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于《大学》的基本框架是修己治人之学，所以宋儒视之为辟佛老的最佳武器而无不重视之。程颐一向重视《大学》，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又特别强调“格物”，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作为洛学四传弟子的朱熹较早就关注《大学》及其“格物致知”，他在同安任职期间曾就《大学》制策问云：“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为仆一二陈之。”朱熹在从学李侗期间，尽管《延平答问》直接论及《大学》不多，但李侗对朱熹的《大学》思想的影响不能忽视，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强调《大学》修己治人的政治现实意义；二是李侗提倡的“融释”，“洒落”启发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绍兴三十二年（1162）壬午夏，孝宗皇帝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封事云：“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暸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又说：“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这里是将《大学》看作“圣帝明王之学”，着重突出《大学》的政治价值。其实，壬午封事是朱熹与李侗相互讨论的结晶，李侗在壬午七月二十一日书中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合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封事中有少疑处，已用贴纸贴出矣，更详之：明道语云：‘治道在于修已、责任、求贤’，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正因封事得到李侗的指导，所以朱熹会说：“凡此所陈，特其所闻于师友之梗概端绪而已。”壬午封事试图运用《大学》之道来影响孝宗皇帝的政治决策，充分体现了李侗和朱熹对《大学》修齐治平的政治现实性的重视和运用。
  隆兴元年（1163）癸未，李侗前往铅山，往返途中路过武夷，于是二人有两次会面，这两次会面奠定了朱熹入都奏事的基调。朱熹入都上了三篇奏札，其中第一札是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以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朱熹说：“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之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而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又说：“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暸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此所谓大学之道。”朱熹依据《大学》，提出治国必须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根本在于格物致知。同时朱熹在此将“格物”解释为“穷理”，这继承了程颐的“格物说”。但总起来看，朱熹此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仍没有摆脱《大学》的修己治人的整体框架，仍然强调《大学》的政治现实性：即便在李侗去世后，朱熹仍继续强调格物致知对“圣门之学”的重要性，他在癸未入对后的一封信中说：“窃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者验之，虽其大致规模不能有异，至其所有语夫进修节序之缓急先后者，则或不同矣。盖熹之所闻，以为天下之物无一物不具夫理，是以圣门之学，下学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
  尽管朱熹在从学李侗时，并没有直接讨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但因为李侗一向强调“分殊”，认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所以朱熹在从学李侗后也一改原来“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的做法，转而注重“分殊”，主张认识世界须从具体事物入手，经过认识“分殊”的长期积累，逐步把握住“理一”。可以说，李侗这种“分殊重于理一”的理念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一个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朱熹还将李侗所说“融释”、“洒落”与格物穷理相联系，将之与程颐的格物说相提并论。这实际上扩展了李侗的“融释”说的使用范围，因为李侗最初提出“融释”、“洒落”并非为了阐述格物致知，而是用于表述为学工夫所能达致的目标和效果。“融释”、“洒落”、“洒然”等语在《延平答问》中反复出现，其中“融释”与“洒落”常常同时出现，在辛巳五月二十六日书中，李侗说：“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在戊寅十一月十三日书中说：“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尔。”显然，“融释”是“洒落”的必经阶段，“洒落”则是主体经过一事、一事的“融释”，积累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为学境界。
  用李侗自己的解释，“融释”就是“洒然冰解冻释”。李侗在《己卯长至后三日书》中说：“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此处“纵有力持守”云云与“持守之久，渐渐融释”正相补充，在李侗看来，融释必须经过长久的持守方能实现，如果在某件事上没有达到“融释”而勉强用力持守则无法做到“洒落”。所谓“洒落”本是形容周敦颐的用语，李侗在庚辰五月八日书中说：“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李侗不仅把“洒落”看作一种圣贤气象，还用来形容“遇事廓然”的状态，这突出了“洒落”的工夫论意义。在庚辰五月八日书中，李侗说：“某尝以谓遇事若能毫发固滞，但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贯。若见事不彻，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此处“遇事毫无固滞”与“遇事廓然”同意，体现了李侗学说注重工夫的特点。“洒落”必须通过一事、一事的“融释”，所谓“持守之久，渐渐融释……庶几洒落尔”，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综合了“未发”处的涵养与“已发”处的应事两方面的工夫。朱熹曾这样向弟子解释“融释”、“洒落”之说：“这说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会教烂熟离析，不待擘开，自然分解。久之自当有洒然处，自是见得快活。”所谓“若遇一事”做到“烂熟离析”、“自然分解”便是“融释”，“久之自当有洒然处”便是“洒落”。“融释”侧重于“应事”方面，“洒落”则侧重于主体的感受，但二者都必须在遇事过程中得以实现。
  正是在工夫论层面，朱熹将“融释”、“洒落”与程颐的格物说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主张做事要达到极致。朱熹说：“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去理会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此亦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脱然有贯通处’。”由于李侗所谓“融释”侧重在“一件事”上，而程颐之说则侧重在不同事，于是朱熹经常遇到弟子对两种说法的比较。据《朱子语类》载：
  仁甫问：“伊川说：‘若一事穷不得，须别军一事’，与延平之说如何？”曰：“这说自有一项难穷底事，如造化、礼乐、度数等事，是卒急难晓，只得且放住。……延平说，是穷理之要。若平常遇事，这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理会未得，又理会第三件，恁地终身不长进。”
  李尧卿问：“延平言穷理工夫，先生以为不若伊川规模之大，条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穷此一事，必待其融释脱落，然后别穷一事；设若此事未穷，遂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穷此事未得且别穷’之言为大否？”曰：程子之言诚善。穷一事未透，又别穷一事，亦不得。彼谓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执此说，容易改换却，致工夫不专一也。
  朱熹认为李侗“一事融释”和程颐“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各有适用范围，学者在应事中必须互相补充，因地制宜，如果学者是在“为学之初”、“平常用事”，则理应在一件事上“融释”之后，再另格一物，别穷一理；如果是一时难以处理的事情，则不必执着于一件事的“融释”，而须“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虽然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是对程颐的继承和发展，但他绝不拘泥于程说，而是用李侗的“融释”说来丰富、完善程颐的格物说。因此，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对很多宋儒的格物说提出批评，唯独称赞李侗的“融释”说，他说：“惟念昔闻延平先生之教，以为‘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面，是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久，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详味此言，虽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功夫这渐次，意味之深切，则有非他说所能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