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们知道，《延平答问》是朱子辑录了他与老师李延平之间平日论学往来的书信。至于辑订的初衷，历来都认为该书就是一本老师与学生之间普通的学习问答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较明确说《延平答问》是“书札往来问答”“后朱子辑而录之”。另外，从《延平答问》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的书名也可窥见一斑，《延平答问》从朱子辑订时起就未曾明确书的名称，如《朱文公文集》中有一处以“延平先生语录”而作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称“延平问答”、“延平李先生答问”、“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延平语”等。其实，这提法在《延平答问》历代刻本的序跋中也多有提及，明弘治间（1488～1505）周木在他所刻本《延平答问序》的开头就说：“《延平答问》者，子朱子述其师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问，以明其传之有自也。”明正德间（1506～1521）李习（李侗裔孙）在他所刻本《延平答问跋》中也说：“紫阳朱夫子受学于老祖文靖公之门，尝以平日答问要语编录成书，流布天下。”周木与李习二人都认为《延平答问》是李、朱二人的“平日答问”。总之，对于《延平答问》一书的性质都普遍认为属于“问答”类的书。
  但到后来特别是明末清初时，学者对于《延平答问》书的性质（即属何类书）有了新的观点和提法，将《延平答问》提升为一本传授“心法”的书，明万历间（1573～1620）的熊尚文在他所刻《延平答问序》中首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只是他用了“心传”一词，他说：“庶先生平日所得于豫章，而紫阳氏所藉以演心传于万祀者，是集稍觇一斑矣。”至清代，就都比较普遍的认同甚至推崇这种说法。康熙间（1662-1722）延平知府周元文在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序》中说：“程子曰：‘《中庸》一书，乃也氏传授心法。’则是书（指《延平答问》）也，其即紫阳所受之心法欤？”周氏之里正式使用“心法”一词，并且将《延平答问》与《中庸》并提，其寓意可见一斑。与周元文同时的南平县知县邓炎在同本的《延平答问跋》中亦说：“而《答问》一编，则李、朱二夫子传授心法，其讲学精奥，洵继往开来，不容泯没者也。”此后继承“心法”说的还有乾隆间（1736～1795）钟紫帏补刻本《延平答问跋》中说：“因忆《延平答问》一书，乃朱子授受衣钵。”光绪二年（1876）延平知府张其曜在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跋》开头说“《延平答问》一书，先儒所授受，实后学之法程，凡以阐明斯道者，无微不显。”光绪五年（1879）知延平府事的张国正在同本《延平答问序》中更是提“圣贤心法”，他说：“《延平答问》者，子朱子辑其师延平李先生平日传授之言，盖圣贤心法也。”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自明末首提“紫阳演心传”，到“紫阳受心法”、“朱子授受衣钵”、“先儒授受法程”，到最后的“圣贤之心法”，足以证明《延平答问》在明末清初及清以后的理学乃至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与推崇，当然这与当时朱子地位的再次得到提升与推崇以及明清之际的学术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