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虽然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但就思想体系来说是一脉相承的。程颢卒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程颐卒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朱熹出生在建炎四年（1130），程颐死后20多年朱熹才出生。那么，洛学是怎样过度到闽学的呢？下面就杨时道南学派在洛学到闽学中的作用，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传续洛学，沟通二程与朱熹思想二程传杨时，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明人黄宗羲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号称高弟者，游、杨、谢、吕其最。”（黄宗羲编《宋元学案》上册，卷二五，中华书店1990年版，第454页。以下只注书名）张伯行在《李延平集序》中说：李侗“……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閫奥。”（朱熹《延平问答·附录》，《朱子全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以下只注书名）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推以为有统者，称延平（李侗）。”（《宋元学案》上册，卷三九，第607页）其“统”也是指传孟子以后所谓“不传之绝学”。
  二程一传弟子杨时（1051-1135）。北宋元丰四年（1081），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他“闻河南明道与弟伊川，将孔孟绝学于河洛，往颖昌，以师礼从学焉。”于是，杨时在赴徐州司法任时，绕道颍昌（今河南许昌），首次以师礼见程颢。程颢弟子盈门，杨时是少数特别被器重者之一。杨时离开颖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429页。以下只注书名），在他身上寄托了“传道东南”的希望。后来，他又经常寄书问学。元丰八年（1085），程颢卒。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赴浏阳知县任时，不辞劳苦，又一次绕道洛阳，通过游酢荐引，转师程颐，遂有“程门立雪”之佳话。绍圣三年（1096），他寄书与程颐讨论《西铭》，现《二程集》中有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及其他书信共三篇。
  二程逝世后，杨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传播洛学的责任。他一方面利用自己学者兼学官的便利条件，辗转东南，兴教立学，积极传播二程洛学；另一方面又著书立说，阐发二程的思想学说。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他曾在毗陵（今江苏无锡、常州、镇江一带）东林书院（今无锡）讲学，宣扬洛学。后又搜集二程平时讲学问答，编成《二程粹言》。杨时在《与游定夫》中说：“先生（程颐）语录，传之浸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其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可疑者”，并要游酢也“广为寻访”，“异时更相校对，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以传后学。”他在整理《伊川易传》上亦有功于洛学。程颐著《易传》，未及成书而得疾，临终授门人张绎，张绎卒，书稿散亡，后谢良佐得残稿，“错乱重复，几不可读”，杨时用了一年多时间校正，而有今传之《周易程氏传》。后来，朱熹著《周易本义》一书，吸收了《伊川易传》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观点。杨时在程门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同为四大高足。后人颂扬杨时“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豫章）、李（延平）、考亭（朱熹）之绪者。”（张伯行《杨龟山先生全集·序》，《正谊堂全书》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可见，杨时在传播二程理学，开启朱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程思想能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与杨时、罗从彦和李侗道南一脉相承是至关重要的。洛学入闽，除杨时一系传人外，还有建阳人游酢。他20岁拜师程颐，是入程门最早弟子之一，著有《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等。另外还有一位崇安人胡安国，是“私淑洛学而大成者”，“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胡安国）几侔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宋元学案》上册，卷三四，第554页）他们传播洛学对朱熹亦产生过重大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叙述。
  二、为朱熹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准备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在这期间，杨时、罗从彦、李侗传续洛学为朱熹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准备。
  （一）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周敦颐根据《易传》，吸收道教和佛学的某些思想，把“太极”作为本体，而二程则把“理”或“天理”作为世界的本原。程颐说：“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应万物之理。”（《二程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一册，第157页）二程讲“理”本，“太极”未提到基本范畴。杨时说：“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是四维，皆自然之理也。”（杨时《龟山集》卷十三，《四库全书》第一一二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43页。以下只注书名）上下指“四象”，即春夏秋冬，杨时把太极与天地和四时看成有次第先后，太极等于自然之理。罗从彦亦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理”。他在《中庸说》中讲“天地之先是理”、“有理而后有物”。李侗却用二程提出的“理”去分析周敦颐的太极化生万物。在周敦颐看来，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由万物而人。李侗认为，周敦颐的这种宇宙生成论，“亦只是此理一贯也。”李侗把“太极”和“理”联系起来，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是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同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朱熹《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329页）李侗用二程的理解释太极，说太极是万物之本原。这应该说是对周敦颐和二程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发挥。后来，朱熹继承杨时、罗从彦、李侗这些观点，用“无形而有理”解释“无极而太极”，提出“太极只是一个极好至善之道理。”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以下只注书名）“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同上，第七册，第2549页）、“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所谓“万物之理”，其内容主要指仁义礼智。这样，太极即是最根本、最高的理，又是伦理道德最高标准，为封建道德在宇宙的存在和自然规律中找到了根据。这是对二程学说的发展，也是对洛学的完善。
  （二）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理一分殊”思想虽可溯源于佛教华严宗理事关系，但“理”并非其哲学最高范畴。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一实万分”，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出“民胞物与”。程颐把他们的这一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作为哲学概念正式提出。绍圣三年（1096），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主旨的讨论。杨时对《西铭》中的“民胞物与”以及“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悖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的普爱众生，源爱万物的思想，认为“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于兼爱。”（杨时《龟山集》卷十六，《四库全书》第一一二五册，第266页）《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讲“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导致墨子之兼爱说。程颐在复信中，就《西铭》的体用问题对杨时答复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答杨时论西铭书》，《二程集》第二册，第609页）非墨子之兼爱说。此后，杨时在倡道过程中再三提到这个原则性论断：“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并把“理一分殊”和体用相联系，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杨时还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朱熹《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332页）这又将“理一分殊”的关系与“仁和义”的关系联系起来。李侗对杨时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同上，第324页）他特别强调“分殊”，而且对分殊的认识要很细致，做到毫发不可失。他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朱熹《延平答问·附录》，同上，第354页）从道德修养上强调认识分殊的重要性。杨时从道德实践上，即从实用处说“理一分殊”。李侗发挥了杨时此说，把“理一分殊”之说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间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这应是对洛学之贡献。朱熹在继承程颐、杨时、李侗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把“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并将佛学“一多相容”和“万川印月”论引进他的理学体系。他说：“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天下之理只有一个，有如天上的月；分散在万物的理众殊，有如水面的月。月和水月，理一与分殊，是相互统摄相容的。这就是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大大地丰富了程颐的“理一分殊”的内涵。
  （三）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观点。“格物致知”说语出《大学》。
  何谓“格物”？何谓“致知”？《大学》的作者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是“格物”？程颢说：“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为止物，是本矣。”（《二程遗书》卷六，《二程集：》第一册，第84页）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同上，卷二五，第316页）什么是“穷理”？二程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同上，卷十八，第188页）怎样才能格物穷理呢？二程说：“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事皆物也，欲以穷至物理也。”“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同上）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朱熹的这段文字集中地阐述了他以“格物致知”为核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程颐说：“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二程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一册，第188页）而朱熹的“即物穷理”之说，提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方法。在“穷理”之前，加上“即物”二字来释“格物”。这是朱熹的创见，也是对程颐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因为，他把“穷理”的前提和基础讲清楚了。朱熹这一学说，与杨时、李侗有着密切的联系。杨时说：“致知必先于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杨时《龟山集》卷二一，《四库全书》第一一二五册，第311页）“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宋元学案》上册，卷二五，第452页）“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思。”（杨时《龟山集》卷二十，《四库全书》第一一二五册，第299页）杨时强调格外物的重要性，认为人虽然有善的本质，如果不格物（即学习）是不能明理（即明善）的。李侗说：“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然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宋元学案》上册，卷三九，第607页）这里说的“反复推寻”、“循序少进”、“积累之多”、“自然有洒然处”与朱熹的“即物穷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等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
  （四）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方法论思想。“默坐澄心”也即“静坐”，是理学家一种认识和修养方法。二程教人“且静坐”，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二程集》第二册，第432页）杨时曾教导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而后罗从彦将杨时“以主静为宗”的这种修养论发挥成静中看喜怒哀乐之未发作何气象，认为人性未发之中即体现了天理。他说：“静处观心尘不杂，闲中稽古意尤深，同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一四，《四库全书》第一一三五册，第761页）罗从彦又以此教李侗。“豫章令先生（指李侗）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由是切实体会，道日盛，学日彰”。（朱熹《延平问答·附录》，《朱子全书》第一三册，第362页）李侗又将此指诀传之朱熹。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同上，第二二册，第1802页）这种“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杨时、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道南学派追求“静养”的境界的特征。李侗教导朱熹说：“先生（罗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朱熹《延平答问》，同上，第一三册，第322页）他指出“默坐澄心”既是进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是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的结合。朱熹说：“明道（程颢）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延平答问·后录》，同上，第345页）又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同上，第346页）朱熹对师门这一传授持批判分析态度，认为李先生讲的静，是学禅者之静。应该用“敬”字去修改李先生的“静”字。他说：“李先生，尝教人静坐，后来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贯动静。心无时不在。”又说：“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于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不可专要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平也。”（《宋元学案》上册，卷三九，第609页）杨时的思想对朱喜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还有其他方面，诸如理欲观、人性论、历史观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具论。
  三、为朱熹的代表著《四书集注》成书提供了思想资料宋代以后，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观在“四书”之中。朱熹的《四书集注》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变，就是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这个转变始自二程，而由朱熹所完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的道南学派为该书提供了思想资料。
  《宋史·学道传·序论》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合贯通，无复余蕴。”从这段文字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出于二程的提倡。杨时师承二程，对四书予以高度的重视。他认为“《大学》者，其学者其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杨时《龟山集》卷二六，《四库全书》第一一二五册，第355页）“《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同上，卷二五，第346页）“《孟子》其要皆是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其功不在禹之下的睿智刚明之材孟子的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同上，第347页）“《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同上，第348页）杨时说：“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同上，第357页）他不仅推崇四书，而且以“道统论”诠释《四书》。杨时撰有《论语讲义》、《论语义序》、《孟子解》、《孟子义序》、《孟子序说》、《中庸义序》、《中庸义》、《题肖欲仁大学篇后》等著作。
  杨时的《孟子序说：》被朱熹全文引用在《孟子集注》卷首。罗从彦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后写成《语孟师说》、《中庸说》、《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名著，对“四书”进行了阐述。李侗的《延平答问》，诸多条是回答朱熹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的疑问。如李侗对朱熹说：“《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朱熹《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一三册，第329页）从杨时到李侗，道南一派竭力推崇“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据陈荣捷教授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共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引述杨时之论73条，李侗之论计13条。这些都充分说明杨时、罗从彦、李侗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以上对杨时道南学派在洛学到闽学发展过程所做的贡献进行阐述，不难看出，他们是从洛学过渡到闽学的桥梁，没有洛学就没有闽学。明代程敏政所说：“无龟山则无朱子”从师门传承授受可以说，不过还要加上罗从彦和李侗，无罗从彦、李侗亦无朱子。应该说，这种评论是很肯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