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朝，在闽北翠色峰峦之中，有一处“接竹引清泉”、“花木拥檐前”的寓所，隐居着一位隐士，他就是“禀高亮之纯粹，扬明辉之晶莹”的宋代著名理学家李侗。李侗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恩深义重的老师，被世人称为李延平，享有“南剑三先生”和“延平四贤”“闽学四贤”之一的美誉。在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儒的一脉师承中，李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侗（1093-1163），字愿中，时人称延平先生，生于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岚乡，他的曾、祖、父皆以儒学起家。李侗早年家教“习举子业”，“及冠，游乡校，有声称：。”在县学是名列前茅的。
  李侗崇儒学、拜师罗从彦
  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24岁的李侗闻郡人罗从彦从学杨时，得二程“不传之学”，慕名登门拜罗从彦为师，并写了一封致罗从彦先生的长信，曰：“身为男子，生在中华，茫乎未有所止，有幸而得闻先生长者之风十年，于今二十有四岁矣，茫乎未有所止，烛理不明，而是非无以辨，不啻犹饥寒之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①
  李侗初见罗从彦，曰：“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侗一心追求儒学真谛的决心，表达他不愿科举应试，而愿从学于先生，终生服膺于理学的决心。但青年时的李侗受佛学较大影响，罗从彦针对李侗的思想，就作诗《勉李愿中五首》②教诲李侗，其中二首曰：“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又说，“静处观书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固诚程敬应相会，奧理休以此外寻”。罗从彦对李侗有很大的期盼，希望李侗能得到他的真传。自从跟罗先生学河南“二程”的伊洛之学，李侗的修养也达到很深的地步，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罗从彦赞许李侗“向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从学期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从学数年后，“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过着十分清贫简朴的生活，一心穷究理学和教徒授受，造诣颇深，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他弃科举，穷经论道。世人说李侗“不著作，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之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
  李侗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和教授门徒。李侗上承罗从彦，下传朱熹，在理学南传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在晚年的十年中，不遗余力培养朱熹，为朱熹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称“无延平，是无朱子也”。因其为学“语默动静，端详闲泰”。笔者认为一个人“静”一时可以，“静”几天他认为也行，“静”几个月似乎还能忍受，但“静”几年、甚至终生之“静”却难能可贵，沒有超人的毅力是做不到的。李侗得到后人“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的赞誉。身后还得到清康熙帝御赐“静中气象”匾额，敕建李延平祠。李延平先生祠堂碑文曰：“今龟山之于闽，譬则孔子也。豫章则曾子也。紫阳则孟子也。匪延平为子思，亦何以化海滨于邹鲁哉。故有龟山不可无延平，有豫章不可无延平，无延平，是无朱子也。然则先生非特一郡之延平；且非特濂、洛、关之延平，而实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延平，天下万世之延平也”。于辰视学闽中，到剑津首谒先生祠，见其栋宇黝垩，多倾圮漫漶者，慨然曰：“以一郡，而所关甚巨且重如此，听其湮没胡可哉！”谋于臬副姜顺龙，太守褚禄，别驾高玉栋，邑侯初元美，佥以为然。乃捐百金为郡县倡，且令属邑师儒咸饮助焉。得若干缗，鸠工庀材，轮奂复新。既迄事，诸公以书告辰，且属为记。辰惟先生之道德学问，载在全集，及问答诸篇甚悉：读先生书者自知之，无侯辰之覙缕也。第述道统之由来甚重，兴废之关系匪轻，用寿诸石，以告后人于无穷焉。是清，福建督学于辰为祠堂碑记撰文。此碑现立在李侗纪念馆（李延平祠），于今延平区夏道镇徐洋村。
  探奧圣门弃禅归儒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夏天，二十四岁的朱熹，在赴泉州府同安县上任之前，突然想起六岁时，父亲到尤溪县当县令时，曾经随父亲到剑浦崇仁里樟岚乡，拜见过李侗先生。这次途经南剑州剑浦，特意去探望父亲好友，也有向这位长辈“报喜”的动机。这时李侗已经61岁了：朱熹自小聪颖，少年时下功夫读书。十八岁考中建州乡贡中举，十九岁考中进士，堪称少年才俊。朱熹向李侗大谈他求学于“武夷三先生”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之门。因武夷三先生处既崇敬二程的理学，又笃信释氏之说。受其师影响，朱熹对释氏之说亦十分兴趣，自称“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朱熹的精神世界杂糅着儒家之“理”、道家之“无”与佛家之“空”，甚至沉浸于佛老的狂热与欣喜之中。朱熹的禅惑没有得到李侗的认可，李侗温和地说；“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道理，但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反而让其“且看圣贤言语”，给他讲点儒学要义，李侗的话对朱熹有所开导。这次朱熹与李侗在南剑剑水之畔的会面，在闽学史甚至在中国的哲学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促使朱熹慢慢地走向“逃禅归儒”理学之路。后来在同安县任期几年里，他反复琢磨李先生的话，“越来越觉有味道”。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朱熹到外邑体究公事，至永春宿剧铺，寒夜苦读《论语》，闻杜鹃啼叫到天明，一连三四个夜晚通宵思索，忽然从程颐的解说中顿悟了“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的意思。朱熹觉悟到的儒家“真谛”是“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即李侗所说的“理一分殊”。“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杜鹃夜悟”使他回到李侗指点的理学之路上，开始相信李侗说的就分殊体认理一，既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而对禅家有理一无分殊的空理、空道及一超直入的空悟产生了怀疑。③
  朱熹在同安等待接替者，因同安任期已满，一安顿下来，便于本年五月向延平李侗寄书问学。信中向李侗汇报了自已在同安任上精心研读《孟子》，向儒家方面涵养用力的最新收获。六月二十六日，李侗回书；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具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对朱熹的新收获予以肯定，并要求他以存养功夫，代替空理悟人，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隔绝外物的内里体认。④
  朱熹后来所编记录他师从李侗的《延平答问》中第一封书札就是这封书信，标志着此即朱熹师从李侗之始。这次问答，成为后来两人全部答问论学的总纲，记载在同安县畏垒庵。这也是朱熹在李侗指导下精心研读《论语要义》、《孟子精义》的最早的记录。
  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朱熹为了解释理学中的疑难问题，从武夷山五夫里出发，再次走上求师之路：他舍弃舟车，一路餐风饮露，披星戴月，徒步三百余里，到延平第二次拜谒李侗，开始了他问道李侗的困学时期，也是朱熹真正拜师的目的。这次朱熹提出了《论语》、《春秋》中的八个问题向李侗请教，讨论“理一分殊”和“忠恕一贯之旨”等问题。李侗把分殊体认称为“于用处下工夫”、“就事上下工夫”，把静中体认称为“于静处下工夫”，要求朱熹做到从分殊上体认理一和静中体认道体的统一。他在给朱熹讲解《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句时，勉励朱熹要循序渐进，每十年都要有一个大发展，并说；“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
  朱熹受教数月之后，执着地琢磨李侗的金玉良言，追索真谛，苦读自娱，一旦颖悟，则手舞足蹈，并有在延平“西林院”题诗二首。而李侗在晚年山居寂寞中有这样的高足相伴，谈经论道，揽胜九峰山、崇仁里、杜溪里、天趣园、盤陀石等盛景也感到无限的快慰。
  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第三次到延平造访李侗。这次会面，李侗向朱熹讲述了《易》的太极论，论述了“天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还进一步阐明“理一分殊”的思想，要朱熹“返博归约，知行结合”，抓住问题的根本，从平实处去用力，还要求朱熹学《易》要做到“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李侗的“静中气象”乃是一种从静思中去激发人的内在智慧和灵性的方法。他认为，研究问题要胸中洒落通透，毫无窒碍，方才使得。
  李侗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给朱熹的师兄罗博文（字宗约）的信中写道；“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微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如此者。此子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工夫，若如此渐熟，则体用合矣。”
  朱熹从师李侗十年间，李侗为答朱熹所问，给他写了24封信。其中有的问题反复探讨多次。朱熹把李侗给他的信件和平时的语录等汇编成为四卷本的《李延平集》，又名《延平答问》。然而，李侗的著述极少，仅有《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后世学者认为《延平答问》是研究李侗思想的主要资料。在这部书中可见其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的脉络，“其语论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
  李侗哲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
  李侗的哲学思想直接承袭了周敦颐、二程的理学唯心主义，“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他是程朱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李侗潜心追求理学真谛，便隐居乡里，谢绝世故，受授学子，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以求道为已任，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和儿子。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主要是继承孔孟之道，特别的程颢、程颐对世界本体论的探索，尤其在“体认天理”与“理一分殊”，和喜怒哀乐已发和未发进行全面的阐述，这方面有新创见。他坚持把“理”作为世界的本源，作为哲学的根本存在。他把周敦颐关于“太极”的理论与程颢、程颐的“天理”论结合融通。⑤周敦颐主张“太极”是宇宙的本体，“二程”认为“天理”是世界的本源。李侗经过认真研究，以二程的“天理”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人与天理一也”。李侗认为周敦颐“太极”化生万物就包含着“天理”，也就是“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当中。“万物体现天理”，人性也体现“天理”。这样，李侗就在哲学的根本范畴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追求的是“内圣”仁者之道，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坚持“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如何在具体事物方面“体认天理”，李侗提出“理一分殊”，就是研究问题要一事一事地反复推寻，要循序渐进，“别穷一事”，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论方法。这些都为朱熹最终建立“理体之旨”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把“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太极即是理，“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具一太极尔。”他认为太极既是一理，又是众理的综合，太极包含万物整体，而万物又各具一太极。李侗在引导朱熹去研究程颐的“理一分殊”问题上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李侗对朱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时局动荡不安，社会乱象横生，即使李侗以超然远隐而自居，但根本无法逃脱时局的影响，他常忧时论事，感慨动人。李侗主张整顿纲常，明天理，正人心，重教化。他曾指由于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进而导致了人心邪辟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远方盛。李侗曾言“治道在于修己”，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可举而行，非空言而已。他更从士子之心出发寻求医治时局之弊的良药，有鲜明的主张，促使一方，化为善良。李侗支持朱熹进京上疏来表达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谁曾想到，李侗身在乡野却心系国事，伤时忧国。隆兴元年（1163）初夏，己是七十一岁高龄的李侗在辞世之前数月，接到朱熹入京陈述政见请教“所宜言”。李侗数读封事中提到的朝廷议和之争后说：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嘱咐朱熹在朝廷策对时“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战无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他关心国家大事，寻找治国良方，其家国情怀令人感动。
  李侗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李侗的哲学有着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精神。⑥他强调修身、格物、致知、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核心思想，推崇“内圣”、“外王”相谐的理想品格。“内圣”指修养之道，重视“反身内求”，在纷繁社会中要保持清醒的内省，使身心常处于一种平静无波、虚心不昧的状态，追求内在的和谐，才能达到治学养心臻于道德圆满和内圣的完成。“外王”指经世致用，治国安邦。他认为“外王”事功是以“内圣”为起点，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思想素质。因此，李侗的哲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李侗崇尚儒学，因此毕生所追求的圣贤道德人格，儒家传统的“仁”的人生精神为最高境界。他极力反对“异端之学思想”，十分坚定自己的思想信仰。他有诗曰：“胜如城市宅，花木拥檐前。一雨晓时过，群峰翠色鲜。采荆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车马常无到，逍遥乐葛天。”这是他的人生坐标，也是他追求淡泊名利的人生准则。沙县邓迪称赞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纵观当今社会，在物质文明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精神文明生活却赶不上人的道德理念，有人沉迷于物质欲望的追逐，却淡忘了道德信仰的追求，有人耽于名与利的价值取向，心灵无法淡定从容，甚至成为不择手段，走向极端，沦为不齿之流。因此，李侗的为人处事和淡泊名利的思想，既是承袭了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的基本精神要素，也是对自身的理解和感悟，对现代人提升个人修养有着十分有用的参考价值。
  （作者系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会长）

①宋史《李侗传》 ②清康熙年间版《李延平文集》 ③《南平县志》 ④《同安县志》 ⑤《延平答问》朱文公撰⑥《李侗文化研究》（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