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封建时代在人过世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给予称号，所谓“谥”，也叫“谥法”，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凡呈请从祀孔庙的先贤，必须向朝廷申请封爵或赐谥。为罗、李请谥的公文，早在南宋淳祐六年（1246）三月十七日，就有朝奉郎直秘阁福建提刑杨栋上《请谥罗李二先生状》称：“……朱文公所得于李先生，李先生所得于罗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于文字词义之外者可之矣。今天下学士，家有朱氏之书，人诵朱门之语。而其切要远大，精实中正，得之心而见于行，则知者鲜焉。是徒诵文公所著之书，而不知文公所传之道。……乞圣慈，探圣学之传，重师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文公者，而推尊其师。等而上之，以及罗氏。各赐美谥，昭示宠褒，表励方来。庶几伊、洛之学，不沦于言语。朱氏之书，实见于践行。”（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二，第616页）杨栋的《状》指出“尊崇文公者，而推尊其师”，为请谥罗李二先生具有明晰道学源流意义。
  此后，有太常博士陈协《请谥罗豫章先生议》：“请谥公为文质”；周坦《复谥议》：“奉常谥公曰文质”。延平区篁路村罗从彦后裔保存《罗氏宗谱》载《宋·文质公谥诰》：“淳祐七年十月奉圣旨颁下赠太师邹国公，谥文质”，“谨按”简述因由文末，署“皇宋淳祐七年十月日颁给右剳付本家照会准此”。罗从彦谥号算是正式颁布时在杨栋上《状》次年，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不知何因，只“议定”一人。陈协《议》也提到“同郡李公侗传其学，厥后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传”，李侗谥号却未见记载。周坦《复谥议》是决定罗从彦谥号的公文，理由是“著尊尧录一篇，述皇朝相传宏规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从周坦《复谥议》可知，其时礼官很看重著述。就从祀庙廷而言，“请谥”仅仅是起点，申报从祀还有漫长的路程等待后来者跋涉。
  自杨栋《状》之后，历一百一十多年，因宋元更替战乱以及忽必烈武力统一中国的早期实行民族压口和民族分化政策，将汉人划定为第三等人，自然汉人文化也难免蒙尘。忽必烈在北京当了十几年皇帝后，为战胜南宋才采用汉法，进而使用汉人任副职。南宋景定一年（1260）元朝定都北京算起，时光又流逝了一甲子。元至正十九年（1359），有杭州路经历司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胡瑜《请封爵从祀疏》，具申浙江行省，其疏例举杨时亲得程门道学之传，李侗传河洛之学以授朱熹，胡安国闻道伊洛，蔡沉从学朱子，亲承指授，真德秀博学穷经，践履笃实，以斯文为己任，当时伪学之禁因之而解。认为“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先儒之秘，其功甚大。具应追赐名爵，从祀先圣庙庭。本省具咨，二十二年八月奏准五先生具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沉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宣命福建行省访问各人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清《延平府志》卷二十一，第610页，厦大出版社，2010年5月版）胡瑜是一位有水平的元朝臣，将封爵从祀一并上报获准。李侗终于获封爵号，为从祀圣庙具备了必要条件。
  府志、县志记载说明，杨时等五人，宋淳祐六年“请谥”，元至正十九年再“请封爵从祀”，三年后五先生具赠太师。尽管仅限定“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胡瑜在杨栋先期请谥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就现有资料看，胡瑜是最先请从祀李侗的官员，当记一笔。李侗的追封申报，与罗从彦同时始于南宋淳祐六年，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才与杨时、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同时获准。罗、李“从祀先圣庙庭”的申请前程，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可见而不可及。
  李侗从祀孔庙的事，再次被搁置120余年后，明朝成化二十一年（1485），请从祀的事又重新提上呈报日程。南京行人司行人（负责管理府内郎官）周木专为李侗上《请从祀疏》，疏曰：“绍熙五年十二月，熹年六十有五，始作沧洲精舍告成。释菜先师孔子，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以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及侗七人从祀。”强调朱子无比尊崇老师李侗对理学的贡献，希望宪宗皇帝“敕付大臣，讨论故事。加侗封爵，升祀孔子庙庭。”（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二，第627页》）周木在胡瑜“从祀先圣庙庭”基调上明确“升祀孔子庙庭”。并提示：早在绍熙五年（1194），朱子就已将李侗从祀沧洲精舍，他晚年颇有预见地为后世做出了从祀先贤的示范。然而尽管周木的《请从祀疏》立论有据，融情入理，陈词肯切，但李侗“升祀孔子庙庭”的事，依旧石沉大海，悄无讯息。
  又过了60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提学副使兼福建提督学道熊汲巡察延平府发现，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事，自宋杨栋请谥至今未有落实，当地士绅要求迫切。熊汲以《奏补罗李二儒从祀疏》呈请认为：“罗从彦者，受业于杨时，以承濂、洛之传。李侗者，受业于从彦，以启朱熹之学。是二儒者，其为道统绝继之机，一脉相承，而从祀报功之典，安可缺也？”（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二，第624页》）熊汲的《疏》送到礼部后，并未引起重视，成为礼部堆积如山的案牍之一，又被束之于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