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延平答问》中，李侗与朱熹明确讨论到《中庸章句》的一处为第十六章“鬼神”一章。朱熹说：“窃谓此章正是发明显微无间只是一理处。”李侗评价道：“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谓‘静无而动有’作一贯晓会，尤佳。”另一处是因《韦斋记》而提及《中庸》第三十二章，李侗说：“某中间所举《中庸》始终之说，元晦以谓‘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即全体是未发底道理，惟圣人尽性能然。若如此看，即于全体何处不是此气象？第恐无甚气味尔。某窍以谓‘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就喜怒哀乐未发处存养至见此气象，尽有地位也。”此处所言“未发处存养”是杨时－罗从彦－李侗一系的重要修养方法，对朱熹的《中庸》思想以及心性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未发已发”问题的提出源自于程门弟子对《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讨论，亦称“中和”问题。当时程颐与吕大临、苏季明讨论《中庸》中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产生了何谓“未发”、如何“体验未发”等问题。杨时认为，《中庸》所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之“中”其实是《尚书·大禹谟》中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未发之中就是道心，人只有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才能体验“中”，即“道心”。他说：“《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因此，杨时主张“静坐”以“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后来罗从彦、李侗继承了这一传统。李侗说：“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一及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堂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侗也向弟子传授“默坐澄心”的工夫，他说：“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朱熹也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实际上，“静中体验未发”乃是杨时继承了程颢的思想，正缘于此，当杨时学成而归时，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因此黄宗羲说：“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
  然而，朱熹作为道南学派的继承人，对于“体验未发”的做法终究未能契合。他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又说：“昔闻之师，以为当于未发已发之几，默识而心契焉，然后文义事理，触类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区区求之于章句训诂之间也。向虽闻此而莫测其所谓，由今观之，始知其为切要至当之说，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这是因，朱熹认为，静坐无论实践中还理论上都存在弊端。据《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朱熹认为，静坐固然能够“收敛”心性，但是久而久之，有流入禅的弊病。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认为，“体验未发”的说法本身存在矛盾，“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正缘于此，朱熹直到李侗去世也没有实现“体验未发”的目标。
  尽管朱熹在李侗生前死后都没有实现“体验未发”的目标，但是李侗的“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直接促进朱熹对“中和”问题的关注，产生了丙戌和己丑两次“中和之悟”。丙戌之悟是朱熹综合分析程颐、杨时、李侗的“未发已发”论以及湖湘学派修养论的结果，他从性体心用的观念出发，“反对以‘未发之前’（小程）、‘未发之际’（龟山）、‘未发之时’（延平）那种用未发已发把心体流行的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观点”。丙戌之悟主张“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于是朱熹采纳了湖湘学“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这与李侗一贯提倡的“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涵养方法大相径庭。直到己丑之悟时，朱熹意识到“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于是开始向李侗“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回归。但是，与李侗主张“静坐”“体验未发”不同，朱熹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就将道南学派的“主静”的直觉主义转向了程颐的“主敬”的理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己丑之悟，朱熹对心、性、情做了深入精细的分析，认为心有未发已发，性为未发，情为已发。在此基础上，朱熹对“中”、“和”做了如下解释：“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可以说，朱熹对心性问题的思考是从道南学派的“未发已发”问题开始的，李侗“体验未发”的教导在朱熹的修养实践中虽没有收到实效，但却为朱熹进一步理解和发展《中庸》思想提供了前提，也为朱熹融合洛学、道南学派、湖湘学的心性论和修养论奠定了基础。
  尽管李侗本人“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但透过朱熹的《延平答问》、《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等相关内容，不难看出，李侗对《论》、《孟》、《学》、《庸》都有很深的造诣。朱熹在二十四岁初见李侗之后，在学习和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过程中，有很多观点或理念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李侗的指导和启发。可以说，李侗的指导推动了朱熹的《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中庸集解》在绍兴年间的顺利完成，而朱熹在此期间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探讨也为后来编纂《论孟集注》和《大学中庸章句》夯实了基础。要之，朱熹自从初见李侗受到“只教看圣贤言语”、“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的指教之后，逐渐由原来的“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转而致力于精读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为“四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尽管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最终形成于淳熙年间，距离李侗去世已有十余年，但是毋庸置疑，李侗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基本立场影响到朱熹四书体系的基本构架，二人讨论到许多问题，例如“一贯”、“忠恕”、“养气”、“夜气”、“中”、“和”等，在《四书章句集注》以及《或问》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李侗学说的影响。总而言之，李侗在朱熹四书学的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在洛学发展为闽学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