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不仅学术造诣深厚，道德修养颇高。因其崇尚儒学，以尊圣贤之言为己任，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并侧重内圣的修己之学，力求通过“静中体会”、“日用工夫”、“存养新气”、“经中取义”等修养之道以达到圣人的理想人格。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李侗亦践行圣贤之言，追求道德的完善。作为老师，他的德行感染了众生，为乡邻、朋友、后人所称道。如李侗的学友邓迪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朱熹之父朱松亦称李侗：“姿凛劲特，气节豪迈”（《李延平集·宋史本传》）作为弟子的朱熹也这样评价老师：“若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李延平集·延平行状》）明代熊尚文《请从祀议》中也对他如此评价：“李侗道德纯备，学问通明。”今人用“冰壶秋月”、“光风霁月”来赞颂李侗的德行，作为一位老师，李侗的为师之德可从以下几点感知：
  1、敬师重徒的师生情谊。李侗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罗从彦。首先是基于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重，他在《初见罗豫章先生书》中说：“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其术贱，其能小，犹且莫不有师。”其次是因为敬仰罗从彦的学识，并受其人格感召而启发。因他在二十四岁时，一次听罗从彦先生在授“圣人之道”课后，被深深震撼：如他所说：“又幸而得闻先生长者之风十年。加今二十有四，诚矣茫乎未有所止，烛理不明而是非无以辩，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馁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李延平集·初见罗豫章先生书》）可见他因回想过去不注重道德修养，世间道理不明是非不辨，心地不广喜怒无常，操行不圆悔恨甚多，精神不足投机取巧而惶恐。怎么办呢？只好学习圣贤之道，因为道可以修身可以养心。他说：“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内参变化，一失其而无所师，可不为之大哀邪！抑侗闻之道之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也。”（同上）他亦把罗从彦定为儒家正统之传，在与老师书中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他从师学道的坚定：“惟先生不言而饮人以和，接物而舆为春。未占而半，无有远迩。此侗所以愿受业于门下，以求安身之要。”（同上）因他对老师的敬重和对道统的坚持，罗从彦《与陈默堂书》中这样肯定他：“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表示了对李侗为学传道的期许和勉励。
  李侗深厚的师生情更体现在他与朱熹之间。李侗十分看重自己的学生朱熹。他不仅在学问上对朱熹循循善诱、精心教导，而且对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虽然他们相见不过五六次，交往的全部时间也只有十年，但他们书信来往频繁，李侗就曾一次连修七封信与朱熹，所涉问题尽是朱熹也是后人深感疑难歧义之处。他对朱熹的学品也很欣赏，在《与罗博文书》中说：“元晦（朱熹字）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李延平集·延平答问》）他还希望朱熹能够相伴左右，共同论道，为此他在书信之中，一再表达了相见之情。投桃报李，朱熹对李侗也非常敬重，南宋隆兴元年（1163）十月，李侗卒于福州，次年正月，朱熹从武夷山赶到延平伏哭先生灵柩之前，几度“失声长号，泪落悬泉”。八月下葬时，朱熹又到炉下瓦口参加会葬，写有悼文并诗《挽延平先生三首》，回城留宿西林院，夜不能寐，又作《用西林旧韵二首》。师生两代深厚的情意让人感动，可谓是今天尊师重道、爱护学生的师德典范。
  2、伤时忧国的爱国情怀。李侗一生虽然没有当过官，但并不能掩藏他的爱国主义情怀；虽远离朝堂，但并没有让他淡漠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正如其传记所说：“侗既闻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任所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国事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超利而不知义，则主事日孤，入主当于此恶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栗，吾得而食诸也。（《李延平集·宋史本传》）
  不仅如此，他在金主南侵，朝廷退居江南一隅，山河破碎、国家危亡之际，亦有主战不主和的英雄节气。他也是这样教导朱熹，二人的最后两次会面（第五次、第六次）则直接体现了李侗的“主战”思想。一是隆兴元年（1163）六月，宋孝宗召见朱熹，朱熹就上书陈述政见之事进一步向李侗求教。李侗教导朱熹：“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宋以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李延平集·延平答问》）经过李侗再三阐述，朱熹终于打消顾虑，下定决心向皇帝重申讲和误国的大义。之后二人分别，李侗仍觉意犹未尽，于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复信给朱熹，信中慷慨陈词，认为国家落到偏安的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主和”。他说：“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纪纲，断以大义，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仍无所伸，亦可早发去为佳。”（同上）二是这年八月，李侗最后一次与朱熹见面，九月十八日，师生依依惜别，朱熹北上入都奏事，李侗南返延平故里，这年十月，李侗与世长辞。这时朱熹已到达京城临安，他在首都临安垂拱殿见到宋孝宗后连上了三道奏札。他用与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时所教，以理学论证宋金的“不共戴天”和抗金用兵的正义性，痛斥议和之计误国害民，提出收复中原的方略。但朝廷并没有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为了体现安抚，封了个并无实权且待有空额补缺的武学博士，在京待次。
  3、乐善助人的美好品质。李侗虽然经济不宽裕，但却有乐于助人的善心，待人真诚，为人谦逊，与亲戚乡里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宋史·李侗列传》和《延平答问》都有载：“故其事亲诚孝，左右无违。仲兄性刚多忤，先生事之致诚尽敬，更得其欢心焉。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与族姻旧故恩意，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处之有道，量人为出，宾祭谨饬，租赋必为。邻里先亲戚或贫不能婚嫁，为之经理，节衣食以赈助之。与乡人处，食饮言笑，终日油油如也。年长者事之尽礼，少者贱者接之各尽其道，以故乡人爱敬，暴悍化服。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人于圣贤之域。”由此，乡里人这样评价李侗：“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李延平集·延平答问》）
  4、淡薄名利的人生态度。依朱熹《李先生行状》所记，李侗生于仕宦之家，到他父亲李涣时，祖上已是三代为官，而到李侗，却终生不仕。至二十四岁时师从罗从彦，六年后学成便“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宋史·李侗列传》）潜居乡里数十年，只收徒授学，从未任过一官半职，而学术上，因不善言辞，所谓“语言既拙，又无文采。（同上）所以“极不要人传写文字”。（《朱子全书》卷五十四））可见他秉持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过着山野农夫般的田园生活，自得其乐。
  实际上，并未出仕的李侗虽居于乡野，但是他从事着治学教化的工：作，四十余年的乡野教化，对社会人心安定影响巨大，实属功不可没。为此，他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高度赞扬及敬仰。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陈复斋来延平任职，仰慕李侗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白鹿洞书院在九峰山建延平书院，作为奉祠讲学的地方。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李侗被赐谥文靖。元顺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赠太师，追封越国公。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李侗被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御书匾额“静中气象”悬于延平府道南祠。李侗逝后得到官方极高的肯定和荣誉，虽不是李侗的本意，简朴的乡村生活、淡然面对功名利禄才是这位大儒的初衷，但后继追随者的不懈努力，其诚之心，其真之情，足慰九泉之下的先生。
  5、潜心学问的学术态度。李侗强调学问乃是为己之学，应该反身而诚，而不是追逐名利的工具，所以李侗一生以静养讲学为主，并无著述。李侗从懵懂学童成为一代宿儒，其身心经过了漫长的历练，促其沿着学术探索的道路不断前行，更使其担当起明天理、教化的重任，使其最终无意出仕而志趣治学。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进此学问为庶几尔。”（《李延平集·延平答问》）所以后人这样评价他对学问的专注：“（李侗）一志于圣人绝学，体验四十余年，皆诣乎极”。（《李侗传》，民国《南平县志》儒林二十四）
  反观当下，许多学子正是少了这一份为己之学，把做学问当成功利之学，急功近利，敷衍了事，甚至于弄虚作假。对于学术，只会空言广说，却不似李侗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反身而诚，把学问融释于日常的生活中，真正做到心中“洒落”。而李侗严谨的治学态度、学无止境的学习精神、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和平等的学术作风，对学生的孜孜教导和殷殷期盼无疑是今天的我们无论是治学还是教育都要深刻体会，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