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后继游居敬自嘉靖十一年登第入仕，均在山东、广东、湖南、浙江、云南等地任职。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十三年（1554），游居敬先后为母、父丁忧归里期间，听到看到申报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艰难过程。想到杨栋、胡瑜、周木等人热心弘扬正学的努力，历三百余年间，罗、李从祀未果。自小接受理学洗礼，得益理学名邦教化成长入仕的游居敬，联想自己履职、巡察各地时的所见所闻，他似乎看透嘉靖朝末期的种种弊端。尤其对儒学不整的同时，“偏诐之学，滥鄙邪诈之行”却大行其道，忧心忡忡，沉寂于百感交集的思索。看到都是非闽籍官员为申报罗李从祀事上疏出力，他坐不住了。隆庆三年（1569），时任南京刑部侍郎的游居敬呈《请从祀疏》，对“屡有以罗、李二儒，从祀庙庭为请”，“已累有建言，达于朝廷，而未有定议”，是因为所谓“先臣考按之未详，而拟议之未精故尔”云云推委之词，颇为不屑。直言这是礼官翰林议礼之官，对地方请疏不当一回事。游居敬以“职按”（即考察、巡视得出的结论）郑重详述濂、洛、关、闽之道统，将从祀理由概括为“杨时肇其端，罗从彦浚其流，李侗洪其派，而朱熹汇其波澜……而得四大儒。”“而今崇祀先师庙廷者，唯杨时、朱熹二儒，而罗、李二儒阙之”，“四大儒授受之正”实为体系，况且“罗、李二儒之在当时也，吝稽古，而著述不少，问答而发明良多”朱熹“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其有功吾道大矣”，怎么能缺罗、李二儒传承之功呢？（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二，第630页》）游居敬《请从祀疏》较之前周木的《请从祀疏》和熊汲的《奏补罗李二儒从祀疏》，更有针对性、说服力。游居敬了解礼部那些人偏好“著述”而小看李侗贡献，特别强调“罗、李二儒之在当时，各稽古，而著述不少，问答而发明良多”，“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其有功吾道大矣”！
  清《延平府志》载：“敬方为三疏上之，其一言中贵擅权，其一言时宰作威福，其一言请其乡之罗豫章、李延平从祀孔庙。是疏先上，新郑以中旨摘其奏词繁称，罚俸三月，敬遂乞归或劝曰：‘三品旬余秩满，少须臾恩荫可得。’敬不顾而归。”（清《延平府志》卷十七，第501页）虽未任满，年届花甲的游居敬不干了。有人劝他不要走，三品“恩荫可得。”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毅然决然回到故里。所言“是疏”即游居敬为罗、李《请从祀疏》，仅千余言，被大学士高拱（新郑）以莫须有“奏词繁称”罚三月俸禄。事出有因，高拱与徐阶有隙，居敬近徐，敢讲公道话，高拱不爽。
  其实，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时，游居敬就有关于“延平四贤”的论述，尤其对李侗的贡献有独到见解，在为故里重修李侗祠撰《延平李先生祠记》中他说：“是先生上承伊洛、龟山、豫章之统，而下开晦庵之大成，其继往开来，有功吾道大矣。近世顾有以著述少之者，而从祀庙廷，厥典尚有待焉。”对李侗从祀厥典原因分析之后，游居敬从理论上肯定了李侗对朱子学体系建构的贡献：“余尝观先生问答，每令人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而求所谓中者，晦庵亟称述焉。盖综统圣学，发明精蕴，理一分殊，洞本会源靡有遗者，则是所谓潜心之学，躬行有得孝也，而亦奚待于著述而后彰哉？又况晦庵注释圣经，辨质终始，多其宗旨，而其传诸今者，固炳如也。然则或者之疑，殆浅于窥先生者。”（清《延平府志》卷二十二，第660页）这篇《记》对那些存疑李侗“著述少之者”的偏颇，游居敬指出是小看了李侗的贡献，给予相当尖锐而又理性的批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宋杨栋、元胡瑜虽然都有论述四贤传承渊源，但对李侗的认知均未及游居敬论述到位。游居敬《延平李先生祠记》，是继南宋杨栋《状》、元胡瑜《疏》、明周木《疏》之后，又一准确评价、研究李侗贡献有影响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