略论杨时与闽学》，《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期）“杨时在洛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赋予洛学一些新的内容和特点，从而为闽学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基础。”（同上。持此类观点的还有：张品端《论杨时在洛学与闽学中的作用》，韩丽红《杨时在朱熹继承二程中的作用》）同时也使洛学的影响更为彰显。
  在整理洛学著作过程中，他非常推崇道学观点，认为“先生道学足为世师，而于易尤尽心焉。其微辞妙旨，盖有书不能传者。恨得其书晚，不及亲受旨训。其谬误有疑而未达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辄加损也。然学者读其书得其意，忘言可也。”（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第595页）由此，有学者称誉杨时“大量的著作，一方面是用于在南方宣扬孔孟儒家思想。另一方面是为了阐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真谛。杨时的论著对朱熹的代表著作《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提供了思想资料。”（黄夏玉《略论杨时与闽学》，《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期）杨时也在洛学与闽学过程中起到沟通程朱思想的中介桥梁作用：“杨时道南学派在洛学到闽学中的主要作用：其一是传续洛学，沟通二程与朱熹思想；其二是为朱熹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准备；其三是为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成书提供了思想资料。”（张品端《论杨时在洛学与闽学中的作用》，武夷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因此，杨时积极地弘扬传播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循道守理注重品格操持杨时在观察社会和选择弟子宾朋时都强调要循道守理，注重品格操持，按照儒家的学说来苟求，且丝毫不得逾越。
  杨时坚持道义品质，守道循理才能无视利欲，并保有正直的品格与气节。他在《代人上王令》中说：“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万金之馈，非其义也，有弗受焉。……后世之士，颠冥利欲，而不知有贵于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簿，而偷合茍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门，奔走权势之途，胁肩谄笑以取容悦，其自处如是，而欲人贵之，其可得乎？故愚窃谓士之贵贱，虽视势盛衰，然其所以贵贱者，皆其自取也。”（林海权校《杨时集》卷十八《代人上王令》，第448-449页）从中也可以看出，杨时在倡导儒家理论思想时，是联系了社会实际，并对当时不良的社会风习作出批判的，这也使得他的学术思想能与社会结合起来，具有教化济世功能。
  在具体操作上，杨时在儒家思想规范的框架下，提出了正德、行孝、谨礼等教育伦理思想。儒家等级伦理制度是立身之本，也是社会结构的规制要求，同时也是处理社会关系和交际处世中的准则。杨时强调“君子居处必壮，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战阵必勇，而后足以成亲之名。反是，皆忘亲也，又恶得为孝乎？”（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四《孝思堂记》，第571页）也就是每个人所处的身份，有他的特定处境，从而也就有了特殊的伦理层级，必须秉承固有的态度与操守，比如君必仁，臣必忠，友必信，兵必勇，亲必孝，等等。
  君子行仁必有德，德正则刚，为政才能以公。杨时说：“心有偏系，君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便嬖宠昵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远矣。夫公则明，私则蔽，公天下之善恶而无容心焉，则君子小人之情得矣。”（杨时《龟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2页。以下简称杨时《龟山集》）所以，治理国家的君子必须正德为公，“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同上，第241页）以此才能识用“正士”，才能无私心，能才救时弊。
  其次是必须有孝行。杨时在继承儒家学说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孝行的品质修养，认为“孝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虽小夫贱隶，荛童牧叟，下逮穷发荒蜒无知之民，皆知其为美称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则心跛躇而颜忸怩。若夫夷考其实，则学士大夫诵六艺之文，讲先王仁义之说，有病其难者。然则孝之德，其可谓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岂他求哉？”（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四《孝思堂记》，第570-571页）孝是伦理规定和个体品质中的核心标准，这体现在世俗规范和日常生活中，比如孝必慎终追远，由此“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所以追远也。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则孝子所以尽其心者至矣。”（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五《慎终追远章》，第87页）可以说，在杨时看来，孝既思祖德、敬长尊老、兄弟友悌、和睦亲朋，不仅是个体修身、品质养成的内容，也是自我教育和他人约束的伦理修养的重要内容，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
  再次就是要谨礼。这是维护道义、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杨时说“士以贽先达之门者三：太上为道，其次为礼，其下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资之以为仁，此为道者也。今之守令，实古之诸侯，为其上民者，有古君臣之义。以臣见君，此为礼者也。饰竿牍之勤，借齿牙之论，欲以取重于时，此为名也。为名者，君子耻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林海权校《杨时集》卷十八《代人上王令》，第449-450页）以道为上，中为守礼，最下为求名。在这三个层次中，“为名者，君子耻之”。因为求名者“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杨时《龟山集》，第241页）反之，如果都能谨礼，君民上下如以臣见君，以礼相待，使“私意去尽然后才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杨时《龟山集》，第191页）这样就能营造出儒家温柔敦厚的社会氛围，这也是期待通过教育教化后而要达到的理想社会效果。
  注重实践作出行动表率杨时的教育思想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注重学以致用，能在实践中学习，又能在学习中加以实践，为改造社会服务。
  首先，杨时推崇教育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说：“国家开设学校，建师儒之官，盖将讲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为浮文以夸耀也。”（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书义序》，第589页）这种传播王道仁义以致善天下为目的教育观，使得杨时作为思想家“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亦关注着社会政治。他继承传统儒家学者经世济事之志，积极地出仕为政，试图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挽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的危局。”（刘京菊、鲍增军《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其次，在学习方法上，要求问学者能自我感悟，超然默会，去体认深奥的学术思想。杨时曾谦逊地谈到“然圣言之奥，盖有言不敢论，而意不能致者也。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书义序》，第589页）他也曾教导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书义序》，第318）这就是说，圣人之言内涵深奥丰富，要不断地思考、理解其中的深邃哲理，做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才有可能了然言外之义。
  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学习。杨时说：“六经虽圣人微言，而道之所存，盖有言不能传者。则经虽具，犹不能谕人之弗达也。然则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其必有在矣。虽然，士之去圣远矣，舍六经，亦何以求圣人哉？要当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五《与陈传道序》，第586页）一般人做不到圣人那样贤能，做以六经圣典相求相习，精思力行，一定是有所得的，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事实上，从中国古代教育机构设置的目的看，中国古代无论是乡村私熟，还是县学、府学乃至太学，或者官办与私立书院，大都是为了培养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之才。从这个角度上说，杨时整理儒家思想资料，不断著述，修身齐己，授业解惑，弘扬他的学术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杨时的弟子自然也都是为了研习修齐治平之道，探求内圣外王高深境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及其所以然的。”（杨国学《论杨时对武夷文学的贡献》，武夷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作者系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客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