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一生虽然没有当过官，但并不能掩藏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虽远离朝堂，但并没有让他淡漠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正如其传记所说：“侗既闻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任所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国事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超利而不知义，则主事日孤，入主当于此恶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栗，吾得而食诸也。（《李延平集·宋史本传》）
  不仅如此，他在金主南侵，朝廷退居江南一隅，山河破碎、国家危亡之际，亦有主战不主和的英雄节气。他也是这样教导朱熹，二人的最后两次会面（第五次、第六次）则直接体现了李侗的“主战”思想。一是隆兴元年（1163）六月，宋孝宗召见朱熹，朱熹就上书陈述政见之事进一步向李侗求教。李侗教导朱熹：“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宋以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李延平集·延平答问》）经过李侗再三阐述，朱熹终于打消顾虑，下定决心向皇帝重申讲和误国的大义。之后二人分别，李侗仍觉意犹未尽，于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复信给朱熹，信中慷慨陈词，认为国家落到偏安的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主和”。他说：“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纪纲，断以大义，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仍无所伸，亦可早发去为佳。”（同上）二是这年八月，李侗最后一次与朱熹见面，九月十八日，师生依依惜别，朱熹北上入都奏事，李侗南返延平故里，这年十月，李侗与世长辞。这时朱熹已到达京城临安，他在首都临安垂拱殿见到宋孝宗后连上了三道奏札。他用与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时所教，以理学论证宋金的“不共戴天”和抗金用兵的正义性，痛斥议和之计误国害民，提出收复中原的方略。但朝廷并没有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为了体现安抚，封了个并无实权且待有空额补缺的武学博士，在京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