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论语》的重视和精读在初见李侗后就开始了，他在同安任职期间，曾抽空到县学把《论语》讲授一遍，试图在本县树立“为己之学”的学风。他自己更是时刻不忘研读、思考《论语》。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出差到德化时，一度通宵达旦思考“子夏门人小子”章，领悟到“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的道理：。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月到十月间，朱熹在同安的畏垒庵精读《论语》、《孟子》，并将自己的读书体会以札记形式记录下来。后来每次拜见李侗归后，都要写信问及《论语》。据统计，在《延平答问》中，二人答问共计六十四条，其中明确讨论《论语》的有二十一条，涉及某些章节的文义、古注、理学义涵等内容。其实，《论语》本是宋代理学家普遍重视的经典，道南一系的开山——杨时也非常看重《论语》，当胡宏向杨时问为学之方时，杨时只是告诉他：“且看《论语》。”李侗亦是如此。朱熹说：“李先生好看《论语》，自明而言。”后来朱熹也告诉弟子：“圣人教人，只是个《论语》。”可以说，重视《论语》是从杨时、李侗对朱熹的一贯传统。
  李侗对朱熹《论语》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强调《论语》的工夫论上。李侗告诉朱熹：“《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后来朱熹也一再告诉弟子，《论语》“但云求仁之方”。在李侗和朱熹看来，《论语》重点在做“实事”、做“工夫”，所以朱熹告诉弟子：“《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又说：“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使人便做工夫云，久则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谓‘下学上达’也。”李侗认为学者应从日用工夫中去体会《论语》，而不是执着于高妙之说来注解《论语》。朱熹在一封信中说：“伯崇去年春间得书，问《论语》数段，其说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为不然，令其悫实做工夫。后来便别。”在李侗的影响下，朱熹终生注重《论语》所谈的“涵养”工夫，绝不轻易谈论“圣贤气象”。他说：“《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如《论语》所言‘居处薛，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类，皆是存养底意思。”又说：“向时朋友只管爱说曾点漆雕开优劣，亦何必如此。但当思量我何缘得到漆雕开田地，何缘得到曾点田地。若不去学他做，只管较他优劣，便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
  其次，李侗推动和完善了《论语》原有范畴的理学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有两处，一是将“吾道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二是用天理来解说“仁”字。
  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往见李侗之前，朱熹已经在同胡宪、范如圭等书信往来论辨“一贯”之说。胡宪认为一道贯忠恕，从理上看，忠恕非二，朱熹深表赞同，说：“此语深符鄙意。盖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哉！忠恕盖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则在言外矣。”后来朱熹拜见李侗时又问“一贯”，他说：“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见谓忠恕正曾子见处，及门人有问，则亦以其所见谕之而已，岂有二言哉！熹复问以近世儒者之说如何，曰：‘如此则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适与卑意不约而合。”拜见李侗归后，他在给范如圭的两封信中，进一步讨论“一贯”、“忠恕”，他说：“前书所论忠恕则一，而在圣人、在学者，则不能无异……熹之言亦非谓忠恕为有二也。”又说：“盖忠恕二字，自众人观之，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盖既曰一贯，则无小大之殊故也。”此时朱熹认为忠恕为一，尽管在现实中存在“众人”和“圣人”的差异，但就“一贯”而言，并无“小大之殊”。显然这里已经蕴含了理一分殊的理念，只是没有明确表达而已。
  在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中，朱熹就“一贯”、“忠恕”告诉李侗：“盖以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有贯之者，未尝不一也。然则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门人，岂有异旨哉！”所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有贯之者，未尝不一”，已经明确表达出“理一分殊”的思想。李侗在答书中肯定了朱熹的看法，说：
  伊川先生有言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体会于一人之身，不过只是尽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于日用处，夫子自有以见之，恐其未必觉此亦是一贯之理，故卒然问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于是领会而有得焉，辄应之曰：“唯。，”……至于答门人之问，……岂有二耶？若以谓圣人一以贯之之道，其精微非门人之间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是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特起此以示人相近处，然不能贯之，则忠恕自是一忠恕尔。
  李侗和朱熹都认为曾子所说的“忠恕”与孔子说“一贯”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一贯”、“忠恕”实际上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后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便用“道”之体用来进一步说明“一贯”、“忠恕”的关系，即“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此处“一本”与“万殊”的表述方式较戊寅书中更加明确了。事实上，朱熹对“一贯”、“忠恕”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晚年，他还对陈淳说：“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要之，朱熹在三十岁时与胡宪、范如圭、李侗对“一贯”、“忠恕”的反复讨论促使其“理一分殊”思想的逐步明朗化，这正是他后来阐述、修订《论语》中“一贯”、“忠恕”看法的基调。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是孔子与弟子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孔子最为看重的德性。任何阅读、注释《论语》者都不能忽视“仁”字，李侗和朱熹亦不例外。在《延平答问》中，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专门讨论“仁”字含义：一方面，李侗一再强调“仁”字难说，必须在日用实践之中去领会。他说：“某尝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另一方面，李侗肯定了朱熹所谓“仁是心之正理”的观点。他说：“来谕以谓仁是心之正理，能发能用底一个端绪，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气无不纯备，而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顷刻停息，愤盈发泄，触处贯通，体用相循，初无间断。此说推扩得甚好。”在辛巳二月十四日书中，李侗论及“殷有三仁”章时指出：“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后来朱熹进一步阐释说：“同谓之仁者，以其皆无私而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与？”可见，朱熹在李侗的“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的启发下，提出仁既有“心之体”又有“心之用”，即为“全心之德”，基于此，“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最终成为朱熹对《论语》中“仁”字的定义，“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
  通过与师友的反复讨论，朱熹对《论语》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于是在隆兴元年（1163）上半年编成《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朱熹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说：“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说：“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这里所谓“晚亲”和“师友”，李侗当在其列。而在《论语集注》这部朱熹《论语》学的成熟之作中，朱熹在“吾与回言终日”章直接引用了李侗的话：
  愚闻之师曰：“颜子深潜纯粹，其于圣人体段已具。其闻夫子之言，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然后知其不愚也。”
  这段对颜子的评价，代表了李侗对圣贤气象的基本观点，影响到朱熹对颜子、曾子、曾点等孔门弟子的评价。另外，朱熹将《延平答问》中的某些答问直接录入《论语或问》当中，以便开示后学。如在戊寅七月十七日书中，朱熹就“父在观其志”章提问：“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类似的问题在《论语或问》中再次呈现：“或曰：昔谢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则以渐变之使无迹可寻。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过有当必改者，以是为法，而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不亦可乎？”接着，朱熹以李侗的话作为回答：“吾尝闻之师矣，以为此其意则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当至诚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隐忍迁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学者用心微矣。”由此可见，李侗在朱熹注释《论语》的过程中起到了直接指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