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游居敬《请从祀疏》之后，又过了40载。据明朱衡《道南源委》卷六载：“林公佃，字良章，将乐人。万历间贡士。时宋儒罗豫章、李延平二先生未与从祀，公请于督学熊公尚文，行之。”（见《朱子文化大典》附录，第806页）说明延平府将乐人林佃有《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廷呈议奏疏》呈督学。明万历三十七年三月，福建按察司佥事熊尚文以《请从祀议》称：“延平府宋儒罗从彦、李侗，万历三十三年已经巡抚徐学聚、巡按方元彦题请从祀。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迄今四年，该部尚未题复。”熊尚文重申“夫人固有日久而后论定者，若罗从彦，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李侗，道德纯备，学问通明。《宋史》所载，已称四百年定评矣。”强调“事固有论定而后可行者，若罗从彦、李侗从祀，在元至正，则浙江行省有议；在明朝，则学臣金贲亨、周弘祖等有议。今日此举，允系万代瞻仰矣。”疏末动情地以“臣奉玺书云：风教所关，宜以纲常为己任。地方有此大儒，而祀典未举，又自臣身不容诿之责任也。”。文末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二十一日，“奉旨：该部看了来说”。（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二，第635页》，清《延平府志》以《提督学道奏疏》为题）。在熊尚文的催促下，六月，署部事、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翁正春以《复从祀议》云：“事重礼殷，不可不慎。”比照往例，由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监等衙门文学诸臣，广咨博采，作速撰议，经吏部会官廷议后上请皇帝裁定。万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具题，奉圣旨：“是，着各衙门作速议奏”。熊尚文《请议》到翁正春《复议》不到三个月，是所见公文来往最快速的一次。但到了礼部后又被搁置了四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署部事、右侍郎、翰林学士孙慎行代表礼部《复从祀议》云：“臣等看得二贤于宋儒中亦特称焯焯，未可多得，乃数百年来未崇俎豆，诚为缺典。且我国家功令所宗独程朱之学，乃二贤一以为绍后，一以为开先，其有功于道学甚巨。……夫程子之笃实，非二贤不传；朱子之笃实，非二贤不启。”文末署：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题，三十日奉旨“是”。（清《延平府志》卷二十二，第636页）《朱子文化大典》参照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第一百二十所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提学佥事熊尚文请祀宋儒罗从彦、李侗。礼部复以程朱拟孔孟，谓孔有曾、思，而后孟子接其传，程得罗、李，而后朱子衍其绪。罗、李之功，与曾、思等，宜将二贤列宋儒杨时之下而入庙从祀。诏从之。”（《朱子文化大典》附录，第807页）以奉旨“是”为依凭，认定以万历四十一年为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圣庙廷起始时间。
  以往有关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时间，因《宋史·李侗传》、清、民国方志记载语焉不详，造成诸多正式出版物出现不同记载“版本”，如：罗从彦“万历间从祀孔子庙廷”，“明万历四十一年从祀文庙”，“明万历四十二年诏赐从祀孔庙”；李侗，“明万历四十二年，从学臣熊尚文请，祀孔庙”，“明万历四十三年，从祀孔庙”等。同为熊尚文请，孙慎行复议的罗、李获准从祀时间，甚至出现在同一出版物中记载罗从彦为“明万历四十二年”，李侗为“明万历四十三年”。《朱子文化大典》参照《宋史·理宗纪》、《元史》记载：认定朱子和杨时从祀孔庙时间。今后引用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时间，建议以《朱子文化大典》认定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