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延平答问》中，明确以《孟子》为讨论主题的有七条。与《论语》的讨论相比，李侗和朱熹对《孟子》七篇的讨论重点非常突出，主要集中在“养气”章、“夜气”章，以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章，这三章与理学的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等密切相关。
  朱熹在同安任职期满待归时，曾“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当时亦不暇写出，只逐段以纸签签之云，此是如此说。签了，便看得更分明。后来其间虽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由此可见，初见李侗后的朱熹对《孟子》“养气”章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个人见解。后来朱熹又多次与李侗深入讨论“养气”章，在庚辰七月书中，李侗从涵养工夫论角度答复朱熹，说：
  “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长”数句，偶见全在日用间非著意、非不著意处，才有毫发私意，便没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处却如何，须吃紧理会这里始得。……又据《孟子》说“必有事焉”，至于“助长”、“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体处。来谕乃体认出来，学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时如何。吻合浑然，体用无间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溟溟涬涬，疑未然也。某尝谓进步不得者，仿佛多是如此类窒碍，更望思索。它日熟论，须见到心广体胖，遇事一一洒落处，方是道理。不尔，只是说也。
  李侗一方面肯定了朱熹对养气章的“体认”，另一方面他一而再地提醒朱熹“未知用时如何”，主张“养气”仅仅认识到“道体”还不够，还必须做到“体用无间”，所以李侗反复勉励朱熹要超载文字层面，到日用实践当中体验，最终问及“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长”时，朱熹说：“此亦只是为公孙丑不识‘浩然之气’，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着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
  在辛巳八月七日书中，朱熹认为，养气章“只是要得心气合而已”，李侗则指点朱熹要注重“集义”、“知言”，他说：
  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不见所谓集义处，终不能合一也。……然心气合一之象，更用体察，令分晓路陌方是。……某窃谓孟子所谓养气者，自有一端绪，须从知言处养来，乃不差。于知言处下工夫，尽用熟也。谢上蔡多谓“于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说，乃田地也。
  在李侗看来，虽然养气必须做到“心与气合”，但是养气章更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实现“心与气合”，所谓“不见所谓集义处，终不能合”、“须从知言处养来”。李侗这些观点为朱熹所继承，后来朱熹也告诉弟子：“欲养浩然之气，则在于直；要得直，则在于集义：”又说：“不知言，如何养得气？”于是，朱熹在“心与气合”之外，又将知言、养气、不动心连贯起来，说：“盖孟子之不动心，知言以开其前，故无所疑；养气以培其后，故无所摄。”又说：“孟子则是能知言，又能养气，自然心不动。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三者恰如行军，知言则其先锋，知虚实者；心恰如主帅，气则卒徒也。孟子则前有引导，后有推助，自然无恐惧纷扰，而有以自胜。”这样朱熹就由原先笼统说“心与气合”转而从工夫论层面强调“知言→养气→不动心”的一贯性。
  李侗和朱熹对“夜气”章的讨论是从第一封问学书开始的。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五月，尚在同安任职的朱熹向素未谋面的李侗寄去了第一封信，告诉他读《孟子》的心得。李侗回信说：
  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于涵养处著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已物，更望勉之。
  这里李侗一面对朱熹涵养工夫表示肯定，一面勉励他继续“于涵养处著力”，这种注重“存养”的理念可以说贯穿了李侗和朱熹讨论《孟子》的始终。后来朱熹又分别在戊寅、庚辰两次拜见李侗后写信讨论“夜气”章。
  在戊寅十一月十三日书中，李侗指出：“来喻以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虽既放，然夜气所息，而平旦之气生焉，则其好恶犹与人相近。本虽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则犹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说。”在李侗看来，人之心、木之性无时无刻不存在，如果不能在“未发”处持守、存养，最终必将失去本来的心、性。因此，他说：“若欲涵养，须于此持守可尔，恐不须说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尔。”李侗认为，孟子所说的重点是如何“存养”清明的“夜气”、如何“持守”善良的“本心”，即侧重在“未发处”的涵养，而朱熹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心既放”、“木既伐”之后，心之好恶、木之性仍然存在。后来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改变了以前“心虽既放，然……其好恶犹与人相近。木虽既伐，然……犹有木之性也”的句式，开始强调“心既放”、“木既伐”可能带来的恶果，他说：
  言山木虽伐，犹有萌蘖，而牛羊又从而害之，是以至于光洁而无草木也。言人之良心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间，亦必有所生长：故平旦未与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但其发见至微，而旦昼所为之不善，又已随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犹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昼之所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胜其昼之所为，是以展转相害。至于夜气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则平旦之气亦不能清，而所好恶遂与人远矣。
  正是在李侗的指点下，朱熹认识到“心既放”之后面临两种境地：“放之未远者，亦能生长。但夜间长得三四分，日间所为又放了七八分，却折转来，都消磨了这些子意思，所以至于梏亡也。”因此，必须通过“存养”夜气来养护“仁义之良心”，所谓“日间进得一分道理，夜气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进得一分道理，夜气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进得一分道理，夜气便添得三分。日间只管进，夜间只管添，添来添去，这气便盛。”在同一封信中，李侗告诉朱熹：“大凡人礼义之心何尝无，唯持守之，即在尔。若于旦昼间不至梏亡，则夜气存矣。夜气存，则平旦之气未与物接之时，湛然虚明，气象自可见。此孟子发此夜气之说，于学者极有力。”后来朱熹将这段话引入《孟子集注》，用于说明持守本心、存养夜气的必要。
  在庚辰五月八日书中，李侗再次强调夜气说的工夫论意义，说：“夜气之说所以于学者有力者，须是兼旦昼存养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气清，若旦昼间不能存养，即夜气何有！”对于如何“存养”夜气，李侗建议朱熹静坐养心，所谓“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然而朱熹对李侗的“静坐”建议终究不能契合。
  如果说朱熹和李侗在“养气”章和“夜气”章上，讨论的重点是涵养工夫，那么他们对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的讨论则具有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意义。在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中，李侗指出：
  又云“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则不得而与焉。”若如此说，恐有碍。盖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虽禽兽草木，生理亦无顷刻停息间断者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兽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异也。若谓流动发生自然之机，与夫无顷刻停息间断，即禽兽之体亦自如此若以为此理唯人独得之，即恐推测体认处未精，于他处便有差也。
  当时朱熹认为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别在于理不同。李侗则认为天地间的人和物“本源”为一，即理同，所不同的是所禀之气的全与偏。朱熹经过思考改变了看法，在接下来的信中说：
  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
  朱熹经过思考之后，接受了李侗所说的理同气异说，并将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得到李侗的认可，只是李侗仍然提醒朱熹“更用熟讲体认”，不能一带而过。后来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这里明确表达了人和物理同气异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